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唬爆米花教室:中印問題速報與西藏簡要介紹(上) 1951年以前】
8月30日凌晨與9月2日凌晨,印度動用流亡藏人的免洗部隊 SFF(Special Frontier Force,特別邊境部隊)當前鋒,衝上世界比例最狹長(長143公里,最寬僅5公里,面積604平方公里)的湖,高原上重要淡水來源、珍貴美食裂腹魚主要產地的--班公錯南岸北岸制高點之後
印度人、台獨份子、藏獨支持者,全部都高潮到喘不過氣來,印度還全國祝賀,代表性的黑頂(Black Top,班公錯周圍地區最高峰)在58年後從中國手上拿回。同時印度也慶祝印度宣傳中的民族英雄 Shaitan Singh 少校誓死保衛的熱欽拉山口(Rezang La)重回印度懷抱
(1962 Rezang La打了整場戰爭中最激烈的一仗,相比其他地方印軍潰敗迅速, Shaitan Singh少校負責防守的 Rezang La爭奪戰造成解放軍百餘傷亡,他自己全連也死傷略盡,但印度吹成打死共軍350人,讓中共放棄併吞拉達克的英雄)
解放軍方面也不好過,備受國內指責,因為短短不到一周,重要的班公錯其南北制高點都被印度以幾乎兵不血刃的方式奪去。等於先烈血戰獲得的土地,就大辣辣地被藏獨份子當先鋒佔去還被插上雪山獅子旗與印度國旗。這已經不叫羞辱,這等於是中共中央軍委的臉面被吐完口水後,還被當場當眾撒尿在鞋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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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吐蕃人)因其特別適應高原的能力與能長時間上下山急行軍之耐久特別優勢,冷兵器時代始終能在高原上獨霸一方。進可剽掠四川雲南陝西與北印山腳各邦,退能固守高原擊退中原政權與印度次大陸軍隊。但也因為藏地山脈彙集,冰磧與冰蝕作用強烈且交互,
地勢險峻複雜,內部聯繫困難,一旦吐蕃中央勢力稍衰,廣大的高原藏地就會變成千百個半獨立小邦與藩屬星羅棋布的地域,而藏傳佛教成為藏人間最大的聯繫。亦即不管當時是拉薩或日喀則當政,勢強或勢弱,藏區中心仍然靠著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號召聯繫整個藏地。
不過,當熱兵器開始出現,吐蕃/西藏的特殊地位就開始消融:
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的大策零敦多布從和闐率6000兵沿今日新藏公路的路線,從西藏西部翻山突擊佔領拉薩,拉薩權威更一落千丈,因此被迫向清廷求援。1720年,年羹堯領軍入藏,擊退大策零敦多布,但從此清廷也開始在西藏建立直接統治。
#1727年正式開始派任2人的欽差駐藏辦事大臣(當時西藏地位類似被保護國,重要官員任命須達賴喇嘛、駐藏大臣雙核可)
#1791尼泊爾入侵西藏靠福康安將軍領兵逐退
#1793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與金瓶掣籤制度(乾隆帝訂下未來喇嘛轉世須經過「金瓶掣籤」的規矩,達賴外派人員須經駐藏大臣核可,達賴與班禪開支收入須接受駐藏辦事大臣審計)
基本上1793年後,西藏地位類似清廷的「自治領」,至於台獨覺青喜歡吹的甚麼「清廷和達賴是施主和受施者關係...」根本就是鬼扯。有聽過住持怎麼選,還要「施主」來決定嗎?(附錄有欽定藏內善後章程)。
另外,當時藏南各村有如「自治領下的自治區」,而尼泊爾、拉達克、錫金、不丹則類似「自治領的藩屬」。故藏南是大清領土,但尼泊爾、拉達克、錫金、不丹不是清廷領土。
#19世紀中葉英國勢力開始併吞西藏藩屬
#1890中英藏印條約正本還在台北故宮
1850年後,英國開始向喜馬拉雅山脊推進,對於藏南因顧忌中英關係而不敢下手,但對藩屬就不客氣了。1888年,Thomas Graham上校率英印軍進攻亞東,爆發第一次侵藏戰爭,清軍奉四川總督命增援但不開火,英軍顧慮兩國關係後撤退,1890年中英簽訂「中英藏印條約」(兩國中央針對兩方自治領事務簽訂條約)
而中英藏印條約也讓亞東周圍成了整個西藏唯一有對外訂約明文規定邊界的區域。
#1904第二次侵藏戰爭改變權力格局
