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個冬天的黃昏，我在殯儀館遇到一位母親。
她拉著我跟我說：『我的孩子被殺了，你可以幫幫我嗎？』。我轉頭看向靈堂，上頭的照片是一個看起來僅有 1、2 歲的女童，旁邊還有 3 個孩子。
原來這位母親是再婚，她和現在的先生在某天吵架後，帶著和前夫的孩子回娘家，把第 4 個孩子留在家裡。沒想到女兒就被先生悶死了，甚至，先生還把孩子的屍體包裹起來後，丟在娘家門口。
我答應會幫她。之後，我找了犯保協會，接著被轉介到法扶基金會，派案出來後，我便用委任律師的名義，了解整個案發過程，經過法醫鑑定，確定女童是因外力因素、窒息而死。後來這名父親被檢察官起訴。
起訴之後，犯保協會和法扶基金會就不派律師了，因為他們認為，起訴之後會有檢察官幫忙。
但她還有 3 個孩子要扶養，面對法庭上的一切可能也都不了解，我覺得她仍需要幫忙，便請她簽下委任狀，讓我繼續義務擔任她的律師。
開庭那天，我坐在新竹地院法庭裡，但媽媽還沒來，我便傳訊息給她，問她在哪。
她很快就回我訊息了。
『我在停車場裡，但我沒辦法進去...我沒辦法再看到被告...你可以代替我表達意見嗎？我在停車場等你。』
我看到訊息的時候，愣了一下。
我仍幫她把庭上的流程走完，結束後，再到停車場和她說剛剛開庭的經過和後續的事情。
」
這篇文章，是我和 邱顯智討論到犯保時，他和我分享的故事。
面對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被害人與家屬的法律協助需求，其實難以冀望處理犯罪偵查的檢察官，聆聽被害人與家屬的疑問，更遑論每一次出庭的身心煎熬。
其實，被害人與家屬需要的，是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協助他們了解法律程序、如何適當地表達意見，以及整個過程的社會心理支持。
在德國，他們的《刑事訴訟法》有「社會心理訴訟陪伴人」的設計，由國家培訓具有相關資格的專業人員，協助無助的被害人與家屬，一起面對出庭的過程。
因此，我們希望未來有修正《刑事訴訟法》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的修法草案中，加強犯保協會提供法律協助的量能，並應制定明確的審酌標準，依被害人申請的案件類型提供法律協助，並強化犯保協會與法扶基金會的橫向連結，讓不同情況的被害人與家屬在司法程序中都能獲得他們需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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