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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罷工日記]（個人拙見）
沒想到罷工真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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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輪班坐在我的公司運航大樓大門前、工會搭起的棚子底下，有時輪到夜班還要準備蓆子睡在柏油路面上（相當新奇的經驗），風吹日曬雨淋偶爾蟑螂襲擊，對比一邊公司那棟灰色大樓內的看似如常（但我知道裡面所有內勤人員一定為我們的事情忙炸鍋了），心底總是有一縷怪奇：我究竟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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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地，早班想睡起不來最不想進的公司、長班前難以跨出家門好想留在家最不想進的公司、年度複訓考試壓力太大想就此消失不見最不想進的公司⋯⋯，就這樣聳立在眼前卻就是想進也不能進。我們在一個層面上已經變成相互憎恨的仇敵似的，不再是從前對外形象營造出的「家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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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不爽不要做」的聲浪質疑，我必須很誠實地說，以台灣的物價水準而言，我的薪資水平的確相對高及穩定，人才會喊出這樣的幹話（真的是幹話，因為很幹自己做牛做馬賺得比空姐少，她們還膽敢罷工）。但氣憤之餘，往深一層想，「不爽不要做」其實是薪水較我低的人的對於難以翻轉階級的深深無力感；亦是薪水較我高的人對我們職業的一種隱晦鄙視，認為我們的能力就是只值這樣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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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間正義，很直白地說，就是關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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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長是神的化身，帶領族人打贏另一個部落，分配戰爭成果的時候，自然最好的東西、最美的姬妾，要分給酋長，其他勇士按照割下敵人的頭顱數來決定拿多拿少——這是原始社會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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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選拔模範生到教育局領獎、接受表揚。除了考量該生的學業狀況，人品性格、家庭背景（是否在困苦環境下依舊孜孜不倦）、甚至是人際關係都會被納入評估之中。進到現代社會，除了「成績」這樣直接的證據以外，我們逐漸開始重視一些難以數值衡量的人性品德，期待有「完人」現世——這是我們脫離動物本性，啟蒙過後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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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身心障礙人士保留的停車位、補助、費用減免，是為補足他們先天或後天造成的社會不適性，卻依舊尊重及肯定他們身為人的價值，所給出的平衡優待；位於城市精華地段的古蹟是否要為了蓋億萬豪宅而拆遷；為保育台灣原生種動植物，比如雲豹好了，政府該投入多少經費致力復育，還是反正不關我事應該把錢拿來大家發大財⋯⋯這些所有，都是資源分配，也就是公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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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是，現代科技還無法令我們感知到他人的疼痛，即使醫生問我一到十分幾分痛，我說五分，隔壁的病患也說五分，但我面有糾結，他卻看起來老神在在，我們也無法跨職業別地說因為我比護理師（大家最愛鼓吹他們才該罷工）還累、還辛苦、還血汗，所以我罷工。因為跨職業別本來就無法比較，就像我們沒有人可以衡量是踢足球累、還是打籃球累，是長跑累、還是短跑累；而職業的薪資計算標準即使和身體操勞相關，卻不是絕對。各產業別的薪水計算有其神秘廣大的市場供需原理（單位產值、勞動力再生成本、隱形的心理成本、物價高低、員工學養基礎⋯⋯），一般勞工僅能依循常識，及最簡單的和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較，來獲知自己是否有遭到剝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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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為自己的工作爭取任何權益的時候，和別的產業，比如大眾呼喊最該罷工的醫護人員，其實根本沒有比較的立論點，因為本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的權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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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某論壇底下一篇發表對於我們罷工心得的文章回覆中，看到一位護理師留言，由於該心得的結論亦是：「妳們怎麼不去跟比妳們累的人比，醫護人才該罷工吧！」護理師似乎再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職業一直被拿出來鼓吹比較，便留言道：「我們的產業特殊不能罷工已經很可憐了，拜託不要再拿我們出來說嘴，不希望我們那麼辛苦，麻煩病人自己提升素養或是家屬動手幫忙，不要因為醫療廉價就把我們當傭人使喚。真的是累到每天都在祈禱健保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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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人都以「不爽不要做」做為就職與否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掉入了這座過勞之島雇主最愛的邏輯誤區，只要雇主尚且找得到人力替代，勞工就成免洗筷，我們誰也沒辦法更好，只能比爛。即便勞工在工作中培養出經驗與價值，老闆只要一句「不爽不要做」，勞工就被一二三木頭人，只能定格或是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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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將求職美化成自由市場機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勞工有能力就該自己移動到更優待的地方，不然就等著被淘汰。但若是我們的勞動力被自由市場機制化了，全面廢除勞動基準法，各位請以自己的本事博得雇主喜愛，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保障的最低工資、沒有限制的最高工時，除非這是一座佛心之島，時薪三十、四十幹不幹？隔壁公司時薪二十五，老闆已經佛心來著⋯⋯就會發生這種遑論勞權，根本連人權也談不上的事，勞工的自由是假自由，人或許也會為了生存而愈發輕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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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資關係中，勞工本就是相對弱勢的一方。若勞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對待的唯一選擇只有「不爽不要做」，我們是否也等於給了老闆無限秀下限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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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義浪潮橫掃的現代，我們尚且保留勞基法、環境保護法、文化資產保存法⋯⋯，不希望一些也許對於絕對利益、絕對自由無益的事物消失，就是我們對身為「人」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我們會以理性去探討公義、會希望心裡難以言喻的惻隱能被重視。且勞動基準法居然稱為「基準」，就該僅是我們社會公約待人處事的底線，沒有違法只是剛好而已，願意多給的才能算是真正對勞工價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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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如今有多少雇主以自己「沒有違法」為樂、為人人都該謝主隆恩的依據，我想各位勞工應該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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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不能接受我們的訴求，將我們貼上貪婪標籤。在此我想以我同時身為空服員及工會會員，投下罷工贊成票、實際加入罷工行動，闡述個人對整起事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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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先將八大訴求粗分為三組：薪資組、飛安組、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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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錢最難，我們就先從難的來處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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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組有關的訴求有三：人人琅琅上口也是公司緊咬不放的日支費一百五合流禁搭便車、國定假日出勤兩倍薪、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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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質疑工會這一百五十元是怎麼算出來的。我身為一介沒有金融財經背景、數學程度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就舉手投降的勞工，還真不知道這是怎麼算出來的。但是，我至少會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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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和台灣另一間國際航空公司的友人私下比較，我的公司和友航空服員的薪水，一個月至少可以差到一至兩萬，而且職級越高差距越大。相信存有「不爽不要做」之心的人在這裡會炮轟一句：有能力就跳槽啊！
我考過友航，我的許多同事也考過。而自我的公司開航以來，從來沒有友航空服員跳槽過來我的公司，我們過去友航的人倒是不少。往年我的公司在友航招考空服員的日子，總要排上大量待命人力，因為去考的人實在太多。幸好友航的人力資源變動率小（福利較佳之故），一年頂多悠悠地招個一期，有時還不招。而我們完訓上線後需與公司簽訂至少三年契約，沒有做完即離職要罰款十五至二十萬，所以我們私下時常玩笑說我的公司表面是航空公司，實則是空服員補習班，替其他航空公司訓練好了收補習費（罰款）再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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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的是，我沒有考上友航。但這代表我能力比較差嗎？我想實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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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空服員遴選標準除了多益五百五十分及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以外，基本沒有具體的其他事項可以參考。我有位同事天生菸酒嗓，長相甜美但一開口像昨晚去錢櫃唱歌徹夜未歸，照樣神秘地考上。且我的公司屢屢獲獎怎麼解釋？雖然這是所有部門上下齊心的結果，不只是空服員，不過不能否認我們也確實傾盡了自己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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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許多旅客說，不知道為什麼，一上你們的飛機就能馬上有回家的感覺。所謂的「家」，絕對不是靠形式顯擺出來，而是因為有令人安心的人在身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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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上主打「日支費是餐旅費」的說詞，問：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比如紐約、巴黎物價較高，看似釋出善意說願意逐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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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空服員的薪資計算方法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像我的公司及友航一樣，除了底薪、飛時加給（以實際的飛行時數計算一個小時多少錢，像是便利商店打工的時薪一樣），以及俗稱吃飯錢的日支費（我的公司從報到時間算錢到降落後一小時，一小時九十元新台幣；友航從飛機引擎開算到引擎關，一小時五鎂。我的公司的計算方式每趟會較友航多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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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如新加坡、香港、中東的航空公司所採用的，一樣有底薪、飛時加給，但日支費卻是實際在每個外站發放當地貨幣，依入住的飯店餐點一餐多少錢、停留期間能吃到幾餐，來計算核發多少餐費現金。這種方式的日支費就實在是吃飯錢了。但若上述航空公司的底薪、飛時加給和國籍航空一樣的話，這些空服員的薪水還會比我們少上許多，但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薪水又較我們更高，其貓膩就在於這些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時加給非常高，依職級不同，可以是國籍航空的兩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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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薪資計算方式沒有優勝劣敗，只要不虧待員工便好。但可以簡單得知國籍航空所使用的第一種，是比較簡單的方式，公司不用換錢承受各個外站的匯差、物價不同，每個月用統一標準把錢發下去，空服員自己到外站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所以即便名目是日支費，這個吃飯錢卻實在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比較特殊的是，因為名目是日支費，所以這筆錢並不扣稅，國籍空服員的薪水中只有底薪和飛時加給會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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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中說「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時，本身就陷入了邏輯矛盾。且若是依各個外站不同調整日支費，那麼日支費高的航班一定會造成貪心公主們熱烈搶奪，對不飛長程航線的空服員來說更是極度不公。這樣主管的說詞又陷入了第二層矛盾，因為公司是以「同工不同酬」會影響機內士氣為由，反對「禁搭便車」條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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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早就在我的公司空服部門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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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從哪一年開始，經濟艙空服員開始接受短程航線的商務艙服務訓練，基本上有經濟艙半年以上資歷的空服員，都會被召回公司進行訓練。完成短程航線商務艙服務課程的經濟艙空服員，我們稱作CAE，在短程航線時就可以到商務艙去工作，不過只能負責外場，內場廚房還是要由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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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的理由很直白就是用較便宜的經濟艙人力，去補較貴的商務艙人力。因為這些CAE並沒有因為多了一項技能而有較多的薪水，她們與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之間薪資有落差，負責的又是較原來經濟艙更精細的服務內容，但一樣領經濟艙空服員的薪水，這種差異不啻是一種白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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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以擔心薪水不同會造成空服員團隊合作不佳為由，緊緊咬住無法接受禁搭便車條款之際，沒有想到的是，空服員們即使同工不同酬，還是團結地為公司屢創佳績，甚至團結到兩千多人寧可手牽手去罷工，整日沒薪水、睡路邊、接受各種謾罵也緊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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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真的這麼擔心影響士氣，反而應該加倍鼓勵我們趕快上車，而不是禁搭便車啊（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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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定假日兩倍薪，與其說是又要效法友航，不如說是更好地增加我們上班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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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空服員的工作性質特殊，有不能中斷的越洋航線，所以我們須與雇主簽訂勞基法84-1條。這法條也同時令我們不受勞基法對一般勞工例假、休假、最高工時⋯⋯的限制與保護，須另行與雇主約定這些內容。但我們在簽下這個約定書的時候，公司只是請我們簽名，卻沒有與我們「另行約定」，然後就裝傻當我們全盤接受國定假日沒有兩倍薪、工時可以全部超過十二小時這些一般勞工享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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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期是航空業最賺錢、亦是所有一線服務人員最操勞的時期。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還要工作雖是空服員都知悉的事實，但簽下了勞基法84-1條，並不代表公司不能以慰勞特殊時刻的辛勤為由，依舊照一般勞基法給我們兩倍薪資。況且，過去要是公司肯給我們談的機會，我相信所有空服員都會希望自己放棄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時刻，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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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同事自嘲某年過年期間剛好上班次數較多，被朋友笑是「搶錢」，因為一般民眾都以為我們過年上班能賺到較平時更多的錢。不過我們其實整個過年期間，只有除夕到初二上班能領到一個六百元的紅包，一天一個，三天都上就是最多一千八百元。端午連假、二二八連假⋯⋯不論連幾拉幾，則連個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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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心裡天秤的激烈搖擺下，也不願請假好像自己沒有一點職業道德似的，所以選擇將自己的年假，擺在國定連續假日上。但在這類需要大量人力的國定連續假期，不是不能放年假，而是能放的人少之又少，要大半年以前就用大學時代搶熱門通識課之姿，起早趕晚地守在電腦前去搶那寥寥數個公司願意開放的名額。若開放搶假的時段正好在上班，則是連搶的一絲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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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情感價值大於實際薪資，我們會想乾脆請假算了。