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團結抗疫，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縣府昨日公告入境強制快篩措施，遭中央函告無效。今日一早縣長也火速至航站舉辦記者會，森堡認為在疫情嚴峻的當下，中央或地方於法、於理都是為了落實防疫，以保障人民健康、生命為念，不應過度透過媒體放話，而忽視體制內溝通的必要。

疫情瞬息萬變，如同一早陳玉珍立委所建議的，縣府應儘速依相關法規提具因應計畫，完備申請程序。畢竟，這場抗疫的無聲戰場上，我們所共同面對的敵人—是「病毒」，不是彼此。

由於目前縣府相關因應措施的資訊並未完整公開，森堡不清楚縣府有無針對快篩有可能出現的狀況，盤整計畫提出應變措施。對此，森堡在諮詢相關專業意見後，提出幾點建議予鄉親及縣府各單位思考：

一、 #建立完密防疫部署SOP：

在疫病盛行率低的地方，偽陽性極高，快篩只適合設置於盛行率高的熱點，金門的醫療現況本就捉襟見肘，若沒有相關配套措施，不僅會浪費醫療量能，也會排擠其他急重症資源，陷居民的健康於危境。縣府如規劃將快篩作為防疫重要措施，請至少需完備下列舉措：

1. 快篩點應以松山、台中、台南、高雄機場作為優先考量

2. 若規劃設置於金門機場前，應請中央立刻協助完備部立金門醫院篩檢量能

3. 所有協助快篩採檢人員及其家屬（含後續協助的醫護、警消人員等），都應完成疫苗施打，縣府不能令第一線防疫人員暴露染疫風險之中

4. 輕症集中檢疫之規劃

5. 重症資源的盤點與公開

6. 八大場所查禁

7. 遠距上班分艙分流

8. 衛教民眾社交距離與防疫概念（戴口罩），並請嚴格執法

9. 儘速向中央爭取足夠疫苗配額，落實全島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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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要求往返台金人員，有相關症狀者請勿搭機，遊客於金門機場入境時，須填具 #自主健康聲明（登載來金事由、入境離境時間、居住場所、預計交通工具等事項，可納入觀光處App系統內，方便後續回溯）和領取 #自我監測告知書，完整告知地區相關防疫規定，並於完成自主健康聲明書後，配送「有顏色的易於 #識別手環」，手環需註明入境日期，並於離境時繳回（若入境超過14天，則於佩戴滿14日繳回指定場所）。

好處是提醒大家對於配戴「有顏色的手環」者要有足夠的社交距離，來就醫時直接就知道有往返台金史，為鼓勵這樣的行為可設置相關獎勵措施，例如於金門離境時繳回可領取贈品（金酒防疫酒精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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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與縣內所有觀光業者達成共識，共同呼籲這段時間 #暫停全民旅遊。

以上一些意見，請縣府及各位好朋友參考，認同的也請協助轉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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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堡也藉此機會，呼籲中央能正視金門醫療量能不足的問題，快篩無法解決病毒，應儘速提高金門疫苗配額，以完善金門防疫，再次感謝所有堅守崗位的每一位防疫勇士！

抗疫之戰，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彼此，一起加油，感謝！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躍動金門-楊鎮浯
陳玉珍 珍愛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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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新冠肺炎疫情資訊：https://senpowithkinmen.wixsite.com/kmcovid19info

事隔多年，記憶果然無法像風。女兒所受到的傷害，至今依然沒辦法完全癒合；常常在路上走著、走著，就驚嚇地錯覺當年施暴者仍如影隨形。

霸凌絕非只是單純的孩子欺負孩子的問題，它的成因，彼此牽絆，家庭的、學校的、社會的，千絲萬縷，不容易釐清。

據我的觀察，這些加害者多半是失歡的孩童。所謂「失歡」，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或是家長無暇管教、關愛的小孩；當然也有低成就的學生，因為在課業上無法得到肯定，就另謀出路，在拳腳上下工夫；也有些是由被霸凌者轉為加害人的。

摘錄自《#接住受苦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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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我一向關注霸凌議題，也常在版面上分享相關文章。不管是案例，還是如何應對，大致上都重複提了幾次。

但看廖老師這本書，看到母女都面對了霸凌，包括關係霸凌、言語霸凌、肢體霸凌，我感覺非常心痛。

被霸凌的經驗，可以是一輩子的痛，甚至可以嚴重到成為創傷。我跟家長與孩子一起面對的時候，常常一起進入無力、無奈的狀態。但這並不是簡單的事，常常我們也沒足夠的時間，把暗潮洶湧的情緒談清楚。

像是我遇到有孩子，遇到霸凌事件，內在會有一股對父母的氣惱。這是在互動比較深入之後，才討論到的情緒。在澄清之後，這股怒氣的緣由，類似「為什麼父母沒有好好保護我？！」

我再強調一次，我不認為面對創傷，是大多數人做得到的事。所以我很謝謝廖老師的努力，也心疼廖老師女兒的遭遇，光是用文字把這件事寫出來，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喜歡周志建心理師在新書中的一句話，想給各位朋友參考，摘錄於此：

「童年的創傷沒有過，你的日子就不會好過。」

祝願您，能試著在有能量的時候，面對過去；沒能量的時候，現在的日子過得去就行，專注當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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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記憶像風

【文/ 廖玉蕙】

我的女兒上國中，除了學校課業不甚理想外，她開朗、乖巧、體貼且善解人意，我們雖然偶爾在思及「優勝劣敗」的慘烈升學殺伐時，略微有些擔心外，整體而言，我們對她相當滿意，尤其在聽到許多同輩談及他們的女兒如何成天如刺蝟般地和父母唱反調、鬧彆扭時，外子和我都不禁暗自慶幸。

