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停廢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是中國海洋事業的一個大撤退，一個「偉大」的航海時代終結了。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船隻在印度洋，基本上已是消聲匿跡。即使是在東亞和南中國海域，亦不再有當年鄭和出航的那種壯舉。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民間私商新勢力的崛起。此時，官方的海禁政策擋不住民間私商冒險的出海，亦商亦盗滄海間。惟，同樣都是出海，後者已不是鄭和下西洋時的那種形態和性質。
明季之「真倭」、「假倭」，諸如曾一本、林道乾、林鳳，乃至鄭芝龍等，這批海商兼海盗集團，雖然展現他們在海上的活力，卻已不是宋元時期官民結合機制下的商販活動。船隻方面，在缺乏正常化的海外貿易環境下，中國海上私商不再有像當年鄭和船隊那般造建碩大的寶船，反而改為向中小型帆船發展，以便能更為快捷、靈活的逃避明朝官兵的追擊。
明朝政府何以罷廢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明中葉以後，不論明朝皇帝主觀意愿上是想要抑或不要，明朝的國力已是不能再承擔。這與明中葉以後採取緊縮性的海外政策有關，也與明朝本身國勢的衰弱、官營手工業的衰敗有關。
當年，如果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是很難成功進行的；如果沒有「威」（強大的國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怎能那麼順利，怎會有那麼大的成效。這種情形，就好像今天中國的強大，才是中國在國際間立足所必須之後盾。現實就是如此。光靠幾句儒家教化的格言，不過是外交辭令緣飾門面的文化光環，是不足以立足世界的。
然而，自從明成祖第五次親征漠北，死於軍中，此後，明朝國勢日顯困窘。明宣宗兵撤安南，是必然的結果。北方外患加遽，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親征，在土木堡之役反被敵人俘虜，成了階下之囚，國體喪盡。這時的明朝已是無暇再編織綺麗浪漫出海招諭的盛世大夢了。
明成祖死後，明朝官方的動員能力也大為減弱。即使是宣德年間，明宣宗為了派遣鄭和進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下西洋，曾做了最後的努力，下令征召潮廣、江西二都司及直隸鎮江諸衛的2萬4千名兵員，充當鄭和下西洋的海軍人員，把當時的運糧軍官調發往營造下西洋的準備工作。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雖完成使命，但在這期間，也引發了為參加下西洋做準備工作的官軍們紛紛畏難逃跑的事件。
明中葉以後，明朝官營手工業也日趨衰敗。官營手工業的匠戶逃亡者眾。就算明朝政府如何諭令挽救，也徒勞無用。當年建造下西洋寶船的官營造船廠日漸蕭條。建造鄭和寶船的龍江造船廠在明初有400多戶的造船匠，他們最初的待遇還算不錯，後來卻江河日下，常有賠補之累，許多造船匠生計陷入困境，紛紛另謀生路。到嘉靖九年（1530），只剩下100多戶船匠，匠戶減少了四分之三。
官營造船的質量下降，船廠腐敗經營，欺隱侵匿，貪污成風，偷工減料也普遍存在。作為下西洋主要物資基礎的官營基盤已動搖，若縱有「再世鄭和」，又怎能再掀壯舉？
大規模下西洋所需的費用，對明廷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早在永樂末年，對鄭和下西洋之壯舉，國內朝中已有反對聲浪。明成祖死後，仁宗即位，就「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宗時雖復行下西洋之舉，卻也是最後的一次，至正統年間又復禁。
成化年間，宦官為了討好迎合皇帝，向明朝國家檔案部門索取「鄭和出使水程」的資料。當時的車駕郎中（後升任兵部尚書）劉大夏以當年鄭和「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弊政」為由，把「鄭和出使水程」等珍貴航海檔案資料藏匿，甚或銷毀。
劉大夏銷毀鄭和檔案的主張，雖愚不可及，卻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忠義之士」的憂患情懷。歷史常常就是這般的愚弄人。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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