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心靈雞湯——黯然及受身的修行 | 盧斯達 on Patreon】
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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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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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心痛簡譜 在 范雲 FAN, Yun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那些聽不見孩子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聽障。」
觀看《無聲》時,我不禁想起陳昭如的這段話,即便電影已拿掉了許多真實事件中的暴行與隱匿惡行,我卻仍不禁為這些孩子們的遭遇心疼落淚…
不論是電影或評論,許多的聲音都在期盼,台灣社會應該要更加重視電影帶出的議題及其原型——「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以下簡稱本起事件),我也整理了一些相關想法與資料,希望能與大家共同討論, #讓傷痛不再無聲:
1️⃣ 這些讓孩子「無聲」的老師、主任、校長最後怎麼了?有被懲處嗎?
勇敢站出訴說的傷痛,真能換來等量的公平嗎?
有時事實,遠比電影來得殘酷許多⋯⋯
2011年12月,教育部公布本起事件的懲處名單,人數高達33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藍順德也名列其中。這次懲處被認為是台灣教育界高層官員最嚴重的一次懲處;但實際上,這些懲處記過影響的,只是考績及獎金,而非工作職位,且未來還可功過相抵。
2012年7月,監察院公布調查結果,查出164件性平事件,彈劾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科長、督學、以及該校多位校長、主任、組長等共16人,創下台灣教育史上的紀錄,同時監察院並糾正教育部未盡督管之責,中部辦公室直到媒體揭露報導後,卻仍未積極查明事實,
#明知學校未依法處理卻放任不管 #致使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持續發生。
然而,2013年8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布懲戒結果,被監察院彈劾的16人中居然有6人「不受懲戒」,其他10人則只受到「降級改敘」、「記過2次」、「記過1次」等懲戒。
此遠不只是 #輕輕放下 的決議,立刻引發社會 #反對包庇 的抗議呼聲。
更嚴重的是,除了該校數位校長被調離、退休(順利領到退休金)、轉任他校外,
其餘該校被彈劾或懲處的正職教職員 #沒有任何一位被解聘或調離該校
校方並透過「功過相抵」,#讓被懲處人員的獎金考績完全不受影響。
甚至,校方還特別霸凌在性平調查過程中擔任調查的D老師(大家可想成是電影中的王大軍老師),
#在所有失職人員都考績甲等的情況下
羅織罪名 #將依法調查的他變成全校唯一乙等的老師
這樣的處置真的公平嗎?
我不這樣認為,更覺得其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釐清。所以,即便這件事離現在已超過七年,我仍會要求教育部必須公開相關資料,並針對當年各種 #不當處置 進行全面檢討,不再放任不公義繼續沉默無聲。
其他更多資料,歡迎參考 人本教育基金會 的貼文:https://bit.ly/2InyMDx
2️⃣ 為什麼學生不向家人求救呢?為什麼他們願意繼續待在這間學校?
在討論為什麼許多受害學生未向家人求救前,或許我們可以先把問題中的「家人」換為「信任的大人」。
這些孩子真的沒有向他們身旁信任的大人求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論是電影或真實事件,我們都清楚地看見,其實孩子都有求救,但 #他們的懇求與眼淚卻被最信任的大人強迫化為無聲。
當孩子被一個信任的大人如此對待時,他將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他有辦法繼續相信其他大人嗎?還是會認為自己講了也沒用,反正 #事情永遠不會改變,只好獨自忍耐到畢業?
