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藉民族之名，滅民主之實 - 李怡
《紐時》那篇報道香港人對中國日漸冷漠的文章，最後引用我的話說，香港出現這種變化「中共只能怪自己。批評中國的人士原本認為自己是愛國者，中共卻待他們如敵人，並一再挫敗他們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希望。」並引我說，「當愛國成了愛黨的同義詞，我和大多數香港人都『不』了。『我從前是個愛國者。當然現在我不是了』。」
記者的這段話，記錄的應該是我幾十年前的想法。在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以前，確實認為對中國的批評，是期望中國可以走向民主，也自以為這是愛國的表現。但1981年之後，我獨立經營《七十年代》月刊，從此擺脫了對中共的依附，深感獨立自由的輿論空間之可貴，也就認識到「愛國」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羈絆。「從前是個愛國者」的「從前」，不是近年，而是距今38年矣。
1981年，我參與了勞思光教授的香港前景研究社，其後數十年在言論上都力拒中共對香港直接間接的統治，當然絕不是中國所定義的「愛國者」。而在更早之前，我就不斷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進行思考和研讀，並一直寫有關的議題。
今年夏天，海外一些著名的人文科學學者，在美國舉行了一次五四百年研討會，重點研討中國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問題，他們大都認為文化的五四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前多年已經開始，那時的新文化運動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啟蒙，但「民主」被五四「外抗強權」的民族主義凌駕了以至取代了。從此民主在社會意識中被抑壓在民族主義之下，並逐漸淡去。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認為，五四運動留給中國的歷史傷痕，就是「藉『民族』『愛國』之名，行滅民主主義之實」。
他指出，「民族」一詞，是日本繙譯外文Nation而來，中國近代引入這個用詞，通過「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閹割了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 state中原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國家」敍述為一種終極的價值。從呼喚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文化啟蒙運動走到高喊愛國主義的五四，近代中國社會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轉換到了以民族主義壓制民主主義道路上去的。
民主主義的本質是個人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本質是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以尊重每一個人的權益為基礎以建立民主制度；集體主義則以服從「集體利益」而使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民主主義體現人類對自由、人權、尊嚴、平等的高級需要，而民族主義則以滿足低級的安全需要為標的。
王柯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通過「被選擇的精神創傷」而被製造出來的「屈辱型民族主義」，通過製造「民族屠殺」和「百年屈辱」的集體記憶，喚醒民眾的集體意識而放棄追求個人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當人們被告知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需要天天牢記「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會「從高級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個常見、幾乎是預料之中的反應，是更容易接受獨裁或軍事統治」。這正是中國統治者鍾愛民族主義的理由所在。
中國留學生阻撓香港留學生的反送中集會，說港生不愛國；北角的愛國兇徒問記者，「你是不是愛國記者」。從這些表現就看到兩制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我們崇尚個人自由的民主主義，他們崇尚服從權力的集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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