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東彥的《霧中》入圍了威尼斯的影展VR非競賽單元「特別選映」。
某種程度,這個短片等於是EROS《野狼亂交館》,或G@me Virtual Date的再升級,等於把電腦D槽裡面的那些淫猥妄想藉由立體8K VR技術效果把一整座三溫暖發展場搬到你面前來。
某個手機的廣告詞是「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或者也可以改成「科技始終來自性」,我們追求更高的頻寬、更高階的電腦、更巨大的硬碟容量,是為了實踐那些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裡對荒淫的色情念頭。
周東彥所有創作似乎都在回應這個問題。
無論是這一次的《霧中》,之前與澳洲藝術家跨界合作的《虛擬親密》,或者在更早更早之前紀錄片《你找什麼》,他彷彿某種趨光的昆蟲在寂寞的暗夜中飛向手機、電腦等科技的光源。
也知道不能耽溺於社群網路交友軟體了,兩年前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推出的行動藝術《國家級徵婚》,在1天之內連續約了35個男人,給彼此10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其實人到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還是時不時地冒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
他與人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2條被子。」覺得寂寞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以下是兩年前的訪問。
《因為寂寞的緣故/周東彥》
時間是某個星期三下午,地點是誠品信義咖啡館,青年藝術家周東彥坐我對面,聲音沉穩而低沉,很低很低,簡直低到桌子裡了。週間上班日的午後,巴哈無伴奏大提琴殷殷切切地迴盪在空中,鄰桌婦人窸窸窣窣地議論著誰整形失敗,誰老公有外遇,置身如此懶散的氣氛中,也讓訪談有一點八卦和窺探的意味。
「所以那天來了35個男人,只有一、二個是你的菜?」「會再碰面吧,才過一個禮拜而已啊,我們有在LINE繼續聊天,但我不斷在會議跟下一個會議之間穿梭,太忙了。」「你到底喜歡哪一型?」「對工作有熱情,喜歡他正在做的事情。可以一起去看表演,但他要打瞌睡也是可以的。下雨天穿著白色運動鞋,會加分。」
周東彥與我的談話與鄰桌碎嘴八卦的婦人並無不同,然而他講話字字斟酌,彷彿文化部長發表演說那樣慎重。周東彥是台灣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和紀錄片導演,以劇場結合多媒體投放建立風格。我們談話內容論及婚嫁,乃他現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辦了一個「國家級約會計畫」。今年5月24日,台灣同婚法案通過這一天,他穿上西裝,拿著玫瑰,拍徵友照片,張貼在國家戲劇院外頭燈箱,昭告天下他正在尋找男朋友,一百多個人來信,他遴選其中35人,於7月7日當天給彼此十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他說同志相關議題公投後,他一直思索該如何活得更同志,如何突破同溫層,「在兩廳院徵友,除了可以跟進出兩廳院的中高產階級家庭、家長進行對話,我也在想是否能給還不敢認同自己的同志,多一點點信心。」前年,他入圍金馬獎的紀錄片《你找什麼?》談論的男同志網路交友文化,明年即將推出的舞台劇《虛擬親密》亦聚焦網路世代對親密關係探索,社群媒體上的寂寞已然成為他近年創作核心,問這一切與他單身5年有直接關係?他說:「是。」
