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成大航太丁組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這是一篇蠻持平客觀的分析、說明..... 電動車和你想的不一樣：只是炒作？真的會造成缺電嗎？專家一次說清楚（12/30/2020 風傳媒）

"你應該知道的是：豐田汽車社長痛批，電動車若更加盛行，可能造成日本大缺電，此一說法引發外界熱烈討論。如果電動車滿街跑，到底會不會缺電？電動車只是炒作的話題嗎？作者以專業背景解釋，電動車對解決大城市嚴重空氣污染將有顯著成效，但能源轉型困境並未因此紓緩，能源問題人人有責，不能把責任推給政府。"

作者：曲建仲 / 台大電機博士，知識力專家社群創辦人

近年來空氣污染讓大家忍無可忍，溫室效應造成的氣候暖化日益嚴重，讓世界各國政府推出新的碳排放法規，不約而同喊出 2030或2040 年禁售燃油車的口號，許多車廠被迫積極開發電動車，彷彿電動車能夠解決人類的空氣污染與能源問題，豐田社長怒批世界各國政府力推電動車只是炒作，許多人可能認為那是豐田(Toyota)眼見特斯拉(Tesla)股價節節高昇而吃醋，所以電動車真的是未來環保的新希望嗎？事實恐怕和你想的不一樣？

電池的構造與原理

所有的電池都具有陽極(負極)與陰極(正極)，基本上都是由陽極(Anode)發生的化學反應產生電子(Electron)與陽離子(Ion)，電子流入元件可以推動元件工作，也就是我們所稱的電能，如圖一(a)示；陽離子則經由電解質穿越多孔性的隔離膜到達陰極，如圖一(b)所示；最後陽離子與電子在陰極(Cathode)結合，如圖一(c)所示。

電池的陽極(Anode)：是我們所稱的「負極(Negative electrode)」。電池的陰極(Cathode)：是我們所稱的「正極(Positive electrode)」。

兩者恰好相反，千萬別弄錯了唷！大家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會恰好相反來造成大家的困擾呢？因為化學家定義放出電子的叫「陽極」；而陽極放出電子，代表陽極必定帶負電(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所以物理學家稱陽極為「負極」。

不同的鋰電池主要是陰極材料不同

不同的鋰電池其實主要是使用的陰極材料(正極材料)不同，目前最常用的陰極材料共有四種：鋰鈷氧化物(LiCoO2)、鋰鎳氧化物(LiNiO2)、鋰錳氧化物(LiMn2O4)、鋰鐵氧化物(LiFePO4)，其中大家常聽到的「三元鋰電池」其實是陰極材料使用鈷鎳錳酸鋰三元化合物的鋰離子電池，其中三元是指包含鈷(Co)、鎳(Ni)、錳(Mn)三種金屬的化合物，而電解質主要是使用六氟磷酸鋰液體，負極材料一般是使用石墨。

固態鋰電池未來發展值得關注

由於現在的鋰電池所使用的電解質是液體，容易發生漏液汙染、易燃爆炸等問題，而固態鋰電池的電解質是固體，不會因為隔離膜破損就導致陰陽極接觸短路爆炸，而且固態鋰電池的密度和結構可以讓更多帶電離子聚集傳導更大的電流提升電池容量，此外固態電解質不可燃、無腐蝕、不揮發、不漏液等特性，不像傳統鋰電池的液態電解質含有易燃有機溶液，需要降溫、防撞擊、防穿刺等安全裝置。

電極材料與液態電解質容易完全接觸，但是和固態電解質接觸不如液體，造成介面阻抗過高，影響整體電池效能，而且固態電解質製程良率低價格高，仍然有許多困難。日本Toyota公司預計2022年推出全固態鋰電池的電動車，美國Fisker公司為固態鋰電池申請專利，能量密度可達傳統鋰電池的2.5倍，法國Bollore公司已經量產固態金屬鋰聚合物電池，德國Bosch公司收購美國Seeo公司研發固態鋰電池技術，QuantumScape公司的鋰固態電池號稱15分鐘可以充飽80%股價大暴漲，由於廠商投入資源研發未來發展可期。

