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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逃難 (李怡)

1945年，太平洋戰爭日軍已呈敗象，在上海淪陷區，幾乎天天有盟軍轟炸機空襲。九歲生日剛過。一天早上醒來，發現爸爸不見了。當天晚上，跟着媽媽、姐姐，倉皇出走。在黃浦江與另一家人坐上一艘小船，黑夜沿着岸邊的蘆葦叢撐杆划行，日軍探照燈從對岸照射過來，偶有幾響機槍聲，小船若被探照燈發現就會成為機槍目標。終於溜過了日軍封鎖線，小船凌晨靠在岸邊，那裏已是中國國民軍佔據的後方了。

兩家人擠在一部破舊的汽車裏，向安徽省屯溪駛去。汽車開行不久，就看到路上衣衫襤褸的傷兵，扶老攜幼的人群，伸出來討飯吃的污黑的手，還有路邊一動不動的餓殍。我驚愕地發現了另一個世界。在淪陷區，我也知道有戰爭，知道空襲警報響了要關燈，關燈後會聽到飛機投下炸彈的轟隆聲響。但不知憂愁。父母擔心生計，我卻有書讀有飯吃。才一天過去，忽然都變了。平日顧着玩不肯吃飯，現在卻因為不夠吃而總是覺得餓。

汽車因破舊常常開不動。那時叫「拋錨」。現在的人恐怕只知道船有「拋錨」，而不知道汽車也有「拋錨」。汽車開開停停，停下來司機就修車，修不好就在附近找個可以落腳的地方過夜。記得我們曾住進一個無人的寺廟，那裏停着幾副空棺材，我們就睡在棺材蓋上面。過了一夜，汽車又啟動。

深夜，在一個河灘上等着換乘另一艘船，鋪一塊布就一家人躺在河灘上。黝黑中河灘空蕩蕩，極目處渺無人煙，遠處依稀有一個棚架，亮着燈，刺耳的豬叫聲劃破夜空傳來。同行的大人說那是屠宰場。仰望夜空，沒有了都市燈光，星星更多更密了。我以前看星空會想的是：那些星星在哪裏？上面有生物存在嗎？星星之外還有些甚麼？現在，那些思索和想像都沒有了，人世的苦難填滿了腦際，我看到戰爭、貧窮、飢餓、災難、亂序，和就在身邊的死亡。

兩天前還是無憂無慮的九歲孩子，一天之內突然長大了，開始失眠了，像成年人那樣思索了：我是甚麼人？淪陷區的相對太平和敵後的紛亂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我和剛見到的許多孩子要流離飄蕩？我自己的身份是甚麼？這一天見到的才是真正的苦難中國嗎？

後來知道，父親突然接到通知，說和他一起在電影公司工作過的作家柯靈那一天被日本軍警逮捕了。據說他身上有父親「李炎林」的名片。當晚父親就坐船離開上海，臨走前安排另一艘船次日接載母親、姐姐和我離開。和我們同船同車的另一家人，是作家李健吾一家。柯靈和李健吾，是淪陷區話劇界較為明顯表達愛國抗日意識的人物。我家的逃亡與這二人的牽連，顯然是因為父親與他們的聯繫。那麼父親導演《怒吼吧，中國》，他與汪政權的戴策的關係，又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汪政權的人，與重慶政權、延安政權的人，是怎樣的關係和聯繫？我不清楚，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少不是歷史所寫的一刀切的關係。

後來得知，柯靈被捕時，乘虛把爸爸的名片吞進肚裏，所以我們的出走實是虛驚一場。柯靈在日本警備部受刑，後獲張愛玲的丈夫、在汪政權任宣傳部次長的作家胡蘭成營救出獄。

媽媽帶着姐姐和我，到屯溪不久，還沒有見到爸爸，日本就投降了。大概在屯溪停留兩個月，我們就回到上海。社會在勝利的狂喜中，一切都迅速改變。但是，我長大了，感覺到社會反不像淪陷時期那樣安寧和有序。（19）

失敗者回憶錄：淪陷區藝文（李怡）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接着是日軍與國軍的八一三會戰，11月日軍攻陷上海。儘管上海絕大部份地區淪陷，但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仍然是英法所統治。這四年，上海租界被稱為「孤島」。孤島時期，中國文化人雲集，在那裏發展了相當蓬勃的文化出版、電影、戲劇活動，而且貫注愛國抗戰的社會意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也淪陷了，但那時候汪精衞的南京政府已經成立，在汪政權下，不少文化人仍然堅守崗位，各藝文活動都在摸索附日政權的政治底線，作反控制、爭自由的文化實踐。許多作家、導演、演員在汪政權治下冒起，名聲和表現延續到抗戰勝利後，以及1949年後在香港和台灣發展。

著名作家張愛玲，就是這時期冒起的。同一時期冒起的作家還有傅雷、鄭逸梅、柯靈等人。著名製片人張善琨長袖善舞，導演方沛霖、卜萬蒼、朱石麟，演員陳雲裳、李香蘭、李麗華、王引、高占飛等在這時期竄紅，這些人的演藝事業都延續到戰後。甚至可以說，上海淪陷區的文化活動，為戰後中國及香港、台灣的文化奠定人才的基礎。

淪陷時期最有名的雜誌叫《萬象》。它創刊於1941年7月，即孤島的末期，到1945年6月即抗戰勝利前夕停刊。由中央書店老闆平襟亞任發行人，先由陳蝶衣主編，到1943年5月主編改由柯靈擔任。張愛玲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5月在《紫羅蘭》雜誌刊出，柯靈讀後驚為天人。其後張愛玲的《心經》、《琉璃瓦》和《連環套》陸續在《萬象》連載。

《萬象》定位為「時事、科學、文藝、小說」兼顧的綜合性期刊，合乎「包羅萬象」的命名，趣味與意義並重，而其目的則在於「點綴，安慰急遽慌亂的人生」。《萬象》對政治的疏離，對日常世俗生活的貼近，和對永久人性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淪陷區通俗文學的需求，亦不違汪政權的文化政策。陳蝶衣主編時期《萬象》主要衝破佔領者的封鎖，打開言說空間；柯靈主編時期則偏重於知識分子的言說。兩位主編的努力，使《萬象》網羅了最廣泛的作家群，並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文學新人。《萬象》保持逾萬的銷量，成了「（淪陷區）非常時期的非常（文化）現象」。

淪陷區的電影業，不能不提到張善琨。1942年在親華的日本人川喜多長政的拉攏下，他出面將12家上海電影公司合併組成中聯公司，一年內拍了43部電影。他一方面表示 「效忠於國家、效忠於東亞」，一方面提倡 「保持電影的娛樂性」。那時大部份的電影題材都是風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愛情故事。顯示出他和電影人在特殊環境下隨機求變的心態。在他旗下，以朱石麟、卜萬蒼、岳楓、李萍倩為代表的創作群體，基本上沒有主動地拍攝為日本侵略服務的「國策電影」。即使是奉命拍攝以鴉片戰爭為背景、配合反西方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影片《萬世流芳》，編導也避重就輕地以林則徐的愛情生活為主線。戰後，這些演藝人沒有被指為「漢奸」。在中共的正統電影史上，淪陷時期的上海電影皆被套上了「漢奸電影」的帽子。但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出版《南來香港》一書，台北電影資料館於2001年出版《童月娟（張善琨夫人）回憶錄》，對張善琨及淪陷時期電影事業基本上採取諒解態度，認為至少保住中國電影業的命脈。

電影之外，還有蓬勃的話劇演出。一些在歷史中遺失的人物，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