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波蘭偉人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柯市長連波蘭車尾燈都看不到，還敢叫台灣人參考波蘭，真是如柯金句：我佛慈悲阿彌陀佛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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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柯市長有沒有研讀過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CTJ)資料，該中心明確指出，轉型正義有四個工作，且不可互為替代方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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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咎責：Criminal prosecutions for at least the most responsible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2.真相調查：“Truth-seeking” (or fact-finding) processes into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non-judicial bodies. These can be varied but often look not only at events, but their causes and impacts.

3.賠償：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aking a variety of forms: individual, collective, material, and symbolic.

4.法律與機構改革：Reform of law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police, judiciary, military,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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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及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的理查・葛斯東（Richard Goldstone）來台灣曾表示：「時間是敵人，不是朋友」，意指轉型正義工作是在和時間賽跑，證據和證人會逐漸消逝，拖得太久，如想為違反人權歷史下的受害者帶來肯認（acknowledge），就不能再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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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市長今天在記者會說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華勒沙教他：「轉型正義是解決現在問題避免再發生，再追究過去責任，順序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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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說，學術文獻找不到華勒沙這樣的公開發言，柯市長是否藉由華勒沙來偷渡自身「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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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轉型正義各項工作是與時間賽跑，不只不能互相取代，也難有先後次序，否則待平反的受害者，恐怕有生之年無法等待這麼久，拖得越久，人事機構改革也會更加困難。因此柯市長這番言論，顯然與轉型正義工作原則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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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華勒沙在波蘭是有爭議的人物。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暨對波蘭國家犯罪公訴委員會」（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於2008年與2016年，兩次公布了華勒沙在 1970 年代的雙重身分，同時是反共的波蘭團結工聯領袖，也是波蘭共產黨秘密警察線民，亦即所謂的「抓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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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萬步，柯市長就算沒有超譯華勒沙，但該轉型正義見解，顯然與轉型正義國際中心的原則衝突，而柯市長只選擇了自己想聽的意見，顯然並不把國際原則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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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就算華勒沙理念真的和轉型正義國際原則相背，但他的任內還是有通過兩項轉型正義重要法案，包含：

👉1990年《國家安全部門法》，解散共黨政治警察單位並解雇相關人員。
👉1991年《撤銷判決法》，為共產時期政治受害者平反名譽。

#其四，華勒沙沒有連任總統後，波蘭還是繼續做轉型正義，包含：

👉1997年《除垢法》，清查政府內部人事在波共時期與共產黨合作的關係。
👉1998年，成立國家記憶研究院暨對波蘭國家犯罪公訴委員會，具有除垢和起訴權力，也是這個機構對華勒沙進行兩次公開其擔當波蘭共產黨線民的爭議資訊。
👉2016年《去共產主義法》，禁止宣傳共產主義、獨裁制度，全國各地更改廣場、街道、道路、橋梁等具有此色彩的名稱。
👉2017年《去共產主義法》修正案，強調一年內清除波蘭境內象徵共產黨、獨裁的塑像、紀念碑、路堤、浮雕及各種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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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雖然轉型正義做法比起捷克較為溫和，但依然有許多項積極措施，才不是像柯文哲市長特愛強調的，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嘛，總愛超譯轉型正義，自以為老師教台灣人轉型正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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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自己台北市內連一年內移除兩蔣銅像都說不出口，只會鄉愿表示「時間到了自然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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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銅像還是無法全部移除，只會拿黑色壓克力板擋住「蔣介石、民族偉人」等字眼、或把蔣介石銅像用樹木遮住，就自以為有在做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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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柯市長只會夸夸其詞說台北有好多中國路名要改，但民眾當真後，柯市長便趕快推給自己府內制定的內規，推說很難實行、比修憲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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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六張犁公墓政治受難者園區，還是沒有整理好、動線困難、無文字導覽。柯市長連一句屁話都沒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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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台北市水利處管理的馬場町，諾大廣場只有一個馬英九市長設立的紀念碑，其餘地方歷史說明文字導覽都沒有，柯市長也是一句屁話都沒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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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市長對轉型正義的理解，恐怕根本如他金句所言：我佛慈悲阿彌陀佛平安喜樂，自己根本沒有仔細研究，沒有搞懂，連波蘭的車尾燈都看不到，還敢嘴台灣人要參考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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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嘴轉型正義，先把台北市自己的這些市政做好再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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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我佛慈悲阿彌陀佛平安喜樂，這是柯市長今日在記者會上針對我指出市長拖延防疫作為還拿女性身體開玩笑時的回應。柯市長超譯轉型正義，我也想以相同的話回敬市長。

