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泉州 所所長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鄭和與伊斯蘭｜知史百家

安煥然

寺田隆信在《中國的大航海家鄭和》指出，「應該說鄭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國的伊斯蘭教徒為主角，以東南亞、印度、西亞各國的伊斯蘭教徒為配角而展開的不平凡的伊斯蘭的事業。」

在鄭和熱的研討當兒，除了強調「中國」之偉，鄭和下西洋其實更具有其「世界性」的意義。其中，鄭和船隊中的伊斯蘭色彩，是我們探討早期「馬中關係史」應該正視的議題。

鄭和七下西洋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不僅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其隨從要員不少也是穆斯林。

雖說，文獻上曾記有鄭和施財印造佛經贈送給各大禪寺的事錄，甚至說鄭和有佛教法名。下西洋時，鄭和也曾祝禱天妃娘娘。所以有人認為鄭和既是崇佛又是信道。但是，鄭和實出自「哈只」世家，也曾在泉州伊斯蘭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並曾奏請朝廷重建南京清真寺禮拜寺，顯示鄭和應是一名伊斯蘭教徒。或許只是因為身為明朝特使，鄭和有時不得不附和於佛道。

鄭和船隊的要員中，如副使太監洪保、通事馬歡、郭崇禮、西安清真寺教長哈三、副千戶沙班等，都是穆斯林。

誠如寺田隆信所說，鄭和的航海不能無視中國伊斯蘭教徒的問題。換句話說，不僅是鄭和本人，還必須看到伊斯蘭教徒，或有興趣和關心伊斯蘭文明的人們之作為鄭和隨員大量參加下西洋壯舉的事實。從航海技術，尤其是航海天文知識上看，鄭和下西洋還應視為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融合的產物，也是15世紀世界史上技術交流的成果。阿拉伯、印度的伊斯蘭世界不須贅言。即使是在東南亞地區，伊斯蘭的勢力也曾強有力地支持了鄭和的活動，建立起良好的互惠互動關係。

自宋元以來，至明朝初期，華裔穆斯林商人已流寓東南亞。至今發現的最早東南亞華文碑銘，是汶萊的一座1264年的伊斯蘭教徒華文墓碑，相信是一位中國華化阿拉伯人之墓。

鄭和隨員馬歡的《瀛涯勝覽》〈爪哇〉條中，也記錄：「（爪哇）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崇信鬼教。」由此可見，華人穆斯林早在鄭和下西洋（或其之前），已在東西海上貿易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在島嶼東南亞土著尚未全面改宗伊斯蘭教以前，就已落居於此。這些華人穆斯林集團在爪哇及舊港等幾個商業據點盤據，共同經營穆斯林商人網絡的海貿事業，甚至擔任該商業據點的港主。當陳祖義被鄭和生擒後，獲鄭和扶持，與明朝關係良好的施進卿接任舊港港主，施氏及其後裔，據考可能也都是華人穆斯林。

14世紀末，伊斯蘭勢力主要還僅局限在蘇門答臘北部幾個港市國家，但這股力量不容小覷。伊斯蘭勢力的東傳，除了宗教本身的意義，還帶有相當的經濟性。它意味著當時區域經濟商業聯盟的擴大，可以吸引更多的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船到來，促使馬六甲海峽地位再次回升，並借以與日漸勢衰的爪哇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滿者伯夷相抗衡和競爭。

永積昭《東南亞的歷史》也指出，「印度穆斯林商人至東南亞，其所帶來經濟的利益，與東南亞港市國家的伊斯蘭教的改宗是相并立的。」

有意思的是，滿剌加的國君也就在這個時候改宗，皈依伊斯蘭教。這應當不是一項偶然的巧合，而是滿剌加國君敏銳的時事觀察所致。

滿剌加國君迎娶蘇門答臘北端的伊斯蘭國家巴塞公主為妃，而皈依伊斯蘭教。惟，究竟是何代國君（第一代或第二代）迎娶巴塞公主，學界有了爭議。持同一人說者認為，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娶了巴塞公主而改宗，遂改名為依斯干達沙。但持二人論者則認為依斯干達沙實是拜里米蘇剌的兒子。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母干撒於的兒沙」或另一譯音「亦思罕答兒沙」，實際上是「襲父職爵為王」的第二代王，拜里米蘇剌和「母干撒於的兒沙」（Megat Iskandar Shah）應為父子關係。以上推論不論何者正確，拜里米蘇剌是一個印度化的名字，「母干撒於的兒沙」（或伊斯干達沙）則已是一個伊斯蘭化的王名，說明這時滿剌加國君已皈依伊斯蘭教。

