關於 無限死鬥優咪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地王奇聞］投地居然唔係價高者得

話說星期一在明報專欄篇文提到，競爭制度（https://bityl.co/7x5e）（唔知係咪訂戶先睇到）。經濟學嘅嘢，就係分餅仔，利益分配。

因為薪有限，做無限，資源有限，而人嘅慾望無限，所以有scarcity，不同嘅制度都係用嚟分配，邊啲人應該先，邊啲人應該後。乜嘢人有份，乜嘢人冇份。

留意呢個並唔係好多人以為嘅「有錢萬能」。唔同嘅制度有唔同嘅規則，就有唔同嘅贏家輸家。例如排隊，就係鬥耐性鬥得閒鬥毅力。抽簽，咪鬥好彩。價高者得，當然係鬥多錢（其實係鬥肯畀錢：佢出錢多過你唔代表佢有錢過你）。好多時冇話公唔公平，無知之幕嘛，我係林丹就覺得打羽毛球最公平，我係劉丹覺得鬥斬叉燒先公平。重點係：你想乜嘢人贏，個初心係乜。

咁，例如我講過入大學，至少表面上，都係睇成績（雖然唔完全係）。冇話一定要咁架，可以價高者得的，亦可以抽簽，甚至排隊。但我地覺得應該畀公開試成績好嘅人讀嘛，原因？可能因為佢地叻啲，讀完對社會貢獻大啲，或者奬勵佢地肯努力，或者係肯考好個試嘅人，一係本身叻，一係好肯付出。乜都好。我地覺得呢個標準，好過我排隊，結果整件腦殘但排足一個星期嘅入大學，對不？

再講一次，例如普遍民主選舉都一人一票（雖然都有人反對，認為老嘢應該少啲票），但股東會就唔會一人一票。都係因為唔同嘅目的。

好啦，但煩在乜？就係煩在，「酌情權」，呢啲就係藏污納垢，「佢地」唔想你知嘅嘢。大學或多或少都有呢啲「酌情權」，原因你懂的，唔係啲富家子弟點解個個入名校？固然又唔完全係買個位，但，還是你懂的。

至於制度化啲嘅玩法？我以前都寫過，雖然古今中外，都係有錢子女資源較好，可以搵人補習之類。但始終，你本人都要親自上陣，如果貴子弟真係太廢，都冇計的。

之但係，大家都知近十幾廿年，玩乜呢？「唔好只睇學業成績」。最好笑係，贊成嗰啲有時就係受害人。唔鬥學業成績下話，咁鬥下社區頁獻呀，你有冇國際視野呀咁咯。咁就玩死。你係窮家子弟，我天份好日練夜練嘅，數學高分過個富二代唔難。但你玩「唔好只睇學業成績」，哈哈，人地得閒就去緬甸做下義工，暑假就去歐洲博物館，Uncle Auntie開口EGS閉口NFT。貴子弟就做麥當勞兼職。然後第時面試講下國際視嘢，講下法國紅酒RP評分同全球暖化嘅關係，你邊有得玩？

點解諗起呢啲嘢？早排有單新聞，都相當有趣。500億中環地王。你心諗，投地嘛，咪價高者得，好合理啫，對庫房都好，有乜問題？

就係唔係價高者得呢下怪咯！

話說，今次唔係價高者得，出價只佔一半，另一半係「項目設計評分」。呢啲，就係緬甸山區做義工啦，呢啲位就大把嘢可以玩。

港鐵（連埋華懋九倉）有份投官地，而今次係港鐵史上第一次投官地（以前都係地鐵站上蓋）。好啦，應該見到問題啦？港鐵大股東係政府嘛，董事局主席就特首任免嘅，四個高官做非執董，你話有冇鬆章？OK，唔應該小人之心，冇證據不能亂局。但，做乜今次先搞呢個「唔係完全價高者得」

雖然完全唔關事，但令我諗起當年請廣播處長，忽然改規則，冇大學學位都可以。點解？疑似係因為當年有位仁兄冇大學學位，疑似想幫佢度身訂造。嗰位仁兄叫周融。（不過to be fair，最後佢係冇中獎嘅）