《夜．語錄．山區花農的一天》

* 吃清淡食物，過樸素生活，把慾望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卻依然懷抱著期待、夢想和愛，這樣的日子就是快樂的日子。——張小嫻 ​

* 所有的人類都是活在主觀之中，只要改變自己的看法，世界就會改變，從那一瞬間開始，人就能獲得重生。世界簡單的令人驚奇，但是，人總是用自己賦予的看法和想法，主觀地將事情複雜化，一切煩惱皆來自於人際關係，這就是個體心理學的根本思想，如果這個世上不存在他人，一切煩惱也隨之消失。—-阿德勒《被討厭的勇氣》

* 我面對人生的態度，從這時候起便是如此。過分地期待，事前憑借幻想過多地修飾，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從中逃離。—-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

*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並且他們是被劣人所催熟的，當別人聰明伶俐時，他們又傻又呆，當別人權衡利弊時，他們一片赤誠，當別人心機用盡，他們靈魂開竅，後來雖然開竅了，但內心還會保持善良與赤誠。

他們不斷地尋找同類，但最後變成了孤獨的那一個。—-莫言 ​

* 我出生前就已經有著無窮的時間，我死後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時間。活著的時候我根本不想這些。一直以來，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 我們無法選擇遇見什麼人，也無法選擇生活中的經歷，但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什麼，遺忘什麼。—— 鈴木大拙 《禪者的思索》 ​

* 一個成大事的人，不能處處計較別人，消耗自已的時間去和人家爭論，不但有損自己的性情，且會失去自己的自制力。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不妨對人謙讓一點。與其跟狗一路走，不如讓狗先走一步，如果給狗咬一口，你即使把狗打死，也不能治好你的傷口。—-林肯 ​

* 假如你覺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貧乏，不要去指責生活，而應該指責你自己。——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

* 快樂要有悲傷作陪， 雨過應該就有天晴。如果雨後還是雨 ，如果憂傷過後還是憂傷， 請讓我們從容的面對。這離別之後的離別， 微笑的去尋找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你。—-塞林格《麥田守望者》 ​

* 閃光的東西並不都是金子，動聽的語言並不都是好話。—-莎士比亞

*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堅強，於是乎，在假裝堅強中，就真的越來越堅強。這是真的。——楊絳

* 遠離那些企圖讓你喪失雄心的人吧。小人經常如此，而真正的偉人會讓你覺得你也可以變得偉大。—-馬克吐溫

* 遠見的另一個代名詞：孤獨與誤解

戴高樂雖然成為德國戰俘，他卻抓住機會學習德語，認識許多重要人物，對他日後治理法國很有幫助。

一次大戰結束時，戴高樂才二十八歲，很快的，天生將才必有用。他在戰爭過程中開始學習各種戰略、戰術，包括他在戰俘營裡也把握機會，不斷學習。

四年後，三十二歲的戴高樂進入陸軍參謀學院，他認為他需要更好的戰略訓練。但是他突然發現，學院裡的教官仍將壕溝戰奉為戰時的最高規格，這讓他很不開心，因為他是進來學習的，他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擄的時候就已經跟當時法國的空軍英雄、最優秀的戰士關在一起，他知道學校教官教的東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老經驗與老教材。

