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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星期芬蘭學校停課,還在適應在家全職工作+全職媽媽的作息,同時照顧工作和安安,其實比平時更忙,完全沒有時間再追蹤新聞或是做任何反思或寫作。
但是看到也是在芬蘭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母親寫的文章,每字每句說到重點,講到心裡。我也心疼現在芬蘭的女性領導層,她們能做的都盡了最大的力了吧!
徵求了原作者同意轉發
【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Original 錢文丹 芬蘭吧
作者錢文丹,現居芬蘭赫爾辛基。從上海教師到留學芬蘭雙碩士,從華人媽媽到芬蘭教育出口者,自帶多重身份看芬蘭教育。目前在芬蘭做中國教師來芬培訓工作。
文丹寫在前面 這兩三個星期,一直有國內朋友問我芬蘭疫情怎麼樣?我在赫爾辛基還好嗎?用不用給我寄口罩?
還有人問我要芬蘭人宅家帶娃的活動,甚至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芬蘭停課不停學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真有,下一篇文章我會講。
這篇先來看大局。截至3月25日,芬蘭已經有880人確診。其中有561在首都赫爾辛基。若芬蘭YLE和HS權威媒體所言屬實:過去一周,從國外回到芬蘭的人,有20萬。
這個數字著實讓當局驚呆。我看到這個數據,感覺真正的「戰爭」還沒開始。
這週五,芬蘭就會揭曉赫爾辛基大區到底封不封城。
如果你要跟進芬蘭疫情,又想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負擔。下面這一個網址就夠了:https://korona.kans.io/?language=en&from=groupmessage。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這段時間,我一邊跟進官方過去三周應對COVID-19的舉措,在動態中看疫情發展。可能好些人跟我一樣,看新冠信息看到頭疼,閱讀量急增。
一邊又要參與FB群組芬蘭人討論,微信群組在芬華人討論。在碰撞中,找到這個公共健康危機的「機」。這樣的大型公共事件,是我們理解芬蘭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教育特色的有利窗口。越是不同,越要學習,越要討論。才能更好理解芬蘭、生活在芬蘭。
內心感觸良多。我用這篇長文,盡量客觀,不吹不黑地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在芬蘭,對於抗疫的一些想法。
3月24號,芬蘭前總統(Martti Ahtisaari)確診,82歲的老人家。他於1994-2000年期間擔任芬蘭總統,2008年他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妻子在21號被確診,是因為3月8號參加婦女節音樂會,那時重大集會仍然舉辦。
他真的是芬蘭國寶。
加上前期確診病例都是跑意大利度假回來(一周滑雪假,有錢出去玩)。
新冠在芬蘭,怎麼走的都是高端人才路線?!!
真不是這樣。假期出國度假在北歐太正常了,這不是高端人才的專利,普通芬蘭人也能說走就走。
至於3月8號,還能參加大型集會活動,完全是政府當時沒有實施強硬措施帶來的惡果。
不幸,這惡果掉在了芬蘭前總統夫人身上,緊接著波及前總統。
這麼大年紀了,真心希望二老挺住。
國寶確診,這又引起芬蘭社會一大波討論:
芬蘭中央政府的抗疫措施到底給不給力?
怎麼政府的措施看似在跟著疫情走,沒走在疫情前面?畢竟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措施,是在病例一天一天急速遞增之後。
還有人質疑: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行不行?她們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就先來說說,這屆女領導們。
1
這屆女性領導層權有多大?
