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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常內心會很掙扎：不是讓家人失望，就是無法實現自己的職涯目標，難以達到適當平衡。如果你為人父母，希望建立並維持較健康的平衡，為你自己、你的兒女，甚至你的組織這麼做，那麼我們建議你進行4種特定類型的談話。
進行這4種談話，並不保證能防止有些職場不平等現象，但確實保證你有可能實現你想看到的生活上的改變。如果你不進行這種談話，等於是不嘗試就先失敗了。正如我們在工作上面臨的許多挑戰一樣，進行開放、誠實的對話，是找到解決方案的第一步。如果你能談論某個問題，通常就可解決那個問題，至少能找到折衷做法。
#過勞 #工作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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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是改編自8/27 2019 馬克洪在他們的 大使會議的演講稿
法國總統馬克洪講話展現睿智。
《財經會議資訊 》5月5日刊載〈法國總統內部講話流出，西方世界一片譁然！〉這篇講話內容紮實豐富，充分表現他對世局的深刻瞭解，和法國人特有的自負和自信。全文如下：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們比我更瞭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它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略重組。
是的，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
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美國是戰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於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著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希的戰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的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
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像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後，開始尋找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麼做，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
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是高於我們的。
政治想像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象。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麼懷疑，並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像力的事情出現。
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於是，他們失敗了。
至於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並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畫，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麼反西方。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麼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於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
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願再繼續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麼樣呢？
除了經濟動盪和地緣政治動盪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盪，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盪。
大資料互聯網，社交媒體，人工智慧，在大智慧於全球化中鋪開時，資訊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智慧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網國際秩序規則。
但在這套新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定性。
在座的使節們都能看到，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動盪，資訊技術動盪，民主的動盪。
所有這些動盪都是同時發生的，但我們該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像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繼續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後，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於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於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像力的思維”，並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像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於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於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通戰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從南方的義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法國戰略”。這是對於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士。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後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於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於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於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於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後是關於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捍衛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鬥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位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位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刻，我們更應發揮各自的政治想像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伊曼紐爾. 馬克洪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
當黃背心運動慢慢消失，我想順便解釋瑞士人對這個運動的無奈。
黃背心運動 « Le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 自11月延燒至兩個多月。11月17日黃背心運動發起的首日，約有28.8萬人在法國各地抗議；11月24日，則約有16.6萬人參與抗議；到了12月1日、8日，參與人數降到13.6萬人。每一次的抗議活動，巴黎市中心多處建築物、古蹟遭到破壞，更有許多人更在這場運動中受傷、被逮捕，令人難以想像這座曾經讓許多人嚮往的時尚之都，轉眼間變成了血腥的戰場。