畢竟我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是只以責任制為教條來規範我們在國定假日工作，誘因未免太小，也顯得是雇主過於冷漠了些（老闆們不能沒違法就高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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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機內還存有一種同工不同酬，這也是我最不願說的一項。不過為了解釋為何工會主張「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這項訴求，我還是必須說明，在我的公司，日台泰越四種國籍的空服員，其實薪水會依所屬國籍的物價水平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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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的空服員薪資高低，也是以日台泰越為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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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台籍空服員罷工後確實加了薪水，難保我的公司不會大量起用泰籍及越籍組員，變相打壓，使我們「看得到吃不到」，工會才會在加薪的訴求後一同綁入這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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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知道原來我們空服員的薪水依國籍不同而有差別的時候，我其實很難過。除了薪水比台籍還高的日籍外，那些離鄉背井來台灣工作的泰籍及越籍，也做著和我完全相同的工作內容。雖然這是全球化沒有辦法避免的狀況，資本為了擴張會去尋找更便宜的成本，但當這些人的臉孔不再模糊，是實際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事，還是會有些心疼油然而升，盼望世界大同、盼望至少人的價碼可以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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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先來說最容易解釋的飛安組訴求：東京、北京、金邊、瀋陽、呼和浩特⋯⋯等九條易超時航班改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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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質疑為何飛安這項運輸業最重要的價值，在工會訴求中的佔比居然這麼低，只有八分之一，啐一句：貪婪，就欲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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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細琢磨，飛安訴求佔比低其實是對我的公司的讚許，因為公司本來就將飛安把關地相當嚴密。若是知道我的公司空服員每年關於飛安的年度複訓有多令人頭皮發麻、演練飛機迫降的緊急逃生程序有多逼真，而空服員是守護飛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前頭還有機師、機務，及其他我不知道的公司同仁們的協力相助，就能明白我的公司在關乎飛安的每一個環節上都付出超然的努力，只剩這條易超時航班的漏網之魚還令我們無法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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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提出給服勤易超時航班一趟一百五十元（是一「趟」一百五十元，來回算一趟）的飛安獎金，以及派自願的空服員包月專飛，且每月多給六至十天休假（咦，同工不同酬？）這樣的應對方案，會遭到工會拒絕，純然是因為我們將「追求安全，決不妥協」的核心價值，注入生命之中在貫徹之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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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民間謠言四起說這根本是貪心公主想去東京過夜的陰謀（喔，誰不想去東京過夜），為了闢謠自清，工會也提出易超時航班帶兩組人上機工作，一組服勤去程，一組服勤回程，不過夜，這樣的替代方案，不過還是沒有和公司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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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再差，世界競爭力排名還算是名列前茅，但勞權意識卻低落地如同第三世界。要不是我切身遭遇到這次罷工經驗，我其實也沒有機會去思考，在這樣政經高度發展的國度（我們同婚立法了耶），為何會有勞權低落這樣如同平行時空般的問題存在。之前我曾去旁聽的一場勞資協商會議上，討論易超時航班時，工會提出了光是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年度，我的公司航班超時就被檢舉超過一百二十次，罰鍰累計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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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去算了一下，光是令空服員在東京過夜，一年成本算下來，我的公司至少要支出一千五百萬。兩相權衡下，若你是雇主，是我的公司的老闆，兩年罰一百五十萬，讓員工冒著超時工作的風險；和一年至少支出一千五百萬，只為了不讓員工超時工作，你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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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罷工後，我和我的姐姐討論過一個雇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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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最近自己開了公司，當了老闆，小心翼翼地走在創業維艱的道路上。她說：「我要是發現一個員工的能力很好，會很想將他留下來，他有自主的想法，讓我不用操心那麼多，我也信任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我同時也知道，一個能力好的人，沒有給他比較多的薪水，絕對留不住。這時候我會突然寧願選能力比較差，但我不用付出那麼多，而且好使喚沒有自己想法的人。因為利潤就是這樣，我要給別人還是給自己，這是我每天都在掙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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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當過老闆，很難設身處地去換位思考到姐姐的層面。我知道她選擇在這個時候和我說這樣的話，是在軟著暗示我，大有大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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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姐姐聊完後，我依舊去罷工，白天頂著烈日，夜晚傍著焦土。或許是因為時間的侵蝕，或許是因為外界的風向，我逐漸變得焦躁不安。我的胸中依舊哽著一口不願放棄的氣，可除了這口氣外，我什麼也吃不下，我因此削瘦到了夢寐以求的狀態，卻也快樂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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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輪完罷工棚靜坐的班後走至客運站欲搭車回台北，罷工期間我們算是暫時與雇主解除了勞雇關係，當然不得搭公司交通車。不過，我還是認為我的公司有些過於斤斤計較的是，有同事在罷工開始後由洛杉磯飛回台北，一落地，機門開，公司派來的人就和才剛飛完一趟長班的她們說：「有工會的人在機場要收參與罷工的人的證件，證件被收了就要自己想辦法從機場搭車回家，不參與罷工的人才能搭公司派的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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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洛杉磯的座艙長很保護學妹，回道：「我的組員才剛飛回來，大家都很累，怎麼有辦法馬上做決定？而且回來後每個人也都還有兩天的休假可以考慮要不要參與罷工。怎麼能不讓大家先進公司換衣服、拿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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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才解釋自己只是代為傳達公司的意思，沒有要大家當場決定。後來那一路她們壓根沒在機場遇見半個工會的人，這才搭上了公司的車子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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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人有去機場倒是僅有一次。罷工剛開始的時候，機場的地勤人員因為航班大亂承受著旅客的壓力。有罷工空服員心生不捨發起去機場代替地勤與旅客道歉的活動，工會幹部要大家守在罷工棚就好，她們去。她們揹著請不要責怪地勤的牌子到機場，接著被批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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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黑的與白的似乎已經沒個準則，在這整個罷工的故事裡，我時常看見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或許是我的眼睛和人長得不一樣吧，我陷入了一種哲學式的，你看見的黑不是我看見的黑，你眼裡的白不是我眼裡的白的考驗。我看見許多人連想都沒想便全盤接受了眼前的一切，指鹿為馬，我突然發覺這樣的生活好輕鬆，比罷工輕鬆許多，那麼我坐在這裡幹嘛？我又陷入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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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走去客運站的路上，站在馬路的一側等紅燈時，遠遠看見另一頭站著一位公司的學姐。即便是罷工期間，學姐依舊謹守公司規範的儀禮，梳著漂亮而一絲不苟的法式包頭，身穿及膝而式樣優雅的A字長裙，及不露趾的低跟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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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著棒球帽，視線被遮蔽，只要頭不轉向她的方向，可以完全假裝沒看見，何況這是公司外、是罷工期間。而且，我是有點怕學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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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結束後，我還是舉起了右手，向著學姐揮了揮。學姐笑容燦然與我回打了招呼，我突然胸中那口氣鬆動了些，明白了自己的倔強從何而來。學姐是出了名地對工作要求的學姐，若以姐姐的話說，就是那種會讓老闆想要留下來的而陷入放利兩難的好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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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公義的本質是資源的分配，那麼一個人情操的高低、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乃至於企業明明是為了營利而生，人卻會在意資本獲得的手段、在意企業有無盡到社會責任回饋世間，是因為我們對於至善還有期待。所以我們不會暴虐地修一條法要比爾蓋茲必須將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拿出來發給窮人，卻會期望他是情願拿出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去做對的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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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摸學姐行來的路徑，她應該是住在公司附近步行而來。住公司附近、對工作有十分地要求，我們自然會將她連結到是「公司派」。畢竟此人的大半青春、花漾年華、生活樣貌、談吐思想，該已經和這間公司連成像呼吸與空氣的共生關係，她該是最愛也最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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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她的前半生，年輕可愛的時候，有人豔羨似地輕輕簇擁著她，道：「妳該去考空姐。」在對世界的渠道相對封閉的早些年代，她也曾懷疑是否這樣的自己就能站上國際的舞台。然而嘴上硬著說只是試一試、最終面試階段卻緊張到手心不止地冒汗，她才發覺自己很在意。熬過了訓練的嚴謹、熬過了職場的高壓、熬過了身體一再地生病、甚至熬過了公司生意不好隨時可能被不當裁員的恐懼，她用驚人的韌性撐住了自己、也撐住了經驗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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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新來的學妹稱她作「鬼」，她有些無奈笑笑，不知該怨還是該氣，心說妳們不知道我對妳們有多網開一面。然後她不禁想自己為什麼撐到了現在，還買了房子背了貸款，肩上多駝了一座雷峰塔似的令自己再難離開。而後她才領悟原來自己為人有些老派，她不想做太跳躍、創意的、沒有規範的事，這不是古板，而是匠人一樣，在日復一日近似於無的微小修正上釀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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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虔誠地割下一塊心頭肉獻祭予一份職業，她想通了以後愈發敬重自己，然後像是鞠躬盡瘁最後一次做好四菜一湯就欲離婚的家庭主婦，悉心妝點自己，昂首罷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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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收到一位相熟的機長私訊，說這罷工期間上班，空服員配置無法按照正常，大多都是較資淺的學妹，他從駕駛艙打電話到後頭，沒人聽得懂他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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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怎麼能做好前後艙良好溝通？」他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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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氣沒人給你打咖啡吧。」我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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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這樣的玩笑話，我突地就明白他隱隱然的憂心不假，還有他暗藏在話語中的鼓勵：妳們不是免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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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世間人對我們存有這樣的誤解，摸摸鼻子也就算了；但若說是家的一個地方還存有這種心思，有家也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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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說管理組：開放工會幹部參與人評會等懲處機制，並有發言權及表決權；開放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就是之前被幹到爆的勞工董事）；給予工會理監事、會員代表會務公假；變更空服員現有勞動條件與工作規則應先與本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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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會發現，其實訴求中最多的是關於我的公司的管理方法的改變。除了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這項爭議太大，且要尊重我的公司身為一完全的民營企業，關起門來的確可以「朕不給的，你不能要」。其他的，都是期待工會得以壯大制衡我的公司對空服員的一種有些羞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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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是工會的陰謀，是想煽動空服員而後爭權奪利的手段，我自己聽了都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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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幾日看著都是自己空服員的工會幹部們，有的要帶活動鞏固靜坐空服員焦躁的心、有的整理物資跑腿訂便當、有的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站上高台要站到公司願意出來協商（不過被我們自己空服員們勸退了，太危險，不要這麼賣命）、有的製作懶人包開記者會發新聞稿⋯⋯。許多人譏笑我們毫無謀略可言、反應太慢、看不懂在幹嘛，我才明白這樣的諷刺反而是一種激賞，面對龐大的資方，我們手無寸鐵，只能盡量有樣學樣、有什麼做什麼，杜甫石壕吏中的老嫗般，請從吏夜歸，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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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這是一場陰謀，我只能說這個陰謀太累太深太龐大，不如回去洗洗睡了隔天向公司報到復飛來得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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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突然發覺那些對我們憤怒的地勤、內勤人員、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工會的、罷工行動真的開始了回去上班的，其實是看得最清明的人。他們實在明白這個世間運作的現實，知道不要雞蛋碰石頭，知道要偎在高牆下才能獲得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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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服員是只有女生的部門的緣故，所以在這間父權的公司裡備受歧視。當人嘲笑說我們怎麼可以拿血尿蕁麻疹內分泌失調尿道炎中耳炎爆痘爛臉失眠肌腱炎⋯⋯當作抗爭的理由的時候，我想問，若是身體都出狀況了還不能要求改變，那麼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要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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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是個身體還算承受得住這份工作的人，除了剛進公司第二年，曾有一度內分泌失調，耳下至下顎處密密麻麻長滿了不是痘子但紅紅一點一點的東西；還有因為時常感冒上班，每次都會引發中耳炎，即便感冒好了，半個月一邊的耳朵都會像浸泡在水裡一般聽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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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問，生病為什麼不好好休息，硬要上班身體搞壞要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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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請假很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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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感冒都要到公司核可的大型醫院去拿「診斷證明」，想多休兩天還要拜託醫生寫「宜休養幾日」，連生理假都要到醫院拿證明，被公司刁難一次、再被醫生嘲諷開這種證明前所未聞一次（不過這不怪醫生，因為這種證明大概放眼全台只有我的公司需要而已），有時即便身體不堪負荷，也會想說算了乾脆去上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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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設計明顯就是在最大化壓榨空服員的單位產值，我必須承認，管理階層真是聰明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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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出車禍，所幸只是皮肉傷，沒有傷及筋骨，但兩腳膝蓋大面積擦傷，需要每天換藥包紮，傷口結痂走路會痛，當然也不能穿絲襪。