照計我唔會收律師信啩？呢個利益衝突，明報都有講（https://bityl.co/7x6R）。官方反應當然你都預咗，「我會避席」（即係去廁所咁）。就算你話官員唔鬆章，大公無私，港鐵本身都控制住香港站中環站，「項目設計評分」肯定先天優勢。

實情，港鐵會唔會即係回購下股份，大家會仲happy？本人都係小股東。

以下係專欄節錄
=======================================
近期的奇人奇事，就是已截標的中環新海濱3號商業地王（估值超過500億），《明報》也有報道。讀者心想，投地價高者得，有何奇事？就是奇在不是價高者得！除了價錢外，還要計入「項目設計」，這就是「緬甸做義工」了。

留意今次是港鐵（聯同九倉及華懋）史上首次入標投官地（之前全是鐵路上蓋項目），眾所周知港鐵的大股東是香港政府，董事局主席由特首任免，另有四名高級官員擔任非執董，港鐵與政府關係非常密切，當中是否有利益衝突？况且今次更罕有地不是完全價高者得，讓政府有很大的「酌情權」，這對庫房又是否是好事？

官方回應自然是「依法辦事」，有關官員會離席，但，今次安排難免令人懷疑是否「度身訂造」。即使退一萬步說，沒有利益衝突，但港鐵本身已控制香港站及中環站，肯定在「項目設計」上可以有先天優勢。

事實是香港消費市道已復蘇，但港鐵股價卻未見太大起色，若有閒錢倒不如回購股份，人人開心。對，筆者也是小股東。

【盧斯達：從雨傘到反送中的情感核動力 — 當情感由他人回歸自身】

很久以前，英國學者馬寶康就獨具慧眼，開始研究「香港本土主義」。去年他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香港本色》，訪問了很多思潮和行動相關者。幾年間，我們見過幾次交換意見。向別人分享歷史，也像重新經過歷史，發掘自己都遺漏的細節。

本土運動發展有大形勢配合，但其濫殤還是情感爆發，有時更是負面情感。就像核廢料會毒死人，但用得好也能帶來無限動力。

上世紀香港人向來被視為政治冷漠，67 暴動之後政治事件總是難以開花結果，歷史經驗令很多人陷入失敗主義。政治冷漠不代表沒情緒，只是一直壓抑。偶有發泄，例如《頭條新聞》的戲謔、六四之後類似電影《人間道》的意有所指、達明一派的惶恐和焦慮、討論移民與否……都是負面情緒的移情宣泄，但當然是殘章斷片，無法形成體系。

香港人上世紀的政治情緒大爆發，是因為六四事件。浩大的公眾遊行、全港社會賢達和藝人齊聲和應，既是為彼邦人民吶喊，也是為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吶喊。這是個得以流傳的共同情感經歷，也是現時公民社會中老年人的共同心理基礎。為甚麼我們是同一班人，因為我們都經歷了一樣的大時代。然而六四情感經歷，像許冠傑的歌，是共同體的初階，遺民卻是不世襲的，世代交替之下，情感會無法傳承。而且情感是跟時間、地理、人物緊扣。北京六四事件，無法成為香港這個政治族群的核動力，因為「地理」、「人物」都是別人的，只有「時間」這一點勉強中港同沾，不過還是逃不過內部世代交替的影響。所以六四之後，香港人對自身薄情，對中國深情。就像吳叡人評反送中，為何本地社科學者普遍缺席，他認為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分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拼命掉洋書包，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但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分子。」

上世紀交替之間，中國成為威脅香港現狀的最大可能，但卻被香港人投入最多而罕見的情感。這種遙距情感爆發，只是遙相聲援，最多捐錢、幫走佬，但這情感不會成為變革本地的能量。就像六四後的「三罷」，既是司徒華為了保衛大中國、執迷安全社運而取消，但當時人都是服從，因為情感上他們不會為北京的事情，而無故打爛自己的超穩定秩序。畢竟鎮壓不是在香港土地裡面發生。