電動車的普及有賴電力基礎建設

電動車要充電，但是如何充電是個大問題，像Gogoro的電動機車一個電池只有9公斤，使用者可以到電池交換站自行更換電池，但是Tesla電動車的電池重達500公斤以上，只能以定點充電的方式進行，即使目前的規格要求在1小時內完成充電，使用者是否能在加電站等1小時卻是個問題。

如果必須把車開回家在停車場充電，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的電力基礎建設不足，假設大樓停車場有100個停車位，每個都設置插座，當100台電動車同時充電時，大樓的變壓器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電流，因此整個電力基礎建設，包括：變壓器、變電所、高壓電塔都必須重新設計才能達成，聽起來就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事，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在大樓停車場建置大型儲能電池，當大量電動車充電時可以由大型儲能電池供電，考慮到成本與安全，大型儲能電池使用釩電池或鋁電池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電動車不會排放廢氣　更環保而且節省能源？

由於我們的發電廠是以高壓交流電(AC)傳送到使用者家中，再以「電源供應器(PSU：Power Supply Unit)」轉換為直流電(DC)才能對鋰電池進行充電，如果使用的是交流馬達，則鋰電池供電時要再轉換為交流電(AC)給馬達供電，每一次的電源轉換效率大約80%~90%，因此這樣轉來轉去其實浪費許多能源。根據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院(IFO：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考慮電動車的碳排放量時，如果將鋰電池的生產製造、能量轉換，以及供電過程中發電廠發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算進去，電動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比傳統燃油汽車高。

根據IFO的資料，最環保的能源形式是使用「甲烷」，也就是我們家裡用的天然瓦斯，它與一般的「瓦斯車」類似，差別在目前瓦斯車使用的「液化石油氣」是丙烷和丁烷的混合物。以甲烷為主要動力的內燃機(引擎)可以使汽車減少碳排放量，而且甲烷裡含有的氮化物、硫化物等雜質更低，是汽車製造商可以採用的環保能源，搞了半天最環保的竟然是瓦斯車，看來豐田社長怒批電動車只是炒作算有幾分道理，不過瓦斯車還是會排放二氧化碳，無法解決溫室效應的問題。

電動車只能改善空氣污染　無法解決能源問題

充電站裡的電是那裡來的呢？還是由發電廠來的，說來說去，又回到了最原始的火力、水力、核能發電來提供，核能目前被社會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在台灣想蓋水庫都很困難了更別說水力發電廠，因此又回到最原始的火力發電，不論是使用天然氣或煤碳，最後還是免不了要造成空氣污染的，因此有人說電動車只是把城市裡的空氣污染，轉移到郊區發電廠而已。台灣目前全力推動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這是應該做的，只是核能電廠要除役，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只怕用來補上這個電力缺口都不夠，沒辦法多出來給電動車使用。

汽柴油車與火力發電廠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污染物的控制，汽柴油車滿街跑到處噴廢氣，只能使用觸媒轉化器進行處理，由於價格與體積的限制，無法對廢氣有效回收處理；而發電廠是將廢氣集中處理，可以使用更昂貴體積更大的工業設備對廢氣有效回收處理，污染的確變低，因此使用電動車一定會減少城市的空氣污染，再加上近年來電池從製造方式到回收技術都快速進步，發展電動車仍然是重要的選項之一。

氫能與燃料電池被視為終極環保能源但是困難重重

傳統電池直接使用化學反應產生能量，優點是能量轉換效率很高(80%以上)，但是充電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而使用燃料以內燃機(引擎)進行燃燒反應產生能量，優點是可以直接補充燃料，但是使用內燃機的能量轉換效率很低(30%以下)，科學家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方法同時具有「電池」與「燃料」的優點呢？於是燃料電池從此誕生了。

燃料電池和傳統電池的原理相同，都是將活性物質的化學能轉換成電能，但是傳統電池的電極本身是活性物質，會參與化學反應；而燃料電池的電極本身只是儲存容器而已，並不會參與化學反應(觸媒只用來引發化學反應)，必須將活性物質加入電池內，就好像我們的汽車補充燃料一樣，才能產生化學反應形成電能，是一種要補充燃料的電池，故稱為「燃料電池(Fuel cell)」。