1904年榮赫鵬(Younghusband)率英印軍攻入拉薩,1905迫簽實際並無效力的拉薩條約(因為該約無經中英雙方正式代表簽字,之後中英正式簽定「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確定中國中央統治權與英國在西藏的特殊經濟利益),西藏政府徹底感受到清廷的衰弱與英國的強大先進,而清廷則憂其在西藏統治地位動搖,1904開始推行藏區新政,但引發「巴塘事變」,新任駐藏大臣鳳全遇害,漢軍旗人趙爾豐率軍血腥鎮壓,並升任新設川滇邊務大臣,強行推展「改土歸流」,有推展過的區域,後來在民國成了「西康省」。趙爾豐的強硬進一步引發清廷和藏區統治階層間的裂痕,許多藏人貴族心態進一步倒向英國並仇視中央政府,最終導致「水鼠年之亂」(1912年辛亥革命後驅逐漢滿蒙回人)。
#1912辛亥革命失去藏南與西藏軍閥化
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四川是保路運動中心,動亂極大,川藏邊區駐軍與官員喪失「靠山」與「後勤」。同時駐藏清軍發生內鬨,革命黨與保皇派打成一團。噶廈政府藉機完全掌握政權。英國也趁著中國中央空虛動亂:
#英印政府趁機佔據喜馬拉雅山以南藏區
#藏南清軍被繳械後禮送至加爾各答搭船遣返
但在意國際法的英國人,希望取得正式條約,於是在1913年10月召開西姆拉會議。英國用各種遊說法希望中國政府接受事實化的「麥克馬洪線」。但北洋政府代表陳貽範蘑菇了6個月就是打死不簽字,英國政府無奈,遂在1914年3月與噶廈政府簽訂「西姆拉密約」,英國代表允諾
#支持西藏獨立但西藏必須承認麥克馬洪線
#英國成為西藏的保護國
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無力繼續西藏事務,又因爭取北洋政府與後來國民政府支持之故,英國政府1914年8月~1948年,對藏南採取鬆散並睜一眼閉一眼態度(英印政府事實上統治,抽稅、管理貿易、粗略法綱,地方制度任藏南維持原貌,對國民政府代表的「巡視」呈裝死態度),而達旺地區因為是十三世達賴出生地,英國政府特予尊重維持完全獨立。
1914年8月以後的西藏噶廈政府,失去英國支持其正式獨立後,仍然派出參議員等參加北洋政府會議,但已成為事實獨立的凶狠軍閥之一。1917、1920(直皖戰爭)、1922(直奉戰爭)諸年,藏軍對分裂衰落的川軍體系多次進攻(當時四川也內部大小軍閥分裂,而且人員裝備素質均嚴重下降),
#1917攻陷昌都並將昌都發展為東侵核心
#1918金沙江以西已淪陷殆盡
#川軍軍政人員或死或囚
#1922後雅礱江以西多被藏軍佔領
#甘孜成為川藏拉鋸地
此時的西藏政府,窮兵黷武不斷擴張。覺青口中的純樸可憐西藏並不存在。每逢中央更迭,藏軍都趁機發兵擴張劫掠。1930年更趁中原大戰爆發,西藏噶廈政府又發起新一波總攻向川區、青海擴大勢力。
#1932終於踢到鐵板
#青海馬家軍正式走上全國檯面
1930年趁中原大戰爆發,南京與北京皆無暇他顧的關口,藏軍同步對青、川進攻,川西重城甘孜失守,瞻化與朱倭兩縣相繼失陷,藏軍另一路也派出6000人進犯青海玉樹地區,未料經過長達2年的戰爭,藏軍屢次被以寡擊眾的「青馬」死守要點拖跨,接著又被機動與戰鬥意志高昂的馬家軍騎兵包抄擊潰,最後在1932年反而被馬家軍反攻入西康,金沙江西岸青科寺一戰,更被馬家軍敢死突破,徹底擊潰。金沙江以東的川軍也趁勢反攻擊潰當面藏軍,昌都面臨被馬家軍切斷後路,並被反攻的川軍合圍失陷的威脅,藏軍面臨逾半軍資都將被繳獲的困境。而且藏軍在接連面對青馬的敗仗中,超過4,000人被擊斃,6,000以上受傷或失蹤。
西康與青海藏族人民也因藏軍與青馬的輪流徵收而面臨破產與飢荒。13世達賴喇嘛聞各種慘訊震駭,由達賴喇嘛遣使,拜託 蔣委員長出面諭令青馬與川軍停戰。
#1933年起同意恢復駐藏大臣終止事實獨立
#雖然國府駐藏大臣叫的名稱一直換(使用最長的稱呼是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
#馬家軍的頑強與戰鬥意志受到蔣委員長特別注意
相比川軍勝少敗多,青馬的頑強與猛進作風在此戰後被 蔣公注意到。加上青馬對共產黨也堅決抵制,此後青馬實際領導人馬步芳與其子馬繼援,讓 蔣公青眼有加,不只多次嘉獎,青馬相對其他地方軍閥,一向得到國民黨中央更多的支持與補助。(但馬步芳同時也是惡名昭彰的色...)