我問醫生我多久能好，醫生說每個人復原時間不一定，我說我必須開證明需要休息多久，不然公司不會讓我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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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可以斷言妳多久能好，我就是神醫了，我不能開這種證明。」醫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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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給我一個至少的時間，如果還沒好，我再來醫院開，拜託。」我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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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兩腳膝蓋都包得像要去打排球穿護膝一樣，就算醫生不給開證明，相信有眼睛的人都會要我休息先別上班了。不過我的公司奇妙之處就在於，即便是外觀上明顯的傷病，只要沒有按照請假規定，還是麻煩去服勤。有同事去拔智齒不慎臉腫了兩倍大，不好意思要請假就是要證明；有同事眼睛發炎化不了眼妝 ，那妳可以擦口紅；有同事失聲開不了口，那妳不要講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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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後來開給我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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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後，我可以緩緩走路，但傷口還沒痊癒，還包著紗布，公司評估了一下，說妳還不能上機就來公司打雜。我被分配到了替空服員辦證件的部門，護照、台胞證、美國簽證。裡頭的課員們都對我很好，知道我不是專業的只會讓我做些簡單的文書處理、抄寫影印，令我從一開始的有些怨恨（為什麼不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到後來也因為這些溫暖的內勤同事，最終傷癒要回去空中時還有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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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學姐，工作以來一天假都不請，連母親病危都極力調班換班並懇求公司核放特休整整全勤了九年（她說謝謝很多同事願意幫忙）。後來母親過世，她卻累壞了身體而不自知。一日，穿戴好制服裝備，突然一陣尿意，進簡報室前先去了趟廁所，低頭一看，卻在胯間望見一片血紅，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血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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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的身體警訊，令她終於肯面對健康的臨界點，不再勉強自己。但已經將近報到時間了，公司規定的請假時間是報到前三個小時，她向公司請示自己的狀況，事出突然，能不能臨時請病假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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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是說，用一貫的制式的口吻，請病假可以，但不在規定的時間內，後續會有懲處，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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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捨不得自己的全勤紀錄、也不願就這樣被記了一個警告還是申誡的明明自己沒有犯錯，回家後，她想起了現在尚在母親百日，而自己還有一天喪假可以用，便致電公司：「那我改請喪假可不可以？我不是請假慣犯，這次真的是突發狀況，請看看我的請假紀錄。」學姐哀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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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血尿怎麼可以請喪假？」接電話的那頭說，還是一貫的制式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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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被公司約談，要她寫報告，請她「成熟理性」地面對。並告訴她，念在她九年全勤的紀錄，公司能將那天病假視為一般病假，免除請假不合規定的懲處，不過還是不能改為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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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有些羞憤的約談結束後，她搭電梯，下樓。等電梯時，一位聽見她與主管對話的內勤同事過來，悄悄在她耳邊說：「學姐，講白一點，喪假已經是大老二了，他們怎麽還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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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請假方式施行良久，才終於在近幾年改為較為人性的方式，只要一般診所的收據即可請假（感謝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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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第一天，看著許多內勤同事衝出來對著我們賤人、婊子地叫罵，我覺得難過，也十分不解（不過幸好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內勤同事），甚至有人成立了網路社團，裡頭充滿各種針對空服員酸澀不堪的言語。令我發覺平行時空的問題不只存在台灣社會，也存在於我的公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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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身為專業經理人的朋友提醒我，製造對立也是一種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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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間的猜疑與嫉恨，能夠形成一種強大的互相監督的網路，管理者不需另外成立監控部門，就能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收割對立之後互揭瘡疤的果實。管理者也能收束權力，形成至高無上的權威。好處絕不全體適用，因為賜給誰什麼都是恩典，因為總要令人有點眼紅；責罰就要連坐，令系統中的人人心惶惶，永遠懸在一種驚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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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輕蔑地回朋友說你小說看太多，可有時發現的一點小線索又會令我不禁往這個方向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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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述社團看見一則地勤同仁的留言，大意是在說公司已經對空服員很好了，什麼都給我們，我們憑什麼罷工。地勤同仁舉例空服員的鞋子襪子都由公司提供、下班有專派的公司交通車可以坐，而他們即便和我們穿著同樣的制服，鞋襪卻沒有補助，從機場下班時還要碰碰運氣搭空服員的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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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留言我相當詫異，想起自己從前還覺得公司對待地勤更優渥，戴眼鏡、戴牙套都不用像空服員一樣需經過申請審查，而明明我們是穿著同一套制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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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社團裡還有許多公司同仁放上自己參加各種公司餐會、慶祝會、運動會的照片。我看著螢幕裡的喧騰熱鬧，總有一種冷宮妃子聽見宮裡慶典的絲竹鑼鼓之聲，自己卻清冷寂寞不在行列的幽微心酸。一般空服員若是被邀請去參加公司的這種聚會，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去端盤子當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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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自己工作近九年，的確沒有參加過我的公司的什麼活動。還記得剛上線的時候，知道公司有運動會，還興奮地有些期待空服部門會不會派人去參加呢，我喜歡運動，也喜歡在遊戲中有點競爭的感覺。然而空服員僅是一人發放一件大會T恤，就算是在這個活動中盡了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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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公司飛向世界，回來後，進公司換便服、放行李，就算是銀貨兩訖。接到公司電話不是抓飛，就是有客訴請儘速回覆。不飛的日子進入公司，不是約談，就是訓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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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的公司終於有首批空服員做滿二十五年退休，這在空服員間是不得了的大事。然而在偌大的整個企業，也是人微言輕如一縷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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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許多人如此愛戀我的公司的言論，我很嫉妒，因為他們定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備受了公司的珍惜才能那樣振振有詞。然而他們又覺得公司早已把什麼都給我們了、然而一個內勤實習生可以大言不慚要我們回家做媽媽的寶貝（同事表示：我不單是我媽的寶貝，還是我阿嬤的金孫）⋯⋯，我太混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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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陰鷙令我只能牽緊身邊的同事，只有她們眼裡還留有一片澄澈，無關黑白，就是單純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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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的公司一位高層在媒體面前哭訴，沒有工作不辛苦，這些空服員好歹都是大學生了，怎麼還不懂呢。我們這些大學生，再怎麼愚蠢，也弄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罷工行動，充分顯示我們的自我進步能力非常強啊，這樣的員工才能令公司Proud到全世界不是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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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高層真正知道我們的工作辛苦，為何沒從想過要如何改善勞動條件，而是在外狂打我們是幸福企業這樣背道而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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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一點如另一位高層直接承認就是威權及專制不也很好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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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又說，感謝所有願意和他站在一起的地勤、內勤人員。看到此，我希望高層是真正地珍惜這些願意為你加班的員工。至少，鞋子、襪子、交通車，不要虧待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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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日在罷工棚，有相熟的學妹心中很有疑慮來找我聊聊。她說，她怕再不回去，會被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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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呼吸一口氣，想了想我的公司對待空服員一慣的作風、想了想罷工至今公司的態度，我真的沒辦法有自信地告訴她，不會的，在法律的保障下，如果是公司要懲罰我們甚至開除我們，他們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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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語帶保留地說：「如果妳回去了，留在這個棚子裡的人越少，那麼最後公司要想辦法處理我們的時候，他們所能用的手段就越狠，因為罷工的人數越少，他們越好開刀。如果棚子裡的人夠多，公司要動手段就越難，人數越多，本來就越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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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罷工都開始了，我們都還恐懼地感到打壓渺小。我們要促成這場罷工有多麼地困難，尤其在台灣這個工會組成率不到10%的國度、在我的公司這樣業界出名高壓管理的地方。我失眠了好幾個夜晚，就算不是輪夜班要睡在罷工棚的日子，躺著床吹著冷氣都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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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罷工後的協商當中，我的公司連最基本的「不秋後算帳決議」，至少恢復員工福利票的權益都不是很願意。要知道，這張員工福利票在航空公司的員工之間暱稱為「乞丐票」，因為機上有空位才能搭，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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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空位沒賣出去，以便宜價格賣給員工這樣的事都猶豫再三，我的公司在罷工開始後放出的各式狀似溫馨的「回家吧」宣言，不禁令人腦內顛覆。或許「回家吧」只是做給媒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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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在罷工棚中，看著許多學姐妹自發性地擔負起很多事，收三寶、收垃圾⋯⋯，甚至是辦理領回三寶的程序，大家時常習慣性地使用原先在機上會用的語言，交接組、cross check、safety check、go that way go that door⋯⋯，好像我們都還在機上工作一樣，令人感到可愛之餘，也總默默令我鼻酸，大家天真地還奉這份工作為圭臬，不願忘了所有曾經烙印在身上的一切訓練，期望就算外人無解，這樣激烈的舉動也能喚起我的公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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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向來只把工作當工作，是糊口的工具，說是我的天職什麼的太唬爛。可是罷工開始以來，我卻反常地想回去、想再和這些學姐妹們一起做我們慣常做的那些呼吸成自然，但還是會令人煩躁的事（我們工作真的很累啊）。 我感覺我身邊的這些人的心意好珍貴，在獲得我的公司真正的回應重視之後，我們才能不把自己當奴才，不是因為害怕而磨損自己的身心，是因為被珍視而願意貢獻自己的一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完整而成熟的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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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因為放了我的公司與世界上最豪奢航空公司的薪資比較而被許多人提醒，應該注意兩地工作條件及物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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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補充中東航空公司的飛行狀況：中東由於地理環境炎熱，為了避暑，許多飛機的起降時間都在早上八到十點或是凌晨一到三點的極早或極晚、一杯珍奶加一份炒飯或煎餅就要台幣八百、月飛時往往破百甚至到一百六十小時、和我們一樣快閃美澳24小時，及一人拉一台如果放滿可以重達百斤的餐車⋯⋯，寫到這裡我愈發慶幸自己身在一個可以合法罷工的地方，因為在中東組工會是犯法的行為，可以被抓去牢裡關（謝謝中東航空姐的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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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的誤會是，我們從沒要和世界上最豪奢航公司一樣的薪水（當然如果有也很好啊），放出比較圖是希望這樣的落差可以提點眾人，為什麼我們上不去？為什麼台灣的勞資環境一直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合法組工會卻組成率這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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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訴求中雖然喊出了日支費一百五的價碼，卻從來沒有要好要滿（讓我破個三位數一百零五也是可以嘛），在我的公司高層後來向工會提出的新六大方案中，關於薪資的部分大打折扣，工會會員們含著眼淚也是同意，只能說，沒見過罷這麼久還這麼溫柔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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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章附圖為我的公司學妹與一位年資相當友航同仁的薪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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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當月飛時為90.43小時，友航同仁為88.58小時。兩人年資都是五年，但我的公司學妹已經是商務艙空服員的職位，而友航同仁因為友航人力結構較穩定，所以還是一般空服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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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的月薪為77,513；友航同仁為94,817。我用計算機算了一下若我們的日支費提升到每小時一百五十元，的確是接近到友航的程度了。而我的公司提出的新六大方案，與薪資有關的只有每趟短班含過夜班加飛安獎金三百元；長班每趟加飛安獎金五百元。而我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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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貪婪的公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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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必須先有承受如此心理壓力的勇氣，才有資格說我們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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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結束了，我心目中最高貴的公主們，明天我們機上見。

