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深圳2047合併 應對環球新形勢 - 許劍昭
英國脫歐後，倘若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也相繼脫英，剩下的英格蘭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難免大打折扣。雖然內地學者即時建議把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從倫敦改往法蘭克福或布魯塞爾，但歐盟和歐羅的長遠發展亦極不明朗。此外，區域主義、種族主義、保護主義的氣焰日盛，環球金融秩序難以穩定，北京須慎重考慮放慢人民幣市場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框架在「東歐16 ＋ 1協議」達成後，可以視為正式成形。展望未來50至70年，中國要為這條貫通亞洲、歐洲、非洲、涵蓋65個國家的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數額巨大的資金；由於風險高、息債多、資本回報時間長，中國極有可能在2100年前不得不保持資本賬管制，避免人民幣滙率過度波動，甚至受衝擊。
香港經濟體積過小
如果北京認同人民幣在二十一世紀內不能全面自由兌換（市場化），則有必要倍增港幣的成交量、流轉速，達到輔助中國在改寫國際新秩序、貿易新條款（terms of trade）時所需要的金融彈性和容量（例如70年後，所有非洲國家的出口項目交易貨幣均為人民幣，出口商交付貨物後，仍然可以輕易及無限量﹝經香港清算﹞轉換人民幣為港元或其他貨幣）。
若要支援發展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香港目前的經濟體積過於細小（只有倫敦的一半、東京的四分一），缺乏平原土地（倫敦、東京、巴黎幾乎整個城市是平地）予高新科技產業的研發，人才的多樣化和數量也不足。其中一項解決方案是，模仿其他歷史上不斷拓展的大都市，在2047年後合併香港與深圳，成為一個有機會在金融和人才方面媲美倫敦的大都會。如果歐盟最終四分五裂，歐羅解體，自由兌換的港元更可以成為人民幣的影子貨幣，支援人民幣成為美元以外第二大的環球主要交易貨幣 。
香港＋深圳合併的模式，可以參考1991-2000年完成的東西德國及柏林市（Berlin）的統一過程（總成本是2萬億德國馬克，有大量德語和英語的文獻、記錄、分析）。此外，越南和也門（Yemen）的統一也有參考價值。篇幅所限，本文只扼要描摹金融專業和管治政制兩個方面的轉變。
關鍵的金融安排是中央政府首先分階段把大量美元注入香港（外滙儲備），兌換由香港發鈔銀行全新發行的港元（數以千億計），創建一個碩大的資金池，然後讓深圳的官方和民間流動資產，有序地根據適時官方滙率換取港元。
其他政策包括︰一、合併香港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採用符合兼容歐盟MiFID的指令法規；二、建立倫敦金屬交易所香港分所（LME已經成為港交所子公司）；三、招攬東歐、非洲、中東、上海合作組織地區的銀行在租金較便宜的深圳分區開設分行，積極鼓勵滙豐控股、渣打集團遷冊香港；四、吸引參與中國貿易的「一帶一路」國家企業來港融資、上市，發行伊斯蘭債券、人民幣與港幣債券。
金融業務不能單獨開發，它必須有實質產業配合及專業服務支持，所以特區政府除了強化香港科技園、深圳科技園、南山科技園之間的合作，還要擺脫過去大學教育偏重高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科目（醫學、土木工程、建築、測量）的陋習，鼓勵香港與深圳各大專院校，透過聘用內地及海外教授，聯合開辦航天衞星、漁農林礦、石油化學、海洋生態、飛機船舶、軍事武器、阿拉伯語、非洲藝術、東歐文化等多類有國際視野的課程，讓年輕菁英有學習多種高端知識及在各行業實踐的機會，一展抱負。與此同時，香港特區也歡迎「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到這裏學習，讓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當香港＋深圳有一個體積龐大而流暢的金融體系，有一個多元思維而專業的教育體制，我們很有機會能夠超越倫敦，晉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誰接受「通菜街共和國」
合併後的民生管治，大體上應以香港區的標準為主，包括使用正體字中文和英文為官方語文；深圳區學生、居民必須學習和考取香港的西醫、工程、會計、法律、建築等各項專業資格，才能夠在整個城市執業；廉政公署繼續在全市執行《防止賄賂條例》。但一些生活安排應予更改，以符合國際（和中國）標準，例如全市一律用左軚行車。
政制的變化關鍵是必須反映主權。近來，「港獨」倡議者常常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一個新的政治組織香港眾志在其公開聲明〈民主自決 此際起航〉更認為︰「民主制度，以『主權在民』作為核心原則。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
這些說法是引用「白馬非馬」（戰國公孫龍子「白馬論」）這種偽邏輯，拒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其分析上有三大錯誤：
一、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就等於說︰潮州人不是中國人，順德人不是中國人，加州人不是美國人，溫哥華人不是加拿大人，白人不是人，黑人不是人，誰也不是人。
二、說「地方主權，應當由地方人民所掌握」，就等於說︰九龍主權，應當由九龍人民所掌握；旺角主權，應當由旺角人民所掌握；通菜街主權，應當由通菜街人民所掌握；我們可以接受「通菜街共和國」嗎？
三、「主權在民」是一個否定「皇權」，主張「共和」的規範性（normative）觀念，「民主」的本質是關於選舉制度與政治權力的實證性（positive）學說，不可反客為主（再者，柏拉圖在其名著The Republic便論證一個執政者輪替制度比民主更適合共和國的管治）；關鍵的一點是「主權在民」的「民」，是「全民」，不是相信某個學說的「一些居民」。香港、潮州、順德都是中國的地方，每一厘米的中國土地都屬於全體中國人，而非一群小眾可以因為不喜歡「抱法處勢」的中共，就能夠否定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藉偽邏輯任意割地稱權。
可採用「行政吸納」
因此，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後，香港作為一個「部級」經濟特區市，其5年一任的市長職位，應該由中央政府從其他地區或部門調任部級官員到此擔任，任滿離開，轉調別處。
這種安排可以具體表現中央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確保香港執行國家貨幣金融政策，並避免市長與本地各種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帶來的麻煩（香港殖民時期總督調任的制度也有這個優點）。
另一方面，公務員制度及政務主任職系不變的同時，問責局長制應採取金耀基教授所講的「行政吸納」策略，讓認同中央代表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各個政黨（包括泛民）成員，以能者居之的原則，出任政策局長和副局長，組建「民主多黨聯合政府」。這個制度不單可以反映不同民間意見，亦能夠在立法會獲得多數控制權，免卻目前議會的癱瘓困局。
香港＋深圳2047年合併是一個複雜艱巨但可管理（manageable）的過程，從現在開始計算，用30年時間計劃籌備，是相當足夠的。北京應該盡早考慮其利害得失， 而一旦確定，予以公告，啟動新版本《基本法》編寫程序，讓那些不喜歡這種合併的香港區市民安排移民他國，也讓那些對國家發展持樂觀態度的新一代早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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