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風破的前世與菊花台的今生
About the past life of Dongfeng po and the present life of Juhua tai
◾️創作論述 / 方文山 Vincent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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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西壁上有幅《鹿王本生圖》的佛教藝術壁畫,這幅成畫於公元5世紀北魏時期的故事壁畫 ,是莫高窟知名的壁畫藝術代表之一。而那隻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被畫下的九色鹿,就是當時壁畫家,用他能掌握的繪畫技術,勾勒出源自他內心想像的九色鹿。壁畫裡…這《鹿王本生》故事的構圖、用色的濃淡、顏料的取捨,以及線條描繪,還有整體的繪畫布局,再再都是他的追求。只是他可能沒意識到,這樣的追求,就是在跟這個世界對話!
怎樣會更好?或更特別!
在往後數千年的歲月中,不論朝代如何更迭,滄海如何桑田,創作者對藝術的極致追求,從未間斷,也從未改變。因為藝術創作就是在跟這個世界對話,所不同的只是,你對話的載體是什麼?是繪畫、音樂、雕塑、舞蹈或者文學,你對話的形式是什麼?是抽象、寫實,是隱喻或諷刺,是通俗化還是純藝術?
對流行歌詞創作者的我而言
詞曲作品脫離了專輯唱片,它能夠以電影、戲劇,舞台劇的形式重新獲得新的生命。一直以來,我思索的是,歌詞文字脫離了音樂旋律後,它將以何種面目與表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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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風破》的前世
音樂是情感的催化劑,歌詞文字因為旋律的承載,因為與音樂結合,而有了生命。流傳度夠廣的歌曲,總是會形成某個時代的共同記憶,那些被旋律呼喚出來的情愫,總能觸及我們的心靈深處。《東風破》這首歌收錄在2003年《葉惠美》專輯裡,算算時間已過去了十七年之久。這首歌是我與杰倫合作的中國風創作中,第一首在詞、曲、編曲三方面都很符合所謂中國風概念的歌,當年也入圍了台灣《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
《東風破》是用五聲音階創作的,五聲音階也就是「宮商角徵羽」,是中國五聲音階中五個不同音的名稱。它與其他音階曲式最大的區別就是,它沒有fa跟si,只有do,re,mi,sol,la。但這首五聲音階的《東風破》,因為編曲配器的使用,其實混著R&B的「血統」,使這首歌擁有中國風曲調的同時,兼具時尚的節奏感。甚至可以說《東風破》有著中國古典音樂的骨架和西方流行音樂的血肉。
《東風破》這首歌,是我首次將歌詞文字脫離音樂,轉換成當代的裝置藝術,而這轉換必須有一個媒介,或者說一種儀式感。很明顯的,這媒介就是將美學奉為圭臬準則,甚至是信仰的北宋,而這儀式感指的就是,將平面轉換成立體。《東風破》的「破」字,是流行於宋代樂舞形式的名稱,如「琵琶獨彈曲破」十五曲,另外,蘇軾的一首詞牌《蝶戀花·京口得鄉書》裡有一句:「…一紙鄉書來萬里。問我何年,真個成歸計。白首送春拚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這句「東風吹破千行淚」 著實令我印象深刻,再著參考宋詞牌名的命名形式,如《破陣子》、《如夢令》、《東坡引》、《陽關曲》等,《東風破》這三個字的歌名也就呼之欲出了。
也因此,《東風破》這件歌詞裝置藝術,除了原歌名是仿宋詞牌外,再以蒸氣龐克風的機械山水呼應宋代的青綠山水,歌詞書法則引用宋四大家之一米芾的行書。可以說,這件作品迴盪著一股濃郁的宋代美學情懷,媚俗一點的說法是,《東風破》這件裝置藝術,它的前世來自九百多年前的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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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破》詞/ 方文山 曲/ 周杰倫
一盞離愁 孤單佇立在窗口
