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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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書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失敗者回憶錄0809)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1958年到1974年,麗儀在寶安縣擔任中學教師16年,具體工作情況我知道得很少。從她來港後仍然有幾個學生跟她密切聯繫,她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在2008年辭世後,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在靈堂上泣不成聲,至今仍然有讀友在我的網頁留言,說梁老師曾經教過他或她的媽媽,我相信她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應該很好的。她來港後,談起教學生涯,都說每上一堂課都很大壓力,備一堂課要準備好久,這輩子不會再做教師了。由此也看出她教學非常認真。
1974年中共以「調職幹部」的方式,把她調來香港參加中資機構工作,實際上是讓她帶著兩個女兒來港與我團聚。為什麼會獲得這種待遇?這同我創辦《七十年代》後那幾年受到中共內部周恩來派的垂注有關,我會在以後的篇章中談到。這裡先談與麗儀生平有關的部分。
麗儀來港前,帶著兩個女兒到廣州,在一個非公開的地方,與我相聚一週,然後一起來港。到港後即擔任中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副主任一職。對於讀物理出身、從沒有做過文字編輯工作的她來說,這職位無疑基於政治因素而不是能力因素。中共港澳工委在她來港前已經替我們一家準備了一處屬於家庭宿舍性質的居住單位,是我們付得起的廉宜租金。平日全無聯絡、也完全與出版行業無關的麗儀的黨員哥哥,就購置家具和在居處等我們入住。
1974年,是中共文革的後期,毛江的極左派力壓想挽救中國經濟崩塌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傳統官僚派。毛江派控制著思想戰線。香港左派出版機構也籠罩著極左思潮,每天學習毛著,來自新華社的幹部常到各機構作中國革命形勢大好的報告,每天上班都要先「讀報」,指定員工只准看「正確」的《文匯》《大公》,不准看「錯誤」的《明報》之類的「反動」報紙。在中國生活了20年、特別經歷文革八年的麗儀,基於對大陸經濟和民生的了解,接觸到一般幹部的私下議論,使她對極左思想和政策極為抵觸。她甚至不聽新華社幹部的報告,抵制學習會和唱革命歌的集會,她向領導諷刺地問:為什麼不是只看更「正確」的《人民日報》?我們做出版工作的員工,難道可以在資訊流通的香港,關起門以為讀者都生活在大陸嗎?
她也影響我主持《七十年代》筆政的工作,告訴我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叫我不要只看中國自己的報導,和處於被封閉狀態的有限的境外媒體的報導。她向我指出,在《七十年代》上刊登的當時一些海外學者到中國訪問後寫的文章,是對讀者的錯誤引導。
1976年10月中國發生了局勢翻轉的「四人幫」被捕的消息,《七十年代》十一月號刊出署名「齊辛」的《北京事態分析》,和十二月號的《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兩篇專文,為海外所有認同中共政權的左派讀者解除困惑。這兩篇文章,實際上都是麗儀寫的初稿,我再予以修飾重寫的。這兩文,加上隨後一年以齊辛為筆名的中共局勢的分析文章,開始了我寫政論的生涯。但實際上,這些文章若不是麗儀起初稿,也是經過與她討論後的分析。署名「齊辛」,諧音「齊心」,也是「齊齊辛苦」之意。多年後,司徒華還問我,當時是否有特殊管道向我提供資訊,才寫出齊辛的文章,我對他說,真是沒有;實際上都是麗儀在大陸生活、觀察、體驗,從看到的事實中推斷其中的原委,而產生的分析。其實在大陸生活的幹部,大都看到極左派的禍害,只是不敢言而已;而香港和海外,因為與大陸隔絕,沒有真切體會,所以連司徒華,都以為我們有什麼內幕消息。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1974年麗儀來港,我們一起生活了34年,她2008年離世。這34年一起生活,也同所有的夫妻一樣,有過不少的爭執。但許多人都知道,面對巨大災難,夫妻大都能夠同心,而在許多小事情上,卻往往爭吵不休,甚至彼此下不了台。而我們的情形是,一旦遇到爭執,就彼此都會想到我們的過去,覺得再怎麼不和,能夠在一起已經很難得了,可說是幾生修到的福分。這種相依相惜的關係,也許是上天對我們分離20年再重聚的回報。(47)