我的朋友曾認識一為男性，兩人相處得很好，不僅相愛，而且相處的來，但她接近七十歲的退役軍官父親卻非常反對。
當時她決定給自己三年時間，如果三年後，父親的態度沒有改變，那就放棄。


先說結果吧，最後她嫁給了父親喜歡的、替她安排的另一位男士。


另一位男士（也就是她後來的先生）也沒有不好，婚後孩子出生，每天生活忙碌而充實，當然也免不了一般家庭會出現的夫妻吵架、教養衝突，每當那些時候，她就會忍不住想，如果當初不聽爸爸的堅持到底，會否現在的生活不一樣？
當然時光無法倒流，但她卻意識到，那三年和另一個男人美好的相處經驗，某種程度上，成為她現在的阻礙，她克制不了自己去想「如果」，得不到的東西，在不斷的緬懷中，逐步被推向神龕，成為不可取代的唯一。


可是她也說，「聽爸爸的」不是一個好選擇，但「不聽爸爸的」絕對是一個更差的選項，因為她很愛她的父親，或許一開始她就認清事實，別去談那三年的戀愛，現在也不會有那麼多遺憾。
照道理說，能夠逐步說服父親、讓父親發現她原先的男友其實是個好人，讓父親發現省籍或政治傾向沒那麼重要，才是最好的結果，
但人生有時，就是無法選擇「最好的」，因為時間不夠。


如果她父親能活到一百五十歲，
如果女人六十歲還能生孩子，
如果她當時能有三十年去改變父親的想法、而不只是短短的三年……我相信一切會不一樣，
但我們沒那麼多時間。


前一陣子寫過一篇文章，關於處理問題時，有時無法照道理，而只能安撫對放情緒，事後一直在和朋友討論，這到底是不是鄉愿？（文章連結在這：http://t.cn/RRvicKl）

　
但後來想想，也許我們不得不鄉愿，因為時間不夠，更因為我們是人。
情緒常讓我們失去理智，但沒有情緒的，就不是人類。　

有次看新聞報導機器人研發，很多人幻想著，這些有智慧但沒情緒的機器人，可以取代人類去做很多事。
比如說，在地震後救災的場合，機器人可以倚靠腦內的程式，迅速得出那些人的獲救機率比較大，別把時間浪費在機會渺茫的受難者身上，才能救活更多的人。
　

有些事只能倚靠沒情緒的非人類去做。
如果你是救難人員，看見一個眼見不活的孩子對你哭喊，你知道救他是浪費時間──不是浪費你的時間，是浪費後頭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的時間，也許當下，理智可以驅使你狠心別開頭往前走，但之後那會成為你一生的陰影。
　

那是情緒使人軟弱的部分。
但情緒也使人堅強不是嗎？要不然，誰要從事危險性這麼高的救難工作？
　

有時，我們真的很討厭和情緒化的人打交道，
好像沒法用道理溝通、好像沒法用邏輯思考。
「有情緒」其實經常讓人失控。

但「有情緒」，卻也是人最珍貴的部分。

[專業好文]

關於自閉症，有很多需要讓大眾瞭解的事。他們是哪裡與眾不同？以致於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行為表現。

史蒂夫 · 希爾伯曼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NeuroTribes）（暫譯）。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經族》書評：
http://www.nytimes.com/…/neurotribes-by-steve-silberman.htm…

＞少年卡伊的大腦
來源：譯言網／譯者：梵二

卡伊 · 馬克拉姆有些不對勁。出生後第五天的他，看著似乎比其他嬰兒更警覺。抬著頭，四處張望，他的姐姐們在出世很久後才學會這樣做。當他學會走路時，他總是處於興奮狀態，需要大人一直看著，才能保證他的安全。

卡伊的姐姐卡莉說：「他超級活躍，動個不停。」這不像男孩子活潑好動那麼簡單：當父母試圖限制他，他就會發脾氣——不僅像普通孩子那樣亂踢亂叫，還會咬人、吐口水，出其凶猛，無法控制；不僅兩歲時如此，三歲、四歲、五歲、甚至年齡更大時還是這樣。卡伊與人相處時也很奇怪：有時孤僻內向，有時卻會衝到陌生人群中，要和他們擁抱。

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變得更加奇怪。馬克拉姆一家都忘不了1999年的印度之行，當他們擠進人群，看人耍蛇時，當時年僅五歲的卡伊毫無預兆地衝出去，輕拍打了眼鏡蛇的頭部。

