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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簡約風茶具】

1598年4月13日，法國波旁王朝首位君主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簽署頒布「南特詔令」（Édit de Nantes），又名「南特敕令」。

從此，法國境內信奉喀爾文主張的新教「胡格諾教派」（Huguenot）享有與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權利，無需再被欺壓或歧視，這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宗教寬容法令。回顧西方歷史，以宗教為名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亨利四世在那個年代就有此遠見，無論是否考量到自身政治利益或者信仰屬性，都可說是難得之舉。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亨利四世的不肖孫子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在位時，為了徹底實踐君權神授和中央集權，建立絕對唯一權威，再也無法容忍國土之內新舊教並存，於是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否定南特詔令，開始迫害並驅逐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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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以宗教唯一策略加強君主集權，博取法國人民認同，雖然有其效益，然而卻使得至少數十萬胡格諾教徒因迫害行動出逃至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遠赴北美。

這些被迫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其實人才濟濟，他們之中有許多傑出的工匠，包含造紙業、絲織業、羊毛產業、長襪和手套製造等行業，不但掌握技藝同時控制法國大量出口貿易額。另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銀匠。隨著逃亡遷徙，他們將專業技術和知識帶到新的國度，不僅振興當地相關產業，也提高生產力，為他國創造大量財富。

對於接納這些宗教難民的國家來說，手藝精湛的胡格諾工匠大師簡直是法國拱手送給他們的寶藏。

與法國領土僅隔一道海峽，英國自然也成為胡格諾教徒選擇新家園的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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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之前，路易十四便已經展開一連串行動驅逐新教徒，導致早有胡格諾工匠陸續移往英國。相較於英國當地工藝水準，胡格諾工匠超出水平許多的手藝自然受到矚目。儘管落腳之初難免引來英國同行嫉妒，幸虧隨著敕令頒布，迫害愈甚，皆屬新教的英國人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才讓遠來的胡格諾眾人覓得一處安身立命之地。

這組銀製《茶壺、酒精燈和茶几》（Teakettle, lamp, and table）就是英國胡格諾銀匠大師賽門･
潘坦一世（Simon Pantin I，c.1672-1728）約1724至1725年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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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坦是18世紀初期在倫敦相當受到敬重的銀匠大師，他的客戶非富即貴，也都是當代時尚人士，其中最具影響力者就是英國君主。依據古代流行準則，在上位者個人喜好往往都會引來一群馬屁精群起效尤，進而形成潮流，潘坦的時代也是如此。

《茶壺、酒精燈和茶几》就是約克郡一對顯貴夫妻跟潘坦大師下單訂製而成，形制簡潔優雅，茶壺和酒精燈可分別拿開，只留一座精巧茶几。這般超前時代的純粹凝鍊，即使置放於現代居家空間，看來仍舊雅致時髦舒心悅目，正有「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般的清麗明媚之態。

300年前設計竟然如此前衛新穎，正是典型的〝安妮女王風格〞（The Queen Ann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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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Anne，1665-1714）是司圖亞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最後一任君主，在胞姊瑪麗二世（Mary II，1662-1694）和姐夫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1650-1702）因1688年光榮革命夫妻共同繼位，卻未留下子嗣後登基上任。

不同於姐姐瑪麗二世喜歡繁複華麗巴洛克裝飾，安妮女王反而偏愛樸實無華、簡單乾淨的格調，而精煉美感和絕佳品質，也成為安妮女王時代銀器的特色。

要在節制的設計中創造視覺效果，卻不仰賴複雜雕刻工藝，更是考驗銀匠的能耐。正好已在英國落地生根的胡格諾工匠具備出色手藝，得以運用線條和鑲版，利用因光線照射在不同角度所形成的反光和偏轉效應，構成各種紋理，增添精緻美感。

才能卓越的胡格諾工匠如潘坦，就像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一樣，都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再轉為己用。例如茶几的桌腳和八角形桌面，以及八角形水壺造型都於源自倫敦家具市場可見的中國瓷器和漆器，另外茶几的三角架中心柱軸靈感則由當代木製家具而來。