周東彥今年38歲了,至今談過4場戀愛,開頭二段是念北藝大時認識的學弟和學長,2008年在巴黎駐村,網路上認識一個住布魯塞爾的義大利人,後來他回台灣了,用SKYPE維繫情感,但濃烈的情感不敵遠距離,二人2010年分手。2年後,他又在同志交友軟體JACK'D認識一個住北京的青島人,一年後還是走不下去,「我後來二段感情都是遠距離,可是我真的很認真,我受夠這一切了,我不想再和手機談戀愛了。我並不是說交友軟體不好,科技帶來很多美妙的事情,創造了許多不可能,但它也帶來許多可怕的事情,人跟人認識的速度來得快,但感情消逝也去得快。我做約會計畫單純只想回到真實的生活,人跟人的互動有呼吸,有體溫,我可以看見人,也想被人看見。」
交友軟體確實可怕,三貞九烈的地方媽媽在網路上需要火辣的性愛;道貌岸然的異性戀護家盟在午夜色情聊天室比誰都淫蕩,誰在網路上都是人格分裂,誰都是一人分飾二角,故而我不懷好意地問:「周東彥,身為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你在交友網站怎麼介紹你自己?」「就放自己的照片啊,跟人聊天,入圍金馬獎那次,有人認出我來了,就祝我得獎。」談話如同文化部長一樣慎重的人會沒有偶像包袱,我不信,遂命令他打開他的交友軟體,在眾多袒胸露背,肉香四溢的交友照片之中,果然他的徵友照片與放在表演節目冊上的宣傳照沒有什麼差別。
假裝我是手機那一端的陌生人,他會這樣對我介紹他自己:「我是周東彥,劇場工作者,紀錄片導演,我喜歡男孩子,而且從小就是。小時候去游泳,木柵的游泳池很原始,沒有隔間,我發現我一直盯著我不該看的,彷彿一切感官都放大了,快快穿上衣服離去。我高中念明倫高中,大概1997、1998年的時候,我會去看屏風表演班,看耕莘小劇場,有一次在劇場外頭看到一個人拿著攝影機拍攝,那個人是陳俊志,覺得拍片這件事很酷,我媽幫我買了一台小攝影機,開始透過小視窗認識這個世界。差不多是同一時間,我讀到一本雜誌叫做《同言無忌》,我確定我是同志,我在大一新生訓練就宣告出櫃。」
年輕藝術家人生沒有櫃子,但不知為何,講話有一種架子,一個字一個字拖得慢慢的,內容明明應該是輕鬆詼諧的,但他口氣始終是事不關己的,淡漠的。問他講話就是這樣子嗎?「應該是吧,我小學一、二年級上課都趴在桌子上,我們老師都叫我懶骨頭。我講話很慢嗎?我講話速度很快欸,我今天有告訴我自己講話一定要放鬆。大概昨天晚上沒睡好,吃了一顆安眠藥,藥效還沒退吧。」「我覺得你講話有一種架子,優雅的,像女明星一樣的派頭,有架子並不是壞事,你身處藝文圈,你得要撐一個專業的形象,去公部門開會,這個架子可以讓你跟舒淇當閨密,但不可能讓你收穫一個理想男朋友啊。」
「或許吧,我自己有想過我這樣的狀態在男同志界都是不優的,不好的,」對我的觀察,他不以為忤,淡淡地說:「大概小時候看了太多時尚雜誌的關係吧,我在高中會去誠品買《VOGUE》之類的外國雜誌,然後聞它的味道。時尚雜誌教了我認識很多名牌、名模,不只是牌子怎麼拼、怎麼唸,還有每個品牌、人物、甚至配件的故事。好東西是非常努力地打造出來的,不論是一個手工包包,還是一個讓人仰望的明星。」從時尚雜誌學會講話要得體,做人要優雅,所以當我問他誰是他做人處事的典範?他說張艾嘉,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我沒有真的很認識她,但她是那個會照顧人,會關懷別人的人,大器又得體,她沒有滿足於當一個女明星,當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了,她還是不斷地往前走,金蟬脫殼好幾次。我的Role Modle都是這樣獨立的,堅強的。」「你跟林懷民合作過,也跟林奕華共事,不把他們當標竿,將自己投射在張艾嘉莫非是性向使然?」「我也沒有不把林懷民和林奕華當偶像,但張艾嘉比較美啊。」
因為喜歡張艾嘉的獨立自主,故而從懶散的創作者變成經營者也解釋得通了:他2010年自立門戶,創立狠主流影像公司,從3個人的工作室演變至今10個人的公司,在同輩的創作者並不尋常,他解釋有些大型的案子,就需要比較大的建置才能負荷,然而與他因《關於島嶼》有過合作的林懷民對此卻是憂心忡忡,「到底他是用團隊養創作,還是用創作去養團隊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他的創作都是手工的,勞力密集的,但市場太小,他隨時都把自己搞得很累,永遠都像一隻生病的貓咪。」
生活忙與盲 孤單想找伴