要照顧這樣的孩子，對任何父母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但對他的父親來說，則尤其令人沮喪。身為世界頂尖的神經系統科學家之一，亨利馬克拉姆負責13億美元的歐洲人類腦計劃項目。這是一個龐大的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一個人腦的超級計算機模型。馬克拉姆比誰都瞭解人腦內部運作，但是對於如何解決解決卡伊的問題， 他感到束手無策。

「作為一位父親和一名神經系統科學家，你感到自己無所適從。」他說。 實際上，卡伊的行為——其最終被診斷為自閉症——改變了父親的職業生涯，並幫助他構建了關於自閉症的全新理論顛覆了傳統觀點。並且，讓人覺得諷刺的是，馬克拉姆的第二職業很可能在他完成他的人腦模型前取得成功。

試想一下，你來自於一個更加黑暗、靜謐的星球，現在卻進入了一個令人困惑、無法逃避的感覺超負荷的世界，是怎樣的感受？你母親的眼睛：像閃光燈。你父親的聲音：如手提鑽一般，隆隆響。每個人都覺得，那可愛的、小小的連體衣很柔軟是嗎？對你來說，簡直就像帶有金剛石磨粒的砂紙，硌得慌。那些輕柔低語、脈脈溫情如何呢？一連串噪音騷擾、無法辨認的輸入信息、刺耳的音調、篩選不掉的數據。

僅僅為了生存，你就需要善於在可怕、難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讀所有的模式。想要保持正常，你得盡可能地控制自己，培養對細節、常規和重復事物的高度專注。在這樣的系統中，相比使人困惑，需求相悖，行為古怪的人類，特定輸入可以產生可預知輸出的系統就顯得吸引人多了。

馬克拉姆和妻子認為，這就是患有自閉症的樣子。

他們把它稱為「強烈世界」綜合症。

與當今自閉症研究界的主流觀點相反——馬克拉姆夫婦認為，自閉症行為並非因為認知缺陷。與健忘相反，自閉人群理解力強，學得太快。馬克拉姆夫婦堅持認為，當他們看似喪失理智時，事實上，他們不僅被自己的情緒淹沒，也被他人的情緒壓倒。

因此，自閉症大腦的結構不僅受大腦結構缺陷決定，還受到其固有強度影響。馬克卡姆夫婦稱，如自閉症這樣發展失常的疾病，現在影響著百分之一的人群，而他們並不都是缺乏同情心的。他們在社會交往上經歷的困難和自身古怪的行為源於他們試圖應對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無法承受。

經過多年研究，有一次馬克拉姆夫婦倆走訪邊遠地的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時，提出了「強烈世界」的理論標籤，而亨利 · 馬克拉姆就出生在那裡。他說「強烈世界」是卡米拉提出的；她說她想不起是誰偶然發現了這個短語。但他記得自己坐在鐵鏽色的沙丘上，看著枯草不尋常地倒向周圍，思考著無法逃避一個充斥著強烈感受和情緒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想，這就是卡伊現在經歷的狀況。他越是研究自閉症，就越認為自閉症並非記憶、情感和感覺缺陷，而是記憶、情感和感覺過度，就更加意識到他自己和他看似孤僻的兒子有多少共同點。

亨利 · 馬克拉姆個子高，有著一雙深藍色眼睛和一頭淺棕色的頭髮，散髮著不容出錯的權威氣質，這位權威人士負責一項資金充足、雄心勃勃的大型研究計劃。很難看出他和一個麻煩不斷的自閉症孩子有什麼共同點。他通常凌晨四點起床，在他位於洛桑市的寬敞公寓里工作幾個小時，然後趕去研究院，那是他人類腦計劃的研究基地。卡米拉說：「對他來說，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就已足夠。」

馬克拉姆說他自己孩提時「什麼都想知道」，但在他中學的最初幾年基本處於「差班的倒數第一」。一位拉丁文老師鼓勵他要更加努力學習。當時他一位至愛的叔叔陷入嚴重抑鬱，在三十幾歲便英年早逝，他「每況愈下，最終放棄活下去」，自那以後馬克拉姆發生了轉變。他那時剛剛接到一項關於人腦化學的任務，促使他思考。「如果人腦化學物質和結構發生改變，那麼我也可以發生改變，如此我是誰？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所以我進醫學院學習，想成為一名精神病學家。」

於是，馬克拉姆進入了開普敦大學學習，但是在就讀醫學院的第四年，他拿到了以色列的獎學金。「那裡就像是天堂，」他說，「那裡有我所有夢寐以求的大腦研究工具。」他再也沒有回到醫學院，並且在26歲時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娜特，一個以色列人結了婚。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女兒，里諾伊，出生了。里諾伊現在24歲。隨後又擁有了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卡莉，現在23歲。四年之後又擁有了卡伊。

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研究生涯中，馬克拉姆做出了他的第一個重大發現，他闡明瞭與學習能力有關的兩種神經傳導物質——乙酰膽鹼和谷氨酸之間的關鍵聯繫。這項研究是如此重要而且讓人印象深刻，尤其特別是因為它這麼早的出現在一個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中。然而真正成就了馬克拉姆的是他接下來的研究。

在與諾貝爾獎得主博特 · 薩克曼在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同讀博士後期間，馬克拉姆展示了腦細胞是如何「互相發射信息，互相緊密聯繫」的。自1940年起，這成為了神經系統科學的一項基本理論。但是沒有人能夠弄清楚這個過程的原理是什麼。

馬克拉姆通過測量神經元之間電信號的精確時機，證明瞭特定模式的發射將增加突觸連接細胞的聯繫強度，錯過則減弱。這種簡單的機制使得大腦能夠學習，並且無論是字面上地還是象徵意義上都能在各種經驗與感受，以及原因與結果間建立聯繫。

測量這些細微的時間差別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勝利。因為開發了測量神經細胞腦電活動的微小變化所需的「膜片鉗」，薩克曼贏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獎。僅僅為了修補一個神經細胞，你就必須先獲取一層大腦細胞，大概1/3毫米厚，約有6百萬個神經細胞，這層大腦細胞通常來自一隻剛被切下頭部的老鼠。

為了保持這塊組織的活力，你要把它泡在氧氣里，然後使用代腦脊髓液在實驗台上清洗它。在顯微鏡下，你要用一個極小的玻璃吸管刺穿單個細胞。這項技術與為了體外受精而將精子注射到卵子中的技術很相似，只是神經細胞比卵子要小數百倍。

這個實驗需要平穩的雙手和對細節的敏銳觀察。馬克拉姆最根本的創新在於創造了一台能同時密切觀察12個這樣細胞的機器，以測量他們的電信號和化學信號的相互作用。做過這方面實驗的研究員說，有時可能在一天之內都不能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但是馬克拉姆已經是這方面的大師了。

問題出現了，他好似已經從一個事業的巔峰到了另一個巔峰——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頒發的富布萊特獎學金，在威茨曼獲得終身教職，在最有聲望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然而與此同時，他小兒子腦子不對勁的事實也逐漸清晰。他每天研究人的大腦，卻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卡伊學習和應對困難。就像他今年早些時候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的那樣，「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你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而你，作為一個神經系統科學家，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起初，馬克拉姆認為卡伊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只要卡伊能夠移動，他就不會停下來。「他不停地跑，非常難控制，」馬克拉姆說。然而隨著卡伊的成長，他變得沈寂下來，通常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他變得更加特別，他不再過分活躍，而是變得更加行動困難，」馬克拉姆說。「情況很難預測。他會發脾氣。他會抵觸學習和任何一種教導。」

然而，卡伊也非常喜歡與人擁抱，甚至是與陌生人，這也是為什麼過了好多年他才被確診的原因之一。這樣的熱情使得很多專家排除了自閉症這種可能。經過多種評估後，卡伊才最終被診斷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這是自閉症的一種類型，患者會有社交困難和重復性行為，但並不缺乏語言能力也沒有嚴重智力障礙。

「我們帶他到處檢查，然而每個人的解釋都不一樣，」馬克拉姆說。作為一個珍視嚴謹的科學家，他對此非常生氣。他離開了醫學院，去探索神經科學，因為它不喜歡精神病學的含糊不清。「我對精神病學的運作方式非常失望，」他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嘗試理解卡伊成為了馬克拉姆的嗜好。

這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模擬大腦：他認為神經科學太零碎了，如果不把更多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於只能瞭解大腦中的片段我會感到不滿足;我們必須瞭解大腦中的一切，」他說。「每一個分子，每一個基因，每一個細胞。你不能遺漏任何東西。」

這份迫不及待也使得他下決心去研究自閉症，他開始讀他可以拿到的任何研究報告和書籍。當時，90年代，這種情況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診斷只被引入進了精神病學的聖經，隨後，在1980年，被引入DSM III（《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三版修訂版》）。1988年，由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關於一個自閉症天才的電影《雨人》，使大眾開始能夠想象到自閉症不僅是一種殘疾，也是古怪的智力的一個來源。

20世紀中葉，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那段日子里，自閉症被認為是由冷冰冰地拒絕了他們的嬰兒的沒有愛心的「冷酷母親」造成的。然而，儘管專家現在認為這種情況是神經病學的問題，其形成原因仍不清楚。

最傑出的理論認為，自閉症的病因是大腦社交性區域出現問題，從而導致同理心缺失。這種「心智理論」的概念是在80年代，由尤他 · 弗里斯、艾倫 · 萊斯利和西蒙 · 巴倫-科恩提出。他們發現自閉症兒童很晚開發出區分認知自我和認知他人的能力，而其他兒童很早就發展了這些能力。

在一個如今很著名的實驗中，兒童觀察兩個木偶，「莎莉」和「安妮」。莎莉把一塊大理石放進籃子里便離開。她離去後，安妮把莎莉的那塊大理石放進一個盒子里。四五歲大的正常兒童可以預知，莎莉會先在籃子里找大理石，因為她不知道安妮移動了石頭。但是一些年齡更大的自閉症兒童依然會說，莎莉會先查看盒子，因為他們知道石頭在那兒。一般兒童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莎莉的觀點，且知道當莎莉離開的時候，安妮藏起了大理石，而自閉症兒童很難理解這種思維方式。

