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駁總統府記者會 談倫敦政經學院醜聞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爭議2015年夏天就有過,今年又持續發燒了三個多月。昨天(23日)總統府發言人終於開記者會,展示了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就學文件及論文原稿等。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但蔡英文早就該這樣做,應該在受到質疑後的第一時間,本人出面開記者會,就被質疑的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和澄清。但蔡英文首先做的,卻是用刑事罪起訴質疑她的教授們(林環牆、賀德芬、彭文正),開了台灣在任總統打毀謗官司的極不明智的首例(馬英九的提告是在卸任之後)。誰都渴望歷史留名,留美名。蔡英文執政功過自有後人評判,但此誹謗案在台灣新聞史上必定不是美名。
蔡英文清楚地知道,作為總統,她有不出庭的豁免權;所以在任期間此案根本不會有任何進展。她的提告,就是要以勢壓人,以訴訟代替回答,迴避真相。真相要迴避,就是有問題!
當時彭文正博士對此有精彩評論:不可告人,只有告人!蔡英文是全世界第一個用告人證明自己學位為真的人。
我今年6月10日發表「蔡英文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時,蔡總統就應把所有相關資料都拿出來,讓社會大眾鑑定。那就不會浪費那麼多人的大量時間精力去調查、審核。蔡英文為什麼要拖延這100多天?完全不可思議。
這次開記者會回答問題值得肯定,但仍留下眾多疑點——
首先,這個記者會應是蔡英文本人直接面對記者回答問題,而不應是任何其他人。因為所有質疑的,都是蔡英文本人的問題,只針對蔡英文本人的誠信,而不是國家政策。一百多天來,從媒體人到學者、到社會大眾,提出的一大堆問題,只有蔡英文本人才知道,才能回答清楚。找總統府發言人打官腔、做官樣回答,完全不給人以真誠坦蕩、自尊自信地回答質疑的感覺。
所以,昨天總統府記者會留下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蔡英文躲哪裡去了?為什麼她本人不能出面,當著全國、全世界觀眾的面,清清楚楚地逐一回答被公眾質疑的所有問題;把1984年上交的典藏的博士論文、1984年頒發的博士證書、在台灣歷次學術升等、政治參選(證明博士身份)整個過程的文件,自己親手一一展示、解釋,文件副本留給媒體,讓大家今後隨便檢視。
讓跟蔡英文博士論文毫無關係的人,戴著白手套,做出手捧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的嚴重狀態,小心翼翼展示蔡英文從家人倉庫翻出的、聲稱是36年前打字機版的論文草稿。且不說這種裝腔作勢、故作珍貴的滑稽可笑,如此鄭重其事、以總統府官方拿出的,卻根本不是上交圖書館的裝訂典藏本,而是一堆尚有白色塗改液的草稿!如此做法豈不是作踐、耍弄大眾的鬧劇?居然有一大堆人相信、認可了這種鬧劇。
第二,這個草稿的哪一頁證明了它是通過了博士資格審核的版本?如果草稿就可以證明博士資格,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草稿去申請教職?哪還需要辛苦多年一改再改等評審教授審批?如果草稿就可以等同已出版的著作,豈不是任何在家塗鴉的人,都可以頂個作家的烏紗帽?蔡英文這個草稿本身,難道不更證明蔡英文沒有提交過正式的、典藏本的論文嗎?
第三,總統府表示,蔡英文回台獲得教職的政治大學,有蔡當時遞交的三本博士論文。那這次為什麼不展示那三本正式成書的論文?拿一本過來就可以了嘛,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就無法不令人嚴重質疑,政大是不是真有蔡英文口試通過後的典藏本?
第四,這次總統府發言人說,蔡英文當時遞交了論文,丟失是倫敦政經學院(LSE)校方的責任。這個說法不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讓人確信,有人在繼續公然撒謊。了解LSE內部運作、也從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一路為蔡英文護駕的「台灣研究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都說,「準博士都是繳交兩本論文給倫敦大學 Senate House Library」。難道倫敦大學圖書館把蔡英文的兩本論文都「弄丟了」?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任何理性的讀者請你冷靜地設想一下。
第五,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曾經遞交給LSE, 後來被校方弄丟了,那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發現之後為什麼不馬上補交?2015年被質疑後,為什麼還不補交?為什麼等了35年之久?如果真有成書典藏本,蔡英文就不必再把手裡的這些散裝草稿,複印傳真給LSE圖書館。在全台灣都瞪大眼睛尋找的時候,趕快把政治大學的那三本調出一本特快專遞給LSE 不就行了嗎?