我在門後 假裝你人還沒走
舊地如重遊 月圓更寂寞
夜半清醒的燭火 不忍苛責我
一壺漂泊 浪跡天涯難入喉
你走之後 酒暖回憶思念瘦
水向東流 時間怎麼偷
花開就一次成熟 我卻錯過
誰在用琵琶彈奏 一曲東風破
歲月在牆上剝落 看見小時候
猶記得那年我們都還很年幼
而如今琴聲幽幽 我的等候 你沒聽過
誰在用琵琶彈奏 一曲東風破
楓葉將故事染色 結局我看透
籬笆外的古道我牽著你走過
荒煙蔓草的年頭 就連分手都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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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龐克裡的有機生命體
蒸汽龐克(Steampunk)是現今當代藝術,特別是裝置藝術所攫取與引用的創作元素之一。早期具蒸汽龐克風格的影視作品,其背景多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但現今則多成為架空世界的故事場景。如宮崎駿著名的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天空之城》,與大友克洋的《蒸氣男孩》;還有電影《太極系列》、《飆風戰警》、《雨果的冒險》、《移動城市:致命引擎》,以及《瘋狂麥斯:憤怒道》等。
對我而言,影視作品裡以蒸汽龐克為背景,並由齒輪、煙囪、儀錶板與大量的管線,以及蒸汽引擎等,所構築出的城市面貌,其建築外觀如工廠般充滿機械感,深深吸引著我。特別是街景巷弄中瀰漫著一股頹廢與懷舊的色調,那些斑駁著銅綠與鐵鏽的機械構件,其機械細節裡的結構美;與錯亂中,卻仍維持著的秩序美;以及老舊機械構件上,自然氧化的色差所形成的歲月美;如深邃的老靈魂,如誘人的鬼魅,幾乎壟斷我對機械美學的所有認知與解釋。
在我的理解中,蒸汽龐克風格,應該就等同於機械文明裡的古典主義。除此之外,電影銀幕上,另一類機械文明之展現,如人造衛星與太空梭類的所謂飛行器,其幾乎一體成形的機械外殼,與色調統一的外觀烤漆,還有一堆懸空觸控的液晶螢幕等,確實充滿未來感與科技感,可以理解成機械文明裡的現代主義。但卻如同鋼骨結構,與玻璃帷幕所建構的摩登大樓一樣,整體質感上,就是少了歲月與故事,沒有溫度跟細節,等同於沒有情緒與表情,不是我所偏愛的美學調性。
也因此,我還是鍾情於會氧化鏽蝕的蒸汽龐克,會風化斑駁的老建築。這二者共同的迷人之處在於,它們的外觀會斑駁,如同衰老;表層會鏽蝕,如同皺紋,有著時間經過的歲月感。也唯有如此,才顯得出它們也是有機的生命體。而我將這隱藏在蒸汽龐克裡的有機生命體,轉換構築成立體的、有著機械生命的《千里江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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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中的美學基因
《千里江山圖》是北宋少年畫家王希孟(1096-1119)唯一傳世的絹本設色青綠山水畫,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幅鴻篇巨制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對此畫作的賞析,也就不再累字贅語的添加溢美之詞。在此探討的是,東西方繪畫技術層面中,其根本上的審美差異,或可稱之為二種迥然不同的美學基因。
《千里江山圖》是青綠山水畫,但對一般觀山賞水的普羅大眾而言,山水畫的既定印象,通常是水墨,而非青綠。因為美術館裡的書畫展,除書法外,看得到的畫作,多為水墨山水,而非青綠山水。水墨畫現已成為中國繪畫的代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狹義的所謂「國畫」。但其實中國的山水畫,是先有設色,後有水墨,而這所謂的設色,主要也就是青與綠。
清代張庚曾言:「畫,繪事也,古來無不設色,且多青綠。」那水墨畫風為何後來居上成為國畫主流,我的理解是,對追求形近神似的畫家而言,山水畫裡的青綠色還是太寫實、太具象了,太反映出真實環境。再者青綠山水,你還是需要研磨石青、石綠等礦物成粉,再入水調其色,多了一道工序。倒不如僅以一墨一水,即能繪出大千世界,來得瀟灑愜意,甚至帶點禪宗意味,或許也因此,水墨畫最終成為中國山水畫的主流。