未來的戰爭一定會進步，戰術一定是往前走，一次大戰中的戰溝、戰壕根本派不上用場。

他常常和學院院長激烈辯論，還差一點被退學。最終，雖然他還是取得軍官身分畢業了， 成績當然還是很爛！不過，他從學院結業之後，就自己要求到德國境內的萊茵河谷駐防一年。

人生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

他被俘虜，而且從小就聽爸爸媽媽告訴他普魯士如何打敗法國，他想要親身瞭解這個打敗法國的國家。這個時候，雖然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了，但他自己曾經是德國的手下敗降，被抓到戰俘營去，看過德國的精銳部隊。所以， 他到萊茵河谷去，一點都不覺得法國是個戰勝國，德國是個戰敗國，德國沒什麼了不起──完全不是！

在那裡，戴高樂親眼目睹法國的宿敵──德國如何快速重整起來， 法國軍隊的軍事力量和德國差距越來越大。

法國從「凡爾賽條約」拿到一大筆錢，舉國揮霍，成為時尚之都。在那個時候，香奈兒的香水問世，整個巴黎街上都是珠光寶氣、噴香水的人。但是德國人想的是如何雪恥，如何重新站起來。

許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美國的大蕭條，經濟崩潰間接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派是完全歸咎於希特勒。可是從戴高樂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帶給德國奇恥大辱，反而讓德國很快的開始發奮振興。

他在一九二二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左右，寫了好幾次的信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法國將和德國再大戰一場，戰爭無法避免，而且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型態完全不同。」

他認為法國根本不瞭解世界真正的情勢，在未來的戰爭裡頭，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樣的遠見及語言，很像我們當代很多無聊人士對於關懷國家的人，動輒批判「唱衰自己的國家」。一點也不討好。

當時的法國人普遍厭戰，追求和平。這很正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這時的法國追求某個程度的和平， 不能說他們是錯的，但是法國可能不夠警覺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困境。

其實，一個國家與人們的性格一樣，會有逃避心理；在那個時刻， 法國覺得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構築一長列的碉堡，來防禦未來德軍的攻擊。這個防線的設計者就叫馬其諾Android Marginal，後來我們稱作馬其諾防線，史上最著名的就是這條防線。

在那個時代，法國覺得他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足以抵擋一切了！

戴高樂雖然覺得追求和平很重要，但是他認為壕溝戰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擁有坦克車，他認為法國雖然有備戰車，但並不足以對付德國當時最大的坦克車。他看到德國坦克車的可怕，所以在整個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尤其是大蕭條爆發、希特勒崛起的時候，戴高樂是孤單的身影，他的主張是孤軍奮鬥的。

他在各地著書演講，希望喚醒法國人理解他已經看到的未來：唯有建構以坦克為骨幹的陸軍，才能夠保障法國的安全。

結果，法國當然沒有人要聽他的。但是有一群人卻聽到了，因為戴高樂把他的想法寫成書發表，書名叫《未來的陸軍》The Army of the Future，結果看到這本書的是德國人，這本書反而變成德國陸軍建立第一豹式戰車軍團的基礎理論。

歷史會不會太荒謬？

而戴高樂的遠見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法國人看到？你能想像嗎？

戴高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不斷的演講又演講；一九三九年，德軍的豹式戰車團用他的戰爭理論攻破了波蘭軍隊的層層防衛，橫掃波蘭全境；一直到一九四○年，德國攻佔丹麥和挪威的時候，法國陸軍才開始相信戴高樂，這個時候陸軍最高司令部倉促授權給戴高樂，要他建立兩支裝甲師。

但是太晚了，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對法國展開閃電攻擊，就像戴高樂早就預料的，馬其諾防線根本擋不住德軍，法軍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辦法趕到前線保衛法國。