在許多校園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受害孩子常因「擔憂」而選擇自我忍耐、不再訴說,這些擔憂包含:
(1) 擔心自己的話不被相信或事情不會被處理。
(2) 擔心講了自己會被處罰(因為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導致受害的孩子認為自己髒掉了、自己做了壞事)。
(3) 擔心家人會因此擔憂難過。
(4) 擔心講了後,對方(行為人)會受處罰,他們平常都是「好人」,不想害到他們。
(5) 擔心講出來後,對方(行為人)或其他人會生氣,不再跟自己相處。
(6) 擔心講出來後會遭到對方(行為人)的報復、恐嚇、威脅或攻擊,特別是當對方是學校裡具有權力,可直接影響自己的人時。
(7) 雖然自己覺得不舒服或怪怪的,但因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而不知道這是性侵害,不知道該如何求救,只能忍耐。
(8) 之前講了都未被正視,被當成玩笑、誤會、亂說或謊言,再「多嘴」只會遭到更多責罵。
這些狀況不只發生在聽人小孩身上,在聾人孩子身上同樣適用,甚至可能因其身分而更加強化,更難求救,更難離開這個他既熟悉、既喜歡卻又極痛苦的地方,就像是電影中貝貝讓人相當心痛的一句話:
#我更怕被丟在外面的世界
對於聾人學生來說,特教學校和外面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學校內的人更為相同、更能交流,就像張誠說的:「我常覺得我多餘,認識貝貝,我覺得我是有用的人,我可以保護她」。張誠和貝貝在「外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阻礙、偏見與歧視,相信讓大家清楚看見這落差的存在。電影開頭王大軍老師對張誠說:「他們都是笨蛋。都很同情你。」以及後續多次「好人」、「壞人」的對比:
放心, #這裡沒有壞人
都在強調,「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平等及隔閡高牆,可能遠比許多聽人自身想像的還要巨大。「我們」何嘗不知道這些「在玩」很痛苦,但這些玩的人,他們其他時候都是「好人」,都是和我平等的人,都是會好好看見我的人。
這面牆來自我們社會對身心障礙仍有太多的不瞭解及偏見,不只是社會大眾,也可能包含部分學生的家人,從張誠反問媽媽「為什麼要一直比較?」,以及張誠爸媽不斷為其爭吵,到貝貝的爺爺奶奶曾因不知道怎麼照顧聾人小孩、又怕小時候的貝貝受傷,而將其鎖在家裡。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面對學校裡最信任師長的不願處理,想到說出實情後,不僅可能會和大家關係破裂,甚至被迫離開學校,並讓「不見得那麼理解自己,但長期為自己辛苦付出」的家人更添困擾與傷心,孩子們的掙扎及無奈,完全可以想像……
3️⃣ 這些小孩不都受過這種痛苦嗎?會什麼會繼續傷害其他人呢?
🗣:以前同學也這樣對我
🗣:學長都說這是在玩
👩🏫:他們只是在玩而已
🧑🏫:他們都是好孩子,不會傷害彼此的
這些孩子及老師的話語如此殘忍,卻隱約道出了為何有些持續被迫受害的孩子,最後逐漸成為加害人。
轉變的因素很複雜,每個孩子的都不同,光我所了解到的因素就包含:
▶️ 覺得自己以前都被這樣「玩」、也沒人制止,現在玩其他人也是自然且公平的。
▶️ 因為其他人都說這只是在「玩」、沒什麼,包含老師也是,所以覺得這樣「玩」是自然的。有些學生是直到事情發生許久後,才知道這些「玩」其實是性侵害。
▶️ 覺得自己受害很痛苦,但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人相信自己,無法發洩,只好模仿性地繼續重複。
▶️ 只是想更加靠近對方,看別人都這樣做,以為是可以的。
▶️ 自己也這樣做.就比較不會被欺負了。
這些因素不僅反映出性平教育未真正落實的嚴重問題,更帶出制度面上的嚴重缺失。
看到電影中寶弟怒吼: #你們為什麼這麼晚才來
我腦海裡不斷浮現過去看過本起事件報導中(https://bit.ly/34GAPcC)的這一句話:「為什麼我這麼倒楣,法院判我的刑責,以前對我性侵的大哥哥大姊姊都沒被警察抓」
對我來說,該為這些事情負責的,該好好檢討這些事情的,其實是我們這些大人們。
4️⃣ 特教學校特別容易發生這類案件嗎?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希望非常鄭重地請大家幫忙一件事:
在討論《無聲》或本起事件時,請避免 #標籤化 特教學校、特教老師及特教學生。
因為標籤化無法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與其將某些場域標籤化為容易發生這類案件的地方,或許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去檢視為何這些場域會發生這類性侵害案件?
不論是本起事件,又後來爆出類似案件的社福安置機構,我們都可看見這類集體性侵害案件常發生的三大關鍵:
(1) 弱勢孩子:這弱勢包含:年齡、身心障礙、脆弱處境,以及被貼上各種汙名標籤的狀況,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觸法兒少、家暴家庭等。因為這些孩子的「弱勢」,因為社會對這些孩子的 #異樣眼光及偏見,造成他們的求救困難,甚至勇敢求救、說出後還被「大人」質疑及處罰,這問題在《無聲》中一再被強調。
#弱勢不是錯誤,#造成弱勢的常是社會上的不夠平等及友善
但這些孩子卻常因此受害,愈弱勢不僅愈難求助,也愈容易因此被挑上。
(2) 封閉且缺乏外部監督的環境:這關鍵導致事件發生後,只要場域管理者沒有「主動」通報或處理,案件就會被「隱匿」、甚至「吃案」,即便有人願意站出、就如《無聲》中的王大軍老師,但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支持,反而是被噤聲、被阻礙、甚至被霸凌,因為這類場域管理者可能認為: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比跟本性解決問題要來得快且簡單得多。
在傷害被如此忽視、甚至默許的情況下,被害人愈來愈痛苦,甚至被迫轉為行為人.時間愈長,傷害愈廣,就像是我們每一起我們所看到 #過很久才被爆出 的案件一樣。
(3) 社會給予的資源及關注不足:雖然這些孩子都是弱勢,但其實社會給予的資源及 #真正關注 遠遠不夠,這點不論在本起事件的特教學校或安置機構的回應中,都可持續看到。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一點中我會提到,對有些場域管理者來說,跟本性解決問題說不定更難。就像是《無聲》中校長所說的:
「該做的我都做了,若學校關了,剩下的孩子該怎麼辦?」
這句話看起來有些推卸責任,但實際卻也道出台灣特教資源長期不足的問題,而安置機構「超收」更早已不是新聞,在嚴重超時工作(如本起事件中的宿舍生服員)、社會歧視偏見、專業培訓不足(特教老師不見得都熟悉每種障別的教育方法以及相關性平教育的落實)等狀況下,面對「可能會讓整個學校/機構關門」的聲音出現時,裡面的人到底會選擇保住自己的工作,還是為了孩子持續和體制對抗呢?