我6月份的質疑文章引用了美國北卡大學台裔學者林環牆教授對此獨立調查獲得的重要資訊:LSE圖書館員Ruth Orson兩次回信(那是在沒有外力介入前,該校人員最誠實可信的回答):說他們never received(從來沒有收到過)蔡的博士論文,她查了倫敦大學系統的全部三個圖書館,結果都查不到任何收到過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記錄。是LSE撒謊,還是蔡英文撒謊?
據林教授查閱對比LSE校方提供的1984年獲博士學位的106人資料,除了蔡英文,其他105人全部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如果是倫敦大學圖書館真的是後來弄丟了(而且是兩本都丟了),那為什麼連蔡英文曾經遞交過論文的記錄都沒有?
第六,不僅全部105博士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只有蔡英文沒有;而且林教授還查到,這105人的論文都可訂購調閱,唯獨蔡英文這本今年6月底才補交的草稿本都不許上網、不許拍照、不許引用,更不可能訂購。怎麼單單就蔡英文的論文珍貴到超越其它任何博士論文的地步?是因為它價值兩個博士學位,所以比別人的都珍貴?
第七,就LSE關於蔡英文論文的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更不可上網訂購等苛刻規定,蔡英文本人和總統府都表示,那是LSE的規定,與蔡英文無關。事實是:特地跑去LSE查閱該論文的林環牆教授、徐永泰博士都被LSE告知,這些「不許」是應作者(蔡英文)的要求。那麼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不是蔡本人的要求,那麼請蔡總統馬上電話通知LSE,停止那一堆「不許」,立刻開放,像其它所有論文一樣,允許大家閱覽、網上訂購電子檔;起碼以此證明蔡總統沒有撒謊、她沒有那些詭異的、與眾不同的特殊要求。
總統府這次表示,蔡英文要把博士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並上網供大家學術參考。很好,期待盡快。如果真做,這種簡單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希望不是三個月後。
在我本人了解範圍,圖書館對自己館內的讀物嚴格設限的,除了蔡英文,還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
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公開蔣家後人提供的蔣介石日記,但蔣家要求「不得以任何工具翻拍」。此規定害得中國社科院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從北京飛到美國,全天在圖書館閱讀抄寫。他那年70歲,整整抄了70天!蔣日記分三次公開,他多次到美國,前後抄寫了10個半月!
今年83歲的楊天石後來寫出多本專著,通過蔣日記發現很多問題。這裡僅舉一件:蔣對胡適的兩面性。胡去世時蔣送輓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高度評價。但其日記寫的卻是:(胡)暴卒;乃除了障碍也。蔣日記甚至罵胡適是野狗,「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據統計,蔣在日記中責備、辱駡胡適不下20處。
送到圖書館的資料设置苛刻限制、阻止更多人看到,就是因為其中有不愿「見人」之處。蔣介石日記有「三不」,蔡英文論文有「三不」。送到圖書館,卻如此設限不讓人看的兩個權力者的資料都來自台灣,也是有點見鬼了。
第八,除了博士論文仍有上述這些疑問之外,關於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證書也同樣存在十分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次總統府記者會表示,蔡英文不僅在2015年向LSE申請了補發博士證書,而且在2010年也得到一份補發的。而總統府記者會這次展示出的,則是1984年蔡英文博士學位證書原件(的複印件)。如果有原件,為什麼要補發,而且兩次要求補發?把原件複印一下廣為散發不就得了?真是太匪夷所思了!總統府表示,這次展示的證書和信件等,是從LSE校方獲得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在把自己的典藏本博士論文全部都弄丟了的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證書也搞丟了,需要補發一份。而且,既然2010年補發了一次,為什麼2015年還要再補發一份?2010年那一份又丟了嗎?連影印本也沒了嗎?
一個人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證書都給弄丟了,補發過一次的也丟了。大家說說,這樣的機率低到什麼程度?誰能在台灣給我找出第二個?
且不究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的真偽,就算全部都是真的,她把這兩份辛苦且緊張(她自己說的)獲得的人生重要文件統統都搞丟了!而且一丟再丟?如此一個馬虎大意、無序的人,去做律師樓秘書恐怕都不合格吧?