儘管如此，戴高樂也沒有說：「你看吧！你們都不聽我的，我就看你們怎麼垮的。」

我說過，他的血液裡頭流留愛法國的熱血，他一生下來，到他最後嚥氣的那一分鐘，他都認為他是為法國而生，他也該為法國而死。

所以，他仍然嚴格的督軍，使部隊成為當時最驍勇善戰的單位。

嚴格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病危，快要走了，戴高樂的媽媽親手把他帶大，經常跟他講述故事，他跟母親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即使他督軍的地點離母親居住的地點沒有多遠，部隊行軍到離母親的住處只有數哩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看一眼母親的住處，鞠了一個躬，跪了下來，親吻了土地，掉下眼淚，就當成是和母親的告別。

他並沒有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

在那個時候，法軍所有的裝甲師，只有戴高樂所轄的單位能夠延緩德軍凶猛的攻勢。當時法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趕快跟德軍妥協；另一派則是要繼續作戰。那時候法國總理叫作雷諾Paul Reynaud，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雷諾總理指派戴高樂到英國。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一九四○年六月九日，戴高樂到了英國，這也改變了戴高樂的一生。他見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兩個人的首度會晤即惺惺相惜，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

當時的邱吉爾已經六十幾歲，算是英國政壇元老，而戴高樂只是一個剛開始在戰場崛起、被提拔為少將、會打仗的軍人而已。他們兩人見面能夠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人不愧是世紀偉人，他們達成一種前所未聞的態度和協議。

邱吉爾和戴高樂想到的是暫時擱在法國、英國的國家獨立主權，兩國軍隊統一，建立單一政府、單一軍隊，才有辦法阻擋德國。

英國願意這麼做，戴高樂也認為不必談什麼法蘭西榮耀，事實就是如此。所以邱吉爾曾經說：「戴高樂在六月九號搭著飛機來到英國，這架小飛機不只是載著戴高樂，還包括法國的命運。」

這個提議被提出來之後，戴高樂懷抱希望回到法國，但是他發現在出國期間，雷諾總理在失敗論與投降論者的逼迫之下，已經辭職下台了。

繼之而起是後來大家對法國歷史比較瞭解的，稱作「維琪政府」，也被稱為投降政府。

當時擔任維琪政府總理的人是誰呢？

我們在第一講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戴高樂參加三十三軍團，他覺得要跟隨著一位最會打仗的將軍， 他的名字叫貝當，維琪政府總理就是貝當。

人，此一時，彼一時，貝當當時想做的就是趕快送上一份停戰協議。

戴高樂此時站在人生的重要關口，他究竟應該支持以前的長官貝當維琪政府呢？

還是為他摯愛的法國全力奮鬥呢？

戴高樂後來回顧他一生，他說那一次是最痛苦的抉擇之一，他曾說：「我生命的一部分似乎在這一刻死掉了！這部分就是我長久以來信守的整體法國、不可分割的法國陸軍，還有我對領袖的忠誠。」

然而，命運對他的呼喚，從小就十分清晰而響亮，一個沒有榮譽感的法國，就不是法國。歷史要他為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只許戰鬥，絕不許投降。

他拒絕了維琪政府所有要求他做的事情。

搭上一架小飛機，流亡，再次前往英國倫敦。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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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這個人類學討論中結合自然地貌景觀以及人為建築造景，同時又整合了同一個景觀在不同時間區段的變化於一身的分析概念。簡單來說就是以一個景觀作為複雜且濃縮的符號，承載著來自不同時間與空間的意義，並為某些集體記憶提供了具體化載體。近十年在台灣廣受討論的轉型正義，有些時候輿論的討論會集中在威權統治時期生產、設立的雕像和機構，支持與反對的雙方都認為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應該被重視，因為它承載了某些記憶與意義。因此，我們是否也應該將研究其他文化現象的地景概念也運用到討論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呢？這些轉型正義討論中的雕像、建築、場所作為地景，又是如何整合不同時空的記憶、意義與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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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翠：不是讓威權統治者的象徵物不見，就可以解決時空中的威權遺緒
威權象徵，就是以威權統治者的形象所做的各種紀念物，像是統治者的塑像，或是用統治者的名字來為街道、廣場、禮堂等公共空間命名，用來增加威權統治者的威信，甚至將他神格化。這些紀念物大多數是在統治者過世後出現，有時在統治者生前就開始建造了。威權統治者只是一個人，生涯有限，但他過世後，卻可以藉著象徵物，在人們的生活空間到處現身，無處不在。