5️⃣ 為什麼這些老師都不願處理?他們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嗎?
每當有集體性侵害案件爆出時,我們總會聽到民眾驚訝地說:「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好人啊」、「他們看起來不是那麼冷血殘酷的人呀」,這些我相信都是事實,而這反映的正是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
「我們也要賺錢養家,沒有太多選擇……大家為什麼要苛責老師?」類似的話語在本起案件的訴訟及爭論過程中不斷出現。面對被性侵害女學生的求救,導師回覆:
「如果老師幫你,誰幫老師啊?」
另一位生輔員也提到:「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跟車,學生很多我很難管。……我曾經制止,但他們不聽,我告訴OOO,但他說是小事,叫我不要寫在紀錄簿上」
這些話語不僅反映了教職員內心的為難,同時更顯示了「漠視」、「服從」、「維持和諧」已成為這所學校當時的普遍氛圍。也難怪這麼多的傷害不斷被曲解成「在玩」,甚至有老師說出:「你們不懂這些小孩子,他們就是『那樣』啊!」的話語。
6️⃣ 打手語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跟案件隱匿有關嗎?
「校長,你會打手語嗎?」
王大軍質問校長這一幕讓許多人印象深刻,但現實中,被質疑的對象居然反了過來,實在令人覺得相當諷刺。
面對人本基金會持續開記者會砲轟學校及教育部處理有問題,校長居然指派一位會手語的教師 #公出 去記者會以人本基金會人員不會手語,質疑調查有問題的,相關事情始末,人本基金會已寫得很清楚 https://bit.ly/3naSQIe
在此我只想補充說明,啟聰學校的教師如果不會手語,確實會對教學造成影響,且老師用的是自然手語還是文法手語也影響很大。台灣至今相關師資及溝通資源仍舊相當不足,光特教學校就已不全,更別提實行融合教學的學校。對此我會盡力督促,務必讓教育部針對不足之處盡快改善。
7️⃣ 小光:「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小光最後的自白,留給我以及現場的大家,更為沉重的無奈。
如果我們連最基本的性平教育都未曾推動,如果性侵害案件都只能持續無聲,如果我們的社會仍在要求「完美被害人」,那我們怎麼能協助孩子正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們要怎麼讓孩子逐步釐清自己的情緒、情感、感受及慾望?
「我覺得很丟臉。」
「我恨老師,可是畢業典禮那天,我看到老師...卻有點開心。」
「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變態?」
「老師,像我這種人,值得活在這世上嗎?」
當校園性平機制能真正落實,當學校能好好教導學生破除社會對於性、同志及被害者的污名,當學生真的能完整學習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時,我想,小光就不會痛苦到必須靠自殘及傷害他人來自我求救,且將會有很多人告訴他:你不是變態,你值得活在這世上。
8️⃣ 性平教育真的有用嗎?
《無聲》中有一段在討論為什麼硬體改善了、性平教育教了,性侵害案件仍然持續發生?有些朋友看了可能會疑問:這是不是指性平教育教了也沒用?
答案恰好相反,這正點出台灣性平教育常只停留在表面 #真正落實仍然不足。
這個落實,首先教學內容要正確、充足且符合學生的需求,就像只談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不去談根本的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是不會有完整成效的,但無奈的是,許多學校至今仍未完整落實性平教育,包含特教學校也是。
此外,教育部雖然持續有在推特殊教育中的性平教育,但我們卻收到障礙者的持續反映,因為不僅內容有些過時錯誤,且仍舊不足,像教育部出的「性別平等教育手語畫冊」中的「手語圖示詞彙」沒有「陰莖」、「睪丸」、「插入」、「陰部」、「下體」、「陰道」等詞彙。此外現有教材更嚴重 #缺乏障礙者的觀點,例如以明眼人的預設去看全盲的生活,居然是提供沒有觸摸教材或相關說明的投影片來進行教學。
最後,性平教育的落實不是只有一個老師教就好,更需要整個學習環境的一起落實配合,像是黃俐雅去本起事件的學校進行性平教育演講時,雖然學生反應相當熱烈.但共同參與的老師不少都低著頭打電腦、玩手機,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甚至講座結束後,有學生去和老師反映自己被性騷擾,老師居然叫學生不要再講,都已經有在處理,如此將學生「打發」離開。
以上這些問題正是為何這所學校「即使進行了幾場性平教育」,整體狀況仍無法快速改善的根本原因。
當時不是都已經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了嗎?為什麼還有學校會這樣吃案?