我向他轉述林懷民的說法,「還好誒,比我辛苦的人大有人在,每個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我不跟你講,是我自己都沒去看到。」他不訴苦,回應依舊像女明星一樣雲淡風輕的,舉止氣質像是優渥家庭出身的孩子,但母親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版本:「我們家也不是很有錢的家庭,他爸爸身體不好,現在中風,我以前早上要送報紙,然後去幼稚園煮點心。他去英國念碩士是自己貸款,跟二家銀行一共貸款150萬元。他念博士班,我跟他爸爸覺得不行,幫他籌錢,念了一個學期,沒錢念下去,我們很自責,他反過來安慰我說:『媽媽,我念藝術是要美化人心,如果要讓爸爸媽媽辛苦那就不美了。』東彥從小就貼心,斯斯文文,乖乖的,小時候被同學叫周妹妹,我知道後很生氣,但他跟我說:『媽媽,我們不要理他,我們努力就好了。』他說自己是同志,所以更要努力,不要讓別人瞧不起。」
拿張艾嘉當標竿,希望當個獨立堅強的人,不被別人看輕,也把自己活成一首張艾嘉的〈忙與盲〉:「盲盲盲,忙忙忙,盲得已經沒有主張,盲得已經失去方向,忙忙忙,盲盲盲,忙得分不清歡喜和憂傷,忙得沒有時間痛哭一場。」手機上行事曆,五顏六色的色塊,各式各樣的工作排到明年秋天,問他最近一次痛哭是什麼時候呢?「二年前,世界劇場展在台灣辦頒獎典禮,我下午跟學弟聊天,彷彿上演《大象席地而坐》,覺得一切都很無力,晚上金曲獎工作人員找我吃飯,他們很能喝,我沒吃什麼,就一個止痛藥,然後傳來消息說學弟得獎了,我哭是為了他高興,但也為自己其他的事哭一哭。我很容易哭,但後來壓抑到哭不出來了。」
原來他講話低沉不是學習女明星的慵懶,就只是疲累。人至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偶爾還是會跑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只能一個人孤孤單單在週末夜喝酒。每個跨年會許願改變自己嗎?「會啊,不論跨年或生日,都會跟自己說真的不要再鬧了,真的要找一個伴了。我沒有歸咎是工作耽誤了姻緣,我還有自己的問題,我太挑,不符合市場上肌肉、蓄鬍的需求。我應該在網路上勇敢表現自己,但因為我在很多工作場合已經過度表現自我了,所以覺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忙碌的青年藝術家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二條被子,這種細節他都注意到了。」於是,孤單的人到頭來只能仰賴陌生人的慈悲。他也覺得這樣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他是矛盾的,那像喜歡男人穿白球鞋,採訪拍照的這一天,也穿著一雙刷得乾乾淨淨的白色球鞋,偏偏這天下雨,在積水的窟窿都踩髒了。
想太多的人活著就是自找麻煩,問他近日為追求愛情做出勇敢的事,他得意地說他有一天遇到了《美麗少年》的羅國宇,「他就是那種環境很好的台北小孩,前三志願 ,完全是我的型。我很積極地打招呼,並且加了LINE,但我丟訊息說:『嘿,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出外Hang Out(鬼混)。』卻打成了Gang Out。」 為愛踏出了第一步,明明是值得歡呼的事,他卻為了無傷大雅的錯誤,擔心對方以為自己邀約「群交」,自責了好幾天。
張彥博中年好聲音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火箭大叔八月要當太空中心主任了。以下是五年前的訪問。
《田庄阿伯上太空/吳宗信》
五十二歲的吳宗信自嘲國語講不輪轉,捲舌音ㄓㄔㄕㄖ分不清楚,在TED演講索性全程講台語,用的是鄉土的語言,講的卻是科技的未來,他主持的前瞻火箭研究中心這個夏天將試射HTTP-3火箭,火箭採用的是混合性燃料,射程預計一百公里,這樣的射程,這樣的技術,若成功,將是世界第一。
不滿於火箭中心只是學校的研究單位,他上集資網站募款,是學界首創,更企圖將火箭中心企業化,預計在五年內發射火箭,運載個人衛星上太空。「阮做的物件拿得出去,假使說預算不夠就放棄真正莫彩,學生來來去去的,若不產業化,攏無效,」他說:「台灣不能只是做代工,以後就是太空經濟了。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發射小衛星,我不是全球化,我這個叫做宇宙化。」