研究者把這種「心智失明」——一種觀點採擇的喪失——和他們對自閉症兒童的觀察自閉症兒童不善於偽裝聯繫在一起。自閉症兒童把精力集中在物體和方法上——玩陀螺、堆積木、記憶符號以及沈迷於像火車和計算機之類的機械物件上，而非假裝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這種明顯的社交漠視被視作自閉症的主要特徵。不幸的是，這個理論也似乎暗示自閉症患者對他人不關心，因為他們不輕易把他人視作是可以被愛、反對和傷害的潛在對象。但莎莉 · 安妮的實驗顯示，自閉症患者很難理解其他人也有不同的這個觀點，研究者稱之為認知同理心或者「心智理論」。這不能說明他們在其他人受傷或者心情沈重時，無論在情感上還是行動上，會漠不關心。這並不是說在別人身體或情感上受傷或痛苦時他們就不在乎——從專業角度說是情感同理心——自閉症患者並沒表現出必然地缺失。

然而令人難過的是，「共情」和「同情」被融合進了同一個詞語里。自80年代起，自閉症患者「缺乏同情」的觀念深入人心。

「當我們觀察自閉症領域的時候，我們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馬克拉姆說道。「大家會覺得他們沒有同情心，沒有「心智理論」。實際上卡伊能看透你，雖然他很奇怪。他對於你的真正意圖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想要與社會互動。

顯而易見的想法是：也許卡伊沒患自閉症？但當馬克拉姆全神貫注查看文獻時，他確信卡伊的診斷是正確的。他學習的知識足夠讓他明白，他兒子的其他行為都是非常典型的自閉症症狀，沒有誤診的可能，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情況可以解釋他兒子的種種舉動和嗜好。毫無疑問已被確診為自閉症患者的人，卻取得成功的故事，像是暢銷傳記作者，動物科學家天寶•葛蘭汀，作為無可非議的自閉症患者，也對自閉症患者無法理解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的其他人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

1999年，在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馬克拉姆開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開始了自閉症的研究。他的同事，神經科學家邁克爾 · 梅策尼希，提出自閉症的病因在於抑制性神經元與興奮性神經元之間的不平衡。缺乏對衝動行為的抑制這個觀點可以解釋卡伊突然輕拍眼鏡蛇的行為。馬克拉姆從那裡開始了研究。

2000年，在奧地利舉辦的一次神經科學研討會上，馬克拉姆結識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 森德雷克。他當時已經和阿娜特離婚。「當時我們一見鍾情，」卡米拉說。

她的父母在她五歲時離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波蘭，前往西德。當她遇見馬克拉姆時，她正在馬克斯 · 普朗克協會攻讀神經學碩士學位。當馬克拉姆前往洛桑啓動了人類腦計劃時，她也開始在那裡學習。

卡米拉像他丈夫一樣，高個子，長著直長的金髮，一雙綠色的眼睛，我們在她能遠眺日內瓦湖的開敞式辦公室見面時，卡米拉上身穿著水手裝下身穿著牛仔褲。她除了在那裡做自閉症研究外，還運營著世界第四大開放式的科學出版公司，Frontiers。公司有超過35,000名科學家在做編輯和審閱人。她見我發現了她腳踝上的蜥蜴紋身，開懷大笑，那是她年輕時迷戀大門樂隊所留下的痕跡。

當我問她嫁給一個孩子有嚴重行為問題的人是否感到過憂慮時，她的回答得好像從來沒思慮過這個問題。「我早就知道卡伊面臨的挑戰，」她說，「那時，他很衝動，非常難管。」

卡伊七八歲時，他們第一次在一起度過了一整天。「我手臂上大概有一些烏青和咬痕，因為他真的很不好對付。他會突然發作，做一些有危險的事情，而你必須把自己切換到‘救護模式’，」她說，有時他會徑直走到馬路中間。「要管束他的行為很困難，」她聳聳肩，「但如果你好好待他，他通常也會好好對你。」

「卡米拉對卡伊真是太好了，」馬克拉姆說，「她更加有條不紊，可以制定清楚的規則。她幫了他大忙。像是電影里演的孩子們不喜歡繼母的情況，在我們這兒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夫妻兩人很快開始了在自閉症研究上的合作。「卡米拉和我經常討論這個，」馬克拉姆說，還說道他們兩人都對現今科學水平「倍感沮喪」，而又無可奈何。他們如今共同的興趣混雜了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動力。

他們從神經電路層面開始著手研究大腦。馬克拉姆指派他的研究生塔尼亞 · 里納爾迪 · 巴爾卡去選擇最適用的動物模型，鑒於這一研究不便在人類身上進行。

當我在那裡時巴爾卡正好也順便來拜訪了卡米拉的辦公室，那時她已經在其他的研究項目上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熱情地問候了老同事。、她在馬克拉姆夫婦的指導下通過查找文獻來選擇符合實驗預期的動物模型，並以此作為她的畢業作品。他們認為最接近人類自閉症患者的動物模型是在妊娠早期經一種抗癲癇藥物——丙戊酸鈉（VPA；商標名為Depakote）處理過的老鼠。像其他有「自閉傾向」的老鼠一樣,VPA鼠表現出異常的社交行為和增多的重復行為，比如說過於頻繁地梳理自己的皮毛。

但與之相比更有意義的事實是，已有研究證明，懷孕期間服用大劑量VPA藥物的女性，後代患自閉症的風險提高七倍，200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孩子中9%都患有自閉症，而VPA有時是控制癲癇的必需藥物。

由於VPA和人類自閉症存在某種關聯，所以它的動物細胞效應似乎也應與自閉症相似。一位研究VPA鼠的神經科學家曾對我說，「我不把它視為一種動物模型，而是自閉症在其他物種上的再現。」

巴爾卡開始了她的工作。早先的研究顯示藥物處理的時間和所需劑量仍是存在爭議的：不同的作用時間可能會引起完全相反的症狀，而且大劑量有時還會導致機體變異。對實驗鼠來說，能引起自閉症狀的「最佳」時間是胚胎期第十二天，這便是巴爾卡進行藥物處理的時間。

起初，實驗效果非常惱人。有兩年之久，使用馬克拉姆幾年前完善的費力的膜片鉗技術，研究VPA鼠大腦皮層的抑制神經元，使用的是一成不變且耗費精力的膜片鉗技術，這一技術在幾年前由馬克拉姆完善過。如果那些細胞的活性降低了，那就能驗證梅策尼希曾理論推理的神經元失衡假說。

她反復進行著相同的制備工作，製作敏感膜片去研究抑制神經元網絡。但是在經歷了兩年這種技術要求過於嚴苛，有時又很乏味，並且十分耗費時間的工作後，巴爾卡仍舊一無所獲。

「我真的沒有發現任何一點變化，」她告訴我說，「看起來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而她重復一個接一個地去修補那些細胞的膜片，無止境地重復著那些勞神費力的提取步驟——但仍舊沒有觀察到任何異常。至少她已經變成這項技術的專家了，她對自己說。

馬克拉姆已經準備放棄這項研究了，但巴爾卡卻表示反對，她說她打算把研究重點從抑制性VPA細胞網絡轉移到興奮性VPA細胞網絡上來。從那時起，她的研究總算有了轉機。

「整個神經元網絡的興奮性是存在著一些變化的。」她這麼說著，再一次提起了熱情。那些網絡化VPA細胞的反應強度幾乎是正常細胞的兩倍——並且它們呈現出超鏈接的狀態。如果一個正常細胞和其他的細胞有聯繫，那麼一個VPA細胞就連接著二十個細胞，同時反應程度還沒有降低。恰恰相反，它們是極度活躍的，而這未必是缺陷——反應更活躍、連接更緊密的神經網絡學的會更快。

但這對於自閉症患者意味著什麼呢？當巴爾卡在研究大腦皮層時，馬克拉姆一直在觀察實驗鼠的行為表現，她發現實驗鼠比正常鼠表現出了更嚴重的焦慮症狀。「簡直就像發現了一座金礦，」馬克拉姆說。這一變化是十分顯著的。「你一眼就能看出來那些VPA鼠有點不一樣，它們的行為也有些異常。」馬克拉姆指出，它們更容易受到驚嚇，並能更快地瞭解到什麼是應該畏懼的，但卻不太能意識到曾經危險的形勢現在已經安全了。

普通老鼠只會害怕在特殊聲音響起時帶電的那一個網格，而VPA鼠變得不僅害怕那個聲音，還對整張電網以及所有和它有關聯的事物表現出恐懼——比如相似的顏色、氣味、還有其他可以清楚辨別的蜂鳴聲。

「這種恐懼狀態被巨幅放大了，」馬克拉姆說，「於是我們觀察了杏仁體中的細胞反應，同樣的它們也處於極度活躍狀態，然後這一切終於變成了一個美妙的故事。」

馬克拉姆夫婦意識到了他們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義。他們意識到，超敏感的感官系統、記憶能力以及情緒系統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自閉症患者在擁有出眾才能的同時又會有自閉障礙。畢竟，VPA鼠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他們不能夠學習——而是它們學的太快，同時伴有太過強烈的恐懼感，並且這一變化不可逆。

他們回顧了卡伊的經歷：他曾經怎樣的捂住雙耳，極力抗拒去看電影，痛恨吵鬧聲；以及他那十分局限的食譜，和對於嘗試新食物懷有的顯而易見的恐懼。

「他很清楚的記得他曾經坐在哪個餐廳的哪個位置，努力了好幾個小時去勉強自己吃下一口沙拉。」卡米拉說道，想起了她曾承諾如果他能做到的話就會給他非常想要的東西。然而，他最終還是沒敢嘗試哪怕是最小的一片萵苣。這很明顯就是過度泛化的恐懼。

馬克拉姆夫婦也重新審視了卡伊的各種崩潰情形，他們猜想這些精神上的崩垮是不是在某些太過壓抑的感受促進下發生的。他們發現如果能事先弄清楚卡伊具體是對什麼情況過度敏感，就能盡早讓他離開那些不舒服的場合，或是趁他的痛苦還沒發展到難以忍受的地步時盡量緩和他的情緒，以此來防止他發脾氣。這個有關於「激烈的世界」的理念立刻就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杏仁體