目前看,帶領芬蘭抗疫的至少有下面三方:
一方是這屆女性領導層。為首的是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位34歲女性。去年12月份剛出任芬蘭國家總理,年輕、貌美、初為人母、還是一位網紅。她成為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國家領導人。
正在執政的另外四個政黨的黨魁,也全都是女性,他們分別是經濟部長、司法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這5位女性,有4位是35以下。而內閣19位部長中,女性就有12位。
另一方是芬蘭負責COVID19的傳染病專家組。這不必多說。
還有第三方,是隱形的一方:立法流程。我假如說,芬蘭傳染病專家組給政府提出了關閉赫爾辛基的建議,從建議到生效至少有兩關要闖:
第一關: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要開會討論這個建議。中央政府也不是一條心:芬蘭是多黨聯合執政,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內閣。
只有內閣確定了提案,才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將提案交給芬蘭200位國會議員審批。200個人要討論、投票。通過了,這個提案才生效、才成為法規。
相對有權的其實是芬蘭國會。
所以,大家不要看女性領導層在鏡頭前的風光。說白了,他們主要是負責公共溝通的。真正的權利已經被分散出去,這個就是北歐人引起為豪的分布式領導力。
分布式領導力看似每個人都參與決策,實則是沒有一個人有決定權。什麼都要群策群議。這是民主的光芒,也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在芬蘭生活這麼多年,我對芬蘭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有信心。
我們要相信芬蘭政府已經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抗疫。至少芬蘭/北歐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已經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了。
如果連北歐這樣的政府我們都不相信,雖然它也不完美,那這世界上真的沒有可信賴的政府了。
但是,好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好人應對重大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受很多因素制約。可以從下面這些角度綜合來看芬蘭防疫背後的無奈:
比如,醫療規模和資源。
在芬蘭,平時去看個小病都要排隊幾小時,或是要預約到幾周以後。可想而知,重大疫情真的來了,人均能有資源非常少。醫護人員數目,床位數目、醫療設備、藥品等等都是問題。
比如,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是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而言,沒有重大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相應機制。中國乃至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
比如,芬蘭政府可以用財政補貼關閉公立機構。
但要讓私營企業關閉,比如餐廳、酒吧關閉,那就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芬蘭政府輕易下不了這個決定。
比如,制定限令的立法流程。就算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有關閉餐廳、酒吧這個提案,還得交給200名國會議員討論、投票、通過。
這個流程走完,新的法案才能生效。
民主、依法治國真的需要時間成本。
同時,時間的流失也消磨盡了芬蘭原有的天然抗疫優勢:
比如人口居住和聚集方式。
中國人口密集,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145個人。芬蘭是多少呢?是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才16個人,人口密度極低。在北歐,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天然隔離」。
中國家庭喜歡幾代同堂,春節前後喜歡家庭聚集,很容易造成家庭型傳染病。但是北歐人,不僅年輕夫妻不跟父輩同住,孩子到18歲後也是搬出去自己租房住。
至於居住的房子,要麼是別墅,天然隔離。要麼是公寓樓,是沒有中國小區那樣的封閉式管理的,更沒有小區大門,最多每棟樓下的門是需要住戶鑰匙才可以打開。
比如衛生習慣和公共衛生意識。
芬蘭公共場所相對衛生、乾淨,幾乎每處都會放洗手液。所以在疫病出現後,芬蘭官方就新冠肺炎的通知:不是戴口罩,是要勤洗手。因為對本地人而言,戴口罩是得病的象徵,是防止飛沫傳染給他人。
幾乎每個芬蘭人都知道,打噴嚏和咳嗽時,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手捂住嘴巴,因為手會碰觸很多東西,傳染給他人。而是要用手肘處的衣服捂著口鼻,以免飛沫亂飛。
平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公共衛生意識,得益於芬蘭國民的高素質。畢竟25-64歲的芬蘭人,有44%受過高等教育(OECD)。
2
復盤芬蘭疫情
3月1號可以說是芬蘭疫情爆發的起點,當時我家附近有學生確診,有130名師生被要求在家隔離。
小區群組內立即在討論:
為什麼確診患者不被收入醫院治療,反而在家養病?
為什麼密切接觸的130位師生也是在家隔離,還允許他們的家人自由出動?
為什麼學校還正常上課?
可以說,這一事件初步倒出了芬蘭政府的抗議措施和醫療專家的水準態度:
政府無非是兩點。第一,我們尊重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和自由。即使有家庭成員被要求在家隔離,其他成員還是可以自由活動。
第二,我們不能停課。一旦孩子停課,這麼多家長必須請假在家,而工資是要麼雇主要麼社保機構補貼,全拿。作為首都,赫爾辛基不能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其他城市的學校出現患者也會跟著做。赫爾辛基的市長,在講話中說了:中央政府沒決定停課,赫爾辛基不會停課。不然這是對中央決策的不信任。
而芬蘭專家的態度是:這個病毒在門把手和公共場所的表面上存活時間,僅是幾個小時到24小時,且兒童感染的機率非常小。所以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芬蘭專家很快被打臉。
僅僅2周多時間,疫情發展到整個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
3月16日,是芬蘭抗疫路上的一個重大拐點:
一方面,芬蘭官宣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頒布《限制條例》:關閉小學以上所有學校,關閉公共設施,即將關閉邊境,絕不實施「群體免疫」等。當天官宣全芬蘭確診病例是277位患者。
另一方面,芬蘭負責COVID-19檢測的衛生和福利局(THL)執行主管Markku Tervahauta突然跳出來在官媒(YLE)宣佈:芬蘭真實的新冠患者數據可能是官宣的20-30倍。
3月25日THL繼續宣佈:芬蘭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患者,將超過11000人。
市民們對芬蘭政府終於進入全力抗疫狀態上升的好感,瞬間又被這可能上萬的病例拉低到了零點以下。
很顯眼,確診患者和真實患者之間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哪來的?