在YOUTUBE輸入「TED XTaipei演講」和「吳宗信」,電腦螢幕會跳出一段名為「台灣本土火箭,要讓太空旅行夢想成真」的影片。演講者是交大機械工程系教授吳宗信,他是該校「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簡稱ARRC)創辦人。ARRC今年一月底在新竹香山濕地成功試射雙節小火箭,材料和技術台灣製造,火箭升空一公里,將台灣和太空的距離拉進了一大步,「阮使用欸是混合式燃料火箭,和美國VIRGIN GALACRIC太空旅行同款,伊飛上宇宙一張門票七百五十萬台幣,阮這俗閣大碗。」大演說家談的是科技未來,用的卻是鄉土語言,若不細細分辨演講內容,乍聽聲音起伏和熱情,以為是百貨公司賣菜刀的推銷員。
站在大演說家辦公室門口,影片中男人朝我們走來。「歹勢,歹勢,」他自口袋掏出鑰匙開門:「啊!你要飲水否?抵遐訪問嗎?」未等我們回答,他一個箭步向前,逕自把腳踏車挪到陽台,轉身又從架上拿餅乾招待,五十二歲的男人步調明快,像按了加速鍵一樣。找到縫隙,劈頭便問他為什麼要用台語演講?「為了報仇啦,替自己說的台語出一口氣。」
台語的復仇
課堂上課多半說國語,但他心想TED演講面對全世界,機會難得,可以表達對母語的愛,「所有的語言是平等的,只要好好栽培,菜市場和灶腳的語言,也可以正式演講,表達像火箭太空工程這種複雜的事物。」
他一九六四年出生台南安南區農村,五○年代的台灣農村生活幸福各自不同,但貧困極其類似:上面兩個兄哥、三個姐姐,母親四十歲生他,沒有母奶,也買不起奶粉,僅能餵他喝黑糖水,「散赤到被鬼走抓,呷番薯籤呷到驚」。庄腳老父老母不識字,在家講台語,上小學第一天,老師講啥攏聽嘸,考試成績倒數,二年級某天,課堂上突然懂老師講什麼,那次段考,他是全班第二名。
科學家實事求是,半生經歷整理成投影片,求學、成長,無非一段又一段power point:台南一中、台大機械系,「讀冊對我來說,簡單簡單,逐日攏咧(台語玩耍之意),不是打球,就是肖想交女朋友。」高中踢足球,每天抱著一顆足球搭公車上學。因為射球準,可以四、五十米射球,爆發力快,個頭不高,還是入選台大橄欖球隊。
老婆是在台大校園認識,外省家庭長大的中文系女生,「結婚至今,我說我的河洛話,伊講伊的國語,互相尊重。」他說大腦用台語思考最為靈活,其次是英語。出國GRE考字彙,滿分八百他考六百多,當年全台最高,上國中前不知道ABC狗咬豬,但天性善於歸納和分析,很輕易就掌握英語文法的邏輯和秩序。
剝削的農會
在校園裡講台語並不代表具備本土意識。一九八六年,台大學生李文忠推動校園輔選遭退學,於傅鐘下絕食抗議,他的觀感是「那群人呷飽盈盈」。當兵退伍後,他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念航太博士,在台灣同學會裡讀到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腦筋才像爆炸一樣。
雪夜裡讀史明讀到哭,應驗成長過程,原來書中講台灣人的苦難都是真的,「農會真正剝削農民,伊攏放重利欸。細漢時陣,家裡起厝,偕農會借錢,還款到我大學畢業,都未及借的一半,都沒還到本金。彼一時陣,肥料無法自由買賣,比如阮爸爸種稻一百袋,要拿五十袋到農會換肥料,等於抽稅五十趴。」他的思想在此真正轉了彎。
一九九五年才回國,入太空中心服務,隔年便迫不及待展開「5%台譯計劃」,他號召二、三十名同好,每月捐5%的時間或薪水,以漢字和羅馬拼音將《動物農莊》《無花果》等經典翻譯成台語和客語文,每本書首頁下方寫著他們的心願:「ho台灣──新ê獨立ê進步ê文化空間(獻給台灣新的、獨立的、進步的文化空間)」。
一邊忙著開拓文化新鄉土,一邊做著宇宙大夢。他念太空工程,專業是紊流、航太燃燒,「一九九八年入交大,為了生存,走岔了去做電漿」,但他沒忘本,二○○四年,陳水扁政府籌畫「哈比特計劃」(哈比特即賽夏族飛鼠之意),研發載送衛星到太空的火箭,他知道消息,便把擁有火箭專才的好友陳彥升騙回來。
