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2）
脫穎而出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當局除了按法律正式拘捕和起訴一些參與群眾之外，還政治拘留了一些名人或可能是各界的實際領導者，在摩星嶺政治集中營裡。出版界領導人藍先生與我相熟，他那時候常到我的辦公室兼居處度宿，認為可以躲避拘捕。是否真有作用不得而知，但我們因此晚上常會單獨傾談。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你也不是想一直做普通群眾吧？」我即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試探我是否有意入黨。我想到入黨可能對麗儀在大陸的處境有利，但同時又想到正在發生的文革種種扭曲的事態。於是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回答他的探詢。但於此，我相信這位常將創辦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掛在嘴邊的黨員，基於對知識人的珍惜，又看到我創辦《伴侶》的成績，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1969年底，我將所看到的香港和國際的思潮與文化現象向他分析，提出辦《七十年代》的構想，他很快就同意，並說服上海書局投資。也許是因為要辦的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刊物，而是外圍刊物，較不需擔心與北京領導層的極左意識形態有抵觸。雜誌只我一人挑起所有編務，兩三名校對和處理發行、行政。
我忘記創刊號印了多少冊，但這種探討知識的、非消閒非實用的刊物，當時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萬份，因為估計銷量不會多。但使我意外的是,雜誌發行只四天,就到處售缺而要再版了。這說明在香港和新馬一帶，左派讀者真是長期陷於文化飢渴中。創刊號的打響，使這本雜誌脫穎而出，立即確立了生存地位。
開始挑大旗的寫手，主要是《大公報》的趙澤隆，以梅之的筆名，每期寫近萬字的國際問題專欄；梁羽生寫隨筆；羅孚寫散文；舒巷城寫小說和詩，張初與吳羊璧寫報告文學和雜文。
我們的左派意識，不在宣傳中國，而是在國際舞台上，集中在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以相當多篇幅報導和評論美國那時激烈的學生運動。我在三月間去日本探望媽媽，和參觀大阪博覽會，也採訪了參加反安保運動的學生，訪問了日本貧民窟。總之，美國、日本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盡量予以揭發報導。
這些內容迎合了親中左派的意識，因為都是他們不知道但又想知道的事實與評論。不過除了這些國際政治內容之外，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詩、報告文學和關於留學生生活的評論，現在看來還是有價值、寫得好、能夠吸引讀者的。其中，舒巷城以他自身經歷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記實《戰火下的香港，和我》，為當時的社會風貌留下珍貴的記載。有些文章還相當有趣，例如創刊號梁羽生寫的「粵語怪聯與怪詩」，他引用的粵語怪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利時」……，刊出時引起不少人津津樂道。
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66）
圖1，《七十年代》創刊號；
圖2，1973年在《七十年代》所設的圖書中心，與同事合影。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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