有主觀原因,即官方規定的檢測標準。3月13號之前,必須同時滿足下面兩個要素,芬蘭官方才同意被檢測:1)出現症狀;2)從疫區回來(疫區包括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日本),或跟確診人員有密集接觸。
這等於說:如果你從意大利回來,沒出現症狀,則不讓檢測;如果你出現症狀,不是從疫區回來,或沒有跟確診人員接觸,也不讓檢測。
就這樣任由病毒在芬蘭四處遊蕩,足足兩周。
自3月13號起,芬蘭已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不管你從哪來的症狀。當時芬蘭官方直接說,我們已經阻擋不了病毒在芬蘭傳播,接下來只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身上。
病毒,繼續遊蕩。
也有客觀原因。
芬蘭真實的檢測能力、重症能力、醫療資源到底如何。這些決定了握在領導手裡的牌,究竟是好是壞。
3
芬蘭檢測能力和醫療資源
今天我看到一份報告。是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報告(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它能幫助我們有理有據地看芬蘭抗疫能力究竟如何。於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
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
1、預防;
2、檢測與報告;
3、快速反應;
4、衛生體系;
5、遵循國際標準;
6、風險環境。
應該說十分全面。
我們來看芬蘭。總分佔排行榜第10,其他幾項指標基本都前10,但是檢測和報告能力淪落到你在圖中找不到,竟然是第45名。
所以,不要再怪責芬蘭官方不檢測輕症,真的是檢測能力不行!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再進一步,萬一生病,芬蘭醫院的床位、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醫生數量、護士數量夠用嗎?經合組織(OECD)2017年發佈的《芬蘭國家醫療資源》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下載地址: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1/355979/Health-Profile-Finland-Eng.pdf?ua=1http://www.hc3i.cn/php/marticle.php?id=43882https://yle.fi/uutiset/3-11229831http://rs.yiigle.com/resource_static.jspx?contentId=1017703
1. 芬蘭醫院的床位:3張/千人。處於歐盟最低行列。
這是因為從2000年起, 芬蘭為了控制經濟成本,進行醫療改革:床位被急劇減少,住院天數也被急劇減少。
2. 芬蘭有歐洲人均最少的醫生,卻有人均最多的護士。
醫生數量:3.2名/千人。低於歐洲平均值3.6,高於中國2.6名。
護士數量:14.6名/千人。是歐洲第二高的人均護士數,也高於中國3.14名/千人。
這張圖完全符合我在芬蘭的生活經驗。看急診的話,我可能已經見了三四個護士,等待了三四個小時,才能看見醫生的廬山真面目。
3. 芬蘭看病難最大的問題是:等得久
在芬蘭,低收入家庭報告自己的看病需求未被滿足,是中高家庭收入的兩倍。這背後有多重原因:經濟原因、地理障礙或等待時間。
看下圖,居住在不同地方,享有的醫生資源和等待時間有很大差異。比如你住在Kuopio地區,你能享受到每千人5.1名醫生,這意味著可以快速就醫,減少等待時間。
醫生沒見到,小病已經好了。這在芬蘭很正常。
4. 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
芬蘭醫生資源最好的Kuopio地區,ICU床位數量是2個/十萬人。這已經是全芬蘭最好水準了,其他城市可想而知。遠遠低於中國華東地區的4個/十萬人。
一句話:檢測弱、床位少、醫生少、等待時間還長。
這就是芬蘭的現狀。可以說,這幅牌不好打。
在當下資源下,政府把檢測和醫療資源放在重症患者和醫護人員身上,真的已經是最優解了。保護醫護,才能搶救更多生命。
同時,政府也得去增加檢測資源和醫療資源。不然怎麼應對過去一周,剛剛回到芬蘭的20萬人(數據來源芬蘭權威媒體Helsinki Sanomat)。