圖1,1958年到寶安縣初任中學教師;
圖2,1974年與兩女兒來港前在深圳水庫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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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1948樹倒猢猻散 (李怡)
1948年到了香港,起先住在佐敦,後搬去九龍城,我入讀培正中學。
那一年,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天看報章都有哪裏「易手」的標題。所謂「易手」就是從國民黨統治之手落入中共統治之手。戰場上,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共軍節節勝利。其中戰爭的殘酷,特別是48年5月到10月,共軍包圍長春城150天,餓死平民16萬的慘劇,當時的新聞沒有報道。對於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的實況,報章則報道經濟崩潰、達官貴人紛紛逃亡的樹倒猢猻散的景象。國民黨政權在取得抗戰後,沉浸在勝利狂喜中,驕奢淫逸,貪污行賄,倒行逆施,無視中共在抗戰中已勢力壯大,尤其是在國軍和政府高層滲透了特工,在文化圈中的宣傳統戰。槍桿子加筆桿子,在這一年裏就翻轉了強弱之勢。1948年底,國民黨敗象已成定局。
以1945年抗戰勝利時的強盛之勢,實難料到兩三年就如此淪落。可見缺乏憲政基礎的政權,真是說倒就倒。
我在1949年初,買了兩本書,居然收藏到現在。一本是中共當時在香港辦的報紙《華商報》資料室編纂的《一九四九年手冊》,封面上還留有我那時的簽名,並寫有「初中二信班」。一本是1949年12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編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另外,1969年我在「反英抗暴」期間,為了抹黑「反動派」而編輯出版了一本書《二十年前》,輯錄了1949年1月到7月一些外國通訊社和香港報章刊登的關於中國的報道。通訊社和報章不具中共色彩。
《二十年前》第一篇,是美國的合眾社在1949年元旦發出的1948年中國的經濟回顧,電訊說:1948年在中國,掀起了最惡性的通貨膨脹,根據中國官方數字,這一年,國府貨幣的購買力跌了903倍,美元的兌換率黑市跌三千倍。金圓券在8月取代了法幣,一元金圓券等於300萬法幣,48年底金圓券兌美元黑市價是120比1,因此目前美元對國府貨幣,是1美元等於3.6億法幣,而1948年1月,只是1比12萬而已。1947年12月官方發表的生活指數是5.8萬,是1937年6月抗戰前生活指數的一倍,而今天的生活指數已增加到5,235.5萬倍也。
美聯社1月8日報道,上海在7日一天之內,街頭收殮了800具露屍,據約略估計,上海三個月內,已有5千以上乞丐死於凍餓。
其他報道則有各地招兵站強拉壯丁,南京政府官員擠飛機南逃,廣州忙於接待首都高官等等亂象。
中共《華商報》編的《一九四九年手冊》,開頭就說,「革命戰爭已經進入全面勝利的最後階段,新中國在成長,舊中國在死亡。」
我早前還藏有廖鳳舒以廣東方言寫的舊體詩集《嬉笑集》,他在1949年寫的「廣州即景」諧趣而寫實:
「鹽都賣到咁多錢,無怪鹹龍跳上天。官府也收來路貨,賊公專劫落鄉船。剃刀刮耐門楣爛,賭棍扒多席面穿。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紅棉。」
「鹹龍」是當時廣州對港幣的俗稱。由於金圓券天天貶值,廣州市民大都持鹹龍保值,但市面消費仍需用金圓券,因此假日黑市錢莊乘機壓價,這些店入門就要刮一筆,故被稱作「剃刀門楣」。廣東話「食得禾米多」是以農民曬榖時偷食的麻雀,來喻人多行不義,做盡壞事。達官貴人食得禾米多之後紛紛逃亡,是「禾米食完麻雀散」之意。光塔是廣州名勝,紅棉是廣州市花。
那一年,我也大量接觸反國民黨統治的詩詞、歌曲。過了幾十年後,這些詩歌居然仍適用於今日。因為寫得真好,我至今仍然記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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