總統府表示,蔡英文的文件找不到是因為在台灣多次搬家。這話不知有幾個人相信,起碼我不信!拿我自己來說,僅在美國就搬過十多次家,我的黑龍江大學學位證書、深圳青年報記者證等都保留著。甚至我當年考托福的成績單、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讀政治學博士的一張通知書都隨手存檔。我都沒去念,那些文件都還在。而蔡英文花那麼大力氣讀完了,還寫出號稱教授們討論要給她兩個博士的「精彩論文」卻35年都不見踪影,被追問100多天之後從倉庫挖出草稿!甚至連她回台灣教書、升等、參選等等都需要的博士證書也不見踪影,需要一補再補!這合乎最起碼的常理嗎?
第九,蔡英文曾任教的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還有中選會,按規定都應有她遞交的博士證書(經過驗證原件後留存的副本)。哪怕她自己的原件真的都丟了,從那些地方要一份副本不就可以了嗎?蔡英文這個一次再次的「補發」也無法不令人遐想,政大、東吳、中選會這三個機構,真有蔡英文1984年的原始博士證書(副本)嗎?如果有,蔡英文不從台灣就地取,反而萬里迢迢去向母校索取。這難道不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形嗎?
第十,這次總統府發言人特別強調,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和學位有質疑,應去問倫敦政經學院(LSE)才是正途。話是沒錯,但談何容易!林教授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放」。
在林教授做獨立調查期間,我也給LSE寫過幾封信查詢,最初得到他們學位資料處(HEDD)的Wara、學生服務中心(SSC)主管Camilya Maleh,學位和論文查詢處(AS)主任Clive Wilson這幾位的回信,但後來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一開始給LSE寫信,就直接問蔡英文有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回答:這個問題需得到蔡本人授權才能回答。我馬上回信反駁:如有人冒充政經學院博士,我們想查核,你們說要先取得那人授權。那冒充者(騙子)會授權嗎?而按照英國的信息公開法,像蔡英文這樣位居總統的權力者,她的博士學位信息是應受大眾檢驗的。在再次要求下,LSE學位及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回信說,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這確實是應該提供的信息,但說要20個工作日才能答复。
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電腦馬上就可查到的嗎?LSE是國際知名正規大學,應有完備的學生資料檔案,怎麼需要20個工作日?
這個回答使我馬上想起以前在調查吳征、楊瀾夫婦的學經歷造假遇到的類似情況。吳征當時是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楊瀾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申奧大使。但吳征宣稱的多個學位都有水分甚至造假。例如他說曾就讀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我打電話查詢,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Lisa Beltrar小姐立即查找並告知,該校沒有吳征(英文名Bruno Wu)的學生記錄。我又打給San Jose City College(社區學院),提問後連電話都沒放下,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就查出並告知,吳征在那讀過,但沒獲得任何學位。
在美國,要核實某位學生的學歷,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資訊公開法以及慣例,學生記錄辦公室都予提供或證實。可是在打給巴靈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時,他們的回答與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回答一樣,要我先拿到吳征的授權。幾次交涉,對方都支吾搪塞,最後乾脆拒絕回答問題。
後來查到,巴靈頓是一個美國17歲青年創辦的網絡野雞大學(沒校舍,更無教育機構承認)。在輿論壓力下,吳征在廣州《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登出他的巴靈頓博士證書,我找到這張報紙,用放大鏡一看,它只是個英文Award獎狀。那些名流們就敢公然向媒體提供假證書,繼續欺騙大眾!
LSE學位論文查詢處主任 Clive Wilson還是客氣和負責的,我們有過幾次通信,他也解答一些問題。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蔡英文的嫡系、外交部長吳釗燮7月份去了趟歐洲之後,LSE的專業部門就不再回答任何問題,而是轉給該學院的公關部(Media Relations)統一回复。
蔡英文是不是被授予博士學位,她的論文圖書館為什麼從來沒有,她如獲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論文口試評審教授是哪幾位?答辯通過後的教授簽名頁在哪裡?這都是學位和論文資料處管轄的專業問題,為什麼要轉交給公關部?好像有了什麼危機,要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
為什麼吳釗燮去了趟歐洲,LSE的態度就變了?他有沒有到英國指揮台灣代表處來「危機處理」,與LSE聯手阻止人們對蔡的學位及論文真假的調查?