====物換星移,國府兵敗====
1949年國共內戰國軍一敗塗地,7月8日西藏噶廈政府強勢驅逐133名國府駐藏辦事處人員(沒有啥西藏七年電影裡的溫馨送別「願你平安回到中國」),國學大師兼駐印大使羅家倫協調印方派員至亞東接回狼狽的駐藏人員,作為印度為國府與羅大使所做的最後禮遇(印度當時已準備承認中共)。
#西藏再度進入短暫的事實獨立(de facto)
正所謂牆倒眾人推,國民政府既敗,印度也就在1949正式併吞達旺以外的藏南,撕破英國時代的模糊面紗,1951年連達旺都不留。
#印度前進政策成為爭議根源
尼赫魯下令印度守備部隊盡一切可能向前推進,積極占領整個邊境:在邊防線上,哪裡有空隙,就到哪裡巡邏,或建立哨所。「哪一方修建一個對立的哨所,那麼它就將成功地在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權,因为實際上的主權十個有九個都會得到國際法的承認」
1951同時也是昌都戰役爆發...中共的紅色風暴終究拍上高原。
=====附錄:金瓶掣籤來由,「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
(一)大皇帝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由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掣籤認定。
(二)今後鄰近各國來西藏的旅客和商人,或達賴喇嘛派往域外人員,須由該管主腦呈報駐藏大臣衙門簽發路證,並在江孜和定日兩地方新派官兵檢驗。
(三)鑄造「乾隆寶藏」字樣金幣,邊緣鑄年號,背面鑄藏文。駐藏大臣派漢官會同噶倫對所鑄造之章卡進行檢查,以求質量純真。
(四)設3000名正規軍隊:前後藏各駐1000名,江孜駐500名,定日駐500名,前藏代本由駐拉薩游擊統轄,日喀則(後藏)、江孜、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則都司統轄。
(五)關於軍隊編制,代本下設甲本、如本和定本等,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挑選年輕有為者充任,並發給執照。
(六)今後徵調兵丁,每年每人應發糧食2石5斗,總共為7500石。受徵調的兵員,由達賴喇嘛發給減免差役的執照。
(七)關於軍隊裝備,十分之五用火槍,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各兵丁要經常操演。
(八)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收入及開支,駐藏大臣每年春秋兩次進行審核。
(九)吉隆、絨夏、聶拉木等地方免去兩年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達、從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差徭。?免去前後藏所有人民鐵豬年以前所欠的一切稅收。
(十)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事,所有噶倫以下的首腦及辦事人員以至活佛,皆是隸屬關係,無論大小都得服從駐藏大臣。
(十一)噶倫缺補時,從代本、孜本、強佐中考察個人政績,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同提出兩個名單,呈報大皇帝選擇任命。其餘人員可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委任,並發給滿、漢、藏三種文字的執照。
札什倫布的工作人員,由班禪額爾德尼和駐藏大臣協商委任。
(十二)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在世時,其親屬人員不准參預政事。
(十三)駐藏大臣每年分春秋兩季出巡前後藏各地和檢閱軍隊。各地漢官和宗本等,如有欺壓和剝削人民事情,予以查究。
(十四)今後廓爾喀、不丹、錫金等藩屬之回文,必須按照駐藏大臣指示繕寫。關於邊界的重大事務,更要根據駐藏大臣的指示處理。外方所獻的貢物,也須請駐藏大臣查閱。所有噶倫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屬通信。
(十五)西藏的吉隆、聶拉木等地區和廓爾喀疆土相連,又為交通要道,須樹立界碑,限制互相出入。
(十六)今後邊宗宗本均由小宗宗本及軍隊頭目中選派,任滿三年後考查成績,如果辦理妥善升用,否則革退。
(十七)普通士兵有戰鬥能力者,雖非貴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級升至代本。
(十八)堪布應選學問淵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其人選由達賴喇嘛、駐藏大臣及濟嚨呼圖克圖等協商決定,並發給加蓋以上3人印章的執照。
(十九)政府稅收,照所定新舊章卡兌換之數折收。公平採買各物。