馬歡《瀛涯勝覽》也記載了15世紀初伊斯蘭教傳播到滿剌加的事實。該書〈滿剌加〉條記云：「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其王服用以細白番布纏頭」。《瀛涯勝覽》所記，主要是馬歡隨鄭和第二、第四次下西洋時的實地觀察見聞。這時候的鄭和船隊，正預定要越過馬六甲海峽及印度洋，航向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滿剌加國君之改宗伊斯蘭教，這種行為不但與明朝中華朝貢體系毫無抵觸，而且鄭和的下西洋，也是充份利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所致。航行於東南亞海域，鄭和只選擇在滿剌加和蘇門答剌（巴塞）這兩個伊斯蘭的新興港市國家建立官廠行營，除了兩地的地理優越，以及兩國執政者對明朝表示誠信之外，雙方的伊斯蘭色彩相信也是促使彼此能真誠合作的關鍵因素。

我們可以這麼說，帶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鄭和船隊，選擇駐節滿剌加，強化了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間接助長了滿剌加這個港市國家的崛興。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真人與神化｜知史百家

安煥然

「在馬六甲的三寶山下，鄭和石像靜置於路旁一家汽水工廠內，為華僑緬懷鄭和所訂制。這個曾是萬人船隊的駐扎之地，如今雖已荒冢壘壘，卻見證了華人在此的歷史足跡。」

這是台灣《經典》雜誌編輯李菁菁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書中撰寫〈馬六甲的鄭和餘韵〉一文的引言。

鄭和是回教徒嗎？還是佛道信徒？若是回教徒，華人是否就不能膜拜他？鄭和有沒有住過三寶山？三寶井是鄭和掘的嗎……

《星洲日報》記者來電問詢這些事，我有點慌亂。要談的是歷史中的鄭和，還是華人理想中，神化了的形象？真人與神化之間，該如何議論？

李業霖說得好：（東南亞）華人眼中「鄭和已成了一個半神的人物」。「這是因為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克服了許多困難，所以一般人認為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而其影響層面的深廣，從幾個傳說得以窺見。」

鄭和下西洋可謂是明朝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大盛事。其船舶之大，隊伍之壯，為歷代之盛，但論及鄭和下西洋，必探知其本質為何。事實上，鄭和是奉明成祖之命而下西洋的。這時的明代中國同時實施著海禁令，禁抑民間海商的私自出洋。鄭和下西洋很大程度是當時明成祖所主導，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官方組織大規模「走出去」的海洋活動。以禮治和平的方式，靠「德」與「威」的氣魄，鄭和下西洋招諭海外諸國前來中國，主動擴展了中華朝貢體制的內容。

鄭和船隊氣勢不凡，消滅舊港華人頭目陳祖義，扶持和護衛滿剌加，壓服鍚蘭王，縱橫於印度洋。如馬歡《瀛涯勝覽》所云：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蓋古所未有。」但鄭和也曾在爪哇，因訊息掌握不足，適逢東西王內戰相攻殺，卻貿然上岸東王治所，而被西王兵斬殺了170名鄭和隨部。

鄭和出身伊斯蘭教哈芝世家，曾在泉州伊斯蘭教聖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以及奏請重建南京禮拜寺。但他為了完成航海的壯舉，安撫崇奉佛道的大部分船員，亦曾施財印造佛經，也曾祝禱航海女神天妃娘娘。

1911年在斯里蘭卡的迦里，發現了一塊石碑。這是當年鄭和所遣送過去的。有意思的是，這塊石碑刻有漢文、淡米爾文和波斯文3種文字，3種文字的內容不相同。碑面上的記年是永樂七年。漢文部分說的是要在佛寺供奉，以感謝航海的安全，並祈求未來一切無恙，並記有當時的供品和布施的清單。淡米爾文內容是說，中國天子為贊揚印度教的保護神維什努而立碑。波斯語的碑文卻說立碑是為了阿拉之神及伊斯蘭教的聖者。