如水墨畫為東方的代表性繪畫,那西方繪畫藝術的主旋律,就是顏料多彩、用色多元的油畫。西方油畫的用色,相對於東方的水墨畫,幾乎是二條等距平行線,永不可能交錯般的思維與想像,因為我們的水墨畫,其顏料只有單一的墨,用色也只分白、黑,與不同層次的灰,而實際上這裡所謂的白,指的是在畫作宣紙上不用墨而留白。水墨畫與油畫的繪畫用色,在美學觀念上,與繪畫技巧上,是多麼巨大的差異,如同日本也有獨樹一格的浮世繪版畫。而這也正是人類文化多元的意義,因為不同民族對美的定義,對美的話語權,都是獨立互不干擾的。其美學養成教育,來自不同的文化養分,與不同的文化傳承,各自擁有獨特的民族美學基因。當然,在現今全球化的浪潮下,各民族獨立的美學調性,已逐漸趨近一致性,或者說,在交互影響下更顯多元繽紛。
如今我將這九百多年前,還未受到西方繪畫影響,美學觀點相對純粹與原味的《千里江山圖》做為我此次歌詞裝置藝術的美學載體之一,將宋代美學重新組構與解讀,顛覆既定的單一感官經驗,去面對、去迎接、未知的,任何與創作有關的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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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間的碰撞與對話
「建築」是一座城市的表情,一塊土地的記憶;也是最立體的文化符號,最具象的民族圖騰。也或者說,建築是城市的名片;傳統建築,則是城市的文化名片。那麼一座帶著蒸汽龐克風格銅綠色調的機械城堡,又是誰的民族記憶?誰的文化圖騰?或者說,又是屬於誰的城市表情?!
暴露在戶外的機械構件,它們金屬表面上的銅綠與鐵鏽,其腐蝕跟氧化的程度與色澤,是濕度、是陽光,是風雨決定的。機械構件歷經歲月打磨、風雨侵襲,所呈現出的那種頹廢與滄桑感,是恣意野生的,是隨機發生的,是無法人為的,有著一種無從速成的獨特美感。對我而言,這種野生美極其迷人。也因此,這展座上的機械城堡,其色調,有故事潛伏在裡面;其鏽斑,則有歲月行走在其間。
《東風破》展座上這十一座機械城堡,其山勢結構跟擺設位置,呼應的是,北宋王希孟(1096-1119)傳世名畫《千里江山圖》中的第二段。原畫作非常長,使用了整絹一匹(縱51.5cm;橫1191.5cm)。我在創作的設定中,以銅綠色調,對應青綠山水;以立體的裝置藝術,對照傳統的絹本設色畫;其時間軸橫跨了九百多年。
千年前北宋(960-1127)絹本設色的青綠山水,以孕育自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蒸汽龐克之機械山水表現,是此裝置藝術的設計初衷與核心概念。以100多年前英國的蒸汽龐克,來對比與轉換及重構近千年前北宋的山水畫作,這是二個不同文明間的時間碰撞,與空間對話。在垂直縱向的歷史長河裡,尋求水平橫向的邂逅與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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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文字 一種新的嘗試
這座銅綠機械城堡的底座歌詞,是米芾(1051-1107)的《行書集字》。米芾為北宋年間的書畫家,也在朝為官,他與王希孟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被宋徽宗刻意栽培的王希孟肯定看過米芾這位前輩大師的書畫作品,但二人應該永遠沒見過面,王希孟年幼米芾45歲,等他15歲進入汴京(現開封)的翰林書畫院時,米芾早已離世4年,享壽56。此件作品將米芾的行書立體化,把原來在宣紙或拓印法帖上的平面書法,轉換成有碑石刻鑿效果的石刻文字,賦予米芾行書視覺上的新質感,一種欣賞書法的新視野。
此處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我們欣賞書法字體的角度,幾千年下來,未曾改變,全都是以平面藝術的思維去鑑賞書法。所謂的書畫同源,跟水墨山水畫作一樣,書法字帖一直以來,也都是書寫在紙或絹、或木板、或屏風上,甚至還有瓷器瓶身。但不論書寫的材質如何改變,字本身都還是維持著平面的墨色體。然後承載書法藝術的作品格式,可能以中堂、橫幅、楹聯、鏡片、扇面、匾額等形式出現,當然此書寫儀式感,是書法之所以為書法的根本精神,因為立體的字體都已是二次創作,而非真跡。如拓印的法帖,基本上也不再是原汁原味的真跡,因為再精準的刻匠雕工,都無可能百分百還原手寫的真跡!特別是魏碑,雕工匠人,也都應算入書法作品的團隊內了。書法書寫的儀式感,不容改變,也不應改變。只是此次的作品,有個還原法帖字體的再創造,將平面的法帖書法,轉換為立體的碑石文字,此概念或許是將平面書法納入立體裝置藝術的一種新嘗試,一種創作上的新選項。