儲氫技術價格偏高目前仍然無法擺脫石油

燃料電池使用氫氣與氧氣反應產生水，反應後排放的氮化物或硫化物極少，幾乎沒有任何污染，因此被視為終極環保的再生能源。但是燃料電池必須使用氫氣做為燃料。高壓儲氫技術如何把又大又重又危險的氫氣鋼瓶放在車上是個大問題；因此有國外公司開發出可以承受700大氣壓的航太複合材料儲氫瓶，可以取代氫氣鋼瓶，Toyota公司更在推出氫燃料電池車款Mirai，創下單次加滿氫氣可以行駛500公里的紀錄，已經是成功的商品了，那麼它的問題到底在那裡呢？

首先車上放了一個壓力這麼大的儲氫瓶是否安全是個問題，氫氣的來源則是更大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電解水可以產生氫氣與氧氣，問題是電解水產生氫氣的成本很高，而且這些電還是來自發電廠。為了降低成本，目前工業上主要是將碳氫化合物 (石油)以「 蒸氣重組」（Steam reforming）的方式分解生產氫氣，搞了半天還是要以石油做為原料，看起來人類要擺脫石油還真困難。

為什麼世界各國都訂定2030或2040年禁售汽柴油車？

很有趣的現象，世界各國都訂定2030或2040年全面禁售汽柴油車，為什麼是這個時間呢？主要還是覺得前面介紹的這些問題，包括充電站建置、電力基礎建設、新建大型發電廠，或是太陽能、風力發電等新能源開發，大約需要20年時間，因此選擇了這個時間點，問題是如果時間訂定了，卻沒有看到政府加蓋發電廠，那時間到了要怎麼辦呢？

不過各國政府爭先恐後這樣「宣誓」，還有一門不可言傳的心思，那就是老百姓對空氣污染已經忍無可忍，但是眼見要解決這個問題困難重重，宣誓「2040 年」禁售汽柴油車，等於是給老百姓一個交代，反正2040年是 20 年以後的事了，到時候站在台上的一定不是現在宣誓的這個人，這種只靠嘴巴說說就可以成功的「政績」，何樂而不為呢？

能源問題人人有責　不能把責任推給政府

經過前面的介紹，大家一定發現人類的能源問題沒有這麼簡單，政府該做的不只是靠嘴巴宣誓禁售汽柴油車，而是必須認真開始發展綠色能源。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電價太便宜，造成使用者沒有節約用電的習慣，各種價格較高的「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乏人問津，電價如果真的大漲又會造成物價波動，受限於選舉與政治因素，要讓電價上漲也是困難重重，只能靠我們自己養成時時節約能源的習慣，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責任編輯/周岐原

完整圖文內容請見：
https://www.storm.mg/article/3340151?mode=whole

♡

這樣的人材，這樣的事，這樣的黨，這樣的國家
是非曲直都不是當下能看清的，
２０２０後，
我們值得擁有更好的台灣嗎？

＃流淚

昨天福衛七號發射升空，受到很多人矚目。但說到臺灣的太空發展史，有個人的故事不能不知道。

他叫謝清志，1941 年出生在臺南，從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得到航太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加入美國衛星公司工作。

謝清志年輕時就對臺灣政治頗為關注，也持續參與海外臺灣人的社團活動，結果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長期漂泊海外。一直到 90 年代，臺灣政治逐漸鬆綁，他才有機會回到故鄉一展長才，投入臺灣的航太事業發展。

在自傳《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中，他這樣描述這段在臺灣發展太空夢的過程：

「多年的航太工作經驗，促使我在 1990 年起積極投入籌組並參與『台美航太學會』。1994 年夏天，我還以團長身分帶領二十多人訪問團回台，遍訪台灣航太科技單位、產業及學術界，並向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軍備民營化的建言；那年年底，我也接任該學會會長。」

「我認為，人造衛星從無到有，整個研發是條長遠且所費不貲的路，以台灣的小國國力及研發能力，並不値得採此模式；相反地，台灣應發展『實用性』或『商用性』的衛星，且國外衛星已十分先進，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花錢買衛星，空中交貨（衛星發射至定位且發揮功能後交款），可能來的較實際。當然，沒有說出來的是，我希望台灣能發展具軍事用途的衛星與導彈。」

