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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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港。故 kongguhk,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五年前,位於黃大仙竹園邨的浸信會天虹小學,原是一間只得6班、瀕臨「被殺」的學校,但經校長朱子穎近年積極推行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教育與快樂學習,這間屋邨小學成功轉型,吸引每年超過千名家長慕名而來為子女報讀。 教育的初心 校長朱子穎是個「八十後」,從教育學院(現為教育大學)畢業後,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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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過兩次時代廣場,但是沒在那裡跨年過,也不會特別想去那裡跨年。
事務所裡的日本前輩川桑,年輕時曾跟剛結婚的妻子,展開過一段長達三年的環球旅行。「環球旅行」或「環遊世界」這詞彙好像很久沒聽到過了,記得以前曾經風潮過一陣子,如今忽然聽到竟感到有些陌生,甚至忍不住上網查一下,懷疑是否使用正確。總之,在環遊世界這詞彙一說出口,還是件很令人(或者只有我?)嚮往的年代,川桑的其中一站,就是去時代廣場跨年。
他曾告訴我,一輩子很應該要去那裡體驗一次跨年。他分享經驗談,告訴我該如何在那一天從百萬遊客之中脫穎而出,順利擠進時代廣場上最好的位置,同時還提點我必須仔細準備好的注意事項。
「會場只進不出,所以你連想上廁所都不能離開。一走,就回不來了。必須包紙尿布,」川桑說:「要是真的想小便了,至少不會尿褲子。」
在攝氏零下的寒冬中,他的秘訣是腹部要貼滿一圈暖暖包。
「只要你的肚子是暖的,就不太會想尿尿。」
我光是聽到這裡就知道這招對我絕對沒用。還好我本來就沒想去時代廣場跨年,因此接下來也就沒問他該如何挑紙尿布了。
雖然我沒想過要去時代廣場跨年,但卻曾經很憧憬去到那裡。
●相隔十八年的舊地重遊
第一次踏上時代廣場是在大學的暑假。那年夏天,跟朋友報名了紐約郊區為期兩週的英文課程,但想也知道學英文只是個幌子,因為那年代役男出國很麻煩,唯有透過這方式才比較簡單,而且學校提供宿舍,經濟實惠地解決了前兩週的住宿問題。每天中午課一結束,我們就從郊區往曼哈頓市中心跑,兩週後課程結束,直接搬去中央公園哥倫布圓環附近的YMCA,又待上兩週。前前後後在紐約居遊了一整個月,非常奢侈的時光。
直到現在仍清楚記得,第一次站在時代廣場上的感受。原來,傳說中的國際大都會就是這個樣子啊!我在心中讚嘆。大城市的繁華氣味生猛而新鮮,不夜城的霓虹光彩奪目,一下子就擄獲了人生正在起飛,尋找風向的自己。
那一年我才二十歲。去紐約完全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所有的事物在涉世未深的我看來,一切飽滿驚奇。在智慧型手機尚未誕生,社群網站也不發達,全球化更尚未吞噬各地的年代,紐約和台北在各方面來說,都相差得很遠。沒有網紅和旅遊達人事先暴雷,在第一手的親身體驗中,那是一個好容易就能獲得嶄新體驗,並刷新價值觀的時代。
第二次再踏進時代廣場,一眼瞬間十八年。世紀的數字往上跳,我從後青春期邁向中年。生活的據點搬遷至東京,另一個常被人稱羨的繁華都會。這些年走過的國家,見過的世面開闊許多,再回首時代廣場,沒有過往處處驚喜的震撼,更多的是時光對照的感觸。
Time Square的緣由來自於《紐約時報》,照理說應該中譯成「時報廣場」更為貼切,但說成「時代廣場」也積非成是成定案。我倒是喜歡這個將錯就錯的翻譯,因為這裡真的記錄著跨越好幾個時代的歷史記憶,無論是世界的、紐約的,或是遊客的。像我這種跨過青春時代,隔了十八年還有幸舊地重遊的旅人,時間感自然不在話下。
在廣場上邊走邊看,那些賣著大同小異的紀念品店,印著NYC卻都不是美國製的T恤、磁鐵、馬克杯、地標裝飾品或筆記本,年輕時真是買了不少,但這次卻一間也沒進去逛。把省下的錢多吃一餐美食,多買包咖啡豆,身心愉悅了最實際,還不會造成囤積的負擔。這算不算是一種長大了,成熟的證據?
