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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船取寶與貿易｜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遣使出國，除詔諭、冊封、弔唁等政治任務，也帶有貿易行為。他們到達一地，通常是先開讀皇帝詔諭，賞賜完畢後，就在該地進行貿易買採，而且明朝特使人員一般也會私自携物出海，順搭交易。

鄭和隨員馬歡在《瀛涯勝覽》之暹羅、錫蘭國、柯枝國、古里國、溜山國、祖法兒國、阿丹國以及天方國等諸條，都記載鄭和寶船或鄭和使團至彼，於當地交易寶石、珍珠和龍涎香等香藥的詳情。

鄭和船隊來到滿剌加，更是在這裡設立了「官廠」，駐軍於此，「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抵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瀛涯勝覽》所記，說明鄭和下西洋，實是把滿剌加視為停裝貨物及分聚之所，設置貨倉並駐軍於此的忠誠伙伴。很明顯，鄭和下西洋帶有貿易性質。吳晗《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更倡議說，鄭和下西洋之最大使命是「經營國際貿易」。

自古以來，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非常繁忙的貿易航道。中國經此航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和外銷瓷品。明朝初年，官窑和織染局特別興盛，彼等所生產的官窑瓷器和絲織品，量多質高，成為鄭和下西洋進行賚賜貿易的極佳貨源。

明代《殊域周咨錄》記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羡裕矣。」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之序，亦言及：「太宗皇帝入纘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乖蠻革夷，乃大賚西洋貿采琛異……由是明明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鄭和寶船，實是下西洋「取寶」貿易之商船。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亦指出：「將鄭和下西洋作為明代海外政策成功的標志，是因為它成功地實現了明初對外政策的目標，增強和擴展了中國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也使朝貢貿易這一官方壟斷的海外貿易發展到鼎盛。明初海外政策得到成功實施，主要體現在鄭和下西洋上。」

鄭和之後，明朝仍有派遣使節出使滿剌加。這在《明實錄》裡多有記錄。1459年（天順三年），給事中陳嘉猷奉命出使滿剌加，冊封蘇丹茫速沙，即因途中船破而延誤行程。他們「令水手打撈，得紵絲等物，俱水濕有跡」，而「乞行廣東布政司收買。應付其紵絲、羅布，宜於內承運庫換給，遣人賚付嘉猷」，方於1461年再往成行。

明朝使節團經常以出使之名，挾帶私貨，轉經滿剌加貿易。1474年（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出使占城，適值占城戰亂，陳峻使團不敢進入，竟以「其所賚載私貨及挾帶商人數多，遂假以遭風為由，越境至滿剌加國交易。」

1481年（成化十七年），行人張瑾奉命冊封「占城國王孤齋亞麻勿庵為王，多挾私貨，以圖市利。至廣東，聞齋亞麻勿庵已死」，擔心空手失利而返，於是速至占城，「又經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中國商品在滿剌加轉口市場需求量之大，吸引了明朝特使假借名目到來市易謀利。

同年，林榮、黃乾亨出使滿剌加，奉命冊封馬哈木沙，卻因挾帶「物貨太重」，在越南南部海域遭遇風暴，船沉遇難。隨船者千餘人，只有24人生還。誠如廣州暨南大學馬明達《明朝出使滿剌加的一次海難》所指出的，「從林、黃海難事件也可想見，明朝出使南洋諸國的使船，其實很像是一個龐大的海上商隊。」

朝貢與貿易，下西洋與取寶，往往是一體兩面。「馬中友好」關係的維繫，彼此間的經貿互動，不能忽視。往昔今時，也大致如此。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停廢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是中國海洋事業的一個大撤退，一個「偉大」的航海時代終結了。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船隻在印度洋，基本上已是消聲匿跡。即使是在東亞和南中國海域，亦不再有當年鄭和出航的那種壯舉。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民間私商新勢力的崛起。此時，官方的海禁政策擋不住民間私商冒險的出海，亦商亦盗滄海間。惟，同樣都是出海，後者已不是鄭和下西洋時的那種形態和性質。

明季之「真倭」、「假倭」，諸如曾一本、林道乾、林鳳，乃至鄭芝龍等，這批海商兼海盗集團，雖然展現他們在海上的活力，卻已不是宋元時期官民結合機制下的商販活動。船隻方面，在缺乏正常化的海外貿易環境下，中國海上私商不再有像當年鄭和船隊那般造建碩大的寶船，反而改為向中小型帆船發展，以便能更為快捷、靈活的逃避明朝官兵的追擊。

明朝政府何以罷廢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明中葉以後，不論明朝皇帝主觀意愿上是想要抑或不要，明朝的國力已是不能再承擔。這與明中葉以後採取緊縮性的海外政策有關，也與明朝本身國勢的衰弱、官營手工業的衰敗有關。

當年，如果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是很難成功進行的；如果沒有「威」（強大的國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怎能那麼順利，怎會有那麼大的成效。這種情形，就好像今天中國的強大，才是中國在國際間立足所必須之後盾。現實就是如此。光靠幾句儒家教化的格言，不過是外交辭令緣飾門面的文化光環，是不足以立足世界的。

然而，自從明成祖第五次親征漠北，死於軍中，此後，明朝國勢日顯困窘。明宣宗兵撤安南，是必然的結果。北方外患加遽，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親征，在土木堡之役反被敵人俘虜，成了階下之囚，國體喪盡。這時的明朝已是無暇再編織綺麗浪漫出海招諭的盛世大夢了。

明成祖死後，明朝官方的動員能力也大為減弱。即使是宣德年間，明宣宗為了派遣鄭和進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下西洋，曾做了最後的努力，下令征召潮廣、江西二都司及直隸鎮江諸衛的2萬4千名兵員，充當鄭和下西洋的海軍人員，把當時的運糧軍官調發往營造下西洋的準備工作。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雖完成使命，但在這期間，也引發了為參加下西洋做準備工作的官軍們紛紛畏難逃跑的事件。