「果真不久（ 1995 年初），太空計畫室主任徐佳銘前來美國直接面試，回台後正式來函通知聘我回太空計畫室負責系統工程。我印象很深，當時隨同前來的另一位也是從美國回台服務的研究員，向我直言太空計畫室人事複雜、台灣太空計畫沒希望之類的警語，我聽的出他的善意，但我回台心意已決，到時候會是什麼樣情況，一切隨緣。」

「對於我的決定，有些人說我『傻』，也有人說我『勇敢』，他們倒不是認為我不該回台，而是要我再等幾個月。因為，那年我才要滿五十四歲，距離可正式退休的五十五歲只差十五個月，包括我太太在內，大家都建議我留在美國，待取得退休金後再回台也不急。」

謝清志毅然決然放棄了高薪與退休金，回到台灣：

「1995年5月返鄉進入太空計畫室，不久之前太空計畫室才大幅改組，稍早建議我不要回台的那位研究員也已離職；太空計畫室沒有給我原先談妥的職位，我只是擔任一位普通的特聘研究員。在一次防空演習上，我認識了幾位年輕女同事，當我告訴對方我是誰時，她們都瞪著眼說：『原來你就是那位大台獨！』」

「我本身學的是火箭，太空計畫最重要的就是火箭發射，剛回來的前二年，我並沒有被指派什麼重要的角色。倒是，自己主動將在美工作時所學的相關電腦程式拿來做模擬分析；剛好那時有二位新進的年輕研究員，於是我又像是指導教授，帶著他們做研究，教他們如何運用這套模型。在後來衛星發射時，我們師徒間的這種學習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直到199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福衛一號（原名『中華衛星一號』後更名為『福爾摩沙衛星一號」』）進入發射準備期，我的專長才被重視，也才出任發射組組長。發射前二個月，我們團隊進駐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又稱卡那威爾角Cape Canaveral）的空軍基地。」

「火箭發射的最關鍵階段，就是自離開發射台到將人造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時是由火箭本身的控制系統操控著。發射前，馬丁火箭製造公司(Martin Marriatta)必須以數字一再證明其火箭能安全且準確地完成任務，此工作就叫『入軌誤差分析』，這也正是我在美期間的專業之一。」

「發射前一個星期，我發現馬丁公司用假造數據做分析，起初該公司現場督導經理還不承認，態度也不友善。我便當場挑明告訴他，這些分析模型與過程，是當年我在美國太空公司時的工作團隊協助馬丁公司所建立的，所有內容我十分熟悉，不容他們蒙混過關，該公司因此被迫立即改正。我不敢說，沒有那次的改正，發射任務可能失敗，但至少讓美國這些火箭公司的人員，見識到台灣航太人才的豐富經驗與水準，一切都得按部就班，不容馬虎。」

「2001年，我做了重大政策決定，要求太空計畫室自行研發IPS。不過，自行研發，也存在著風險，為避免萬一研發失敗，造成福衛二號升空延宕，我們也另有備案，打算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加入該中心既定對法國採購相關軟體的計畫，雖然太空計畫室也因此要支付部份經費，但我認為應該『給台灣一個機會』，而這些風險管控所增加的經費，也可算是對自行研發的另類投資。」

「2006年4月14日晚間八點左右（台北時間），福衛三號帶著國人的祝福，精確成功地抵達距地面400公里的太空軌道；發射那一刻，『台灣』、『TAIWAN』與『FORMOSA』隨火箭直衝雲霄，緊緊扣住每位台灣人的心弦！台灣十五年的太空計畫，至此百分之百成功，畫上圓滿句點。」

不過，在慶祝這個成果的同時，等待著謝清志的，卻是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

2006年，特偵組檢察官指控謝清志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主導南科高鐵減振工程一案，但有圖利與洩密的嫌疑，將他起訴，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在野陣營，開始提出激烈批評，而媒體也立刻隨之跟進，案件喧騰一時。

