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倭患不斷,為何清朝時就少了?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少游
在歷史上,倭患是很令人頭疼的,不僅會造成經濟損失,還會擾亂政治秩序。我們慣把日本海盜稱為倭寇,「倭」為矮小,「寇」為盜賊,這二字簡明的表達了中國人對於這種行為的不恥。其實,倭寇的組成不止如此,內部更亂,除了部分日本人,還有部分中國人。內外互通,私下勾結才給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間造成了困擾。倭寇橫行沿海的時期是明朝,甚至因為抗倭而湧現出一大批英雄人物。而到了清朝,倭寇卻減少了,是因為清朝走的是彪悍路線,倭寇不敢來了還是倭寇自身實力的萎縮?其實,這裡面的緣由比較複雜,跟兩國政治經濟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時還受到歷史潮流的影響。
中國海禁,明朝倭患不斷
明朝倭患在朱元璋時期就有了,雷厲風行的朱元璋曾經為此做出過措施,他身為一朝皇帝,自是不能讓倭患為所欲為,於是派出使者,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想與倭患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誰知倭患竟不守規矩,殺了使者。朱元璋對此很生氣,但又不能勞民傷財大肆打擊倭患,畢竟出海戰爭不太適合當時剛建立的明朝。於是,他便出台了「海禁」政策,日後「海禁」政策不斷完善。不過倭患還是未能消滅。
明朝正因為倭患不斷,所以湧現了很多抗倭英雄,最出名的就是戚繼光抗倭了。戚繼光抗倭其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過,由於當時倭寇過於猖獗,加上國內不齊心,國內軍隊的海上素質不高,導致沒能徹底除去倭患之憂。其實,明朝為抗倭做出過很多努力,皇帝也深知倭患的危害,害怕倭寇對明王朝的統治產生威脅。遂派大量水師駐紮屯兵,在嘉靖之前,明朝倭患不過小打小鬧,派出的軍隊大多能收拾妥當,但是,後來為什麼越消滅倭寇的數量越多,不減反增。這是因為有外國的介入,當時日本對外受到了援助,購進了很多先進的武器裝備,雖然明朝時武器也不差,但是,相比於日本當時的武器來說,還是略遜一籌,再者中國軍隊的海上作戰技術存在劣勢,根本無法剿清沿海這些倭患,只能在他們進擊內陸時予以反抗,所以在作戰上,是非常被動的。
要說明朝為什麼有著打不完的倭寇,首先是日本在14世紀的時候,進入了一個特殊的南北朝分裂時期。國內很不太平,各地紛亂不斷,國內一片狼藉,資源緊張。所以那些在戰爭中沒有爭奪到物資的群體,便進入中國沿海,妄圖從這些地方獲得各種資源來充實自己的實力。其次,當時倭寇國自己國家發展需要物資,自己國家國土小,資源少。而中國與日本自古的「緣分」使然,最重要的是資源很誘人。航海技術的發展也使他們外侵的行動愈加強烈。而且倭患在中國的掠奪傳到國內,更多的人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最後,明朝當時實行海禁,禁止對外貿易的發展,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倭患,但是也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那些沿海的人和朝中部分牽扯到利益的人,他們為了私利,所以對外勾結,內外勾結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倭患的實力,所以更加難以對付。
日本海禁,清朝倭患減少
到了清朝時期,日本國內形勢發生變化,幕府勢力上升。進入和平時期的日本,國內戰爭消耗了大量實力,上下都需要整頓。新的領導人出台了新的政策,其中有項內容是禁止日本船出海進行貿易,也不允許日本人與海外有聯繫,偷渡者處以死刑。這樣一來,嚴厲的政策束縛了日本人來中國掠奪,日本其實進入了短期的「鎖國」時代,所以倭寇作亂才有所減少。這些倭患不敢出來,出來之後就成了國家的敵人,他們自然是不敢出來作亂,只能忍著。並且,清朝時對這沿海地區加大軍隊投放,已經減少的倭寇隊伍自然不是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的對手,犯事的人自然少了。
當然,清朝也有倭患,不過遠沒有明朝的危害和影響大,後來的倭患一部分被消滅了,一部分被招安了。順治時期,更是加大了對倭患出現地區的監督和管制,所以,當時除了台灣,其他地方基本沒什麼問題。康熙雍正時期,海禁的力度也大大減小了,經濟發展的也很好,所以,幾乎也沒有內賊去冒險跟倭患們合作了。還有一個原因是鄭成功在打擊倭寇裡的作用,當時佔據台灣的鄭家,在沿海的發展主要靠沿海貿易,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被倭寇損害,對他們大加打擊,消除了不少倭寇。在當時其實還存在一些來自各地的倭寇,因為倭寇組織沒有名正言順的系統,所以當時還有很多試圖在中國進行掠奪的國家混入倭寇組織,時不時在我國沿海地區進行一些不正當的活動,也是,中國當時國力還是不錯,很多小國也只能以這些不入流的手段在中國國土上嘗一點甜頭,但是中國的大局觀和包容的傳統文化促使我們在有機會徹底消滅倭寇的時候,給了他們機會,並沒有學他們的路數,而是堅定我們自己的國策和文化。
當時日本鎖國一是為了整頓國內,防止國民出海作亂,失去控制;二是阻止國際上的國家來搗亂,防止西方文明的介入。雖說都是海禁,但卻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倭患最開始本來是走投無路的民間勢力的對外掠奪實驗,後來發展得越來越大,後來,發展成為官方勢力之後,取消了這種說法,所以,明清之後我們也再沒聽到倭患這種說法。其實,不管是明朝倭患的猖獗還是清朝倭寇的減少,都是多方面歷史條件作用的結果,既有內因又有外因,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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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鎖國 在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中國在元朝之後,鎖國才是常態,開放都是少數的例外】
從14世紀晚期開始,直到20世紀末期,多數的時候都是處於實施嚴格海禁的狀態下。反而是在西北方的陸上貿易還相對興盛。
對比近代海權的興起,中國最後會成為相對落後的國家,並非沒有原因。明、清兩朝先後採取海禁政策的原因不盡相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政以後會長期鎖國,則是綜合了很多與前朝相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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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如何成為幕府將軍的忠心臣屬? #左岸八月新書上市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這是一本傑出的著作,對於東亞史與全球史都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我敢說對歐洲史也是。❞──歐陽泰(Tonio Andrade),《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決戰熱蘭遮》《火藥時代》作者
❝即使鄭成功攻取台灣之後,幕府對於反對荷船攻打唐船的原則,也並未動搖分毫......本書給予台灣學界近來所關切,如何在世界史當中書寫台灣史的問題,提供一些參考的解答。❞──鄭維中,中研院台灣史所研究員、《製作福爾摩沙》作者
════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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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式」的征服史觀※
※重新發現東亞,#書寫世界史中的台灣※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何要呈獻一盞吊燈給日本贖罪?日本商館館長又如何成為德川日本「參勤交代」的一員?
