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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動儀能否預測地震

【地動儀惹了誰？千年後遇輿論震動】

　　地動儀根本無法預測地震，國民自信轟然倒塌變笑話、「國寶級發明被證明是騙局」、「教科書騙了我幾十年」……這幾天，那只寄寓先民智慧的地動儀，在千年後遭遇了一場「輿論震動」。
　　
　　筆者20多年前上小學，課文中並未說地動儀能預測地震，而是地震發生後，能及時判斷方位。又遍查如今中小學課文，無論是人教版，還是其他省市版，關於地動儀的描述均為：「是世界上最早測定地震方位的儀器」，而非「預測」。
　　
　　而且，如果單憑「課本中地動儀是後人復原的模型」，就認定地動儀沒用，照此邏輯：課本中秦皇漢武畫像都是後人復原的，所以，整部中國歷史都是假的？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的地動儀科學與否，理應在專業刊物上由科學家來回應。如果尚無定論，就動輒訴諸大眾媒體，並拿大家熟悉的教科書「開刀」，則往往會在公眾科學文化素養相對不高的當下，造成認知的混亂。
　　
　　回過頭來看，這則新聞不過是「炒冷飯」。早在幾年前，有科學界的所謂「打假達人」，就把地動儀和中醫，都踢進「偽科學」的範疇，「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之類言之鑿鑿，也頗有市場。科學需要質疑精神，但得有理有據，如果大而化之、為了質疑而質疑，不禁會讓人質疑其動機來。
　　
　　這一現象，並非孤例。近年來，教科書批判熱層出不窮，而首當其衝的是語文和歷史課本。在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語文和歷史教科書，都擔負著敘述民族國家起源、建構核心價值的重任。這並非說教科書就不能反思、不用修改，因為時代在變，觀念在變。事實上，從2001年教材的壟斷局面被打破後，各地教材內容與時俱進，百花齊放。這之中，也有不少為了改而改，三五年就一大改，唯恐背上「保守」之名，卻讓不少師生無所適從。其實，保持教材適當的穩定性，與教材改革，同等重要。
　　
　　而且，任何一本教材，難免都有其局限性。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數學課本中，不少與計算新中國成立前地主如何剝削人民有關。再比如，有人指出一些歷史課本中，歷代皇帝長得差不多，不過是同一頭像，換了不同的服飾罷了。這些自然都需要更新、修訂。
　　
　　但有一些批評，往往啼笑皆非，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有的認為《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太暴力太血腥，與法制社會背道而馳，該撤；有的認為朱自清《背影》中，父親翻越欄杆送桔子，違反了交通規則，該撤；有的認為《愚公移山》中愚公太蠢了，為什麼不繞過去呢？有的認為陶淵明是個不稱職的男人，老婆孩子都餓着，還死要面子「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之中，固然反映了思想的多元化，但通過所謂一些專家之口和媒體廣為傳播之後，則流毒匪淺。
　　
　　這些觀點不僅喪失了歷史固有之同情，而且淪落為庸俗的求證主義、批判主義，瓦解着中華民族反抗精神、獨立精神、奮鬥精神、親情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根基。按此邏輯，不少文學和歷史，都可以順理成章地被顛覆：比如李白就是個騙子，誰的白髮，能有三千丈呢？
　　
　　如此質疑，不要也罷。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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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 #中國歷史 #張衡 #地動儀 #地震

*這是台灣最權威的古典音樂樂評家焦元溥，也是倫敦國王學院音樂系博士，聽完陳毓襄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寫下的樂評。

上回在衛武營聽陳毓襄彈奏Rachmaninoff 3時，焦元溥坐在我身旁，曲罷時，我驚嘆不已，回頭看元溥，他更激動地説不出話，好似要掉淚，好似不只如此。

他們彼此相識已三十年，焦元溥從高中時期一路崇拜陳毓襄。後來陳毓襄在波哥雷里奇大賽得了冠軍。之後夫婦又收她為弟子。在波哥雷里奇夫婦教導之下，陳毓襄被要求當一個好罁琴家，就是要奉獻藝術，不要到處比賽，不刻意求名利、包括掌聲。幾次波哥雷里奇不能演出時，另一個老師也是波哥雷里奇的太太會建議找陳毓襄上場：波哥雷里奇始終Say No！