14 年《白皮書》和人大決議之後，「中國恩准民主」、「又傾又砌」、「民主回歸」作為香港前途解方徹底失敗，「奪回自身」的新嘗試自然進場。從雨傘以來到反送中，都是香港人嘗試在建制已經不恩准恩賜並且缺席的情況下，試圖使社會契約不再懸空、使情感不再懸空。憲政不是一紙空文，而是長期的社會慣例和情感記憶。香港人從反殖民到反警暴，之後再出現文宣網絡、經濟網絡、秘密結社式的手足情誼、國際外交，是重新填劃自六四後一直懸空的自身：香港社會如果不考慮其他權力，會是怎樣？於是想像，於是理論，於是實踐。

在「去懸空」的過程，投入中國的情感自然減少，所以大學生幾年前開始不去支聯會晚會；到了今年六四，大部份人都在維園、在各區置換了當日主題，變成高叫「光時五缺」和獨立口號。這一代香港人對於過去歷史和情感，是轉折性傳承，就像榮格師從佛洛伊德，卻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香港人從仰望中國，變成仰望自身。證據是作為「離岸中國民族主義」核動力的六四活動，終於被「去中國化」。親中報刊《亞洲周刊》在六四之後，神速發文批判這種改變。香港人不再自我懸空，對中國當然是警號。這種改變，大概也應了 2013 年陶傑說的：

「你心繫中國，起碼都覺得大家係『同胞』。如果唔覺得係『同胞』，大家冇血緣之近，就會選擇唔去六四晚會囉。由中共眼中來看，如果今年六四燭光會由去年十五萬人，變成一萬五千人，你都咪話唔驚？咁可以證明香港獨立意識極之濃厚。兩害相權，如果我係中共，我會想多啲人去六四紀念會。」

香港人傳統上被視為政治冷感，其性亦一窩蜂加三分鐘熱度。然而反送中到今日，仍然死不斷氣，不是因為實際在爭取甚麼。我相信大部份人現在已很少在想自己在爭取甚麼，而是情感。香港有很深殖民歷史和商業背景，「情感」總是被污名為亂事無用之物。然而沒有異常的情感，就沒有異常的堅持。既然香港對大國政治沒有即時的槓桿工具，那麼堅持，至少就是國際政治的入場券。香港人的三分鐘熱度被打破了，被新的傳統所取代。因為有人意外死、有人以死相諫、有游泳健將離奇浸死、還有很多人被打被告、有人要流亡；而鎮壓的現場，是香港土地，是香港商場，是香港鐵路，是香港人自身生活環境。被打被殺的，可能是自己認識的人。這種切身感，是由香港警察賦予的。如果說這一切都是 nation building，那麼警察也是參與其中。作為故事的反面，警察扮演了外國的打手和買辦，而香港人則扮演守衛家園和個人尊嚴的鬥士，在鬥爭過程中的犧牲，會成為後人的記憶和情感資源，並通過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同性，成為一個近似信仰的體系。

本土主義和激進抗爭一開始受到民主陣營批評，其實是因為一方情感濃烈，一方太無情。前者是受到尊嚴受挫的反作用力所驅動，而後者在多年的英殖和特區經驗中，患上習得無力感，他們總是問，退聯之後，然後呢？打爛玻璃又如何？打了警察又如何？談了身份認同又如何？去向西方救援會得到回應嗎？……他們很多都是學富五車，理解世界很多事情，但都是彼邦的事情，對於自身卻是不敢想像、像一個深櫃的同性戀者，非常的壓抑，他們窮得剩下功利，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激烈最青春的感情已經留了在過去，留了在北京。步入中老年之後，他們相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然而對於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來說，群眾運動就是不妥協的藝術，自己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裡，但總之要努力拉闊形勢、不斷改變戰術、不斷引入新想像；而且他們死不斷氣，因為情感從本地共同經歷源源不絕地輸出，那是核動力，用之不絕，而且裝置在本地。

7.21、8.31 之類慘劇，會留下情緒的精神核彈，然而創傷也是定義一個群體的材料，可能會糾纏這裡一生，然而也定義了我們與別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存在先於本質，那麼香港人其實也沒有本質，但後天的形成，卻是決定性。也許 7.21、8.31 之後，標誌著「新香港意識」的誕生。共同情感（特別是創傷）是苦澀的，卻也是綑綁一群人的心之繩。林夕的歌詞問：「難道愛本身可愛在於束縛」，信焉。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曾經說過：