明中葉以後，明朝官營手工業也日趨衰敗。官營手工業的匠戶逃亡者眾。就算明朝政府如何諭令挽救，也徒勞無用。當年建造下西洋寶船的官營造船廠日漸蕭條。建造鄭和寶船的龍江造船廠在明初有400多戶的造船匠，他們最初的待遇還算不錯，後來卻江河日下，常有賠補之累，許多造船匠生計陷入困境，紛紛另謀生路。到嘉靖九年（1530），只剩下100多戶船匠，匠戶減少了四分之三。

官營造船的質量下降，船廠腐敗經營，欺隱侵匿，貪污成風，偷工減料也普遍存在。作為下西洋主要物資基礎的官營基盤已動搖，若縱有「再世鄭和」，又怎能再掀壯舉？

大規模下西洋所需的費用，對明廷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早在永樂末年，對鄭和下西洋之壯舉，國內朝中已有反對聲浪。明成祖死後，仁宗即位，就「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宗時雖復行下西洋之舉，卻也是最後的一次，至正統年間又復禁。

成化年間，宦官為了討好迎合皇帝，向明朝國家檔案部門索取「鄭和出使水程」的資料。當時的車駕郎中（後升任兵部尚書）劉大夏以當年鄭和「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弊政」為由，把「鄭和出使水程」等珍貴航海檔案資料藏匿，甚或銷毀。

劉大夏銷毀鄭和檔案的主張，雖愚不可及，卻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忠義之士」的憂患情懷。歷史常常就是這般的愚弄人。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港大微生物學家袁國勇及其助教，以專業身份，指出武漢肺炎源自中國；並進一步指出是中國人殘殺濫食野生動物的劣質本性所致；再進一步抨擊世衛隱瞞疫情，並使用武漢肺炎一詞，不是甚麽「新冠狀病毒」，雙騎殺出，橫掃千軍，令中國網民深為震動。

袁國勇是科學家，不是官員，卻為林鄭月娥倚重，亦即屬於「建制陣營」之内的醫學專家。因為親中建制陣營人口以教育水準偏低為多數，另加一批因利益安全和中國市場憧憬的專業人士，至於商人則個個精明，其實全部是口頭的建制派。

在這種理性智商比例高度不均的結構之下，極少數理性清醒而又因香港大亂時期需要以專業知識協助行政管理者，袁國勇是罕見的一位。

但既然為所謂建制派，像袁醫生這類人士，除了必須謝絕大量祝酒剪綵的社團飮食應酬，還必須長期忍受政治凌駕科學、情緒騎劫理性、個人意志順從組織指揮的政治生活。

以袁國勇教授顯赫的西式教育資歷（不要忘記連孫中山也是一位西醫出身），若討厭政治，又對人大政協這類職銜缺乏興趣，性格正直善良，在這種鮑魚之肆，若要久而不聞其臭，漸由醫學家轉型為統一口徑的政治工具，將會是非常困難的挑戰。

袁國勇醫生所謂豁了出去的 come out 言論，動機很簡單，只是一個醫生最終選擇了科學和事實，忍無可忍，一手拉著徒弟，掩著鼻子，急步走出那間人頭湧湧的茅厠的動作。

儘管此一動作，在中國人社會，已經可視為壯舉或者奇跡。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就提倡民主與科學，既然民主做不到，胡適之類的留美思想家，勸諭中國人不妨由科學做起。胡適教導他們：所謂科學，不是叫每個中國人都做科學家，而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袁國勇和一度中國輿論被吹捧為「華人之光」的何大一醫生一樣，只是參照他所得到的醫學證據，講出他的醫生話。

這一點，對於一個常識人，只是步入文明世界的基本消費。不過在文革情緒再一次煽動仇恨的一群思想喪屍之間，袁國勇的常識之論，當然會引起歇斯底裏的詛咒和咆哮。

然而「袁國勇現象」不止是他個人事件，而有如一滴血呈現之體檢報告，顯示這個他論定擁有劣根性的民族一百年來如何百病叢生，痼疾難醫。

他在所謂的建制陣營裏，由沙士開始，環顧四周，但見正常人愈來愈減少，分階段幻變為喪屍者愈來愈增加，好像荒謬劇作家歐仁·尤內斯庫的舞台劇「犀牛」，我猜想他可能不甘變種，以一聲魯迅式的呐喊，堅持宣示：我是一個人，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定義的一個人。

在所謂建制陣營裏，三年五載總會有一個半個公然改變立場的精英「豁出去」，還有一個半個猶抱琵琶、半遮掩在對黨忠誠和堅持常識之間繼續留下而感到痛苦。

這些異類都擁有高學歷，或西方名牌學府畢業，他們當初上了這條船，有各自的原因，眼看形勢不對，他們也不甘與周圍的生物為伍，萬般掙扎，只是想做回一個正常人。

站在袁國勇身邊的林鄭月娥，處境最為尷尬，在中國人社會的生物病毒、行政病毒、思想病毒三大層面之間，林鄭與袁國勇不同，她只是殖民地行政官僚出身，在英國人領導下，相安無事，豈知因戀棧某種虛榮，1997 年之後，莫名其妙地像夢游般走進了（sleep walk into）此一三層的迷離幻境，正如她對洋人説過，她想辭職，但已經身不由己。

「林鄭現象」，也不止個人，卻又是人類學的另一學術範圍了。

一場武肺，中國說疫，世界勾奇，民族基因，人性特點，衝突千變，荒誕萬象，令人目不暇給，蔚為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