他疼愛陳毓襄，但希望她可以不要太快出名，迷失於掌聲。好像一種武林學派，必須靜心山中苦修苦練，到中年時仍能不斷突破，才能「下山」，成為真正大師級鋼琴家。

昨晚聽陳毓襄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結束後我們倆人都説不出話來。

這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曲子，在陳毓襄的指尖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浪漫。我們不想點名，但在我們腦海裡有好幾位國際巨星級的鋼琴家皆曾演奏相同曲目，但我們都認為陳毓襄超越了這些國際巨星。

*焦元溥這幾個月來已經聽了她演奏布拉姆斯第一號、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還有李斯特全本《超技練習曲》(半私人場)，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但這場還是令他震懾。

他説：太久太久沒有聽到這首協奏曲被彈成這樣：風馳電掣的速度加上極其巨大的音量，卻又維持音色的美質。當陳毓襄演奏幾段著名的八度獨奏時，感覺附近聽眾都不由自主地往後仰(真的是音浪太強)。無論強音弱音，該清楚的每個音都清楚，包括繞指頭的難纏小音符。

第三樂章第二主題最後以管弦總奏與鋼琴出現時，今晚是焦元溥此生聽這首曲子現場演出中，唯三鋼琴家能彈出漂亮音色，聲響又能完全穿透樂團而出的演奏(前兩場是Grigory Sokolov和陳毓襄的老師Ivo Pogorelich)。

磅礡壯闊與精雕細琢可以合而為一，衆人不管內行外行都聽到目瞪口呆。

她起音一絲不苟，下手直接果斷、沒有任何妥協。強大的音樂能量，讓她的詮釋具有雄辯滔滔的說服力，而她對歌唱樂句的琢磨以及在旋律線條中流露的柔情，又能平衡其技巧所帶來的震撼。

*回想陳毓襄的老師老是要她等一等，繼續苦練，好像知道會有那麼一天，某一刻，她自然會征服眾人的耳朵！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陳毓襄創下臺灣歷史紀錄：各大交響樂團演奏邀約不斷，票房又全售罄。不必靠商演、商業集團送票，⋯⋯在疫情持續的2020-2021，台灣成為世界音樂之都，而我們忘記了時間，只在追星陳毓襄，一首又一首的協奏曲中，沈浸、喜悅、衝擊、陶醉、享受一個孤苦年代中奢侈的古典音樂之美。

音樂本身的衝擊當然不是惟一。

聆聽演奏之外，陳毓襄也分別啟發了我們的人生。

我總是工作比他人認真，以為自己奉獻不求回報：遇到陳毓襄這位音樂苦行僧，卻永遠亮麗、典雅笑著，從不訴苦，不道音樂界長短，不外求虛名。而她的面貌愈老卻愈美，每日苦練八小時鋼琴的結果，身材也愈來愈結實。她總是彈得滿身大汗，用老師教她的獨門呼吸運氣法推音，她的手也因此不會受傷，那個力道來自於她修練近三十年的內力，而非敲琴。

陳毓襄本是一個有特殊天分的鋼琴家，但她從來沒有放過自己，以此為滿，她不斷學習，從不間斷的努力與意志力，持續自我鍛鍊，到現在已經50歲的她，琴藝仍在進步，不斷探索走入鋼琴功夫最高深的秘境。

*我和元溥都説她的典範，逼問我們也回過頭來審視自己，想想自己，我們的人生還能做什麼，是否能為自己做到全力以赴？

*她不只是一名音樂天使，更是令人感動的藝術探索家。

終生，不間斷，不求虛華回報的藝術家。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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