4
政府統一大動作之下,
地方/群體還有自己的小動作
3月16號,芬蘭總理宣佈關閉小學及以上所有學校時,有些地方城市不聽話。
比如萬塔市。萬塔市政府讓老師來學校遠程上課。隨即,萬塔市教師集體出來發聲,聲稱自己的安全健康沒有受到保護,也指責當地市政對教師不信任。
官方忙出來解釋:學校關閉了,沒人了,相對安全。而且學校的教具和環境更適合教師開展教育。
教師不聽,繼續抗議。
3月20號,芬蘭總理又追加宣佈:芬蘭1-3年的孩子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不遠程教育,可以來學校上課。加上3月16號宣佈的芬蘭幼兒園正常開放。
這樣全芬蘭只有最小的孩子來幼兒園/學校。
當天,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國家教育委員會將盡快向政府指明其政策將帶來的後果》表示不服中央政府的決策。
這裡不得不說芬蘭教育圈的三方力量:
一方是芬蘭教育部:負責教育政治、教育政策。
另一方是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教學、教育改革、教育出口。
第三方是芬蘭教師工會:負責教師權利。
這三方力量可以說是平行獨立的部門。雖然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的一切教學工作都離不開教育政治和教育政策,但從行政領導關係上看,他們並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不同於中國教育部全覽一切。
同時,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教育界一股強大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他們一直站在教師角度,幫教師從政府那裡爭取權利和利益。比如為了提高教師工資,工會可以組織全國教師罷工,跟政府談判。
芬蘭政府讓1-3年級教師來學校上課這事就惹惱了教師。我所在的芬蘭教師群組,有1.5萬教師,在社交媒體上一波又一波指責自己的安全健康權利沒有受到保護,代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向芬蘭教育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分別施壓。
先是教育部表示,學校沒有義務上學,強烈建議1-3年級的學生也參加遠程學習。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其指出:「根據《緊急狀態法》發佈的法規,會提交給國會等待國會審核。我們希望國會取消該法規。」
地方和中央要做到協同一致,芬蘭也得下功夫!!
說到這,你們不難看出,芬蘭人真的不是不關心疫情。
如果你有一種錯覺是芬蘭人好平靜,那我建議你加入芬蘭人群組去看看他們的爭論。至少我所在的一個赫爾辛基群組,一個芬蘭教師群組,裡面的芬蘭人天天在那討論疫情對芬蘭生活、經濟和教育的影響。
遇到言辭激烈的,掌管教育的副市長還要經常出來安撫一下。
此時再回頭看我們的問題: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我想,你已有答案。
最後,上一張芬蘭總理馬林的照片,是週六早上她站在芬蘭湖邊,看著這片國土和湖光。
我想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不禁有些心疼她。
祝福她、芬蘭和我們!
從一件國際事件反思生活作文 在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前言:因為近日身體不佳,不能參與群眾活動,所以唯有閉門造車,作出一己極微貢獻。誠心祝願各位參與者平安!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同時是一場偉大的空間藝術實踐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 (簡稱「反送中」運動)已經自本年六月進行了兩個多月,各界人士寫了大量文字或視像媒體,報導及分析了這個運動。除此之外,參與連登文宣組的各路朋友,不具姓名為這個運動的不同面向設計製作了大量海報。這等海報漸漸引起了國際媒體的留意。CNN於8月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Be water:' Hong Kong protest mantra influences how art is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主要分析這些海報的製作及傳播方法,以及在「反送中」運動的作用。