對此，擅於評寫歷史人物的陳舜臣說：「一塊石碑中，以3種文字刻下它分別是為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這不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嗎？鄭和本身雖是回教徒，但將近3萬名的艦隊官兵應該都是佛教徒，而錫蘭當地的居民則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進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須通過各種宗教圈，其統率的人不具宗教偏見，這非得有寬容的人格不可。」「鄭和的人格，無疑是由忍耐與達觀所形成。這使他得以遠離偏見。正因為永樂帝相信鄭和與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能順利交往，所以才會任命他為艦隊的總指揮。」

鄭和是偉大的航海家，為中國的海洋發展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然而他又是一個從小就被去勢，失去男性機能的太監。在明太祖明訓嚴督宦官的祖訓下，弔詭的，有明一代卻是宦官極度亂政的朝代，深受士人蔑視。鄭和的地位與功績，曾一度被湮沒。大航海行動停止之後，當時的正直官僚劉大夏把官藏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記錄藏匿起來，甚或盡為燒毀。這是何其荒謬之事。

在本地華人眼中，鄭和是偉大航海家，也是一個賜惠、傳播高文化種子予斯土的聖賢；是開拓斯土的先驅，也成了斯土的保護神。鄭和是華族的驕傲，亦是華族的哀歌。三寶山的哭泣，鄭和像的孤寂，民族自尊心的擁護與受挫，如同華人史的悲命。

於此，我們談的，不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鄭和是一個圖像，一個感情豐富，如同極其複雜矛盾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圖像。我們的喜和悲，憤怒與歡笑，往往就在這半人半神的圖像中時隱時現著。

歷史與神話之間，其實就是如此這般的有趣與荒謬。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人要有大海的胸懷｜知史百家

安煥然

研究鄭和應該實事求是。對鄭和下西洋的背景和本質不甚了解，不僅把鄭和吹捧得虛胖，還顯露了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無知。

我對鄭和的評價基本上還是持肯定態度的。只是在研究鄭和的當兒，我總有一個堅持的信念，即不應把鄭和下西洋給孤立起來看待。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發展史上的一段輝煌過程，有其前緣，也有其時代的格局。不應過度誇大鄭和下西洋的事功，把太多事物和焦點都附會到鄭和，從而割斷和掩飾了中國海洋史上另一些更值得大書特書的光輝實象。

中國海洋發展史有其輝煌的一面，馬中友好關係也有其悠長的歷史。這並不僅僅發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的漢朝，中國正史就已有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經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僧侶的互訪，掀動了南海諸國佛教「聖物朝貢」的熱潮。到了唐代，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的興勃，東西文化的交流，都在在顯示大唐氣度的不同凡响。宋元時期，也就是距今一千年左右，則是中國人的大航海時期。當時的中國海船（尤其是福建型尖底海船），以及磁羅盤等導航技術，早已是讓中國人的海洋事業遙遙領先於全世界。宋元時人的航海知識和科技的積累，是後來明代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基礎。

宋元海商勇敢地面向大海，那是中國開放性的海洋文化真正輝煌的展現。福建泉州的崛起，閩商的冒險精神，是很值得我們重新發掘傳揚的。海上女神媽祖的信仰，也在這時期成形。唐宋元三朝，中國航海與伊斯蘭文明的交涉影響，我們更不應忽略。至於鄭和下西洋不過是短短28年的曇花一現，在數千年來的中國海洋發展史上，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時段。其航海的物質基礎，也不是突然間就創造出來的。

鄭和之後，東亞和東南亞海域華人商業網絡星雲密布。這股力量是亦商亦盗滄海間的華人海商集團。馬六甲華商峇峇社群的形成，源自於明末清初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廣佈。翻一翻三寶山、寶山亭、青雲亭的歷史，都可以找到很多確實的證據。

鄭和下西洋有其壯偉之處，這方面的書籍，坊間也很容易找到。但如果只是人云亦云的跟著人家談鄭和，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我想，不如就趁著這股鄭和熱，談談中國海洋發展史上的另一面：早期的馬中關係、華人與海洋。

一直很喜歡馬華詩人游川的一首詩，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人要有大海的胸懷，才好看海。」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