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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情緒的主人而不是情緒的奴隸
你總是容易生氣嗎？
你知道「易怒會帶來許多不良的影響」嗎？

你的身邊有沒有一種朋友，他們屬於易怒特質？
常常一不小心就會踩到他們的地雷，然後一瞬間就看見他們發出了熊熊的怒火？
或者，你自己就是屬於易怒特質的人呢？

暴怒生氣的結果，不只會造成人際關係上的隔閡，也會讓自己的健康受到影響！

但是，為何有些人很容易生氣？
心理學家說：“怒氣”其實是個假的「表面情緒」。

在怒氣裡頭，可能是藏著自卑、被誤會、不被接納、恐懼、害怕、脆弱等多種複雜情緒。
當一個人被這些情緒充滿，但又因為不被允許表達出來，或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就會用「生氣」來表現了！

而暴怒，對身體的影響很大，例如：

‼️容易使心臟病發作‼️
研究發現，生氣後的2個小時，心臟的收縮力會增強。所以造成心跳加速，以及血流量比平時增加 2 倍，導致心臟的工作量增加。
所以，生氣會讓人容易出現心肌缺血、胸悶、心慌，甚至誘發心絞痛和心肌梗塞的情形。

‼️容易引起胃痛‼️
又可稱為「情緒性胃腸疾病」。
因為，生氣會使交感神經興奮，讓胃腸血流量降低。
腸蠕動減慢，就容易引起腹痛、腹脹、胃抽筋等情形。
嚴重時，甚至會引起胃酸分泌過多，誘發胃炎、胃潰瘍、胃酸逆流的情形。

‼️會影響免疫系統‼️
生氣會使體內壓力荷爾蒙升高，就會影響免疫系統運作。
可能造成免疫系統去攻擊身體的正常細胞，造成身體的免疫力下降。
所以，易怒的人會比較容易生病！

‼️增加腦中風機率‼️
頻繁的生氣會破壞大腦中樞興奮和抑制的機制，使腦細胞變得衰弱，造成腦功能的老化。
並且，因情緒的波動造成大量血液湧入腦部，所以會增加腦血管壓力。
生氣時，發生腦中風的機率是平時的 3.62 倍。

‼️傷肝又傷肺‼️
怒氣會讓體內C反應蛋白濃度升高，易導致肝臟發炎和肝損傷。
人在生氣時，會出現呼吸急促，和過度換氣的情形，所以造成肺泡持續擴張，無法正常收縮。
這就是生氣時，會覺得胸悶到無法呼吸的原因。

‼️皮膚修復能力變慢‼️
生氣會讓人體皮質醇增加，造成自我修復能力變差。
所以，傷口癒合速度也會變慢。

❌負面情緒不能被隱藏壓抑，它需要被看見。
情緒若只能用生氣發洩的方式來表達……長期累積下來，自然就成為易怒暴怒者。

⭕要學習用正確的方式，來控制轉化自己的負面情緒。
不傷己身，不傷害他人，真的很重要！
#生氣是慢性自殺
#易怒是傷害他人
(Leona)

#聊療心釋放負面情緒 #線上聊療心 #線上課程

#心靈導師Leona
#塔羅牌深層意識解讀聊癒
#人生方向指引
#前世今生靈魂旅程探索
#讀心聊心
#負面情緒釋放負面思想調整
#探索內在真實自我
#兒童寶寶心靈探索
#心靈創傷聊癒
#身心靈成長課程
#光的課程 #藝術治聊 #心靈講座
#一對一 #團體 #講座

【武漢肺炎大爆發】 我做錯什麽了?「發哨子的人」艾芬醫生重述事件　訪問網上遭刪除
撰文: 眾新聞記者 | 發佈日期: 11.03.20 | 最後更新: | 2020-03-11 12:49:29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第一個把真相發出去的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艾芬說，她當時遭到前所未有的嚴厲斥責，指她「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如今回想，「我做錯什麽了? 」不過，艾芬接受內地《人物》雜誌訪問的這篇8000字報道，周二在內地網上全面遭到刪除。