因此這組銀製茶具不僅象徵安妮女王個人品味特質，更是結合英法兩國錯綜複雜的宗教發展背景，以及航海時代之後形成全球化貿易網絡，東西文化交流之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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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胡格諾教徒出走法國，宗教迫害只是原因之一，實際影響因素尚且包含路易十四為了籌措長期對外戰爭的軍費，持續大舉徵稅，同時還下令徵收金銀餐具和家具，用來鑄鍊成錢幣收歸國庫。波旁王朝至此盛極而衰，敗象已露。

你可以說國王自己所擁有的鑽石數量絕對更值錢啊~捐幾顆鴿子蛋出來肯定勝過老百姓家裡那一疊又一疊的鍋碗瓢盆。但這都只是我們不懂事老百姓的天真想像。愛鑽石愛到恨不得吞進肚子裡的路易十四怎麼可能割愛？結果不但老百姓家裡的金銀器具和錢包被扒光，就連凡爾賽宮內的黃金器物也遭殃，通通進了鑄幣廠。

這麼一來，連帶使得胡格諾工匠的訂單大量減少，即使好不容易來張訂單，也因為缺乏製造原料，根本很難做出成品交差。如果再加上宗教迫害帶來的公民權益受損、財產沒收、行動限制和殘酷刑罰等因素，五窮六絕的情況下，不走人另謀生路才奇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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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當年這項措施無疑造成法國極大損失，也被他國給撿了現成又好大的便宜。然而歷史無法重來，錯誤難以彌補。

站在王權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路易十四，你會怎麼辦？

#國王很難
#老百姓更難
#自由多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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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推】《#香港第一暴徒孫文》

■■ 滿清統治期間，經歷百年閉關鎖國，數十年對外戰爭未嘗一勝。鴉片、英法聯軍、甲午及八國聯軍等戰，導致清廷賠款、割地，對內，則向國民橫徵暴斂；對外，則向列強俯首稱臣。直至太平天國席捲全國，若非內鬥、戰略失誤，則中國已經改朝換代。

■■ 太平天國滅亡後，革命事業一時無以為繼，而其革命行動，則啟蒙了國父投身反清事業。國父孫中山之策動革命，被清廷視之為「逆賊」。綜其革命策略，文宣、策反、眾籌及暗殺等，又聯絡清朝重臣及港英高官，最終推翻清朝，終結皇帝制度，以下概況孫文革命謀略，俾能在雙十之刻，重溫孫文平生。

【革命思想之來源】

■■ 「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前赴香港大學大禮堂，發表以下演說：「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

【專打政府建築】

■■ 孫文革命，專攻政府建築，包括以衙門、官署及軍火庫為目標，務求做到「一夫發難、各處響應」，以最快方式佔領軍事重鎮，迅速控制全城，達致革命目的。

■■ 同時，每次攻打衙門，革命黨人徒有槍械，卻沒有子彈。幾經奔波後，仍只得子彈數十發的情況，比比皆是。或只有數十人，卻迎擊官署數百人，以一敵百。由於情況惡劣，孫文等革命黨人唯有配合策反、暗殺策略，達致佔領官署之目的。

【策反軍隊頭目】

■■ 由於人少、力薄，孫文等革命黨人不僅以報紙、演講，向人民灌輸思想，還針對軍隊頭目進行策反。

■■ 一八九四年，日本在甲午戰敗擊敗中國之後，清廷訓練新式陸軍，以德國、日本編制練兵，務求與列強抗衡，順勢打擊革命黨人。

■■ 孫文等人，卻針對新軍進行游說，例如湖北新軍熊秉坤，本為普通步兵，卻被孫文策反，其後熊秉坤更成功游說二百多名士兵加入革命黨。

■■ 武昌起義之日，革命黨人迅速軍械庫，導致辛亥革命成功，實際是策反的效果。

【刺殺朝廷命官】

■■ 孫中山認為成功舉事，以一敵百，難以成功。為了達致麻痺敵人、製造震懾效果，又組織多個暗殺隊，達致目的。

■■ 當時，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組織多個暗殺組織，包括「天津暗殺團」、「北京暗殺團」、「天津暗殺團」及「東方暗殺團」等。1900年惠州起義，史堅如甚至掘地道，打算炸死兩廣最高軍事負責人德壽。