LSE的態度變化與吳釗燮的歐洲之行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凡走過必留痕跡。有一點是無需置疑的,那就是跟倫敦政經學院下屬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和其主任施芳瓏女士有關。
話說蔡英文2015年9月22日獲得補發博士證書。當時台灣大選正在進行。國民黨內部分裂,10月份把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掉了。當時蔡英文的選情可謂一面倒,被認為綠營誰出來都躺著贏。所以不排除台灣(民進黨)方面出錢或承諾,蔡當選後給這個研究室更多援助,現在需要幫助蔡英文拿到LSE的博士證書。
其實這個「台灣研究室」從創辦就是台灣政府協助的。它的前身是「台灣學術講座」(Taiwan Seminar),2000年由台灣駐英文化組協助成立。二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向外拓展台灣外交,包括在美國等地成立的「全球民主和平聯盟」等,由外交部轄下的「僑務委員會」資助。
2003年「台灣學術講座」升格為「台灣研究室」,後隸屬LSE,很可能得到了台灣方面更多援助。當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等,都曾與「台灣研究室」創辦人、LSE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德裔英籍學者,中文名王斯福)會面交談。
當時台灣為拓展外交,不僅支持了這個台灣研究室,也由教育部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台灣研究中心」。杜正勝部長去倫敦時也拜會了這個中心的主任Robert Ash教授,並與亞非學院Paul Webley校長晤談。
台灣研究室網頁列出兩名共同主任,一是施芳瓏,另一位是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但漢學家王斯福已82歲,早已從政經學院退休。而且目前無論維基百科還是LSE頁面的Stephan Feuchtwang詞條,經歷上都沒有「台灣研究室共同主任」。
所以,LSE的台灣研究室負責人,其實只是施芳瓏一個人。這次蔡英文的論文和學位被質疑,施女士不斷出面為蔡背書。她既不是LSE負責學位和論文管理的職員,更不是負責人,卻不斷放話,被台灣媒體作為LSE的官方發言而引用。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說,施芳瓏「蓄意阻隢整個事件的調查」。
施芳瓏主任過去二十年來好像並沒有一個正式教職。她的台灣研究室主任做到2014年就被撤銷了。但2016年她又復出做主任。這令人合理懷疑,是不是2015年她「運作」校方為蔡英文「補發」了博士學位證書,2016年蔡當上總統,回報這個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於是施芳瓏才得以官復原職?如果施芳瓏本人的薪水是由這個研究室支付,那就等於是由台灣方面支付;更準確地說,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
2016年蔡英文當上總統,是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最先發出祝賀信(1月16日,落款是台灣研究室,發在台灣研究室的網頁)。該祝賀信只引述了兩個人的話,一個就是施芳瓏(Fang-long Shih);另一位是該校國際關係系教授Christopher Hughes。他是台灣女婿,太太九十年代初曾任台灣《光華雜誌》總編輯;而光華雜誌是台灣政府出資的,隸屬新聞局。三天之後(1月19日),政經學院的網頁轉發了台灣研究室祝賀信的主要內容。由此被作為LSE 祝賀蔡當選總統。
這幅畫面很清晰了吧。2015年秋天,已當過五年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正在選總統,且勝局基本已定。那麼在論文被質疑後,如果有關方面承諾今後給予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倫敦政經學院會不會不顧原則,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情況下給她發一紙「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這所全球知名的學府有沒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呢?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幾個相當不光彩的「前科」,頗有參考價值。有讀者已熟悉的,更有華文世界鮮為人知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倫敦政經學院因接受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兒子薩伊夫150萬英鎊捐款(薩伊夫獲博士學位)事件被調查,當時媒體對這個醜聞廣泛報導。因薩伊夫捐款建立的那個基金會,薩伊夫是主席,LSE院長是顧問。這也是這位院長後來辭職的原因。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政經學院的教授和名人們當時討好薩伊夫,該校教授Ed McClennan直接寫信給薩伊夫說,對其入學提供幫助。薩伊夫在LSE讀博士的作業被別人代筆,他付給輔導老師多斯特维兹(也是政經學院博士)每月4000英鎊。這個輔導老師還坐薩伊夫的私人飛機在歐洲遊玩。
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兒子提供的150萬英鎊捐款,政經學院用來建立「北非研究室」(North Africa Programme)。這個也可佐證,施芳瓏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非常可能是由台灣方面出資的。一般這種外國研究室,多是那個國家資助的。
後來薩伊夫還要向LSE提供220萬英鎊,在該校建培訓中心,為利比亞培訓青年精英,其實就是為鞏固他父親的獨裁統治而培養打手。如果利比亞不變天,這個培訓中心就成立了。當時LSE的教授把薩伊夫吹捧為「改革者」,利比亞的希望等。
格達費政權倒台時,薩伊夫被抓獲,這個獨裁者的兒子發表談話,對政經學院很不滿,甚至蔑視,說當初那些教授和校方Honor恭維他(其實是為了要他的錢),看到利比亞「叛軍」造反了,就跟他切割、反對他。薩伊夫罵LSE是coward(懦夫)。薩伊夫完全站在他的獨裁者父親一邊,哪是LSE教授歌頌的「認同西方價值」?