所謂南科高鐵減振案，起因是當年政府在規劃時，缺乏全盤考量，造成高鐵與南科園區距離太近，高鐵行車產生的振動，影響南科晶圓廠商的生產。結果雙方僵持不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在這期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薛香川，就因為束手無策而宣布辭職。（就是那位後來八八水災時打電話進政論節目說「拜託，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的薛香川。）

2001年，謝清志接手國科會副主委一職，決定以他的工程專業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以挽救南科上看一兆元的產值。但他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是光榮的事蹟，不但遭到污名化，還為他帶來了大麻煩。

謝清志回憶當時檢調對待他的方式：

「從他們提問的性質與種類，我漸漸看出已經有一個『劇本』。原來，他們預先規劃好了一個我犯罪的景象，希望透過訊問，誘導我去印證我確實犯了他們所預想的罪行！」

「七點半，我與顧立雄律師被帶到地下室的另一間偵訊室。這次是在地下室，沒有窗戶，一股陰森的氣氛猶如身處地獄，我覺得這是檢方刻意營造的。」

「訊問的高峯祈檢察官，坐在墊高的審問台上，我則站在地板上。他重複著檢察官上午和下午就已問過的問題，偵訊一整天的我，疲倦不堪。隨後，他宣稱我涉嫌犯下『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重罪，依法最少5年刑期，是現行犯應立即當場逮捕，並聲請收押禁見，理由是為防止我與還在外面的其他嫌犯串供。換言之，我可能被收押2-4個月，收押期間，我被禁止跟任何外界人士見面、通訊，也不准接觸任何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等。」

「環顧四週，拘留室裡沒有床，只有木地板，沒枕頭，也沒棉被，角落則有一座馬桶，沒有衛生紙，也沒水龍頭。這一夜，我是唯一『進住』的嫌犯。」

「我心中坦蕩，覺得我們這團隊對國家，特別是對台南縣，已做出很大貢獻！因為，初步的監測結果顯示，高鐵行經南科所導致的振動已被這項工程有效降低到可被接受的水平。這表示，近期（3-5年）內，年產值占5%GDP的南科將復活，高鐵振動的惡夢也將結束。那夜，我滿腦子想著這項『偉大的成就』。」

「清晨三點半，我自己對自己說：『白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該睡一覺，好補足體力』。」

這一仗一打就打了兩年。

其中謝清志一度遭到收押禁見，他這樣回憶獄中的生活：

「牢房裡，沒有桌椅、床鋪或任何家具，地板是由約3吋寬的木板鋪設而成，老舊而有些腐朽，木板間縫隙，讓螞蟻、蜈蚣有機會上來陪睡。」

「牢房內那另外『五乘三台尺』的地方，有一個沒有沖水設備的蹲氏馬桶，一旁有水龍頭、水桶、面盆等，無論大小便、盥洗、洗碗盤匙筷、洗衣、洗澡，都必須在這不到一個榻榻米的小方塊內進行。水龍頭的供水有管控，每餐飯後、洗澡時及運動後才有供水，平時則以水桶來儲備用水。

「吃，像極在工地用餐。地板上舖一張過期的大本對開雜誌紙，三人圍坐地板上，飯菜擺在中間，大夥彎腰駝背地吃，只須五分鐘，用餐就完畢。吃，不是為了飢餓，而是慶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些；吃完晚餐，就象徵著苦日子又少了一天！」

「有位看起來敦厚老實樣的法警，官階一毛三。有一次，在進出看守所中央控制台時，看到我正坐在角落等著與律師會面，他利用沒人注意的刹那，俯身小聲的對我說，報紙抹黑的報導讓他們感覺非常氣憤，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我是被陷害的，『為國家建設出了那麼大的力氣還遭誣陷坐牢，台灣人欠你一個公道！』我聽了感動之餘，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反應，只能故作平靜，誠懇地回答：『大家一起努力，明天台灣一定會更好！』」

「週一到週五，我們每天遵循著這樣的『課表』：早點名、靜坐一小時，廊道運動十分鐘，靜坐一小時，午睡一小時，洗澡二十分鐘，晚點名、靜坐一小時，睡覺。其餘時間，坐著、看書、寫字或移動，也可以站起來伸伸腰，但不准躺下，最多只能斜坐。」