■■ 根據孫中山親述，革命黨人尚有以下具名的暗殺行動，包括吳樾刺殺五大臣、劉思復擬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徐錫麟槍殺安徽巡撫恩銘，熊成基擬殺愛新覺羅．載洵，汪精衛、黃復生擬殺攝政王，溫生財殺廣州將軍孚琦，年僅十六歲李沛基炸殺廣州將軍鳳山等，均屬可歌可泣的故事。

【籌集革命資金】

■■ 孫文等人籌劃革命，事必牽涉大量金錢。

■■ 根據記載，孫中山曾經要求「匯款萬元與黃克強（黃興）、為籌設暗殺機關經費」，反映資金部分是為了僱人執行暗殺任務。

■■ 不僅暗殺，其他開支亦大，故急需籌集資金，支援武力革命。私人捐助方面，孫中山兄長孫眉支持甚大，1895年廣州起義、1900年惠州起義，均落力捐助，直至後來孫眉財困，亦是由於支援孫文革命之故。

■■ 在云云財團中，法華籍商人張靜江，出手闊綽。張靜江曾經向孫文透露，若需要資金，可發電報暗號，A等於1萬，B等於2萬，如此類推。

■■ 然而，私人捐款有限，革命亦不可能靠個人感召，孫文設法動之以利，將籌款變成一種投資，發行債券，籌集更多資金。例如在日本發行「中國幣」債券，面值1000，售價250。革命成功後，歸還本息。購買100元者，獲公民資格；購買1000元者，可獲優先經營企業權；如超於此數，則可另置雕像、冠名公園或道路。

【出版政治報章】

■■ 為了廣泛爭取海外華僑支持，啟蒙國民思想，配合策反、籌款等策略，孫文等革命黨人遂出版報紙。

■■ 報紙，包括香港《中國日報》、澳門《鏡海叢報》、日本《國民報》、檀香山《檀山新報》、加拿大《大漢公報》及美國《少年中國晨報》等。

■■ 以上各種，皆在宣揚若欲中國強大，滿清必先倒台；若欲走向共和，帝制必先廢棄。報章在中國境外發行，卻流入中國境內。孫中山又針對海外不識字者，舉行多場演講，務求感動海外華僑，達致推翻政權之目的。

【聯絡中港官員】

■■ 孫文策動革命期間，利用香港背靠中國的獨特地理位置，並善用人際網絡，作為籌劃革命的基地。1913年港督梅含理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報告，披露定例局（今立法會）議員何啟及韋玉，均曾經借出地方供孫文召開革命會議，並指點行動如何不觸犯香港法律。何啟身兼定例局議員，又曾經擔任孫文的醫科老師，革命黨人之所以成功在香港籌劃多次革命，實多得香港官員鼎力襄助。

■■ 不僅港英官員支持孫文革命，香港總督亦曾經出力。八國聯軍入侵期間， 中國各省官員拒絕向列強宣戰，並擬策動「兩廣獨立」，推舉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李鴻章甚至派人聯絡孫文，共商合作事宜，雙方曾經融資，預備策動獨立。可惜不久李鴻章調任北京，計劃又遭英國政府反對，遂不了了之。