至於這底座上的11大座與2小座的機械山水,其3D零件設計模組超過130個,總零組件數連同機械城堡內大小不一的基本磚,將近4500多個獨立的3D零件。我可謂一磚一瓦的搭蓋出這11大座2小座的機械山水,再交由團隊將其修邊對齊,再次固定黏合後,逐一分層分梯次上四次漆與補土。其中最關鍵的是,最後一次保護漆前,那道手工銅綠色的工序,必須作舊而且有層次感,經數次來回的討論及試作後,最終團隊裡的美術專職人員,果然不負眾望的精準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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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體合字裡的偏執
為達到原設定將歌詞文字作出石刻碑文的質感,首先必須開始進行書法集字。這《東風破》歌詞,連同詞曲作者與歌名等,總字數205。我工作團隊將這205個字,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翻遍所有能找到的書籍與字帖跟網站,原預計全數以米芾的行書集字取代,但最終只能找到193個字。這193個字分別來自三十餘幅有名有姓的傳世字帖與拓印法帖,如:《蜀素帖》、《向亂帖》、《跋殷令名碑》、《苕溪詩帖》、《致伯修帖》、《天馬賦》以及《彥和帖》…等等。其中《蜀素帖》就集字了15個歌詞單字,如:「口、地、重、一、還、聲、破、葉、將、結、連、分、山、走、古」。另外還創造了米芾體合字12個:「傑、琵、琶、你、們、沒、苛、怎、剝、楓、笆、很」。原因是我們找遍所有能找到、買到的書法帖與書法相關的字典辭書,就是找不到這12個米芾的行書字。這些字,有可能米芾一輩字根本沒寫過,譬如:「你、們、很、沒」,這種現代用語。就像杰倫同學的「杰」字,是現今流通的俗體字。北宋時期的米芾行書體找不到,是能夠理解的,所以,杰字也是米芾體合字,其中的「木」字來自《行書明道觀壁記》而火字部首的四個點,來自《行書淡墨秋山》裡的「照」字。再則某些字應該有寫過,譬如:「琵、琶、楓、笆」,但偏偏在傳世的紙本真跡,以及拓印的法帖中沒有流傳下來。所以最終我只能拆解米芾的不同字體,再重組合成一個我所欠缺的歌詞集字。
在此,也就姑且名之為米芾體合字。此篇《東風破》歌詞,雖然少了12個米芾行書集字,但這12個米芾體合字的線條,也還是米芾的行書體,而且都有法帖來源依據。也就是說,《東風破》裝置藝術底座上的歌詞文字,每一個字都有所本,底氣足,全都經得起一路追溯。可以說這205個字,全都是來自米芾傳世碑帖的歌詞集字。
這些來自古代碑帖的書體,如要轉用在平面印刷物上,稍事微調排版即可使用。但如果要以3D列印成立體字,就必須修補字體邊緣的鋸齒狀,如此電腦作業時解析度上才能判讀,機器才能列印。因為這些古代的書法字,不論是否為後世流傳的拓印法帖,一開始都是以墨寫於紙上。紙有紙的纖維,有肉眼無法判讀的凹凸面。這些字體一旦進入電腦螢幕放大,字體幾乎都會有墨色不均,邊線不規則的問題。所以《東風破》底座這205個字,我們是一個字一個字從碑帖裡找出來,然後再一個字一個字,用電腦修補它的邊線。最終3D成形後,再以人工手繪出其字體的岩石感,對米芾行書歌詞集字的要求與嚴謹,已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接近偏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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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菊花台的今生
古琴,原稱琴,是中國原生的撥弦樂器,有三千年以上歷史,屬絲竹之音。古琴形制為七弦十三徽,初為五弦,漢代起定為七弦。徽位,為古琴之音位,其徽位常以螺鈿、玉等標示。古琴之出聲法主要有三種,即散音、泛音和按音。古琴除作為樂器彈奏外,亦為禮器之一種。古琴在中國古代文化地位很崇高,位居琴棋書畫四藝之首。現存最早的古琴手抄本文字譜為唐代的《幽蘭》(其調名為碣石調),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日本國寶。它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傳世琴曲樂譜,距今一千三百多年!
