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S文茜的世界周報精選》劇變浪潮中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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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認為開始整治私企，包括槓桿過高導致房價暴漲的房地產、壟斷的互聯網、及從互聯網跨足金融的支付寶等。
中國在美中貿易衝突時，2019年GDP成長率僅5%-6%，創下新低。
中國政府借鏡1989年日本在廣場協議後四年，房地產泡沫化的危機，決定整治過度膨脹的房地產業：馬上引起恒大地產集團面臨倒閉危機。
在中國，政府正釋出兩個相反的訊息：
1）回到老革命初衷，習近平三訪延安。
2）另一個訊息，中國的資金應該流向對中國有意義的循環經濟，加大消費市場，不能人人背著房貸，讓消費市場停滯。中國互聯網的壟斷已經妨礙中小企業的創新成長，互聯網金融更增加了金融危機。
後者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正確的方向，但擔憂如果沒有制度引導，只以「道德」「愛國」口號，強力進行「第三次分配」，中共可能扼殺了民間創造力，及真正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的民間企業活力。
這等於逆風鄧小平，走改革開放政策的回頭路。
劇變中的中國，在本週，一度誘發全球股災。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則認為，恒大還不是中國大陸的「雷曼時刻」，但可能是泡沫爆破危機將至的前兆。
克魯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表示：恒大並非另一個雷曼，衍生的任何衝擊都「可控」——但是，當年美國官員也用這個措詞淡化了次級房貸的影響。
他個人看法是，即使恒大並非「雷曼時刻」，也不表示一切安然無事。
恒大危機顯示中國可能正在歷經日本1989年的「babaru時刻」。
「babaru」是日文外來語，譯自英文的「bubble」（泡沫）。1989年日本遭遇「泡沫經濟」（日本人稱之為「babaru economy」）。
當時許多房地產資產價格狂飆，尤其商用不動產，最後全面崩跌。
克魯曼指出，日本資產泡沫爆破並未導致金融崩潰，但從此開啟了一段漫長的經濟停滯時期至今。
如同泡沫年代的日本，現在中國的經濟也嚴重失衡：消費支出疲弱，投資水平卻極高。投資支出占GDP比率超過40%，對一個人口成長快速（尤其數百萬名鄉村居民湧入城市）、技術進步急起直追富國的經濟體而言，或許是合理的；但中國在整體技術水平上，仍落後西方和日本，生產力也在趨緩。
這意味著投資報酬將遞減；中國必須轉型至不同的模式。克魯曼認為北京高層明白這點，但調整的腳步太多顧忌，仍然繼續以注資掩蓋問題—— 這麼做，無可避免地將導致恒大或是其他的債務崩潰。
克魯曼的結論是：中國或許能像以往那般粉飾太平，讓恒大事件船過水無痕；但財政破綻只是遲早的問題。
恒大也許還不是中國政府終極考驗的關鍵時刻，卻是那個時刻將至的前兆。他説：天曉得中國有沒有像日本那樣的社會凝聚力，讓經濟慢慢、柔和地減緩，而不引發社會與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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