「週六、週日，則形同放假，除了三餐、吃藥和點名以外，其他活動全都免了；要躺下，可以，要睡一整天，也沒人管。」

「十一點左右，已是半夜，我又與十多位他案嫌疑人成串被送回牢房。在看守所廊道上，一位友善的警衛向著我念念有詞：『傻瓜，你回來貢獻個什麼？這個國家不値得你這麼做，現在搞到這樣，活該！』我只能報以感激的微笑，一時間，內心還真想告訴他：『聽你這麼一說，我倒覺得這一趟也算値得了！』」

2006年12月25日，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高峯祈以圖利與洩密罪，起訴謝清志，求刑15年，併科罰金3000萬元。

但2008年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宣判謝清志無罪。

2012年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也宣判包括謝清志在內等十多名被告，全數無罪定讞，謝清志並獲得三十萬元賠償。

面對這一段過往，謝清志寫著：

「假如，當初已完成80%的減振工程因此中斷，高鐵通車後，南科振動問題還是沒能解決，今天，我們所有參與者，就算沒做虧心事，一切合法，誰能諒解？就算未來我們在司法上清白無罪，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又誰能來彌補？」

「這段生命振動的遭遇，我正面看待，視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即使飽受不少非議與冷漠，但也因此『振動』出更深刻的親情與友誼，直直地觸動我心，此刻，我只有感恩兩字！」

＊謝清志、彭琳淞，《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2008。
▎讀冊☞ https://www.taaze.tw/usedList.html?oid=11100012635

#說書 #閱讀日常 #科技 #福衛七號

昨天福衛七號發射升空，受到很多人矚目。但說到臺灣的太空發展史，有個人的故事不能不知道。

他叫謝清志，1941 年出生在臺南，從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得到航太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加入美國衛星公司工作。

謝清志年輕時就對臺灣政治頗為關注，也持續參與海外臺灣人的社團活動，結果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長期漂泊海外。一直到 90 年代，臺灣政治逐漸鬆綁，他才有機會回到故鄉一展長才，投入臺灣的航太事業發展。

在自傳《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中，他這樣描述這段在臺灣發展太空夢的過程：

「多年的航太工作經驗，促使我在 1990 年起積極投入籌組並參與『台美航太學會』。1994 年夏天，我還以團長身分帶領二十多人訪問團回台，遍訪台灣航太科技單位、產業及學術界，並向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軍備民營化的建言；那年年底，我也接任該學會會長。」

「我認為，人造衛星從無到有，整個研發是條長遠且所費不貲的路，以台灣的小國國力及研發能力，並不値得採此模式；相反地，台灣應發展『實用性』或『商用性』的衛星，且國外衛星已十分先進，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花錢買衛星，空中交貨（衛星發射至定位且發揮功能後交款），可能來的較實際。當然，沒有說出來的是，我希望台灣能發展具軍事用途的衛星與導彈。」

「果真不久（ 1995 年初），太空計畫室主任徐佳銘前來美國直接面試，回台後正式來函通知聘我回太空計畫室負責系統工程。我印象很深，當時隨同前來的另一位也是從美國回台服務的研究員，向我直言太空計畫室人事複雜、台灣太空計畫沒希望之類的警語，我聽的出他的善意，但我回台心意已決，到時候會是什麼樣情況，一切隨緣。」

「對於我的決定，有些人說我『傻』，也有人說我『勇敢』，他們倒不是認為我不該回台，而是要我再等幾個月。因為，那年我才要滿五十四歲，距離可正式退休的五十五歲只差十五個月，包括我太太在內，大家都建議我留在美國，待取得退休金後再回台也不急。」

謝清志毅然決然放棄了高薪與退休金，回到台灣：

「1995年5月返鄉進入太空計畫室，不久之前太空計畫室才大幅改組，稍早建議我不要回台的那位研究員也已離職；太空計畫室沒有給我原先談妥的職位，我只是擔任一位普通的特聘研究員。在一次防空演習上，我認識了幾位年輕女同事，當我告訴對方我是誰時，她們都瞪著眼說：『原來你就是那位大台獨！』」

