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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廢
年輕女孩不只會被說沒有歷史感，還會被說沒有數理能力。

如果年輕女孩歷史成績好，會被說"死背而已"，年輕女孩如果數理能力強，又會被說"再大一點就不是了！之後男生能力會慢慢追上"

年輕女孩如果學歷高，會被說"沒有人敢追"年輕女孩如果能力強，賺錢能力好"會給男方太大的壓迫感"

年輕男孩如果歷史不好，人家會說"死背的科目，以後用不到。"年輕男孩如果數理不好，人家會說"給他點時間，男孩子開竅慢"

年輕男孩如果學歷高，賺錢能力好......大家都懂，不會有任何負面言論加諸。

總之這個社會讚揚年輕女孩的性吸引力與生育力，但是不能接受美麗的東西同時強大。

歷史上，美麗又強大的女人叫什麼呢？西方大多冠以女巫，東方則是妖孽，禍水。前面的東西架在火上烤，丟進鐵處女。後面的各種死法都有。歷史上還要口誅筆伐一番。


他們只是不能理解美麗又強大的東西。
年輕逼人蒼老，性慾讓人脆弱，強大使人恐懼。揉合了恐懼與強大的綜合體，若不能供上神壇，就只能踩落泥地。
供奉的成本太高了，汙名踩踏便宜一點。

"妳們都只能是美麗但沒用的漂亮小廢物"
"汝須追求美麗，因為妳們只是廢物"

隨時間過去，事情變成

"我們可以承認妳們有能力，但妳們都知道的，有能力的都不美麗，都是沒人要的東西"

現在？

"好吧！真的有美麗又強大的個體，但妳們都知道，終究要生孩子跟回歸家庭，沒有生孩子跟回歸家庭的都是不成功又不負責任的表現"

如果真出現了美麗強大生孩子，勉強壓迫自己平衡家庭累得自己半死但還要記得笑給大家看之後......

社會的說法不再強調那些人是女巫跟妖孽了，他們只會指著其他女性，然後對著她們斥罵：妳看看人家都能面面俱到，妳們在幹什麼？

標準永遠在變，壓迫持續都在
女性從不能當女巫，變成了要為一個抽象的王權服務的女巫

(我承認我對這個時事的感慨有點過頭了，但我就只是很感慨而已)

遙望東馬，懷想渤泥｜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對西馬人來說，東馬來西亞一直是一個雖不陌生，卻又很生疏的地方。

遙望東馬，從矇曨的歷史中尋找神話和傳說，以及翻閱古代文獻，遙想著有一個叫做渤泥的王國。這個國家與中國的因緣，至少千年。

在Dusun人的傳說裡，有說他們是華人的後裔，據說這與京那峇魯山的神龍傳說有關。相傳有中國人叫寶公的，劫了神龍寶石。又依據蘇祿王室家譜記載，元朝末年有個叫黃昇平（黃總兵）的中國人，受元朝皇帝之命，前來尋找京那峇魯山頂上神寶之寶，後來黃昇平不歸，以其女嫁汶萊蘇丹，其後代即為今汶萊王家之始祖。

翻查中國史籍，渤泥國很早就被記載。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指說，「渤泥」首見於唐末樊綽《蠻書》。《宋史》則寫成勃泥，《諸蕃志》作渤泥，一作佛泥，均是Borneo之譯音。當年渤泥的轄地，當包括今之汶萊以及東馬砂拉越和沙巴。

中國文獻記載，渤泥國有兩次朝貢宋代中國的記錄。一次是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另一次是元豐五年(1082年)。渤泥國第一次遣使進貢中國，曾遞交國書給宋朝皇帝，《宋史》卷489〈外國傳〉收載了經譯官譯成「華言」的國書全文。該份國書提及，渤泥國之所以得以朝貢中國，是因先前有位叫蒲盧歇的航海貿易商人駕船到來渤泥。蒲盧歇自稱是從中國來的，原本欲到爪哇（闍婆國），不料遇風吹襲，船破，不得去，被迫停靠渤泥的港口。渤泥國人聞有海商船隻「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並令商人蒲盧歇當响導，來到中國朝貢。這則歷史實錄應是渤泥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之始。

南宋趙汝适《諸蕃志》也記載了這則史實，但其所記的渤泥國使節不是蒲盧歇，而是蒲亞利。

不論是蒲盧歇還是蒲亞利，我在〈尋找阿都拉的表親〉一文討論過，唐宋元之中國蒲姓族人，實是當年一批波斯或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經商到來中國，留居中土的僑民後裔，華化後的「土生蕃客」。宋元時期，著名的蒲壽庚家族是擁有雄厚資本的跨國海商集團。福建泉州則是他們的大本營，在財勢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宋元交鋒之際，雙方都想拉攏他。