「我們有太空中心,但一直沒有做火箭,以航太來講,若沒有做火箭,就是玩假的,發射火箭才是太空實力的重點,」陳彥升是國家太空中心探空火箭計畫總主持人,早年任職NASA(美國太空總署),他說:「當時吳宗信、林明璋(第二十三屆中研院院士)他們跟我說,台灣要發展火箭,要我回來試試看。」這個傻子放棄一千兩百萬年薪,被吳宗信騙回來,領著一份吃不飽、餓不死的研究員薪水,卻也把吳宗信一群好友拉入火箭領域。
非法的夢想
一枚火箭結合推進、燃燒、導控、電機電池、傳輸技術等相關領域,「發展火箭最大的意義,是提升各領域的技術,是火車頭產業」,吳宗信說當年中科院設計與測試的火箭,由他們來模擬分析,提供給太空中心做參考,「台灣乎阮這群中年阿伯做夢欸機會,我們也要給少年仔做夢的機會。」中年阿伯心中激情燃燒,然而二○○八年,馬英九上任,「哈比特計劃」不了了之。中年阿伯不甘心,索性自己跳下來玩。
那一年,他在交大開設「類蔗糖火箭」(sugar rocket)實作課程,把糖磨成粉結合氧化劑,做成固態燃料,再用大塑膠管等低成本材料,做成小火箭,「我跟學生在學校用烤肉架當發射架,乒乒乓乓,校園的樹都燒掉了。第一次帶學生去新竹香山濕地試射,透早四五點,還被保育員抓到,差一點罰六萬塊。」
二○一二年,他和交大陳宗麟、成大何明字、屏科大胡惠文、北科大林信標,銘傳余仁朋,海大黃俊誠等老師成立ARRC,立志台灣製造的火箭。ARRC今年夏天將射發長八‧八公尺、直徑○‧四五公尺,總重六百公斤的HTTP-3火箭。火箭採混合式推進燃料,預計升空一百公里,這樣的射程,這樣的技術,若成功,將是世界創舉,「火箭推進技術,可分為液態燃料、固態燃料、混合式燃料,液態燃料性能最好,但工程複雜,固態火箭成本低,但也最危險,混合式火箭居中,但安全性、低成本,有機會讓發射火箭的成本由十億,一舉至少掉一位數。」火箭取名HTTP,是北科大、新竹交大、台南成大,屏科大四校縮寫,也是HTTP(超文本傳輸協定)的雙關聯想,象徵該系列火箭的想像空間如網路一樣無遠弗屆。
衛星的戰爭
火箭試射成本估計一千六百萬,他上「貝殼放大」集資網站,募九百多萬,是學界首創,雖至今有六百萬資金缺口,但他老神在在,「捐兩百,捐一百萬都沒關係啦,隨人心意。」不甘心只是掛在學校的研究單位,他企圖將ARRC企業化,「我們做的東西也很拿得出去,但是經費有時陣有,有時陣無,持續七、八年很不容易,假使說預算不夠就放棄真正可惜,學生來來去去的,若不產業化,都沒用。」他說:「危機就是轉機,假使當年政府給我錢,我就會惦惦,不會出來募款,可是出來接觸社會大眾,發現這個市場這樣大,之前待在學院,見樹不見林,可好像小鳥沒東西吃,飛上天空找出路,才發現這個林子這麼美。」
這市場有多大?商業上的小衛星是未來趨勢,從影像到通訊、從農業到環境監控、甚至商業投資都開始運用衛星來管理,SpaceX、Amazon、維珍航空(Virgin Group)等國外企業莫不磨刀霍霍,台灣高科技要轉型、擺脫代工包袱,航太是很好的選擇,而混合性火箭和個人衛星的結合正是台灣下一個機會。他預計在五年內發射自製火箭,運載個人衛星上太空,「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發射小衛星,我不是全球化,我這個叫做宇宙化。」
激情的演說
理工科教授講學不扮高深,問我日劇《下町火箭》看了沒?「你緊看,伊做的代誌就跟我們一樣,不過伊欸故事沒我精彩啦,哈哈!」ARRC故事有沒有日劇戲劇化見仁見智,但男主角阿部寬講話肯定沒有眼前的中年阿伯蕩氣迴腸:「人活到一定的檻站後,會想這世人目標是啥,最開始當然是為了升等,拚命寫期刊論文,但那個不一定跟社會有連結。還好碰到這群好朋友,大家有不同的能力,對台灣有共同的想像。什麼樣的想像?台灣要成為一個國家,一定要有東西。一個政府不管富裕或貧窮,一定要提供一趴仙(1%)比例,乎少年從小時候開始作夢,作夢猶有出路,這是一個基本國家該有格局。」
他的目光如炬,彷彿火箭即將升空,五四三二一,發射。演說又華麗又草根,但那並不衝突,我們的想像力隨著那枚火箭衝向天際,看見台灣、看見東北亞、看見亞洲、隨即掙脫地心引力,衝破大氣層,衝上宇宙。中年阿伯說:「我們絕對不會放棄要離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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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