(二十)吉隆、聶拉木兩地方抽收大米、食鹽等稅,除非請示駐藏大臣同意,不得私自增加稅額。
(二十一)今後所有免役執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負擔。其因實有勞績,需要優待者,由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協商發給免役執照。
(二十二)達賴喇嘛所轄寺廟之活佛及喇嘛,一律詳造名冊,於駐藏大臣衙門和達賴喇嘛處各存一份,以便檢查。
(二十三)青海蒙古王公前來迎請西藏活佛,須由西寧大臣行文駐藏大臣,由駐藏大臣發給通行護照,並行文西寧大臣,以便查訪。
(二十四)各活佛頭目等因私外出時,一律不得派用烏拉;因公外出時,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發給執票派用烏拉。
(二十五)對犯人所罰款項、沒收財產,必須登記,呈繳駐藏大臣衙門。無論公私人員如有訴訟事務,均須依法公平處理。
(二十六)每年操演軍隊所需用之彈藥,由噶廈派妥員攜帶駐藏大臣衙門之公文,前去工布地方製造。
(二十七)所有卸任之噶倫及代本,應將公館及莊園移交新任,不得據為私有。
(二十八)不得提前發給活佛及喇嘛之俸銀。
(二十九)派人催繳賦稅,應按規定期限辦理。各村逃亡戶之賦稅負擔應予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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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河西名將張議潮:唐帝國在西域最後的輝煌(四)|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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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吐蕃就是今天中國藏族的祖先,是中國西南青藏高原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吐蕃起源於中國西部古羌人部族。有必要說明一點,就是這裡所說的古羌人部族並不是今天的羌族,而是對古中國西部多個游牧民族的通稱。吐蕃的先人古羌人長期游牧於青藏高原,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大多以鬆散的部落形式生活。
到隋朝建國時,在青藏高原存在著幾個如寶鬢的小國。到6世紀時,活躍在今西藏山南地區澤當、窮結一帶的雅隆部落逐步強大,由部落聯盟發展成為奴隸制政權。經過其兩代領袖達布聶賽、囊日論贊父子的不斷擴張,勢力逐漸擴展到拉薩河流域。7世紀初,囊日論讚之子松贊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蘇毘、羊同諸部,自稱「贊普」(即藏語首領)的意思,統一整個西藏高原。將都城遷至邏些(注:即今西藏拉薩)。亙古不變的青藏高原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從此,在大唐帝國的西南方,崛起了一個嶄新的、強悍好戰的鄰國——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從建國起,就多次對大唐帝國發動過攻擊。其開國君主松贊干布對唐朝維持了相對溫和的態度,還迎娶了文成公主入藏,開創了藏、漢民族團結的先河。但即便是在松贊干布這一唐、蕃關係最好的時期,雙方也曾經在青海湖畔爆發過大規模激戰,結果以吐蕃的慘敗告終。松贊干布之後,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即有聯姻,也不乏大規模戰爭。屬於典型的時好時壞,但總體看來,雙方幾乎是戰亂不絕,從未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長期和平。
吐蕃對唐朝西部疆土尤其是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和河西走廊垂涎三尺,不斷入侵。期間雙方互有勝負,損失都很慘重。吐蕃不光親自動手,還不斷煽動、唆使唐朝周邊國家如南方雲南地區的南召政權進攻唐朝。唐朝中、前期安史之亂之前,直接或間接損失在與吐蕃及其爪牙的戰爭中的軍隊人數不少於50萬!但是,吐蕃崛起的時候,正好趕上大唐帝國同樣的崛起階段。正處於鼎盛巔峰的大唐帝國無論是經濟、人口還是軍事實力以及國際地位都是吐蕃王朝無法比擬的。因此在安史之亂之前,儘管也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大唐帝國令人生畏的武裝力量將吐蕃王朝牢牢的壓制在崑崙山以南、雲南、四川以西的西藏地區。在這種局面下,吐蕃王朝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但安史之亂給了吐蕃夢寐以求的機會。叛亂爆發後,為對付叛軍。唐王朝將西方原本用來對抗外敵的邊境駐軍係數皆調往內地,造成造邊防空虛。而且面臨嚴重內亂的唐王朝根本無暇也無力顧及西方領土。吐蕃立即以重兵趁機大舉進攻安西地區。面對強敵,當地唐朝軍民進行了頑強抵抗,給吐蕃王朝造成嚴重損失。但終究寡不敵眾,安西四鎮、隴右以及溝通中原和西域的戰略咽喉河西走廊最終被吐蕃王朝佔領。從此,河西走廊的唐朝遺民遭受了吐蕃殘暴統治。此時,在唐朝官方對河西地區有了一個新的稱呼:「甘、涼十一州」。「甘、涼十一州」問題成為牽動整個帝國心靈的隱痛。