《菊花台》這件歌詞裝置藝術上的古琴《減字譜》,是由年輕一代的古琴演奏家張璐協助採譜。張璐,2005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古琴演奏專業,2011年保送升入中央音樂學院。榮獲第三屆中國古琴”幽蘭陽春獎”金獎,曾任職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基地鈞天坊-鈞天琴院,擔任該院的執行院長。現為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琴專業委員會理事。
《減字譜》的琴譜字體,取自明代的《清湖琴譜》,此善本琴譜,編者佚名,琴譜上記載由古杭人惠寀所校正,現傳世版本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嚴鴣(嚴嵩之孫)所出資的重刊本,共收錄琴譜三十八首,曲目名稱都頗有詩意畫面感,如《莊周夢蝶》、《御風行》、《屈原問渡》、《漁歌》,以及《昭君引》等,清湖琴譜屬浙派七弦琴譜,現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此琴譜為僅存的傳世孤本。
將距今四百五十多年前的古琴《減字譜》,取其琴譜構字,採譜成可實際彈奏出《菊花台》的減字琴譜,並將譜字以環氧樹脂包覆,以現代社會才具備的化合物技術,透過聚合物間的重合反應或者聚合的作用,形成透明膠狀物,一段時間固化後即變成所謂的水琉璃。這件作品的主體就是透明的環氧樹脂包覆著琴譜構字;文青一點的形容是,這《菊花台》首座的古琴減字譜,被封存在水琉璃裡;再詩意一點的說法是,如同凝固一段歷史記憶般,《菊花台》淒美的今生,將凝固成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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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台》詞/ 方文山 曲/ 周杰倫
你 的淚光 柔弱中帶傷
慘白的月彎彎 勾住過往
夜太漫長 凝結成了霜
是誰在閣樓上 冰冷的絕望
雨輕輕彈 朱紅色的窗
我一生在紙上 被風吹亂夢在遠方 化成一縷香
隨風飄散 你的模樣
菊花殘 滿地傷 你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靜靜躺
北風亂 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斷
徒留我孤單 在湖面成雙
花已向晚 飄落了燦爛
凋謝的世道上 命運不堪
愁莫渡江 秋心拆兩半
怕你上不了岸 一輩子搖晃
誰的江山 馬蹄聲狂亂
我一身的戎裝 呼嘯滄桑
天微微亮 你輕聲的歎
一夜惆悵 如此委婉
菊花殘 滿地傷 你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靜靜躺
北風亂 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斷
徒留我孤單 在湖面成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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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莫渡江 秋心拆兩半
《菊花台》這首歌是五聲調式的創作,五聲音階是中國古代的音樂旋律主架構,一般而言,偏哀傷的曲式,可用小調;而一些比較明朗歡樂的曲式,通常為大調。這首歌裡的古箏很對味,很中國風,可以說,古箏就是專為五聲調式所發明的樂器。但古箏的音域範圍並非只能彈五聲調式,就像音域寬廣的古琴一樣,也並非只能彈五聲音階。
順帶一提的是,這首歌的副歌「北風亂,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斷。」裡的夜未央,詞彙發想自1959年鹿橋所著作的小說名《未央歌》。「央」的含義除了中央跟央求之外,還有終止、完結,所以未央就是未到一半的意思,夜未央也可以說是夜晚將盡未盡時。另外,《未央歌》就是還沒有唱到一半的歌,指的就是故事還沒結束。
另一段也頗值得在此分享的歌詞段落為「愁莫渡江,秋心拆兩半,怕你上不了岸,一輩子搖晃。」這句歌詞我以拆字的手法,去鋪陳歌詞的含義。因為「愁」字拆開來看,便是秋與心,所以我將「愁」字比擬為一個人——他渡過了不該渡過的河,招惹了不該招惹的紅塵,於是上不了人生的岸,無法了斷塵緣,反而落得一輩子搖晃動盪,不得安寧的結局。