LSE因這個醜聞名譽被重創。連當年薩伊夫的博士論文口試評審教授Meghnad Desai也在英國《衛報》發文說:LSE is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Saif Gaddafi's PhD(政經學院為薩伊夫.格達費的博士學位付出沉重代價)。
那麼LSE有沒可能不顧原則,為了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在沒有蔡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博士口試評審教授的共同意見書(至今蔡英文也拿不出來)的情況下,而給蔡發一張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連美國史丹福大學這種名校,最近都因接受捐款而給名人子弟發入學通知書的醜聞而弄得灰頭土臉。我們再來看LSE的另一醜聞:
2008年,在遭到強烈抗議的情況下,LSE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UAE)已故獨裁者Sheikh Zayed的名字為該校新建的教學和劇院大樓命名;還歌頌這個獨裁者是life leader(永遠的領袖),就因為阿聯酋給了政經學院大筆資金。後來LSE還用阿聯酋提供的250萬英鎊捐款在該校建了「中東研究中心」(CMES)。
英國教育機構Lighthouse創始人Emmanuel Akpan-Inwang主任 2011年(格達費兒子博士學位醜聞爆發時)在英國《衛報》發表題為「政經學院與利比亞的關係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指出,LSE經費15%來自英國政府撥款,其它都要自籌,資金缺口很大;所以該學院才不顧原則,為獲得捐款,用獨裁者命名學院大樓。這位主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經學院金錢交換,給獨裁者兒子博士學位,只是腐敗底座的冰山一角(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oward-davies-libya-uae )。
這個冰山一角有很多事證,前述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當時不僅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寵兒,還被安排在學院的Ralph Miliband lecture做演講。LSE教授David Held在開場白介紹時說,他本人太喜歡薩伊夫了。當時很多學生去抗議,與薩伊夫支持者發生衝突,甚至驚動了警察去解圍。
Ralph Miliband曾在LSE任教,非常知名,去世後他的學生建立了這個講座。薩伊夫被安排到這個講座發表演說,Ralph Miliband的曾做過英國外相的兒子表達抗議;認為這對他父親是一種侮辱。但政經學院我行我素,就為了能得到格達費們的資金。
英國《衛報》專欄作詹寧斯(Simon Jenkins)批評得更尖銳,他撰文說,當時該校研究阿拉伯問題的權威學者Fred Halliday強烈抗議;因是研究中東問題的教授,他更深知格達費父子的專制。但校方為獲得比利亞的捐款,根本不聽這些教授的抗議。詹寧斯說:Money did not just talk, it strutted the LSE campus and swept aside all dignity and common sense.(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大搖大擺地挺進政經學院校園,橫掃了所有的尊嚴和常識)。
詹寧斯的結論是:很多年來政經學院都在「犧牲學術獨立而向商界和政府出售自己的靈魂」(sacrificing scholarly independence to sell their souls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3/lse-gaddafi-libyan-dictator-universities)
LSE這些如此嚴重的醜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倫敦政經學院連利比亞獨裁者的錢都拿、連中東專制國家的資金也不忌諱,那麼對來自民主台灣的捐款,當然就更何樂而不為了。
在根本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情況下(2019年才拿出的這個草稿完全無法證明它是通過資格考試的版本),為什麼政經學院會給蔡英文補發博士證書?是不是又一次像詹寧斯所說的,「出售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個問號。
在這個問號得到答案之前,施芳瓏女士敢不敢站出來說清楚,「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拿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
我曾給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學位和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寫信,直接問了這個問題:蔡英文本人,她的家族,台灣政府等,有沒有給過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資助?Clive Wilson對此不回答。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LSE的所屬機構拿到外國捐助,應是公開信息,不可隱瞞。
我也在給Clive Wilson的信中提到,如果「台灣研究室」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該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這樣為蔡英文總統辯護,是不是有「利益交換」之嫌?
當然,這個問題從台灣方面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有撥款,會是多年的資助,教育部的財務報表,外交部的撥款記錄,應該都會有,如果不列入「秘密外交」的話。台灣的秘密外交,是貪腐和走黑賬的天堂。
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的論文上網後,被認真又智慧的網民查出,很多段落是剽竊的,請看這個網址上的對比揭露(https://saifalislamgaddafithesis.fandom.com/wiki/Plagiarism )。
現在蔡英文總統終於決定,把她的博士論文送到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讀。但願不是拖到三個月之後,更不要有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的「三不」設限。把論文上網,一天就可做到。如果人們看過,沒有任何抄襲等問題,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給蔡英文一個清白,這不是好事一件嗎?