「任何國家的學術，特別是文史之學，必然是與本國問題有關的領域才是主流，沒有哪一個國家，研究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可以成為主流的，即使是研究外國的，這個『外國』也要和『本國』的問題相關，否則就是屠龍之術，是紙上談兵，是隔靴搔癢，就好像古詞裡說的，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除非是沒有建立文化主體性的殖民地區，被人家控制了經由學術研究上升為上流階層的管道，你才會『錯認他鄉是故鄉』。」

香港長期來說都是「錯認他鄉是故鄉」，然而經過實踐和受難，通過更深邃的反省，錯認他鄉、無法對自己產生感情的精神障礙，可望步向終結。這是最壞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

【盧斯達：從雨傘到反送中的情感核動力 — 當情感由他人回歸自身】

很久以前，英國學者馬寶康就獨具慧眼，開始研究「香港本土主義」。去年他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香港本色》，訪問了很多思潮和行動相關者。幾年間，我們見過幾次交換意見。向別人分享歷史，也像重新經過歷史，發掘自己都遺漏的細節。

本土運動發展有大形勢配合，但其濫殤還是情感爆發，有時更是負面情感。就像核廢料會毒死人，但用得好也能帶來無限動力。

上世紀香港人向來被視為政治冷漠，67 暴動之後政治事件總是難以開花結果，歷史經驗令很多人陷入失敗主義。政治冷漠不代表沒情緒，只是一直壓抑。偶有發泄，例如《頭條新聞》的戲謔、六四之後類似電影《人間道》的意有所指、達明一派的惶恐和焦慮、討論移民與否……都是負面情緒的移情宣泄，但當然是殘章斷片，無法形成體系。

香港人上世紀的政治情緒大爆發，是因為六四事件。浩大的公眾遊行、全港社會賢達和藝人齊聲和應，既是為彼邦人民吶喊，也是為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吶喊。這是個得以流傳的共同情感經歷，也是現時公民社會中老年人的共同心理基礎。為甚麼我們是同一班人，因為我們都經歷了一樣的大時代。然而六四情感經歷，像許冠傑的歌，是共同體的初階，遺民卻是不世襲的，世代交替之下，情感會無法傳承。而且情感是跟時間、地理、人物緊扣。北京六四事件，無法成為香港這個政治族群的核動力，因為「地理」、「人物」都是別人的，只有「時間」這一點勉強中港同沾，不過還是逃不過內部世代交替的影響。所以六四之後，香港人對自身薄情，對中國深情。就像吳叡人評反送中，為何本地社科學者普遍缺席，他認為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分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拼命掉洋書包，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但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分子。」

上世紀交替之間，中國成為威脅香港現狀的最大可能，但卻被香港人投入最多而罕見的情感。這種遙距情感爆發，只是遙相聲援，最多捐錢、幫走佬，但這情感不會成為變革本地的能量。就像六四後的「三罷」，既是司徒華為了保衛大中國、執迷安全社運而取消，但當時人都是服從，因為情感上他們不會為北京的事情，而無故打爛自己的超穩定秩序。畢竟鎮壓不是在香港土地裡面發生。

14 年《白皮書》和人大決議之後，「中國恩准民主」、「又傾又砌」、「民主回歸」作為香港前途解方徹底失敗，「奪回自身」的新嘗試自然進場。從雨傘以來到反送中，都是香港人嘗試在建制已經不恩准恩賜並且缺席的情況下，試圖使社會契約不再懸空、使情感不再懸空。憲政不是一紙空文，而是長期的社會慣例和情感記憶。香港人從反殖民到反警暴，之後再出現文宣網絡、經濟網絡、秘密結社式的手足情誼、國際外交，是重新填劃自六四後一直懸空的自身：香港社會如果不考慮其他權力，會是怎樣？於是想像，於是理論，於是實踐。