蔣介石就是一個一直「偉大」下去、生涯無限延長的例子。他統治台灣29年，1975年過世後，政府立刻公告了《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規定各縣市都必須設「蔣公銅像」，還說「其式樣由內政部統一訂頒」。內政部後來果然公布了《塑建總統蔣公注意事項》。因為由上而下的法令與命令，所以，「蔣公銅像」一個一個長出來。到現在，他已經過世45年了，象徵物還是大量存在。現在45歲以下的人，都沒有跟蔣介石生活在同一個時空，卻感覺他就在生活之中，沒有離去。這就是威權遺緒。威權意識與黨國意識形態藉由銅像等象徵物還魂，還在糾纏我們。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把威權統治者的象徵物弄不見，就可以解決這些延伸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威權遺緒。我們需要面對它、討論它，一起思考，透過重新定義「什麼是偉人（威權統治者）？他跟我的關係是什麼？這個空間跟我的關係又是什麼？」然後一起進行空間解嚴。

空間解嚴是一個國家體現空間美學和行動美學的關鍵時刻。銅像可以移除，可以轉化為藝術品，可以兩種歷史說明並置，也可以去用嘲諷幽默的方式二次創作，總之必須一起面對、討論、處理，把空間歸還給民主社會中的大眾主體。

不義遺址則剛好相反，是人民受到國家暴力的場所，是國家大規模侵害人權，如羈押、審判、刑求、監禁、槍斃、埋葬的場所。能夠做為國家執行人權侵害的場所，通常都是行政機關。

另外還有一些場所，原本是我們日常生活空間的某處，但某一天突然來了一群人，發生了一些事件。像在二二八事件中八堵火車站的集體屠殺、南港坑道發現台灣菁英遺體的現場，甚至有受難者家屬會說「我爸爸就是從我家被抓走的」、「我爸爸是從工廠、從學校、從朋友家中被抓走的，是在這條街上、這座公園裡被槍斃的」。這些地點是受害者及家屬的傷痛空間，是重要的歷史現場，也不能被遺忘。它們曾是我們日常的家園空間、生活場域，卻因為被統治者侵入後而變形，成為帶著傷痛主體的記憶空間。

不論是促轉會審定為不義遺址的地方，或是曾發生過事件的歷史現場，這些地點都應該要保留下來。那是傷痛記憶的承載空間，可以用來指認歷史，見證歷史。如果空間不見了，我們就失去指認記憶的媒介，歷史就會被抹除。所以，保留不義遺址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保留歷史、還原歷史；第二是撫慰傷痛者；第三是做為集體記憶的共同空間。像最近民間在發動的湯德章故居的保存，就是因為地方人們覺得這個空間對我們很重要，是我們地方的歷史記憶，需要保留下來。

林蔚昀：銅像消失了，威權壓迫的歷史和記憶是不是也會跟著消失？
老師說的蔣介石不斷延伸，讓我聯想到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的《富江》。富江是一個怪怪美少女，她非常漂亮，人見人愛，但是愛上她的人都會想把她殺死。但殺死了以後富江並不會死，她的每一塊屍塊會繼續增生、延伸，變成一個新的富江。在富江系列的短篇中，她被各種人各種方式殺死，但還是都會回來。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90/article/1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