本起事件其實並非特例,雖然《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年就已公告施行,但說實話,直到現在仍未落實,到現在仍有學校幾乎未推動性平教育,甚至持續進行違反性平的教學內容或「隱匿吃案」。這些問題雖然已逐漸減少,但真的太慢太慢,我會堅持要教育部加緊補全。
回到這所學校,其問題根源不是只在學校本身,更在於教育部的未盡責任,這也是為何監察院糾正教育部、彈劾許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官員的原因。舉例來說依法該成立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所學校直到人本基金會不斷追蹤、為學生發聲,且都請立委出面後,這所學校才終於在2010年正式成立,遠比法定的晚了6年。且即便成立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些案件也開始被調查處理,但調查告一段落後,人本基金會卻赫然發現,涉案70多名學生,居然只有2名接受輔導,這些問題,教育部不僅未曾監督,甚至還放任不管。
《特殊教育法》第4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辦理一次評鑑。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卻以「還沒有訂出合宜的評鑑指標」為由,不願對這所學校進行校務評鑑,且自2003年後 #連續九年不曾進行評鑑,等同放任該校繼續發生問題。
更誇張的是,這所學校在2012年1月到2013年8月,其實仍繼續發生30多件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包括數件校外性侵害事件。但對此,教育部居然堅持,通報到教育部的32件性平事件中,沒有一件是性侵害,顯見該校的性平狀況已比過去改善甚多。如此 #欠缺教育理念 的發言,實在令人為之氣憤!
對於以上教育部失職的部分,我會繼續監督改善,同時,我也會要求教育部確實掌握全台學校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狀況,防止類似問題再發生在任何學校中。
9️⃣ 聽人距離聾人的距離有多遠?
《無聲》其實已算是相當靠近聾人文化的電影,但其實我仍收到聾人朋友反映一些「因為劇情考量而與現實有所落差」的情節,像是:
▶️啟聰學校其實幾乎沒辦過舞會,因為聽障朋友的狀況其實差距很大,對於部分聽障朋友來說,除非是能透過地板震動清楚感受到音樂節拍(像是林靖嵐),否則是有難度的。
▶️ 助聽器是聽障朋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價格也很高,所以多數聽障朋友都會保護助聽器不要淋到大雨,以防止受損或壞掉。
我收到這些意見時其實也有些訝異,這也正反映出我們社會聾人文化仍不夠了解,且不只是聾人文化,其他各種多元文化與樣態也是,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認識、包容及同理,想想張誠和貝貝的看電影經驗,我們可以更加友善。
🔟 這起案件我記得有申請國賠,現在狀況是?
其實,本起事件共有兩次國賠求償,求償案件內容詳細可看人本基金會的文章:https://bit.ly/3nfBSsq
我想強調的是,在第一次國賠,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偉寧居然同意校方 #不代位求償(https://bit.ly/2GL5zSk),造成所有違法教職員皆未做出任何賠償、以致全民買單後,第二次國賠的結果,教育部至今仍未公開對全民交代。對此,我會堅持立場,要求教育部必須盡速公開相關資料。
此外,我並會要求教育部針對第二次國賠協議過程中各種官員及校長的離譜作為,進行全面的檢討與懲處,包含:將這些案件說成是「學生要處理,學校校譽也要迴護」,私下去找家長「溝通」、要求撤回國賠請求,語帶威脅地警告生輔員不得說實情等,這些體制內的問題我們仍舊要面對,需修法之處我這也會研擬提出。
感謝 吳思瑤 委員的包場,讓我和許多教育及文化界的朋友一起觀看這部無聲 The Silent Forest。這部電影很沈重、很複雜,甚至最後柯貞年導演也未曾給予一個簡單正向的答案。但我想,這正是我們需要去看的原因,因為其中許多結構性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事件所留下的傷痛,不該隨著時間逐漸遺忘與無聲,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正視與實際改變。
我將持續在立法院內監督特殊教育、性平教育以及校園性平機制的落實,#不再讓特教成為性平的缺口,#不再讓孩子的傷痛繼續沈默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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