■■ 雙十辛亥革命距今一百零八年，孫中山的革命事蹟，在晚清時期則視為叛逆，在今日社會則奉為國父。革命之涵義，不限於推翻政權，亦在於對抗不義、革除陳腐思想及謀求國民福祉。孫中山的暴力革命，其手段或被時人譴責，然而打倒邪惡政權，實在不能以談判、妥協等手段解決。暴力革命是推翻滿清的惟一手段。近年學界對孫中山的評價毀譽參半，然而推翻滿清，謀求共和，則有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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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內容簡介：
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幣制管窺國運興盛的政經史。
　　
■ 紙鈔為何自宋朝始用後，總是悲劇性收場？
■ 不產銀的中國，為何被迫成為銀本位國家？
■ 甲午戰爭、中日抗戰的引線，白銀也是其中關鍵？
■ 鴉片戰爭的背後，其實是全球經濟之戰？
■ 一九三○年的大蕭條時代，何以是民初經濟的黃金十年？
　　
　　中國是最早展開紙鈔試驗的國家，在貨幣史上常與錢幣、白銀三者並用。錢幣通常由銅、鐵、鋼等廉價金屬鑄成，不利遠行攜帶，進而發展出便於匯兌、攜帶的鈔票；但為何最便利的鈔票，卻難以通行於民間，反之是白銀成為朝廷屢屢禁不得的貨幣？甚至最終給予合法地位，使白銀流通天下？
　　
　　明朝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流通至全球貿易，使白銀大量流入，至此中國成為銀本位國家，締造繁榮盛世。然而「白銀帝國」之路，是光環，也是詛咒。當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從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而後過渡到現代金融法定貨幣系統時，中國未跟隨世界潮流，導致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國財經政策，足以左右國運，日本藉經濟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強國；中國則因幣制的混亂、紙鈔的信用破產，讓列強有機可乘，千年根基於百年內傾圮。
　　
　　自宋元以降到近代，白銀的使用與演變，從內需至接軌國際，一部中國千年貨幣史悄然成形。然而做為經濟學者，徐瑾的書寫野心不僅止於此，透過爬梳歷史變易，她發現王朝的傾滅都與疲弱的幣制有關；而中西金融史的比較，更顯現了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因此，此書不僅是中國貨幣史，也是一部經濟如何影響國家命運的政治史，從歷史的迴音中，為現世敲響警鐘。
　　　　
作者簡介：徐瑾
　　中國最受歡迎的青年經濟學者，作品曾連續入選「二○一五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二○一六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等。
　　
　　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早年辦過《讀品》雜誌，現則主持經濟人讀書群，每月推薦經濟、社會、文化相關出版品，成為財經讀者的引路人。
　　
出版《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等著作。Wechat名稱為「徐瑾經濟人」。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出自於王昌齡的《出塞二首·其一》
去年前往內蒙古文化交流，再陰山腳下馳騁六小時，果真陰山就橫在眼前。
歷史不只是故事，從來是一面鏡子
啊!現在還有胡馬嗎?
只是光禿禿的山巒起伏，
只是供憑弔的祭品!
譯文
秦漢時的明月，秦漢時的邊關，（互文的修辭手法）至今依然如故，而戰爭卻一直不曾間斷，已有無數將士血灑疆場，又有多少戰士仍然戍守着邊關，不能歸來。只要鎮守龍城的飛將軍李廣還在，就不會讓匈奴的騎兵跨過陰山，侵犯我中原。
註釋
1、但使：只要。
2、龍城：是匈奴人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的神聖場所。衛青第一次出塞便直搗龍城，將其付之一炬，在心理上，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3、飛將：指漢朝的飛將軍李廣，資治通鑑和史記均有記載。
4、陰山：崑崙山的北支，起自河套西北，橫貫綏遠...

《出塞》是王昌齡早年赴西域時所作，《出塞》是樂府舊題。王昌齡所處的時代，正值盛唐，這一時期，唐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取勝，全民族的自信心極強，邊塞詩人的作品中，多能體現一種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敵制勝的強烈自信。 同時，頻繁的邊塞戰爭，也使人民不堪重負，渴望和平，《出塞》正是反映了人民的這種和平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