在「去懸空」的過程，投入中國的情感自然減少，所以大學生幾年前開始不去支聯會晚會；到了今年六四，大部份人都在維園、在各區置換了當日主題，變成高叫「光時五缺」和獨立口號。這一代香港人對於過去歷史和情感，是轉折性傳承，就像榮格師從佛洛伊德，卻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香港人從仰望中國，變成仰望自身。證據是作為「離岸中國民族主義」核動力的六四活動，終於被「去中國化」。親中報刊《亞洲周刊》在六四之後，神速發文批判這種改變。香港人不再自我懸空，對中國當然是警號。這種改變，大概也應了 2013 年陶傑說的：

「你心繫中國，起碼都覺得大家係『同胞』。如果唔覺得係『同胞』，大家冇血緣之近，就會選擇唔去六四晚會囉。由中共眼中來看，如果今年六四燭光會由去年十五萬人，變成一萬五千人，你都咪話唔驚？咁可以證明香港獨立意識極之濃厚。兩害相權，如果我係中共，我會想多啲人去六四紀念會。」

香港人傳統上被視為政治冷感，其性亦一窩蜂加三分鐘熱度。然而反送中到今日，仍然死不斷氣，不是因為實際在爭取甚麼。我相信大部份人現在已很少在想自己在爭取甚麼，而是情感。香港有很深殖民歷史和商業背景，「情感」總是被污名為亂事無用之物。然而沒有異常的情感，就沒有異常的堅持。既然香港對大國政治沒有即時的槓桿工具，那麼堅持，至少就是國際政治的入場券。香港人的三分鐘熱度被打破了，被新的傳統所取代。因為有人意外死、有人以死相諫、有游泳健將離奇浸死、還有很多人被打被告、有人要流亡；而鎮壓的現場，是香港土地，是香港商場，是香港鐵路，是香港人自身生活環境。被打被殺的，可能是自己認識的人。這種切身感，是由香港警察賦予的。如果說這一切都是 nation building，那麼警察也是參與其中。作為故事的反面，警察扮演了外國的打手和買辦，而香港人則扮演守衛家園和個人尊嚴的鬥士，在鬥爭過程中的犧牲，會成為後人的記憶和情感資源，並通過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同性，成為一個近似信仰的體系。

本土主義和激進抗爭一開始受到民主陣營批評，其實是因為一方情感濃烈，一方太無情。前者是受到尊嚴受挫的反作用力所驅動，而後者在多年的英殖和特區經驗中，患上習得無力感，他們總是問，退聯之後，然後呢？打爛玻璃又如何？打了警察又如何？談了身份認同又如何？去向西方救援會得到回應嗎？……他們很多都是學富五車，理解世界很多事情，但都是彼邦的事情，對於自身卻是不敢想像、像一個深櫃的同性戀者，非常的壓抑，他們窮得剩下功利，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激烈最青春的感情已經留了在過去，留了在北京。步入中老年之後，他們相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然而對於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來說，群眾運動就是不妥協的藝術，自己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裡，但總之要努力拉闊形勢、不斷改變戰術、不斷引入新想像；而且他們死不斷氣，因為情感從本地共同經歷源源不絕地輸出，那是核動力，用之不絕，而且裝置在本地。

7.21、8.31 之類慘劇，會留下情緒的精神核彈，然而創傷也是定義一個群體的材料，可能會糾纏這裡一生，然而也定義了我們與別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存在先於本質，那麼香港人其實也沒有本質，但後天的形成，卻是決定性。也許 7.21、8.31 之後，標誌著「新香港意識」的誕生。共同情感（特別是創傷）是苦澀的，卻也是綑綁一群人的心之繩。林夕的歌詞問：「難道愛本身可愛在於束縛」，信焉。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曾經說過：

「任何國家的學術，特別是文史之學，必然是與本國問題有關的領域才是主流，沒有哪一個國家，研究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可以成為主流的，即使是研究外國的，這個『外國』也要和『本國』的問題相關，否則就是屠龍之術，是紙上談兵，是隔靴搔癢，就好像古詞裡說的，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除非是沒有建立文化主體性的殖民地區，被人家控制了經由學術研究上升為上流階層的管道，你才會『錯認他鄉是故鄉』。」

香港長期來說都是「錯認他鄉是故鄉」，然而經過實踐和受難，通過更深邃的反省，錯認他鄉、無法對自己產生感情的精神障礙，可望步向終結。這是最壞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