「我本身學的是火箭，太空計畫最重要的就是火箭發射，剛回來的前二年，我並沒有被指派什麼重要的角色。倒是，自己主動將在美工作時所學的相關電腦程式拿來做模擬分析；剛好那時有二位新進的年輕研究員，於是我又像是指導教授，帶著他們做研究，教他們如何運用這套模型。在後來衛星發射時，我們師徒間的這種學習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直到199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福衛一號（原名『中華衛星一號』後更名為『福爾摩沙衛星一號」』）進入發射準備期，我的專長才被重視，也才出任發射組組長。發射前二個月，我們團隊進駐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又稱卡那威爾角Cape Canaveral）的空軍基地。」

「火箭發射的最關鍵階段，就是自離開發射台到將人造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時是由火箭本身的控制系統操控著。發射前，馬丁火箭製造公司(Martin Marriatta)必須以數字一再證明其火箭能安全且準確地完成任務，此工作就叫『入軌誤差分析』，這也正是我在美期間的專業之一。」

「發射前一個星期，我發現馬丁公司用假造數據做分析，起初該公司現場督導經理還不承認，態度也不友善。我便當場挑明告訴他，這些分析模型與過程，是當年我在美國太空公司時的工作團隊協助馬丁公司所建立的，所有內容我十分熟悉，不容他們蒙混過關，該公司因此被迫立即改正。我不敢說，沒有那次的改正，發射任務可能失敗，但至少讓美國這些火箭公司的人員，見識到台灣航太人才的豐富經驗與水準，一切都得按部就班，不容馬虎。」

「2001年，我做了重大政策決定，要求太空計畫室自行研發IPS。不過，自行研發，也存在著風險，為避免萬一研發失敗，造成福衛二號升空延宕，我們也另有備案，打算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加入該中心既定對法國採購相關軟體的計畫，雖然太空計畫室也因此要支付部份經費，但我認為應該『給台灣一個機會』，而這些風險管控所增加的經費，也可算是對自行研發的另類投資。」

「2006年4月14日晚間八點左右（台北時間），福衛三號帶著國人的祝福，精確成功地抵達距地面400公里的太空軌道；發射那一刻，『台灣』、『TAIWAN』與『FORMOSA』隨火箭直衝雲霄，緊緊扣住每位台灣人的心弦！台灣十五年的太空計畫，至此百分之百成功，畫上圓滿句點。」

不過，在慶祝這個成果的同時，等待著謝清志的，卻是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

2006年，特偵組檢察官指控謝清志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主導南科高鐵減振工程一案，但有圖利與洩密的嫌疑，將他起訴，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在野陣營，開始提出激烈批評，而媒體也立刻隨之跟進，案件喧騰一時。

所謂南科高鐵減振案，起因是當年政府在規劃時，缺乏全盤考量，造成高鐵與南科園區距離太近，高鐵行車產生的振動，影響南科晶圓廠商的生產。結果雙方僵持不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在這期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薛香川，就因為束手無策而宣布辭職。（就是那位後來八八水災時打電話進政論節目說「拜託，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的薛香川。）

2001年，謝清志接手國科會副主委一職，決定以他的工程專業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以挽救南科上看一兆元的產值。但他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是光榮的事蹟，不但遭到污名化，還為他帶來了大麻煩。

謝清志回憶當時檢調對待他的方式：

「從他們提問的性質與種類，我漸漸看出已經有一個『劇本』。原來，他們預先規劃好了一個我犯罪的景象，希望透過訊問，誘導我去印證我確實犯了他們所預想的罪行！」

「七點半，我與顧立雄律師被帶到地下室的另一間偵訊室。這次是在地下室，沒有窗戶，一股陰森的氣氛猶如身處地獄，我覺得這是檢方刻意營造的。」

「訊問的高峯祈檢察官，坐在墊高的審問台上，我則站在地板上。他重複著檢察官上午和下午就已問過的問題，偵訊一整天的我，疲倦不堪。隨後，他宣稱我涉嫌犯下『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重罪，依法最少5年刑期，是現行犯應立即當場逮捕，並聲請收押禁見，理由是為防止我與還在外面的其他嫌犯串供。換言之，我可能被收押2-4個月，收押期間，我被禁止跟任何外界人士見面、通訊，也不准接觸任何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等。」