蒲盧歇或是蒲亞利，與蒲壽庚海商集團有無關聯，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1972年汶萊博物館人員在汶萊市愛丁堡橋頭路旁一座馬來人墳山發現了一塊誌明宋代的中文墓碑。1973年，馬來亞大學的傅吾康和陳鐵凡發表一篇重要學術論文：《最近汶萊發現的公元1264年中文墓碑的初步報告》(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首次將這塊墓碑披露於世，震撼學界，公認這是至今發見，全東南亞年代最早的一塊中文碑石。

該墓碑碑文全文是：「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從碑文看，碑主是泉州一位姓蒲官員，生前當過泉州判院的官，死後葬於汶萊。立碑時間「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景定五年，亦即公元1264年。立碑人是他兒子蒲應甲或蒲應、蒲甲兄弟二人。

「蒲公」是誰？尚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今之汶萊，昔之渤泥，至少在宋代就已與中國往來，波斯、阿拉伯穆斯林華化後裔因海洋貿易的關係，確實流寓於此。

千年神話，千年史話。魔幻流寓：中國人、華人、阿拉伯商人、穆斯林、蒲公、Abu和Ali的故事，婆羅洲雨林書寫，太多傳奇。

2004年8月，應南方學院東馬學生的盛情邀清，携同家人第一次到沙巴州，純粹旅遊。在首府亞庇，東馬生充當導遊，知道我的興致，第一站就帶我們到沙巴州博物館。博物館不大，珍藏竟讓人驚嘆連連，尤其是中國陶瓷和瓦甕專櫃特區，唐、宋、元、明、清，歷代中國外銷陶瓷器皿系譜，無聲而傲然地陳列著。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　知史百家

安煥然

眾所周知，指南針是中國四大發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已懂得利用磁石的指極性，製成「司南」。大概到北宋時期，中國人領悟到把鋼鐵在磁鐵上磨過後也能產生磁性的原理，製成了人工磁鐵，並把這種技術應用在航海導航，遂使指南針的使用具有了劃時代的使命。

姚楠、陳佳榮和丘進合著《七海揚帆》一書指出，1044年（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記載了「指南魚」的製法。據說，這是世界上利用人工磁鐵製作指南儀器的最早記載。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介紹了水浮、縷懸等四種製造指南針的方法。沈括甚至還發現了地磁偏角常常偏東的怪現象。這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時對磁偏角的類似發現早了四百多年。

世界上最早記載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事業的文獻，是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談》。該書作者朱彧追述其父親朱服在北宋元符、崇寧年間(1098─1102)在廣州當官時，對航海活動的見聞。《萍洲可談》記曰：「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其意即是說，北宋時期中國人在航海的時候，夜晚以觀看星星的方位，白天看太陽來辨認方向，遇到陰雨天（無法觀星）就使用指南針來導航。這則文獻說明早至11世紀末，指南針已在中國航海上使用。

13世紀，南宋福建路市舶提舉趙汝适《諸蕃志》更是記說：「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失，生死繫矣」，說明當時指南針在中國遠洋航海上的重要作用。

指南針在使用之初，只是一枝會搖擺旋轉的磁針，沒有固定的方位盤。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命出使高麗，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指說，船隻在夜晚航行時，除視星斗前邁；晦冥時，則靠「指南浮針」來分辨南北。這種浮針，當是指水浮針。

為了讓指南針有固定的裝置，方便船隻的定向航行，中國人後來就把堪輿學家用來看風水方位的經盤，運用在指南導航上來。最初這種東西叫「地螺」（亦即「地羅」）。

根據王冠倬《中國古船》的說法，宋元時期乃至明初鄭和下西洋，中國航海所用的針盤都是水浮式的，俗稱「水羅盤」。它是把磁針橫貫浮置於水上，再增添一個刻有八卦四字、十二地支，分別標明（共48）方位的圓形經盤結合而成。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吳自牧《夢梁錄》記錄中國人航海「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此處之「針盤」是為中國航海文獻中使用羅盤的最早記錄。該文獻更指說，這種分辨方向，掌司羅盤的船員，是由稱作「火長」經驗豐富的專門人員來負責的。

宋元中國海商就是靠著羅盤這種導航儀器，勇敢沖向大洋，開拓了東洋和西洋針路的海上貿易航線。明代鄭和船隊也是靠著這種水浮羅盤，在茫茫大海中，晦冥陰雨時，仍能辨別方向，完成七下西洋的壯舉。

李約瑟《中國科技史》高度評價了中國人的智慧。他說，指南針的應用是航海技術的巨大變革，它象徵著原始航海時代的終結和航海新時代的開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針後，大洋才不再是人類不可逾越的障礙。

近代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更指出，中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改變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與影響。

把話題拉回本次的主題系列書寫來。在中國海洋事業發展與古代馬來西亞的關係史上，我感興趣的是，自宋元以來，除了順風相送的馬來半島，中國海商亦勇敢地開拓了東洋航線。羅盤的導航，使他們得以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把遠洋海外貿易的焦點，投向古國渤泥，亦即今之北加里曼丹的汶萊和東馬來西亞來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