十七世紀初,一盞輝煌閃耀的吊燈由荷蘭人呈獻給德川幕府,對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印象深刻的讀者,也將對本書作者從一件禮物背後投射而出的全球史感到興味盎然。吊燈作為謝罪的禮物,是為了要贖回囚禁在平戶的原大員長官諾伊茲。這盞吊燈絕非普通禮物,至今仍在德川家康家廟的東照宮,通往神聖內殿的顯眼之處展示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呈獻這件物品再次顯示他們切實遵從了德川政權徹底順服的要求。
1641年到1853年,日本一般被稱之為「鎖國時代」。透過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引進「蘭學」,日本才得以在鎖國期間吸收西方情報、文化、科技。較不為人知的是,荷蘭日本商館的館長,一如日本各藩藩主,每年都必須上東京「參勤交代」,忠順地趴伏在地上,晉見高高在上的幕府將軍。透過這樣謙遜的姿態,荷蘭人從危險的海盜一變而為將軍最忠實的臣屬,誓言「流盡最後一滴血以保衛將軍及日本領土」。
▍發生在台灣的「濱田彌兵衛事件」為何重要?日本為何無視荷蘭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在那盞深受德川幕府喜愛的吊燈背後,就是發生在台灣的「濱田彌兵衛事件」。荷蘭東印度公司被明朝官兵從澎湖逐出後,來到台灣的大員灣築起了熱蘭遮城。荷蘭人宣稱自己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要對長期往來這個港口貿易的日本商船課稅。大員長官諾伊茲扣押有朱印狀許可的濱田彌兵衛船隻,此舉惹惱日本官方,於是強行關閉荷蘭商館,一直到諾伊茲被「引渡」給日本審判為止。荷蘭人不但無法以國際法的語彙說服日本,還徹底放棄了公司的法律主權。「濱田彌兵衛事件」是台灣浮出世界史舞台的關鍵事件。
除了法律的主權,本書還從另外兩方面呈現荷蘭東印度被迫做出的重大退讓。一是,幕府不准荷蘭東印度以使節身分向日本協商,不承認該公司擁有國家的外交地位。另一是,受制於幕府「朱印船」保護制度,荷蘭東印度放棄以武力解決爭端,因此鄭氏集團在與荷蘭人交惡後,仍可安全無虞行駛海上,賺取龐大資金,讓台灣早期歷史得以開展。
▍歐洲人自十六世紀起就是形塑現代世界面貌的主力嗎?新一代的全球史如何修正「一四九二」架構?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德川政權關係的實質是什麼?我們會發現,荷蘭人沒有掌控德川日本,而是受到了德川日本的掌控。根本來說,日本擁有的軍事資源遠遠超越荷蘭東印度,但如果沒有本書所描述的一連串「有限衝突」事件,「馴服荷蘭人」的政治格局也不會形成。傳統的看法認為,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西方人憑藉軍事與科技優勢,就邁上主宰全世界的道路。從本書的案例來看,歐洲人面對遏制而妥協於當地秩序,反而是在亞洲較常見的情況。
作者綜觀全局,除了描繪歐洲特殊時空下的各國政治如何延伸到亞洲,還比較了荷蘭東印度在亞洲各地的遭遇。更從多視角、多層次的分析視野,呈現各國內部所累積的緊張關係如何觸發東亞局勢的演進,讀者可以同時掌握處於動盪時代的荷蘭(共和政體)、日本(幕府、眾藩)、中國(明、清、鄭氏集團)、台灣(原住民、漢人、荷人)多元複雜的互動,讓多線敘事豐富歷史思考,重新探尋東亞的全球史。
#閱讀世界史中的台灣
════書籍資料═════
書名|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原名|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作者|亞當.克拉洛 Adam Clulow
譯者|陳信宏
規格|14.8 x 21 x 2.9 cm
頁數|448頁
定價|520元
上市|2020年8月19日
════作者簡介═════
亞當.克拉洛 Adam Clulow
歷史學家,研究範圍為近代亞洲,包括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跨國交易、人員流動、觀念交流等。以本書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Jerry Bentley Book Prize、國際亞洲學者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的人文類獎項、European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論壇圖書獎、澳洲歷史學會頒發的Hancock Prize。除了研究,在教學和歷史推廣、科技數位方面,也多有貢獻,近期利用動畫重現十二世紀吳哥窟的盛世年代。目前在德州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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