吐蕃侵佔唐朝西部領土後,對當地唐朝遺民進行了極端殘暴的統制。苛捐雜稅和繁重的勞役自不必說,燒殺劫掠已經是很平常的行為。吐蕃大到貴族將領,小到士兵,動輒對當地民眾刀槍相向。而且,吐蕃是典型的奴隸制。搶掠人口為奴隸對於吐蕃來說是家常便飯。於是,整家甚至是整村的河西地區唐朝遺民經常被吐蕃軍隊集體抓去,變為奴隸。搶掠過程中,反抗的輕壯年男子一律被集體屠殺。女性中,年輕漂亮的多數被吐蕃軍官霸佔姦污。剩下的有的成為軍妓,大部分則和兒童一起被販賣到吐蕃國內各地甚至被販賣到中亞和印度。那些沒有被搶掠的,則有可能隨時淪為農奴。農奴比奴隸的地位稍高些,但一樣飽受蹂躪。當地吐蕃駐軍對唐朝遺民經常沒有任何理由的就地毒打甚至殺死。
在吐蕃殘暴統治下,自西漢起本來十分發達的河西地區經濟、文化遭受毀滅性摧殘,迅從封建制經濟速淪落到極端落後原始的奴隸制。當地唐朝遺民在吐蕃統治者殘酷壓榨下民不聊生。而此時經過安史之亂的致命打擊,唐朝已經無力驅逐入侵者收復河西。因此,從河西被佔領第一天起,河西人民自發的不斷發起反抗吐蕃佔領的起義。起義沉重打擊了吐蕃統治,但也遭到血腥鎮壓。但當地的反抗從未中斷過。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改變河西命運的人登上歷史舞台。他,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被後世讚譽為「西域雄獅」的晚唐名將——張議潮!
公元799年,張議潮出生於河西淪喪後的沙州(注:即今敦煌)。張氏世代是沙州豪門首富,其實就是當地實力派豪強。但顯赫的家族地位並沒有為張氏家族帶來平安。有後世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政權不同,吐蕃政權根本就沒有考慮過為維護統治要去聯合、籠絡當地漢族豪強大戶,更沒有打算讓他們參與政治。因此當地大地主同樣要忍受吐蕃貴族的欺詐和蹂躪。
張議潮自幼對吐蕃的殘暴統治耳濡目染,對大唐故國心馳神往,立志要驅逐侵略者,回歸祖國。為實現志向,他自幼就刻苦學習兵法和武藝。以自己的家產為軍資,秘密招募、訓練義軍,同時不斷收納反抗吐蕃起義被鎮壓後的流亡者。蓄積力量,伺機而動。他的機會終於來到了。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上層統治集團發生大規模內亂。曾經令唐朝和河西軍民聞之色變的一代西域梟雄,吐蕃贊普朗達磨被佛教徒在皇宮裡刺殺(注:此人反對佛教,信奉「苯教」。上台後殘酷鎮壓佛教徒)。朗達磨無子,掌握實權的吐蕃大相企圖立其三歲的侄子乞離胡為新贊普,企圖扶植一個傀儡。這遭到其他貴族以及王室成員的激烈反對。各方互不妥協,最終導致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內戰。
期間,貴族尚恐熱攻佔都城邏些和大部分地區,自稱宰相。在與其他貴族混戰中,尚恐熱劫掠河西地區州郡,大肆燒殺搶掠。他本人甚至兇殘到將嬰兒煮熟食用。如此滅絕人性的行為激起了河西人民激烈反抗,也進一步加劇了吐蕃內亂,削弱了吐蕃實力。公元847年5月至848年12間月,尚恐熱對唐朝發動的幾次大規模入侵都被唐朝官軍擊潰。唐軍陸續收復原州、威州和扶州。吐蕃在河西地區的勢力受到嚴重打擊。張議潮等待已久的實際終於來了!
(六之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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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制大 莊敬自強
【#香港革新論文章】❝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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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原文刊於2019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和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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