這首歌也是張藝謀導演2006年的電影作品《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片尾曲,當年得到第2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也入圍第十八屆臺灣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還有2006年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年度十大優良單曲等音樂獎項。還記得電影上映時,有北京朋友跟我說,因為《菊花台》這首歌在片尾時才播放,雖然劇情已放映完畢,但很多觀眾都坐著沒走,想完整聽完《菊花台》。這麼多年過去了,偶而思及此景,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會心一笑。回憶就像發酵的酒,越放越醇,越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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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般的文化隔閡
古代中國並無發明如西方世界所盛行的五線譜,也無近代所流通的簡譜,那麼古代琴人樂師要如何彈奏樂器?師徒間莫非僅依賴口傳心授,然後一代接一代將彈奏撩撥樂器之法傳承下去,非也!古代中國早已有承傳千年的記譜法,分別為《減字譜》與《工尺譜》。其中《減字譜》專為古琴所使用,這源起於唐代的《減字譜》,為古代中國所特有的記譜法,屬指法譜的一種,這裡所謂的「減」指的是,為彈奏識別之便,減其漢字筆畫,其演變由更早的古琴文字譜而逐步發展而來。此《減字譜》通常會在曲名下標示調名,正文則由譜字組成,再以小字為旁註。
這《減字譜》對現代人而言,無疑猶如魔幻天書般的艱澀難懂。或者說,絕大多數的人都知道五線譜與簡譜,因為學校音樂系教五線譜,年輕人自學音樂看簡譜,但了解古代中國,有自己一套行之千年的減字記譜法的人,恐怕為數不多。甚至現今一些流行音樂的年輕創作者,對其也極為陌生,如此鴻溝般的文化隔閡與斷層,促使了我此件的歌詞裝置藝術的發想,決定將古代的《減字譜》琴譜與現代流行音樂的歌詞相結合,試圖透過通俗文化的強大散播與影響力,讓年輕一代最起碼能知道,在君臨世界樂壇的五線譜面前,也能挺起脊梁的說,咱們也有《減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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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墨黑與時尚金黃
《菊花台》此歌名中的「菊」與梅、蘭、竹合稱「花中四君子」,這四君子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古詩詞的創作中。其中菊花象徵著脫俗絕美、遺世獨立,不與群芳爭豔,是高雅純潔的象徵,受歷代文人墨客所偏愛。可以說,花中四君子是中華文化裡,獨有的植物情感聯繫。另外,雖然櫻花幾乎等同於日本文化的象徵,但菊花紋章,才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圖騰,日本護照封面上的徽章,即是十六瓣的菊紋。也因此,菊花此一花卉在東亞文化中,具備著一定地位的文化象徵,雖然菊花品種繁多,但其主要色調與文化聯繫還是設定為黃。菊花之古稱別名即為「黃華」(華為花之古字),四季的花卉代表裡,菊亦被列為象徵泛黃的秋,謂之秋菊。
所以,此裝置藝術的展座底盤色調,我把它定義為貴族黃,其黃偏金,其色多層。也就是,裝置著機械結構的展座底盤,整體色調偏金黃色,這金黃色調,為手工調色,帶著深淺不一的層次感,是謂貴族黃。這貴族黃裡的機械結構,其繁瑣交錯的線條,對應的是上方透明樹脂裡,橫豎線條繁複的減字譜字;以金黃的機械結構線條,對比墨色的琴譜體漢字筆畫;這是二種不同時空,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對比與映襯。制式的機械線條,凸顯手寫漢字筆畫的溫度;都會時尚感的金黃,對比文人墨黑的沉穩。同樣的,文人墨黑的低調,也映襯出時尚金黃的自信;琴譜字中不規律的手寫感,也彰顯了機械線條的穩定與秩序。二種迥異的創作形式與物質文明,在此裝置藝術的作品中,卻如此和諧的、同時是對方的紅花與綠葉,對比與映襯出雙方在此創作中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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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技術都是不摻水的乾貨