但要想讓所有的質疑都塵埃落地,需要蔡英文本人出面做出更詳細、清楚,尤其是真誠、坦蕩的回答。
2019年9月24日於美國
——原載《民報》: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fb773dc-4d70-44d6-b78f-54c573cb34bd
《曹長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政大在學證明英文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蔡英文會是個無恥、膽大妄為的人嗎?
【摘要:如果蔡的博士論文終稿真的未能完成,但她卻拿到博士學位,除非倫敦政經學院當時授予博士學位另有不需論文的規定,否則蔡的博士學位是有問題的;如果蔡的博士論文終稿真的未能完成,且她沒拿到博士學位,卻自稱博士,便是無恥之徒;如果蔡沒拿到博士學位,卻以博士學位在學界招搖撞騙,35年來心安理得、吃飽睡足,現在還要告人,蔡可真是膽大妄為。】
蔡英文沒有完成博士論文,以前打死、我也不信
文/林進嘉(精神科醫師)
雖然自3月18日之後,我是屬於不投小英的人。但是,說真的,說蔡總統的博士論文未完成、博士學位可能有問題,以前,就算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個人孤陋寡聞,直到今年6月在民報看到曹長青先生專文「蔡英文的博士學位是否造假」(https://www.peoplenews.tw/…/41075ad6-3253-4db4-a689-38d8ea3…),才知道原來有人在質疑蔡總統的博士學位和論文。當時,內心是有疑惑的:這有可能嗎?蔡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以前是政大教授,不是眾所皆知的事嗎?
直到日前仔細看完林環牆教授的獨立調查報告,「蔡英文博士論文與學位證書的真偽」(https://www.dropbox.com/s/or5i4l5…/Lin_report_27Aug2019.pdf…),其中林教授親往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閱讀今年6月才入館的蔡論文後,判斷那不是終稿論文;再看蔡英文選擇法律訴訟,而不是把博士論文直接公諸於世,證明清白。如此一來,一份不能公開的博士論文,任何人都會懷疑其中必有隱情。
如果蔡的博士論文終稿真的未能完成,但她卻拿到博士學位,除非倫敦政經學院當時授予博士學位另有不需論文的規定,否則蔡的博士學位是有問題的;如果蔡的博士論文終稿真的未能完成,且她沒拿到博士學位,卻自稱博士,便是無恥之徒;如果蔡沒拿到博士學位,卻以博士學位在學界招搖撞騙,35年來心安理得、吃飽睡足,現在還要告人,蔡可真是膽大妄為。
蔡英文會是個無恥、膽大妄為的人嗎?我不知道。但我們可以從今年發生的兩件事來看:
一、紐約辦事處大樓購買、啟用期間(2004/2005),蔡英文是不分區立委。但今年8月17日,蔡總統在台中開講,「我們駐外的辦事處、紐約辦事處是最好的,他是一整層樓都在42街,我們買了以後,現在已經漲了好幾倍,那你要說誰有那麼樣的願景呢?我告訴你,就是我啦。我在做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說我們在那裡如果有好的地點,我們就買下來」。蔡英文講這段話時,眉飛色舞、得意洋洋。後來被阿扁打臉後,8月26日才在臉書表示記錯了。問題是,這種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是記錯嗎?還是無恥吹牛、膽大妄為?
二、一個中執會制定公告的民進黨內總統初選流程與民調辦法,蔡英文因為自己的民調依原先初選時程,4月17日必輸賴清德無疑,竟然可以公然在4月9日召開記者會,「暗示」黨中央要發揮領導功能,她尊重黨可能延長初選時程的決定。後來,眼看延到5月22日自己民調還是輸給賴,又運用中執會優勢,修改初選民調辦法納入手機以及柯文哲和韓國瑜三人對比,以利自己勝出。這種只顧私利、不顧程序正義,在遊戲開始後,公然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還膽敢一再修改遊戲規則,這算不算無恥、膽大妄為?
敬告我們曾經全力支持過的蔡總統:誠實最為上策。雖然鬼門已經關了,但是暗夜走多了,很容易遇到鬼的!
