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緣故，許多人在家時間變得長了許多，許多家庭更因為孩子不用上學，需要多思考由誰來照顧陪伴孩子的學習與遊戲。但每個家庭在面對疫情的挑戰時，是否都有往「性別平等」的方向來規劃呢？還是自然地就認為某些工作就屬於某個性別角色呢？
這篇來自【報導者】的文章，帶我們一起反思「家務」分工背後的性別邏輯，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工作與家庭時間變化，家中的家務又該如何進一步有更好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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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爾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她的新作《厭女的資格》（Entitled: How Male Privilege Hurts Women, 2020）有一章名為〈不獲支持的女人：男人享有家務勞動的資格感〉的段落裡，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一些線索。
先說明一下，曼恩在書名和標題所使用的「資格」或「資格感」（entitlement）的意思，指的是：某些男性認為他對女性有一些理所當然取用的資格和權利，女性如果沒有做到這些，他便認為她對他有所虧欠。因此，「資格感」在這個章節的意思是說，有些男性認為做家事是女性「應該」要做的工作，如果女性沒做好，便是對男性或家庭的「虧欠」；另一方面，如果男性幫忙做家事，便是對女性的「施惠」。
在這種情況下，曼恩在本章引用不少相關的研究數據，陳述了幾種家事勞動上的性別差異現象。例如，當男女雙方都有全職工作的伴侶，成為新手爸媽後，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約增加10小時，與此同時，女人的工作量則增加了約20小時。因此，母親不但必須承擔比父親加倍的工作量，而且父親們在這些承擔的新工作裡，有許多是與孩子互動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例如陪嬰兒玩。
這個章節還提及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男人似乎會高估自己對共同家務工作的貢獻程度。曼恩根據《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於2017年針對8個西方國家的父母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有46％的父親認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長，但只有32％的母親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也就是說，父親可能高估了自己所做的家事量──舉例來說，父親以為自己做了3～4個小時的家事，但實際上總和的家事時間可能只有1.5個小時。
這或許就回答了我前面所提出的疑惑：為什麼當女性的另一半做家事的時間變多了，可是女性做家事的時間反而不減反增。而導致父親可能高估自己家事量的原因，或許就是他們對女性的「資格感」：認為家事是女性的工作，男性做家事不是天職，而是恩惠。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philosophy-wormhole-covid-19-housework-gender-equality?fbclid=IwAR0vzLVZCO0wvtx6NoJz4i_UrxwMFmaozUCbmGIW4dRV_xQiojRRZ0jlU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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