「環顧四週，拘留室裡沒有床，只有木地板，沒枕頭，也沒棉被，角落則有一座馬桶，沒有衛生紙，也沒水龍頭。這一夜，我是唯一『進住』的嫌犯。」

「我心中坦蕩，覺得我們這團隊對國家，特別是對台南縣，已做出很大貢獻！因為，初步的監測結果顯示，高鐵行經南科所導致的振動已被這項工程有效降低到可被接受的水平。這表示，近期（3-5年）內，年產值占5%GDP的南科將復活，高鐵振動的惡夢也將結束。那夜，我滿腦子想著這項『偉大的成就』。」

「清晨三點半，我自己對自己說：『白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該睡一覺，好補足體力』。」

這一仗一打就打了兩年。

其中謝清志一度遭到收押禁見，他這樣回憶獄中的生活：

「牢房裡，沒有桌椅、床鋪或任何家具，地板是由約3吋寬的木板鋪設而成，老舊而有些腐朽，木板間縫隙，讓螞蟻、蜈蚣有機會上來陪睡。」

「牢房內那另外『五乘三台尺』的地方，有一個沒有沖水設備的蹲氏馬桶，一旁有水龍頭、水桶、面盆等，無論大小便、盥洗、洗碗盤匙筷、洗衣、洗澡，都必須在這不到一個榻榻米的小方塊內進行。水龍頭的供水有管控，每餐飯後、洗澡時及運動後才有供水，平時則以水桶來儲備用水。

「吃，像極在工地用餐。地板上舖一張過期的大本對開雜誌紙，三人圍坐地板上，飯菜擺在中間，大夥彎腰駝背地吃，只須五分鐘，用餐就完畢。吃，不是為了飢餓，而是慶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些；吃完晚餐，就象徵著苦日子又少了一天！」

「有位看起來敦厚老實樣的法警，官階一毛三。有一次，在進出看守所中央控制台時，看到我正坐在角落等著與律師會面，他利用沒人注意的刹那，俯身小聲的對我說，報紙抹黑的報導讓他們感覺非常氣憤，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我是被陷害的，『為國家建設出了那麼大的力氣還遭誣陷坐牢，台灣人欠你一個公道！』我聽了感動之餘，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反應，只能故作平靜，誠懇地回答：『大家一起努力，明天台灣一定會更好！』」

「週一到週五，我們每天遵循著這樣的『課表』：早點名、靜坐一小時，廊道運動十分鐘，靜坐一小時，午睡一小時，洗澡二十分鐘，晚點名、靜坐一小時，睡覺。其餘時間，坐著、看書、寫字或移動，也可以站起來伸伸腰，但不准躺下，最多只能斜坐。」

「週六、週日，則形同放假，除了三餐、吃藥和點名以外，其他活動全都免了；要躺下，可以，要睡一整天，也沒人管。」

「十一點左右，已是半夜，我又與十多位他案嫌疑人成串被送回牢房。在看守所廊道上，一位友善的警衛向著我念念有詞：『傻瓜，你回來貢獻個什麼？這個國家不値得你這麼做，現在搞到這樣，活該！』我只能報以感激的微笑，一時間，內心還真想告訴他：『聽你這麼一說，我倒覺得這一趟也算値得了！』」

2006年12月25日，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高峯祈以圖利與洩密罪，起訴謝清志，求刑15年，併科罰金3000萬元。

但2008年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宣判謝清志無罪。

2012年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也宣判包括謝清志在內等十多名被告，全數無罪定讞，謝清志並獲得三十萬元賠償。

面對這一段過往，謝清志寫著：

「假如，當初已完成80%的減振工程因此中斷，高鐵通車後，南科振動問題還是沒能解決，今天，我們所有參與者，就算沒做虧心事，一切合法，誰能諒解？就算未來我們在司法上清白無罪，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又誰能來彌補？」

「這段生命振動的遭遇，我正面看待，視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即使飽受不少非議與冷漠，但也因此『振動』出更深刻的親情與友誼，直直地觸動我心，此刻，我只有感恩兩字！」

＊謝清志、彭琳淞，《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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