這些海報的功能,可簡略地分為三類(1)以圖象展示各項有關某特定時日行動的資訊;(2)戲劇性地強化運動的宣言與次行動的目的;(3)戲劇性地強化控訴政府的暴行。從這些海報的設計而知,(估計)所有創作者都受過藝術或是設計教育的專業訓練。但是,這班創作者是何許人,卻無從得知。CNN訪問了一位積極參與的示威者,他/她説明了這批海報乃是「由人民而創作,同時是為人民而創作」。這批岀色的海報,每一幅的影像佈局色彩皆充滿極高表達能量(expressive energy),據CNN引Garrett所言,一部份的海報的影像主題,參考了其他國家及地方的革命或民主運動的標誌性象徵意象,例如美國、法國、韓國的民主或工人運動。但很多出色的海報主題,影像主題內容常用港人熟悉的文化意象 (例如黃大仙)來作比喻, 所配上的文字除了是極精簡易明, 更常用香港人慣用的説話方式來創作文本語句。如果是諷刺的作品(例如諷刺高永文作為醫生也為了錢而說假話)真可說是「一筆入魂」的辛辣與精準。
CNN的文章,除了報導海報大量創作外,更提及連儂牆。CNN訪問了藝術家Kacey Wong。Wong 描述了連儂牆是電子媒體以外的實體物理空間的民主訴求的宣示及展現,人們遊走在周圍貼滿黃色小貼紙的空間內,感受到被包圍的震撼力。Wong對連儂牆直述的簡單描述,沒法掌握連儂牆作為公共空間對於現存建制對抗性甚至顛覆的威力。
這次「反送中」運動過程中,在實體公共場所出現的種種視覺/視像實踐,實在給予我們最佳的機會去反思,政治和「藝術」之間的關係。若我們嘗試以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都市)空間理論(尤其是其中的「殊異空間」概念(the differential space),以及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的感性理論(aesthetics)去看連儂牆,以及其他陸續在是次大型民眾運動中爆現的公共視覺實踐,我們更可以更深入地掌握及理解在這次運動中所爆發的創造力的威猛。
列斐伏爾在他的重要的著作中,細心分析批判了都市空間及都市生活的各項條件背境。眾所周知,空間並不是一個中性的容器,也不是數學中抽象的幾何或代數方程式。然而,現今資本主義(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及當權者往往視(實體)地理空間為一個抽象概念。當權者及資本家認為,透過政治、經濟的策略的規劃及計算,即可建構、生產、成形為可被完全控制的以政治統攝、經濟運流、量化交換價值為依歸的實體空間。
廣大民眾日復一日在這個被資本主義、強權思想所生產的政治經濟空間中過著日常生活,其實正赤裸裸由思維直致身體完全地感受全面壓迫:香港人在身體行動上受到的擠壓,正是住屋問題的困迫。香港出售的住宅房屋面積,不單越來越縮小,住宅的賣價以致租金,這二十年來不斷提升至香港人無可能負擔的地步。近期所發生的巨大政治風波,主要源於政府企圖將香港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收納進一個全面「監控」加上「懲罰」的法制系統之中。巨大羣眾運動,大體上可說是首先宣示了廣大人民對對開明自由思想及民主治理的強烈熱切要求,但間接原因,就是正常住居與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削弱。人民再無選擇,因而起而反抗強權建制封閉的高壓控制系統,以及國家及市場資本主義概念主導將生活空間轉化為房地産消費市場。
列斐伏爾在1968年運動中巴黎示威者的空間實踐及表達,看到了人民將都市空間短暫轉化為「具體的烏托邦」(the concrete utopia):當時的巴黎抗爭者,佔據了都市本來用作經濟市場交投運輸的空間,重新賦予這等被佔領空間新的社會文化意義。最觸目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巴黎的大學生佔領了Sorbonne大學,她/他們聚集在Sorbonne 的廣場,將代表當時理想的共産代表人物照片及旗幟掛滿在這自中古時代以降,代表西方知識的最高學府。列斐伏爾認為學生將整座大學的中心意義完全改變:大學已不是由上而下傳授傳統文化或代表現代化科學思維的學術機構,而是變成一個任何人都可參與討論、批判當下資本控制中産生的種種強權、疏離與剝削的「公共」場所。