頂多就是拍拍照吧。從前擔憂膠卷底片不夠用,很困擾,拍得錙銖必較;現在是一不小心就拍太多了,也困擾,回旅館後得花時間篩選出滿意的一張,修圖上傳。
●時代變化中更迭的廣告招牌
時代真的不同了。佇立在時代廣場,三百六十度環顧視野,想起那個懸在外牆上冒著煙的日本合味道杯麵,不知何時已被時光吞沒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來自韓國和中國各行各業的廣告。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投放廣告,當然所費不貲。據說時代廣場出現的最高廣告價格記錄,是Google曾租下一面約八層樓的廣告牆,一個月耗資近七千萬台幣。就算比較邊緣的看板位置,平均的刊登「一般價」大概兩週也要台幣五百萬。
在最精華位置的廣告,因費用高,出現的多還是知名大廠商,不過,環繞在核心位置周圍的小廣告,這幾年開始讓時代廣場的廣告風格大為轉變。
有很多中國廣告代理商買下小塊螢幕的廣告權,再以五到十秒為單位,宣稱只需五萬台幣左右就能登上時代廣場,薄利多銷給中國境內的客戶。這些客戶刊登的商品,不是針對美國人的,有些甚至根本只寫中文,目的只是過水加持罷了。影像傳回中國國內,可宣稱是榮登時代廣場的人氣品牌,最終是為了內銷。
另一種近年來出現最多的廣告,是中國粉絲集資為偶像慶生的廣告。粉絲不願自己鍾愛的偶像輸給其他人,自掏腰包大打廣告戰,也算是強國奇聞。途經的幾個西方遊客抬頭看,問彼此那些人是誰?沒人答得出來。一臉茫然,名符其實寫滿了黑人問號。
從前靜止不動的霓虹招牌,現在是一個比一個尺寸還誇張的LED螢幕,炫目的畫面不斷抽換,活像人生的走馬燈。記憶中,當年夜裡最閃亮的招牌,該屬維京(Virgin)唱片行或是華納兄弟商品店吧,如今已不見蹤影。
時代變了。以前曾流連在維京唱片裡,試聽過許多稀奇古怪的CD唱片,現在拿出iPhone就能在串流音樂平台上隨時隨地找到想聽的歌。
●時代洪流中的STRAND BOOKSTORE
時代怎能不變呢?唱片行一間又一間的消失,CD一年恐怕也沒買到一張。倒是更古老的書籍,賣紙本書的書店,雖然在視聽媒介的列強環伺下亦是奄奄一息,但似乎還比唱片行的下場好一點。只是書店不能只是賣書而已了,得靠兼賣各式各樣的商品來補貼營收。特別是知名的老書店,針對前來朝聖打卡的遊客,走進書店或許不會買多少書,但至少做些印著書店名稱的原創紀念商品銷售,也算雙贏的皆大歡喜。
其中,1927年創業的「STRAND BOOKSTORE」是紐約最具代表性的獨立書店,最初座落在紐約第四大道上,後來搬遷至靠近Union Square的地方。因歷史悠久,聲名遠播,過去除了賣書收益以外,還能依靠舉辦講座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購買紀念品營生,然而二〇二〇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遊客和顧客同時歸零,一度陷入存續危機。紐約愛書人聽聞慘況,在推特上發起拯救STRAND BOOKSTORE運動,在疫情中戴起口罩去買書,店門外出現難得一見大排長龍的感人場景。
第一次去紐約時,去的多是像「Barnes&Noble」這類型的大型連鎖書店,第二次造訪時,則特別喜愛走訪獨立或二手書店。STRAND BOOKSTORE自然也在我的行程中。書店從裡到外的裝潢,有著一張樸實的臉,不因為其外表過度亮麗而搶戲,將書店的主角身份,還給書籍本身。一間幾乎看來像圖書館風格的書店,在台灣或日本,已經愈來愈少見了。愛書人來這裡不是為了「逛」書店,而真的是找書和買書吧。