——轉自台灣《民報》 201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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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專家王鵬接受專訪-1/5】
《English Career》第57期(2016年9月)主題為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酒類專家王鵬接受該刊專訪,發表自己的見解與心得。五道訪題內容,將逐日於「酒類專家王鵬」的臉書專頁刊出,您也可以在該刊物或「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http://www.geat.org.tw)收藏或閱讀相關內容。
【受訪人物簡介】酒類文化工作者王鵬通曉中、英、法、俄、德等語言,於學生時代便利用自己的外語專長自學品酒,對多種西洋酒類飲料皆有鑽研,是國內少數橫跨葡萄酒、啤酒與烈酒領域的酒類專家,現專職酒類文化教育工作,在即席口譯方面亦有十餘年經驗。王鵬的外語專長與酒類專業相得益彰,主要於酒類相關活動中擔任講師、接待、翻譯或主持等工作,亦經常受邀擔任國際酒類競賽評審。王鵬擅長探討品飲、審美與文化議題,經過多年經營,獲有法國、美國、德國等相關文憑與認證,也曾前往蘇格蘭蒸餾廠實習。
【訪題1】據悉您當初是因為主修俄語而接觸伏特加,從而進入品酒行業,可否談談您學習品酒的心路歷程?在成為專業酒類工作者之前,是否曾面對一些挑戰或抉擇?最後促使您決定專職酒類文化教育工作的動機是什麼?
【我的酒類職業生涯起點】
我大學時代由於主修俄語而接觸伏特加,但是真正埋下進入酒類專業的種子,卻是因為學習法語。當年大學聯考放榜之前,我已經在法國在台協會附設的語言中心進修法語。由於自幼即對學習外語特別感興趣,也很有自修心得,因此在短短半年之間,很快掌握了法語,並開始接觸法國文化。我當初恰好選擇了葡萄酒,因此與酒類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是1997年,在台灣學習法語的人雖然不少,但是法語也稱不上熱門,而我在學校主修俄語更是冷門,我當時培養的興趣嗜好,也都相對冷門——包括自行車、擊劍與酒類品飲。冷門領域的資源相對缺乏,然而,冷門的優勢在於競爭少,發展空間大,而且在探索的過程中,沒有包袱,可以有更深刻的啓發。
職涯規劃或許可以比擬為站在十字路口作抉擇,但是我更像是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替自己量身訂製。我在政大待了十年,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畢業,後來卻成為一位酒類文化教育工作者。但這並不意謂學非所用,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正是由於學生時代的涉獵,已經跨越體制規劃的範圍,所以才有辦法整合不同領域的專長,成為一位難以取代的專家。
在我長達十年的政治大學生涯當中,除了本科的俄語學士與碩士之外,我念過國際關係、多種外語,以及中央大學法語碩士班。我在外語方面的嗜好、專長與能力,幫助我在文藝批評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習與探索,也幫助我精進酒類專業與拓展世界觀;我也利用外語閱讀一流的科普著作,滿足我的酒類專業工作所需。
我當初不自覺地整合了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作為摸索探求酒類專業的工具,當時酒類品評相關專業,尚未在台灣成為顯學,人們對「品酒」的概念,停留在「與拼酒不同」,而真正認識酒類知識體系的人太少,酒類技職教育體系也尚未成型,因此發展的空間相對自由有彈性。我反而慶幸是在那樣的大環境下開始接觸酒類。由於喜好閱讀研究,對酒類也充滿好奇心與求知欲,隨著資歷見聞增長,我逐漸走上酒類文化教育的道路。
【我所面對的挑戰與克服的困難】
涉獵與鑽研自己喜歡的事物,沒有所謂困難與挑戰,一切隨心所欲;但是開始把興趣變成職業,必然遭遇挑戰。我剛入行成為葡萄酒講師時,只有24歲。年輕講師的宿命,就是被聽眾與同行質疑。如果身為年輕的博士在大學任教,或許不至於被年輕學子質疑,但是當時的我,面對的是年歲閱歷與社會地位都比我資深的葡萄酒愛好者。我要克服聽眾對年輕講師的成見,解說條理要清晰、論證引據要豐富,還要以後輩的身份,不卑不亢地破除前輩的迷思與誤解,那是多麼大的挑戰!我擁有成為一名優秀講師的資質,再加上總是堅持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聽眾的心理期待反差就會讓造成震撼,他們最後都成了我的活廣告。我曾經遇到參加過我早期籌辦品酒會的一位先生,他告訴我,多年以來到處參加活動的經驗中,他最欣賞我帶領的品飲與講解,對我當年的解說仍有深刻的印象。