在水深火熱的運動中,民眾經過激烈爭鬥/爭取,常會爆現了民眾佔領、挪用(appropeiate)作為思想、意見討論表達的埸所。這証明了強權主導的政府並不可能百分百控制所有實體空間,當權者也不能完全掌握控制「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的意義解釋權。在短兵相接的矛盾衝突中呈現的新的空間的「公共」型態,列斐伏爾 稱之為殊異空間(the differential space)。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連儂牆的產生,正是新的「公共」空間誕生最佳例子。試舉大埔隧道連儂牆為例,市民自發將(被建構為)運輸通道的隧道改變成為讓任何人集體地將自己個人的意見表達的場所。這種行動的性質,跟連登文宣組在網上發佈流傳海報的視像表達非常不同。網上五花八門的海報,總的來說,皆要依照所上載的電子媒體平台的程式作展示及傳播。海報展示與傳播並沒有改變電子媒體任何程式。但是,連儂牆首先顛覆了「載體」本身原有功能(隧道作為運輸通道)而轉化成為展示/展覽空間。市民將自己的心聲意見,可自由以文字寫在便利貼紙上或以畫作形式,不計其數在隧道中展示,以致將整條隧道的牆壁,都鋪蓋了無數便利貼,化成展覽空間。在香港的實體城市空間中,絶少是可容許市民任意將一己的意見在公共空間展示表達。然,連儂牆的出現,卻讓不分背境不分階級的任何人,皆可以觀看其他人的留言,而同時也可參與發言,將自己的意見展示在牆上。據報導,少數反對是次「反送中」的人羣也將自己的意見貼在連儂牆上,或將大量預先印刷好的標語或國旗蓋在原有便利貼留言上。反對人士這樣做,其實也是某程度上肯定了連儂牆的作用—- 不同人無論甚麼意見、甚至相反言論皆可一視同仁都可貼在牆上,對話討論在牆上短兵相接,如果持不同或相反意見的人,你寫我又寫,你貼我又貼,你蓋過我的貼紙我又再寫再貼⋯⋯某程度上,這其實是對立相方進行民主的直接對話的行為(直至其中一方暴力地撕去其他人的留言貼紙或毀滅連儂牆)。很多人都說,各區出現的連儂牆還為年紀較大或教育程度不太高的市民,提供了主流資訊之外的另類資訊來源。於此,連儂牆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空間,而是一個充滿矛盾,不同觀點對峙,因而衍生多重意義的動態場所。
參與寫貼紙的人們並非甚麽專業的設計師或藝術家,留言者是廣大市民的一份子,自發地將(受到政府有關機構限制規範其功能的)某公共空間/牆壁,未經當權者批准而暫時地改變了其用途,也改變了其面貌,成為廣大民眾聚合、表達意見甚至討論的空間。
在這個水深火熱的「反送中」運動時期,香港廣大市民除了以和平遊行或更激進方法去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及抗議強權的暴力壓制,以及爭取「五大訴求」外,其他很多情況下的空間實踐,正是打破顛覆了政府對實體公共空間的功能及使用權的高度控制規定,令到都市空間成為一個讓廣大市民聚滙的空間,同時更鼓勵了和強權主流意見對立、殊異的意見/意向全面公開展示。
連儂牆的創造,除了在公共空間中體現了政治的實踐,但同時在公共空間中開啟了新的感官經驗,展現了新的幻想境地,因而讓公共空間的使用價值及所藴含的人民共同創造力得以重新爆現。總體而言,我們在連儂牆的創作實踐中,我們其實見到真正的「公共空間」的「公共」本質。在這層面而言,連儂牆正是(公共)藝術的實踐呈現。
於這時期,常有市民不惜受欺凌或甚至受到暴力襲擊而拚命保護連儂牆空間能夠維持稍長存在時間。市民在痛心難過之餘,也深深敬佩保護連儂牆的人,因為她/他們其實保護了公共空間的真正「公共」特質。人們在某段時間中,拚棄了公共空間只作為被強權及資本主義困死的日常「揾食消費」的場所,進而將城市某部份公共空間轉化為人民聚滙的場所,容許不同種族、不同年齡、不同健康程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性傾向、不同的生活/生命價值取向的眾人滙合共議時政的場所,並且由此而衍生著各種不同的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列斐伏爾 所建構的理論,幫助我們去清晰地思考人民併棄了權力與資本主義控制的日常空間而爆發出來的集體創造空間的真正「公共性」的威猛力量。 列斐伏爾認為,城市整體,就是住居其中的市民共同創造一個持續更新的偉大「作品」 (OEUVRE)。Erik Swyngedouw 在其文