慚愧的是旅人的我,多少也是抱著朝聖之心而來的。確實最終沒購入任何一本英文書,只好買些書店印製的書袋和明信片聊表支持心意。
STRAND BOOKSTORE跟其他知名的書店一樣,在店內販售印著店名的原創商品,滿足粉絲和慕名而來朝聖者。從書袋、背包、托特包、小包到筆袋等,竟多達一百五十款以上,絕對是我見過擁有最多原創商品的獨立書店,真是徹底善用了它的響亮名聲。
●時代的風潮
老書店要闢出新的生財之道,否則很難存活下去。於是,在時代廣場上最醒目的位置,STRAND BOOKSTORE開了一間名為「STRAND KIOSK」的小攤位。店開在這裡,客層目標當然不可能是愛書人。針對觀光客的口味,小攤位上擺滿紐約的旅遊紀念品、明信片和地圖,當然也有他們書店的原創商品。不過在這年代,有了Google Map誰還會買地圖呢?而明信片想必也很少人寄了。至於書,還是有的,在攤位一角靜靜躺著。倘若真有觀光客佛心來的挑了本書買,對書店來說當然也是好事,雖然駐足腳步的人,大多還是為了挑一雙印著紐約的徽章、衣服或襪子。
然而,有人並不喜歡這個光景。大半輩子都居住在紐約的幽默作家弗蘭‧利波維茲(Fran Lebowitz)在Netflix紀錄片《假裝我們在城市》裡曾踏上時代廣場。愛書人的她,在「STRAND KIOSK」攤位前感慨萬分。
「你覺得把書帶進時代廣場這樣公平嗎?我覺得這樣對書不公平。」
在鏡頭前,弗蘭毫不客氣地質問攤位上的店員。
「嗯……妳說得對,不過書本沒有發言權。」店員尷尬地回應。
弗蘭認為在觀光客才會流連的時代廣場中央,你擺了一個書攤卻沒辦法賣書,只賣T恤什麼的紀念品,對於書來說真是一件傷人的事。
「我們賣很多袋子……我們也有賣書。」店員試著辯解。
愛之深責之切。對於從小到大,只要書一不小心失手掉在地上,撿起來就會立刻親吻書本的弗蘭而言,一切的情緒只是因為她真的愛書,愛STRAND BOOKSTORE,不忍一間書店淪落到時代廣場變成觀光土產店。
可是,世界總以我們難以預料的方向變化,許多事雖然不那麼甘願,但為了維持下去,也只能夾縫中求尋改變而做了。
就像誰會知道,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一百一十四年來,時代廣場會首次遭逢一個沒有任何遊客在場的跨年之夜呢?既然不願停辦,那麼也只好順應時勢而改變,用線上倒數計時的晚會,繼續維持傳統。
因業務之需,搬回到和歌山鄉下的前輩川桑,不知道在網路上看見空無一人的時代廣場跨年夜,心底會湧起怎麼樣的回憶與情緒?我忽然間想到他。同時我也在想,歷經一場疫情之後,即使在國境解封的未來,我和時代廣場的距離也將愈來愈遙遠了。
世事無常,時間太少,世界太大,我還有更多該去而未去的地方。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自己重返時代廣場,在夜裡,抬頭看見四周的廣告螢幕,播放著我相隔十八年的兩次曼哈頓旅行畫面。
我看得正起勁,可是不一會兒,時代廣場突然大停電,陷入一片漆黑。再度恢復光源時,廣告招牌全被替換成陌生的面孔,那些粉絲團為偶像集資的廣告。
我離開時代廣場,忍不住又回首看了一眼。
螢幕中青春的臉孔閃爍著,彼此交錯,在時代廣場上誰都想要領一個時代的風潮。我仔細辨認了一會兒,卻覺得看久了全太相似,像一個模子打出來的拓印,不斷重複轉印,直到漸漸失去了清晰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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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位於黃大仙竹園邨的浸信會天虹小學,原是一間只得6班、瀕臨「被殺」的學校,但經校長朱子穎近年積極推行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教育與快樂學習,這間屋邨小學成功轉型,吸引每年超過千名家長慕名而來為子女報讀。