我認為要成為一位好的講師,首先要有能力教會自己,也就是自我鍛鍊與學習能力,讓自己對事物有正確的認識與充實的底藴;其次是無私分享的態度;再其次是傳播知識的技術。如此由內而外,由思想到實踐,變成一個知能紮實、態度健康、心胸與視野寬廣的講師,做到授業解惑、啟迪他人。
在我的職業生涯道路上,曾經面對許多來自外界的挑戰,但是這些挑戰卻逐漸變成助力。在資源相對匱乏的環境下,或者說百家爭鳴的產業界裡,環境愈是艱困,佼佼者就愈有機會出頭。如今回首,若是要我重新經歷一次那些年的艱苦奮鬥,我不願意;但若是要讓我免除多年以來的奮鬥過程,更輕鬆地站上今天的高度,我也不願意。這些年來的經歷,最後讓我確定自己的職業生涯道路。
【我步上酒類文化教育的里程碑】
我喜歡閱讀研究,喜歡與人分享自己的知識,也是一個喜歡站在群眾面前表演的人。在入行成為葡萄酒講師之前,我已經有過相關經驗,而且由於外語能力,我的知識來源與其他人不一樣,講述方式與邏輯條理也讓人耳目一新。在一個工作崗位上勝任愉快,通常足以讓人選擇長期發展,然而對我而言,值得留戀的不是職位與薪資,而是能否在自己從事的事業裡自我實現。在剛入行不久的幾年之間,遇到不少探問挖角,但是我很幸運,不需要選擇最有利可圖的工作,而可以隨心所欲,選擇自己的合作對象與符合理念的工作。投入《葡萄酒的風味》(Le Goût du vin)這本葡萄酒品評專著的翻譯工作,是我意識到自己肩負使命的里程碑,這項經歷是我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轉捩點。
在葡萄酒品飲技術領域,直接閱讀某些法語原始資料,能夠避免二次翻譯衍生的種種困擾。葡萄酒品評的目的是將無形感受訴諸有形文字,而現代葡萄酒品飲學是以法語建構的學問,《葡萄酒的風味》就是這門近代新興學科的代表作品。英文版的專家譯者在序言裡,虛心坦承自己遭遇的主要困難是「許多法語(風味)詞彙沒有準確、唯一的英語對應」,而我當時在台灣業界觀察到的現象是,人們在風味詞彙的使用上,輕則詞不達意,重則以訛傳訛、積非成是。
我能夠一親原典芳澤,深感自己是葡萄酒知識壟斷的既得利益者,而我希望能夠分享這項利益,哪怕一己之力只能作岀微不足道的貢獻。在2006年底至2007年初,我在政治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葡萄酒結構語彙的翻譯,其研究素材便取自《葡萄酒的風味》。這篇論文獲得不錯的迴響,激發我繼續研究的動力。同時,我覺得自己應該能夠勝任全書的翻譯,這項自我期許便油然而生。
當時的我,經常以葡萄酒講師身份露面,我渴求獲得更多人認同自己的專業能力。我內心盤算著,希望藉由這項沒有人願意接手的艱難任務,讓自己的名字與大師並列,證明自己的能力,並且正本清源,匡正積非成是的觀念。後來投入翻譯工作之後,我內心卻出現一股強烈的使命感,督促我完成這項任務。
翻譯這部經典的舉措,對於我所屬的「知識壟斷集團」來說,算是放棄自己既得的優勢,我曾經因此遭遇業界其他前輩的指責與嘲弄。然而,我堅信自己的決定與方向是對的。個人的生命只有數十年光景,壟斷知識只能暫時成就個人,但是如果能夠將知識傳遞出去,卻可以造福整個世代,進而改變華語圈的未來。遭受他人嘲弄是不足掛齒的,一項任務的最大阻力,往往源於自己——在已經習於口譯工作之後,我當時更感到筆譯的艱苦磨難。但是捨我其誰的自我期許,這股對華語世界的「使命感」,逐漸成為我的工作動力。我當時將這部作品的譯介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於在譯稿尚未完成,手稿尚未繕打完畢之前,我幾度對死亡感到恐懼——若是我突然離開這個世界,這項工作會不會後繼無人呢?
這份筆譯工作像是一面鏡子,我看見自己撐過磨難,這才見識到自己有多麼熱血澎湃。這本書的出版,也引來業界不少關注。這項艱困的任務,不僅讓我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年輕的心靈在經歷幻想當中的死亡恐懼之後,我更加認清,能夠讓我產生如此使命感的事業,絕對值得我付出畢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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