VPA相關研究數據還表明，自閉症並不僅僅累及單個腦神經網絡。在VPA鼠的大腦中，已經證實了杏仁體和大腦皮層都對外界的刺激呈現出超敏感化。所以也許，馬克拉姆夫婦斷定，也許自閉性社交障礙並不是因為社交能力有缺陷，而很有可能是由腦內信息過載導致的。

想象一下，一個嬰兒身處於一個殘酷無情而又充滿未知的世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毫不意外，一個感受到過多外界壓力的嬰兒自然會試圖逃避。卡米拉認為這就好比失眠、時差反應、還有宿醉一下子同時發生。「如果你有一兩天沒睡覺，所有事情都會讓你感到難受，光線會刺激到你，噪音會刺激到你，於是你就退縮了。」她說。

然而，與成人不同的是，嬰兒無法逃跑。他們能做的只有大哭和打滾，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觸摸、眼神接觸、還有其他強烈體驗的極力躲避。自閉症兒童可能沈迷於各式各樣的圖案，以及事物的可預測性，就是為了去瞭解混亂。

與此同時，如果嬰兒選擇用逃避來克服周遭的混亂，他們將錯過一個被稱為「敏感期」的階段。在這個人腦發育期，大腦會對某些外界刺激尤其敏感，並快速接受它們。錯過這個「敏感期」可能會使他們患上一些終身疾病。

語言學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嬰兒在三歲以前沒有接觸到語言環境，他們的表達能力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損壞。以前我們錯誤地認為耳聾和智力障礙相關，如果失聰的寶寶沒有在年輕的時候學習手語，他們常常會患有長期語言障礙。但問題並非是他們大腦里的「語言區域」損傷了，而是他們在一個關鍵的時期沒有接受到相應的語言刺激。（巧的是，同樣的現象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學習第二語言對於小孩子來說很簡單，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卻很難上手）

這一髮現對於自閉症有著深遠的含義。當自閉症寶寶感到不知所措而選擇逃避時，其表現的社交障礙和語言障礙並非緣自受損的大腦區域，而是因為當大腦需要關鍵的輸入信息時，這些信息不是被周遭的噪音淹沒了，就是被寶寶們刻意回避了。

強烈世界理論也可以解釋自閉症兒童和棄嬰以及被冷落的嬰兒之間悲慘的共同點。被嚴重虐待的兒童經常和自閉症患兒一樣晃動身體，逃避眼神接觸，並有社交障礙。這些共同點導致自閉症孩童的父母在幾十年間備受譴責, 甚至還產生了「冷酷母親」這一惡名昭彰的頭銜。但如果患者的行為是一種應對機制，那麼自閉症就不是虐待造成的，而是因為日常的經歷就足已讓他們感到無法承受，甚至造成心理創傷。

馬克拉姆夫婦進一步梳理出了更深遠的含義：社交障礙並不能界定自閉症，甚至不是自閉症的一個固有特徵。如果通過早期人為干涉來降低或調節周圍環境的刺激強度，就可以保護自閉症兒童的才能，由自閉引發的缺陷也能減輕，甚至有可能完全避免。

VPA模型還捕捉到了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自閉症特質。例如，雖然自閉症人群最普遍的症狀是過度敏感，對於疼痛他們卻經常反應遲鈍。同樣的特質也表現在VPA鼠上。另外，關於自閉症有一個最為一致的發現，那就是異常的腦部發育，特別是在皮層。研究表明，自閉症患者的皮層存在過多的被稱為微柱體的迴路，相當於大腦的微處理器。VPA鼠同樣也有此特質。

而且，在對一些科學家的屍檢中也發現了額外的微柱體，而他們生前並未患自閉症，意味著這樣的大腦結構不一定會導致社交障礙，反而有可能伴隨著超人的智力。

也許自閉的大腦就像高性能的引擎一樣，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運作正常。如果具備了這些特定條件，這樣的機器將會像法拉利勝過福特一樣勝過其他的機器。

2007年馬克拉姆夫婦第一次發佈他們關於強烈世界理論的研究成果：一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關於VPA鼠的論文。隨後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雜誌刊登了他們關於此論文的綜述。次年，此領域規模最大的會議，神經科學學會，召開了此課題的專題研討會。2010年，馬克拉姆夫婦在Frontiers雜誌發表了第二篇論文，修正並進一步擴展了他們的論點。

自那之後，其他團隊複製並延伸馬克拉姆夫婦的實驗，已陸續發表了超過36篇關於VPA鼠的論文。今年的神經科學學會上，至少有5項關於VPA自閉症模型的新發現。關於自閉症感官方面的研究曾長期被忽視，但馬克拉姆夫婦的強烈世界理論以及VPA鼠實驗讓這個課題變得矚目。

但對於這些課題，此領域的研究同仁們僅給予謹慎的回應。除了來自蒙特利爾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勞倫 · 密特朗，同時也是蒙特利爾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甚至比馬克拉姆夫婦還更早地提出並強調了自閉症患者的感知差異。在密特朗教授之前只有極少數研究者涉及感知問題。幾乎其他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社交障礙上。

可是當密特朗第一次提出自閉症與他所謂的「感官功能放大」有關聯時，他也與其他多數專家一樣，認為這種功能是一種缺陷的表現。當時他的想法是，一些自閉症患者之所以顯現出優越的感知能力，是高階的腦部功能造成的，這些功能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零碎的技能」，而非患者真實的才智。以前自閉症天才又被稱為"白痴天才"，因為他們不象「真正的」天才，無法利用他們卓越的才智進行創造。密特朗在一篇綜述中如此解釋道：「自閉症患者不僅無法展示出他們異常的感知優勢，而且無法形成一種整體的或是高層次的表述能力。」

但隨後的研究讓密特朗意識到早前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研究皆表明，自閉症患者不僅在「低階」感知任務中優於常人，像是能更準確地檢測音階，更快更好地察覺某些視覺信息；在較為「高階」的認知任務像是視覺智力測試中也更勝一籌。

事實上，一直以來我們都明確地知道檢測和操縱複雜系統的能力是自閉症的一項優勢，以致於那些帶有自閉特質的天才們都快成為我們對硅谷人才的刻板印象了。比如今年五月，德國軟件公司思愛普宣佈將聘用650名自閉症患者以利用他們的特殊才能。數學，音樂鑒賞和科學成就都需要對系統，模式和結構有很強的理解力和操控力。自閉症患者及其家人在這些領域有著很高的比例，暗示了遺傳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立場來自各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得到的結論卻是一致的，」 密特朗在評價馬克拉姆夫婦及他們的強烈世界理論時這麼說到。（密特朗還指出，馬克拉姆夫婦是在研究細胞生理，他則把自己想象成在研究真正的人腦。）

密特朗還說，亨利 · 馬克拉姆是從別的領域轉過來的，還有個自閉症的兒子，「他應該會有有自己的想法，不會受固有理論影響」，尤其不會被那些將天才視為缺陷的觀念影響。他說，「我非常贊成他們的研究」，不過他認為馬克拉姆夫婦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證明。

密特朗的支持態度並不意外，因為「強烈世界理論」與他自己的研究發現相吻合。甚至「心智理論」的另一位創始者也認為，亨利團隊的發現很有可能是正確的。

劍橋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 · 巴倫-科恩對我說，「自閉症患者的社交障礙，例如無法判斷認知方面的同理心（也被稱為「心智理論」），有可能是更為基礎的感知異常的結果。對這種觀點我持開放態度」。換句話說，馬克拉姆夫婦的生理模型可能是原因，科恩研究的社交障礙才是結果。科恩還說，VPA鼠實驗模型「值得關注」。不過，他也指出，大部分自閉症並非VPA所致，也有可能患者的感知缺陷和社交缺陷是共生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他的合作者、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認知發展教授福爾斯卻並不信服。她提起強烈世界理論時說，「這對我沒用。我不想說這是垃圾，但我認為他們想用一個理論解釋太多東西了」。

但和這兩位科學家相反，自閉症患者家庭對這套理論的反響非常熱烈。自閉症患者自我宣傳網絡主席尼曼說：「與之前的大多數理論相比，強烈世界理論的一些內容與自閉症患者的狀況更相符。這套理論更強調感知問題，與患者的真實情況更為貼近。」經過尼曼和其他自閉症患者的努力，感知障礙已列入DSM-5（《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五版修訂版診斷標準》），這是感知障礙首次作為自閉症症狀被如此認可，也是強烈世界等類似理論逐步被接受並認可的又一跡象。

希爾伯曼正在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睿智看待思維獨特之人》（NeuroTribe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吉爾曼有個自閉症孩子，她也對強烈世界理論充滿熱情。她在回憶錄《反浪漫主義的孩子》（The Anti-Romantic Child） 中，描述了為兒子求診的漫漫長途。本傑明上幼兒園的時候，吉爾曼就帶他到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做全面評估。當時，他沒有任何典型的自閉症跡象，但看上去的確像是閱讀早慧——兩歲半的時候，他就能一字不差、大聲而流暢地朗讀媽媽的博士論文了。和自閉症患者的其他天賦一樣，閱讀早慧也往往被看作「零碎」優勢而被忽視。

吉爾曼回憶說，當時，耶魯專家們排除了自閉症，說本傑明太「熱心」、太「關心」了。馬克拉姆的擁抱也和這差不多，被當作排除自閉症的因素。但在12歲的時候，本傑明被正式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但是，從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來看，熱心與自閉並不矛盾。看似反社會的行為是因為受到他人情緒的過分影響——與冷漠恰好相反。

實際上，對正常兒童和成人的研究也發現，過度悲痛也會削弱同理心。如果他人的悲痛讓旁觀者都感到難以忍受，連正常人都會首先抽離，先平復自己的情緒，而不是幫助他人——這就和自閉症患者的反應一模一樣。只不過自閉症患者更容易感受到悲痛，所以他們的反應就顯得不正常。

埃米莉 · 威林厄姆（Emily Willingham）說，理解他人的感受並被這樣的感受淹沒，可能會導致不恰當的情緒反應，或者導致感知關閉，後者被視為同理心缺失。她是一名生物學家，也有一個自閉症孩子，她甚至懷疑自己也有阿斯伯格綜合症。她說，自閉症患者「將站在他人角度體驗到的情感海嘯般一股腦承擔下來，內向只是一種保護」，而不是冷漠。