此《菊花台》歌詞裝置藝術的減字譜透明樹脂展座,製作上非常繁複與耗工,但完成後的成就感也最大,首先必須將減字譜展座建成特製石膏模,等脫模成形後,再開始依序倒入環氧樹脂,此樹脂需先抽真空以防氣泡產生,而且需在密閉室空間作業以防灰塵沾染。此環氧樹脂倒入的時間與厚度,是此作品成敗與否的關鍵之一,每次調配一定的量倒入模具,經反覆實驗後,此單層厚度有一定的限制。每一層所需乾燥與硬化之時間,視天氣而定,若天氣晴朗、濕度低則需費時5-6小時,若陰天或夜晚則可能需要10個小時左右,但若下雨天濕度高,光等單層乾燥就需24個小時以上。此減字譜展座,總計倒灌填充了24層透明樹脂,而且需在展座中間層時,將事先製作完成且已上色之減字譜立體字,經特別技術置入,以防字體間的筆劃不規則與滑動。待所有譜字位置都正確了,才能繼續倒灌填充透明樹脂。等整體倒灌完成且硬化後,再反覆施行鏡面拋光。所有的製作層面都需反覆討論與實驗,所有的技術都是不摻水的乾貨,因為幾乎少有人挑戰如此大型(高87 cm、長160cm) 的透明樹脂作品。
另外,此《菊花台》歌詞裝置藝術的底座,金黃色的機械構件,製作上一樣耗時費工,這長方形的金黃底座(長170 0cm、寬23 cm、高14 cm),四邊都崁入機械構件,這些機械感十足零件,總數近900多個獨立的零組件。這些機械零件來自八十幾組的3D電腦模,等列印完成,再以手工逐一組裝黏接。這近千個各自獨立的機械零件,等組裝完後,先噴三道補土漆,再一層底漆後,最後的工序則是以手工調配十多種漆料合成的特別漆,再分層分次噴上這獨一無二的菊花台特別漆,所謂的貴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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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風破這件作品
一開始的構想,就是以蒸氣龐克的機械山水對比捲軸上的青綠山水,再以書法家的碑帖集字去表現歌詞文字。當時整個創作狀態是亢奮的、是迫不及待的!!因為將不同文化間的美學或藝術,給予一個動機及概念,然後將其顛覆或融合,再創造出炯然不同的觀點,是我極其感興趣的事。但構想完此作品後冷靜下來,發現所謂的機械山水其實只有山而沒有水,那到底要用何種元素去呼應青綠山水裡的水!?於是我將創作的思維再次重整,尋求概念上的突破。最終的設定是將所有的山,都變成了島,將所有的土地都化為水,於是,此刻的每一座山,如同創作的概念與動機,都自由了!
東風破裝置藝術
Overall:長180x寬81x高48cm 版數:1/4
作品材質: 玻璃纖維,聚氯乙烯,多媒材
簽名:方文山 2020年10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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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菊花台這件作品
因為音樂是聽覺,不是視覺;是流動的,不是固定的。也因此,初衷發想此件作品概念時,雖早已設定以減字譜去表現菊花台,但又給自身一個限制,就是這減字譜,不能是立體雕塑,也不該書畫於紙上。此作品不能是雕塑,也不應是繪畫作品,更不可能以音樂或舞蹈的形式出現,最理想的狀態與面貌,就是當代多媒材的裝置藝術。最終,將減字譜字以透明樹脂層層包覆,如此一來,因為透明感強化了字體在視覺上的懸空,如音符般的漂浮,此刻的每一個譜字,都離開了琴譜,跟愛情一起,被永世封存。
菊花台裝置藝術
Overall:長175x寬28x高104 cm 版數:1/4
材質: 環氧樹脂,鑄模樹酯,玻璃纖維,聚氯乙烯,多媒材
簽名:方文山 2020年10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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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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