直到12月10日這天，法國總統馬克宏終於在一個月後，對於這場活動做出第一次的直接回應，而結論是「基本工資提高100歐元（近3500元）」« Une augmentation du SMIC de 100 euros »，而這筆支出，不用雇主買單，而是政府出錢。除此之外，馬克宏也將加班的費用改為免稅申報 « la défiscalisation des heures supplémentaires »，也針對退休金的部分減少課稅等重大政策，而這些政策大概耗費10億歐元（近350億台幣）。
而當這項政策發布後，12月15日這天，參與抗議活動的人數降低為6.6萬人，人數瞬間減半。從那刻起，黃背心運動分為兩派，其一對於政府的做法感到滿意 « les satisfaits des mesures promises » ，另一派則表示：無論如何，法國總統馬克宏必須下台 « les jusqu'au-boutistes »。上週六，也就是12月22日，仍然有超過3.8萬人上街參與示威活動，而令人難過的是，這次的示威活動中有一名參與者不幸罹難。
瑞士與法國的語言、文化相似，但是瑞士人看待法國人的方式卻是大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的不同，瑞士是聯邦制度 « un système confédéral »，法國是總統制度 « un système présidentiel »。因為體制的不同，讓法國從70年代起，漸漸出現社會問題，如1974年法國平均收入、福利與瑞士相同，但是在70～80年代，法國政府沒有積極為小型企業實施政策 « une politique défavorable aux PMEs »，更在當時加重稅收，大型企業與小型企業之間產生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因此法國郊區的小型企業難以生存、大型企業卻仍然穩如泰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 un fossé grandissant entre les riches et les pauvres »，而至今法國依然是全西方國家稅收最高的地方。
馬克宏心裡非常清楚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經濟差距 « le décrochage économique français » 。當他當選總統起，他便承諾經濟改革 « les réformes économiques »，而他的改革政策類似80年代的英國或90年代的德國所進行的經濟改革，透過放寬管制 « déréguler l'économie »，讓勞動市場更加靈活 « flexibiliser le marché du travail »，同時調降公司的稅金，來提高競爭力 « augmenter la compétitivité »。而黃背心運動，就是這起經濟改革不平等所造成的結果。這些政策為公司帶來了競爭上的優勢，卻維持法國人民財政上的壓力。
然而重要的是，馬克宏的經濟自由主義 « le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 在法國是不受歡迎的。在2017年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他只獲得24％的選票；然而極右派和極左派對於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高達40%。如今參與黃背心運動的這些人，便是來自這群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選民 « les antimondialistes » 。在抗議活動期間，其中一些人破壞了巴黎比較富裕、具觀光價值的地區，因為他們是法國全球化之下的贏家 « les vainqueurs de la mondialisation »，同時也是法國政治、經濟菁英的象徵 « l'élit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
如果你問瑞士人如何看待黃背心運動？他們會覺得很有趣。大家有發現黃背心的每一波運動都剛好發生在週六嗎？其原因在於大部分參與黃背心運動的法國人大多來自郊區，其中以中部、東部地區居多，這些人必須選在週六才有時間到巴黎抗爭。這些抗議的民眾抗議的原因很多，而這次的引爆點「燃料稅」通常影響的對象是其他城市的居民，因為他們在資源不多的地方，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要開車通勤。他們認為巴黎就是一個天龍國，巴黎提出的政策常常會忽略郊區的人民，而瑞士則相當重視國家整體的資源分配 «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entre les territoires »。
說到「罷工」« faire la grève »、「抗爭」« protester »，這在法國已經司空見慣了，如果沒人罷工，反而會覺得很奇怪，這又和瑞士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在1937年，瑞士政府勞方和工會有一個契約，稱為「la paix du travaille」，這是瑞士工作和平的地方，我們只要討論溝通很久之後，真的沒有共識才會罷工；而法國的政治體制是大總統極權的制度，社會階級較低層的人民聲音很難被聽到。所以在瑞士，人民不需要示威、遊行才會被聽得清楚，對瑞士人來說那是一個浪費社會成本 « le coût socio-économique »、資源的方式，瑞士會針對不同的職場、政治、文化等議題進行交流、溝通。
黃背心的運動，讓瑞士人對法國的偏見更加嚴重。在運動發生的前四週，馬克宏的沈默讓情況惡化，法國人繼續以暴力的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甚至引起許多國際媒體的注意，而最後馬克宏為了讓人民安靜，選擇改變政策，對法國人大灑糖果，然而這些糖果將會為法國的未來造成更大的成本。但些做法只是膚淺又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為什麼法國的經濟競爭能力越來越落後？為什麼像巴黎這樣的大城市或全國其他地區，他們的經濟資源逐漸失去了經濟活動的價值？
法國的稅率已經遠遠超過北歐的國家，但是法國人的福利比社會國家少很多，因為政府其實是把錢拿去欠款利息 « rembourser les intérêts de la dette »。隨著馬克宏向法國承諾提供10億元資金，而不向人民課稅，法國今年的債務勢必會再增加，使法國成為歐盟中財務狀況最差的國家之一。
如今法國人民相信只要提高福利，才會讓民生更好過，但這對瑞士人來說，我們無法理解這個心態，我們會思考比較長遠的未來，因此瑞士政府會鼓勵創業，即便創業成本很高，但是在賦稅上會提供優惠，讓瑞士人民更願意創業。然而法國人的心態卻是希望創業，但一昧的糾結於環境不完善 « un environnement peu favorable à l'entreprenariat » 。
以往如果你在巴黎開店，12月的營收會特別好，通常是1月營收的雙倍，但是今年12月，因為黃背心的運動，使得巴黎的店家營收狀況很糟糕。這起運動其實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很糟糕, 瑞士人覺得很遺憾。而最後，僅有一部分的法國人贏得一點東西（最低工資），但對其他人來說，所帶來的影響卻是這2個月的抗議活動所失去的是當地業者的營收，甚至是整個法國的經濟。
這起事件讓瑞士人認為法國人並沒有交流的文化，他們的溝通能力、政治文化比較暴力，無論如何一定要執行、妥協的地方比原本的油價多很多，遺憾的是未來馬克宏根本無法改變現狀，如此的做法，讓法國的負擔越來越大，雖然很多瑞士人可能看不起法國人的罷工文化和暴力抗議，事實也是瑞士人無法體諒法國人吃的苦，又一昧地要求高品質的生活和優渥的薪資.
我是否支持黃背心運動呢？我確實理解法國近年來，日積月累的不平等現象 « l'augmentation des inégalités »，正如目前的西方國家，甚至是瑞士。對許多父母來說，孩子如果活的比他們辛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法國經常被認為是歐洲最悲觀的國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選擇示威、抗議，因為他們認為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了。但我希望法國可以學習瑞士的社會成本觀念：當一個人為自己爭取權利時，這個不應該對社會造成太大的傷害。這當然是法國人如此獨特的原因，他們相信「革命」 « la révolution » 是改變絕望的最終手段。即使大部分法國人不支持暴力，他們始終相信暴力的行為，是每個社會運動或革命應該付出的代價。然而在瑞士，我們珍惜秩序，並且透過軟性的手法，慢慢改變。畢竟我們國家的人民沒有發起過任何大型革命，而法國的社會始終保有革命的風氣，只要人民對政府的政策達到壓倒性的不滿，法國人勢必會站出來革命，而政府誓必得做出最壞的準備。
（照片：Le Mond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