艾芬工作的武漢中心醫院，至今已有4名醫生因感染武漢肺炎去世，包括眼科醫生李文亮。醫院有超過200名醫護感染，目前還有多名科室主任以人工心肺機維持生命。

《人物》雜誌3月號封面故事「武漢醫生」，其中有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專訪。這篇文章周二在《人物》微信公號被刪除，但有關內容仍不斷被轉發。有網民指出，「本文於北京時間3月10日上午9點，發自《人物》公眾號。後被迅速刪除，疑因和『習近平親訪武漢』的新聞撞檔期了」。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有8人因為在微信討論疾病而遭到警方約談或訓誡，包括李文亮醫生在內。當時他們在微信所傳的病人病毒檢測報告截圖，都是由艾芬拍下、並特別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等分析字眼上畫上紅圈。去年12月30日，艾芬把這張照片拍下後，傳到微信的醫生群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範，結果因此傳開。艾芬說，她不是吹哨人，而是「發哨子的人」。

艾芬在群組貼出照片後，當天晚上，醫院就轉達武漢市衛健委的通知，要求不要隨意對外發布有關不明原因肺炎的訊息，避免引起群眾恐慌。1月2日，艾芬被醫院監察科約談，指她「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艾芬說「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還被要求對200多人一一傳達不能用簡訊或微信談論這個肺炎。

艾芬認為，和同行間討論病人的情況很正常，何況發現了很重要的病毒，怎麼可能不說，這是醫生的本能。艾芬說這次約談的打擊很大，「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一度還決定不幹。後來，所有的人再問她，她都不能說，一直到1月20日鍾南山說此病毒會人傳人後，她才告訴丈夫發生了什麼事。

那段時間，有醫生提議穿隔離服，醫院開會後說，隔離服穿在外面會引起恐慌，於是她只好讓急診科的人把隔離服穿在白袍裏面，「很荒謬」。

1月11日，有急診科護士感染，艾芬第一時間報告。院方緊急開會後的決定，卻是把報告中「病毒性肺炎？」的用字刪除。16日，一名副院長還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

艾芬3月2日接受《人物》雜誌專訪時說，中心醫院代價這麼大，就是跟醫護人員資訊不透明有關。急診科和呼吸科倒下的醫護反而沒有那麼多，因為有防護意識，但眼科、甲狀腺乳腺外科都有不少醫護倒下。

在這篇訪問，艾芬還描述了疫情初期時武漢醫院的慘狀，她所在的急診科單日最多曾接診超過1500名病人，是往常高峰的3倍。病人一排隊就是幾個小時，到處都是病人，醫護人員也完全沒辦法下班。有穿著體面的女患者，看病排隊中倒下了，沒有人敢去扶她，在地上躺了很久；也有被家屬載來看病、求一個床位的病患，死在汽車裏，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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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3月號封面故事〈武漢醫生〉：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短訊是3月1日凌晨5點，大約半小時後，3月1日凌晨5點32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後，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4位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發生以來，這家離華南海鮮市場只幾公里的醫院成為了武漢市職工感染人數最多的醫院之一，據媒體報道醫院超過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個副院長和多名職能部門主任，多個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維持。

死亡的陰影籠罩着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裏，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1500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裏只躺着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關於武漢市中心醫院和艾芬本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中到底經歷了什麽？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着：「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裏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錄了一段11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着：SARS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裏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裏的也是那份。我心裏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點20，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裏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信息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後，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着，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8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麽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麽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麽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麽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麽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麽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鍾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麽。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8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着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台一個病人對着大家咳，從那天後，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裏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裏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裏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板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麽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麽多悲劇了。

1月3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43歲，現在正在搶救；1月8號下午，南京路院區22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匯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匯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台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後，1月17號，江學慶住院，10天後插管、上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麽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麽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麽就在手術室，要麽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麽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4000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也堅決不收，說裏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湧，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裏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裏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裏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着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着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裏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麽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裏，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裏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着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麽祝福，這種時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5個小時。正排着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着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麽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做了這麽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麽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着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麽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麽，怎麽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麽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裏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8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裏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麽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麽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麽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裏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質量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着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裏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裏什麽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裏，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裏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40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2月17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8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麽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麽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裏，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120次／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裏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裏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麽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麽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7754/%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8%89%BE%E8%8A%AC%E9%86%AB%E7%94%9F-27761/%E6%AD%A6%E6%BC%A2%E8%82%BA%E7%82%8E

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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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