教育的初心
校長朱子穎是個「八十後」,從教育學院(現為教育大學)畢業後,在多間小學擔任老師約十年,主要任教英文科,有時亦兼教數學與常識科。十年的教學生涯,令他漸漸發現,教育界的生態,與自己心中的教育抱負根本是背道而馳:「明明教育應該係快樂嘅,教育應該係體驗嘅,但唔知點解,當一個新老師入咗學校做嘢,就會執行一啲自己都唔相信嘅教學方法。」
「『小朋友,聽日考試喇喎,不如你畀心機啲讀書啦,校長就會好開心』,你試諗吓呢句說話有幾可怕?首先,你同我都超唔鍾意、有負面嘅情感,對於要考試,但係你好正面咁鼓勵小朋友做好啲。」於是,他決心要扭轉這種為考生而鼓勵操練的教學模式。
用創意科技來改革
五年前,在機緣巧合下朱子穎得悉瀕臨「殺校」的天虹小學正在招聘校長,便決心放膽一試:「成日都話創意科技可以改變好多嘢,係咪可以喺呢度實踐?如果呢個概念係正確嘅,咁喺最唔可能嘅地方,就可以發揮佢嘅光芒喇!」
回憶起第一天上班,朱校長仍覺得十分有趣:「五年前我第一日返工時,其實我係全校年紀最細,啲老師都大過我,有啲老師出嚟教書我都未出世。」除了要帶領一班年紀比自己大的老師,他最深刻的是破舊的校舍:「最記得嘅係,我第一日返工,呢間學校畀我嘅感覺係一間鬼屋,甚至試過借出校舍畀人哋拍電影。好感恩,五年後再有人借場拍電影,但今次係講夢想。」
五年下來,他不但在校內推行「電子書包」計劃,小朋友只需要帶電腦而不用帶書本上學,亦有推動3D打印和程式編碼等,校園亦有一個「Lego室」,放滿大大小小的Lego,讓學生小息及課餘時間,盡情發揮創意,用Lego砌出心中的圖畫,大力推動STEM教育。
學生自選學習
此外,他又於去年展開「Dream Starter」計劃,讓學生上午留在課室上課,下午就由他們自行決定學習甚麼,由老師找來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人,教授小朋友想學的課程:「其實『課程』呢兩個字,只係解『學習機會的提供』。我哋所謂設計課程嘅人,就應該思考點樣用我哋嘅方法,為小朋友提供更多學習機會。最好嘅方法就係開放我哋嘅課室,同更多業界同學校以外嘅人合作。小朋友有更多學習機會嘅話,我哋嘅課程就會愈來愈寬闊。」
由瀕臨「殺校」到「快樂學校」
經過朱校長一番努力和一眾老師的配合,天虹小學成功轉型成名副其實的「快樂學校」,每年吸引逾千名家長慕名而來,學校亦從五年前的6班增至20班,教師亦由當初的14人增至現今的47人。對此,他特別感激願意改革的教師團隊:「佢哋能夠放低一啲過去成功過嘅教學方法,放低自己做咗廿幾三十年嘅方法,嘗試用另一種方法嚟教育,我好感謝佢哋嘅信任。」
離開為了更大的願景
朱校長任內為天虹小學帶來不少改變,但他決定於本學年完結後就離任,轉到一間貴價私校任總校長,屆時會着手開發一個名為EdMetro的教育程式,提供予本地和外國的學校使用,希望藉此改變整個教育界的大氣候。
離任在即,朱校長最捨不得的是多年來和老師、家長、學生之間建立的信任,在最後的一段時間,他會把五年來在天虹的教學經驗,寫成書和拍成微電影,與教育界分享。
今集《港。故》用7分半鐘,細說了朱校長如何將「鬼屋」般的校舍,改造成小朋友的「快樂學校」,實現了他的「教育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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