至少有一項研究支持了她的觀點，研究表明在認知測試中得分低的自閉症患者，其實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緒的影響，還記得安妮、莎莉和藏大理石那個實驗嗎？吉爾曼說，「我有三個孩子，我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自閉症那個」。她還說，第一次聽媽媽讀到強烈世界理論時，就說「本傑明就是這樣。」

本傑明的超級敏感顯然也與他的超級感知能力有關。「他有時候會說，‘媽媽，你在用D調說話，能不能換成C調？這樣我更容易專心，也更容易聽懂。’」

本傑明學過音樂，智商又高，所以能用自己的「絕對音感」能力（無需借助參考音就可辨別音准的能力）描述問題。但很多自閉症患者並不能像他這樣說出自己的感受。雖然卡伊也對語調很敏感，他說自己最喜歡一位女老師，是因為她「說話輕柔」，哪怕不高興的時候也一樣。但直到19歲，卡伊仍不能做出更具體的描述。

最近去洛桑時，卡伊穿著一件天藍色連帽衫和查克 · 泰勒風格的灰色運動鞋，鞋帶在頂部仔細地松開了。 「我的說唱運動鞋， 」他面帶微笑地說。卡伊會說希伯來語和英語，和母親生活在以色列。他的學校在雷霍沃特附近，這所學校專門招收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他的行為很自然，不過，偶爾也會沒理由地皺眉頭。但當他說話時，很明顯，他想和別人建立溝通，即使他一個問題也回答不出。當被問及是否認為他看到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時， 他說， 「我用另一種方法去感受他們。」

卡伊在客廳等著家人帶他出去吃飯。亨利的姑姑和姑父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幫忙照顧他們的新成員：9個月大的夏洛特和一歲半的奧利維亞。

「這是個拼湊起來的大家庭」卡米拉說，並提到，他們去以色列時，通常住在亨利前妻的家裡，在洛桑時，她便和亨利的家人住。夫妻倆都經常出差，不時會遇到問題。沒有人會忘記卡伊小時候發的一次脾氣，結果被荷航禁止登機。航班延誤令他非常不安，他到處亂踢，尖叫，並吐口水。

然而，卡伊現在很少發脾氣。在家庭和學校的支持下，加上他最近正在服用一種抗精神病的藥物，卡伊對自己的敏感反應有了更深的瞭解，因此他的自閉症狀也得到了緩解。

「我過去是一個壞孩子。總是不停地敲打東西，惹了不少麻煩， 「卡伊提起他的過去時說。 「我以前真的很頑皮，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我現在長大了。「他的親戚點頭表示同意。卡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儘管他的父母仍然認為他的大腦還有遠比他講話和學業所表現出來的更大的才能。

在馬克拉姆夫婦看來，如果自閉症是由超敏感的大腦引起的，那麼這些最敏感的大腦其實是最容易被這個強烈的世界弄傷。但是，如果自閉症患者能學會對大量的信息進行篩選，尤其是在童年時期，那麼那些最脆弱最嚴重的自閉症患者可能被證明是所有人中是最有天賦的。

馬克拉姆就是這樣看待卡伊的。「他的智力並不差，」他說，「他是有缺陷，但他的大腦有些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這是一種躁郁症。就像他繼承了很多我的怪癖，而且這些怪癖都被放大了。」

怪癖之一就是對準時的堅持。 「如果我說要做什麼事，」馬克拉姆說，「我可能會變得非常執拗。到那個時候一定要做到。」

他補充說，「對我來說這是優點，因為這意味著我會兌現。如果我說我會做一些事情，我一定做到。「但是對於卡伊來說，預期和規劃會失控。當他要去旅行時，早早就會提前，一遍又一遍地規劃旅程中的每件事。「他會坐在那裡計劃，比如，何時起床。他就要去執行。無論如何他都要登上那架飛機，」馬克拉姆說。「但他可能已經因為這些細節浪費一整天了。這就像是我的怪癖走到了極端，對我來說，這種怪癖是一種優點，但對他來說，就成了缺陷。」

如果這是真的，自閉症患者就有著難以置信的未被認識的潛力。如果說卡伊的大腦甚至比他父親的還要細膩縝密，那他就有可能比他父親更加聰明。 比如馬克拉姆的視覺能力。葛蘭汀，他第一本以自閉症為主題的回憶錄名為《圖片式思維方式》。和他一樣，馬克拉姆也有著驚人的視覺能力。 「我能看到我思考的東西， 」他繼續說，當他思考科學或數學問題， 「我可以看出事物本來的樣子。如果它不存在，我馬上就能在腦袋中將它模擬出來。」

在馬克拉姆的人類腦計劃的辦公室，訪客能夠體驗被這種思維佔據的感受。在配有藍寶石色，鬱金香形椅子的小放映室里，我手持3-D眼鏡。燈光變暗的瞬間，我似乎置身於一座神經元森林，那麼清楚、那麼濃密，如天鵝絨般柔軟得讓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

被如此真實的仿真包圍著，讓人很難注意旁白，其中就包括關於該項目令人震驚的事實。但也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如果這只是一小段卡伊的日常生活，那就很容易明白他小時候是多麼困難了。這是關於自閉症和同理心的悖論。問題可能不是自閉症患者不能理解普通人的觀點，而是普通人想象不到自閉症的真實情況。

最嚴重的缺陷反而隱藏著天賦，這觀點令強烈世界理論的批評者們感到吃驚和不快。他們覺得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給那些希望看到自己孩子最好的一面的父母和那些一直努力擺脫自閉症污名的人提供了虛假的希望。他們說某些類型的自閉症就是智力障礙。

他接著說，「從生物學上來講，自閉症不是由單一的條件引起的。從生物學的層次問‘是什麼引起自閉症？’，就相當於問一個機械師‘為什麼我的車啓動不了？’，原因太多了。」貝蒙迪相信強烈世界理論能夠解釋某些形式的自閉症，但不能解釋其他的。

然而，卡米拉仍認為堅持數據顯示那些缺陷最嚴重的人往往是最有天賦的。她說：「從生理學和連通性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大腦才是最強大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能夠釋放出那些潛能。

「我希望我們能給別人帶來希望，」 她說，同時承認強烈世界理論的支持者目前也不清楚該怎樣正確地進行早期干預，甚至不知道這樣的干預能否降低大腦的缺陷程度。

尼曼以及其他自閉症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對神秘的能力這個猜想表示擔心，他們害怕這個猜想會給自閉症患者帶來另一種不好的名聲。他說：「我們承認，自閉症患者在認知方面的確有一些優勢，而且這個現象非常值得研究。」但他強調，「一個人無論他有或是沒有特殊的能力，他的存在都是有價值的。如果說我們被社會接受只是因為我們有時能做炫酷的事，那麼我們其實並沒有被社會接受。」

現在馬克拉姆夫婦正探索能否在自閉症早期，營造一個平靜的、可以預見的環境，減緩VPA鼠的超負荷狀態，減少意外發生，從而降低VPA鼠的社交困難，同時提升學習能力。最新研究表明，在嬰兒二個月大時就能夠檢測出自閉症，所以也意味著這種治療方案是非常吸引人的。

卡米拉說，目前的數據非常樂觀：意外的新事物會讓受試鼠情況惡化，而有規律地、重復地、謹慎地介紹新的信息則對它們有益。

對人類來說，就是在嬰幼兒這個關鍵時期，大腦最脆弱的時候，需要保持大腦神經電路的穩定。馬克拉姆說，「在高強度下，大腦電路會關閉，接著僵化。這是我們想要避免的，因為想要逆轉這個過程將會十分困難。」

對自閉症兒童來說，早期介入治療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語言學習能力和社交能力。儘管早期介入的優點已經明確但這些治療一般不採用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應用行為分析這個最為流行的介入方法是通過獎勵患者配合「正常的」行為來治療自閉症，而不是去瞭解導致患者行為的動因，或在大腦缺陷出現的初期解決問題。

調查顯示，事實上只有當人接受適量的挑戰時才能學得更好——即不至於無聊，也不至於不堪重負；既不在舒適區，也不在恐慌區。對於不同的自閉症患者最佳的點也許是不同的。但是馬克拉姆夫婦認為不同的只是程度，而不是種類。

馬克拉姆認為應提供一個溫和而可預見的環境。「這跟懷孕的第四階段差不多，」他說。「為防止大腦迴路鎖死到恐懼狀態或行為模式，就要盡早提供一個已過濾的環境，」馬克拉姆解釋道。「我認為如果可以避免上述模式，那大腦迴路就可以進入安全而靈活的模式。」

創造這樣的一個「繭」需要用耳機等物來隔絕過多的噪音，然後逐漸提高強度，盡可能保持日常慣例，避免驚嚇。如果父母與老師可以正確操作，馬克拉姆總結道，「我覺得他們可以成為天才。」

在科學領域， #偏見一直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如果你心裡已經有了答案__可能就會變通規則來迎合，#無論是故意還是僅僅因為我們本能地想要忽略不利的真相。」事實上，所有的科學手段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為避免偏見的嘗試：實施雙盲對照試驗就是因為病人和醫生都傾向於看見他們想看見的結果——改善。

同時，最好的科學家是被激情驅使的，而激情都只來自於個人的需求。馬克拉姆夫婦承認他們與凱伊的經歷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尊重科學。對於強烈世界理論的許多批評，馬克拉姆夫婦都可以簡單地回答說，他們的理論只適用於一部分自閉症情況。這樣就很難推翻了。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在2010年的論文中，他們列出了一系列如果成立，就能將強烈世界理論推翻的發現，包括發現有人的相關大腦迴路沒有過度反應，或者發現有人大腦迴路的過度反應並沒有導致記憶、感知或情緒的缺失。然而就目前來說，已有的數據都是支持該理論的。

但是不管強烈世界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還是大部分的自閉症，它都已經對自閉症主要由缺乏同理心或社交紊亂造成的舊觀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強烈世界理論挑戰了這個給自閉症打上烙印的刻板印象，即將自閉症患者的優勢塑造成缺點，或者因為相關的弱點而使優點變得不那麼重要。

馬克拉姆嘗試從他兒子凱伊的視角出發——他幾乎做到了完全一致的視角——已經為自閉症患者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證明，自閉症患者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缺乏同理心。如果強烈世界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將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閉症，甚至是看待普通人對現代生活中普遍的數據超載現象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