章<The Political Art of Urban Insurgency>,間接提示了洪席耶的感性理論與列斐伏爾的殊異空間論的接近相若。
法國哲學家洪席耶的理論,重新介定「美學」的本義,並進一步理解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洪席耶曾於2016年10月出席耶魯大學建築系座談會,指出「美學」,不是介定甚麼是「美」,而是關乎普遍感覺經驗 (sensible experience)的反思。例如,多數人通常判斷日落是「美」的,那是一種眾人共有即平等的感覺判斷。但在文化的層面,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欣賞文學藝術。如果要判別某人之藝術鑑賞或創作力,即是將某人的感覺能力(sensible capacity)分等級---於此,美學實踐與政治相類似:所謂政治,即介定何種人可成為(某階級的)公民,及訂明其義務及權利的系統。有目共睹,某些政治制度甚至將人民劃分為高/低端。
於此,對洪席耶而言,Aesthetics 應該譯作「感性學」。如上述,在社會的一般共識中,不同階級背境的人羣,對於藝術品的「境界」及創造能力,會因為其人的文化程度教育背景而分高低。對洪席耶來說,這種文化階級的劃分,其實是有權力機制(通常透過教育)對整個社會的廣大人羣的感性領受與表達能力的分層:在同一社會中,不同組羣或個人,所能夠看到的(visible)、所能夠聽到的(audible)、所能夠(以不同媒介)表達訴説的(sayable)、甚至所能夠以七情六欲去表達的感情深淺度,原來皆是受到當權的各種權力機制細緻劃分成等級。
當我們意識到個人的感性也有階級分別,我們自然了解到,我們所接觸到所謂「外在世界」,自然是一個充滿階級劃分的「空間」。早在1945年,德國哲學家卡西勒已在其著作<人論>中,說明「外在空間」並不是一個中性抽象的容器,「外在空間」與人的行動經驗與互動相生的,空間其實就是所有感性經騐(視覺、聽覺、觸覺及行動的)整體。由此可見,所謂「外在空間」作為感性經歷,必定是受盡階級分層割切。於此,洪席耶曾說過一段與列斐伏爾極之相似的話:「到最後,所有政治(的議題)都是空間階級分層分配的議題。不同層級的空間的本質其實如何被介定(它們之間的不同)?層級之間各有何種不同的功能?誰人憑甚麼可以佔領那一層級的空間?對我來說,政治對社會(地方與人民)的控制、擺佈、調配就在於借助所謂法律規條去介定不同地方與角色的分配。人們在社會上的要遵守的法律規條,往往就是去認識、承認(即被動受制於)誰人可容許在那一個地方,被賦予何種資格,去説甚麼,及可以作出甚麼行動。」
列斐伏爾的整套空間生產理論,分析了主流哲學與科學思想,如何支撐資本主義及權力機制,去創造生產人們實際生活的空間,並由此控制人民的生活、行動與思想。洪席耶上述對空間(作為感覺經驗的整體)的層級介定及規限,使我們明白到,所謂最個人的私人感性經驗,也是受強權控制而作分層。兩位著名的思想家,其實是從不同角度去肯定「藝術」作為解放的政治力量。由此觀之,這次「反送中」政治運動的某些空間實踐,其實也是在更深層次顛覆了強權對廣大人民的感性經驗的分層分配規範或排斥。而解放人們的感性經驗,重新創造新的「能見、能聽、能說、能表達」的平等經驗之實踐,一言以蔽之,就是藝術!
要闡明洪所提出的政治藝術實踐,最佳例子,除了連儂牆,莫過於本年8月8日七夕之夜,逾千人為抗議浸大學生買激光筆(在前一天)被捕,齊集尖沙咀太空館周圍,於晚上八時開始隨己意自由地一齊以激光筆發射激光投向太空館外牆。參與者又同時大叫抗議口號,更播放音樂及集體載歌載舞。白色的太空館外牆變成了千千萬萬彩光、抗議文字、狂舞人體的影子投影的銀幕/載體。參與者為抗議政府暴力拘捕年輕人而即興策動這個事件,成為由萬千羣眾在某時刻不分彼此及階級的自發但共同創作的藝術實踐。在這集體創作過程中,羣眾感受了甚麼是「共同」,甚麼是「分享」。也由此,這項大型的創造活動體現了公共藝術的最高理想,那就是:世界是平等共有的(the world is common)。
至今還在進行的反送中運動,不單讓香港人甚至整個世界反思甚麼是民主及自由,還提供了充足動力與養分讓人們認真反省、重新考慮「甚麼是政治藝術?」、「甚麼是公共藝術?」,以致「甚麼是藝術?」列斐伏爾與洪席耶的理論,為我提供了扼要的思想脈絡去重新理解:「藝術」,正正是成就體現人們公共、共同並且是自由平等的感性經驗的澎湃解放力量。(圖片來源:連儂牆--立埸新聞:雷射筆「觀星」: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