去年暑假，考高中的兒子從學校領回了聯考成績單，母子倆正拿著報紙上登載的分數統計表，緊張地核算著可能考上的學校，女兒從學校的暑假輔導課放學，朝我們說：

「事情爆發了！」

女兒每天放學總是一放下書包便跟前跟後的和我報告學校見聞，相干的，不相干的。這時候，大夥兒可沒心情聽這些，我說：

「別吵！先自己去吃飯，我們正在找哥哥的學校。」

飯後，核算的工作終告一個段落，長久以來，因為家有考生的緊繃情緒，總算得到釋放，我在書房裡和兒子談著新學校的種種，女兒又進來了，神色詭異地說：

「事情爆發了！老師要你去訓導處一趟。」

才剛放鬆下來的心情，在聽清楚這句話後，又緊張了起來。在印象中，要求家長到訓導處，絕非好事，我差點兒從椅子上跳起來，問：

「什麼事爆發了？為什麼要去訓導處？」

女兒被我這急慌慌的表情給嚇著了，她小聲地說：

「我在學校被同學打了，那位打人的同學另外還打了別人，別人的家長告到學校去……反正，我們老師說請你到訓導處去一趟。你去了，就知道了啦！」

這下子，更讓我吃驚了！一向彬彬有禮且文弱的女兒，怎麼會捲入打架事件？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怎麼從來沒聽她提起？我們怎麼也沒發現？

「是前一陣子，你到南京去開會的時候。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在和式房間看書，爸爸看到我的腳上烏青好幾塊，問我怎麼搞的，我騙他說跌倒的，其實就是被同學打的，我怕他擔心，沒敢說。」
「同學為什麼要打你呢？你做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怎麼讓人給打了，還不知道原因。事有蹊蹺，當天傍晚，我在電話中和導師溝通，更震驚地發現，毆打不止一回，女兒共被打了四次。據導師說，這是群毆事件，領導者有三位，三位都是家庭有問題的女孩子。其中一位經常扮演唆使角色的R，與外婆同住，外婆當天被請到訓導處時，還拍案怒斥訓導人員誣衊她的孫女。遭受不同程度威脅或毆打的女孩有數位，其中，以我的女兒最慘，十天之內，被痛打四回，導師希望我到訓導處備案，以利訓導作業。放下電話，我覺得自己的手微微發抖，我不知道，一向聒噪且和我無話不說的女兒，在我遠遊回來多日中，怎能忍住這麼殘酷悲痛的事件而不透露半點風聲。我因之確信她一定遭遇到極大的壓力，果然不出所料，在外子和我款款導引下，她痛哭失聲，說：

「K威脅我，如果我敢向老師和爸媽告狀，她會從高樓上把我推下去，讓我死得很難看！」

我聽了，毛骨悚然。女兒接著補充說：

「何況，我也怕爸、媽擔心。」

我止不住一陣心酸。平日見她溫順、講理，不容易和別人起衝突，也忽略了和她溝通類似的校園暴力的應變方法，總以為這事不會臨到她頭上，沒想到溫和的小孩，反倒成了暴力者覬覦的目標。而最讓人傷心的，莫過於沒讓小孩子對父母有足夠的信任。

和外子商量過後，我們決定暫緩去訓導處備案，因為，除了增加彼此的仇視外，我們不太相信，對整個事件會有任何幫助，我們決定自力救濟。當然，這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我們都不認為十三、四歲的孩子會真的壞到哪裡去，多半是一時糊塗。尤其是知道這些孩子全是出自問題家庭，想來也是因為缺乏關愛所致，亦不免讓人思之心疼。於是，我想法子找到了主事的三位學生中的兩位T、R學生的電話號碼，K同學並非女兒的同班同學，據云居無定所，且早在警局及感化院多次出入。

當我在電話中客氣地說明是同學家長後，接電話的R的外婆，隨即開始破口大罵訓導人員的無的放矢，任意誣衊，足足講了數分鐘，言詞之中充滿了敵意。我靜靜聆聽了許久後，才誠懇地告訴她，我並非前來指責她的孫女，只是想了解一下狀況，外婆猶豫了一會兒，大聲喝斥她的孫女說：

「人家的家長找到家裡來了啦！」

電話那頭傳來了模糊的聲音，似乎是女孩不肯接電話，外婆粗暴地說：

「沒關係啦！人家的媽媽很客氣的啦！」

小女孩自始至終否認曾動手打人，我原也無意強逼她認錯，只是讓她知道，家長已注意及此事，即使未親自參與毆鬥，每次都在一旁搖旗吶喊也是不該。

第二位的T在電話中振振有辭的說：

「她活該。為什麼她功課不好，我功課也不好，可是，老師每次看到她都笑咪咪的，看到我卻板著臉孔，我就不服氣。」

如此的邏輯，著實教人啼笑皆非。我委婉的開導她：

「你如果看我女兒不順眼，可以不跟她一起玩；如果我女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告訴她改進，或者告訴老師或我。不管如何，動手打人都不好，阿姨聽說了女兒挨打好心疼，換作是你挨揍，你爸媽是不是也很捨不得的呀！」

T倔強地回說：

「才不哪！我爸才不會心痛，我爸說，犯錯就該被狠揍一頓。」

後來，我才知道，T在家動輒挨打，她爸打起她來，毫不留情。

當我在和兩位女孩以電話溝通時，女兒一旁緊張地屏息聆聽，不時地遞過小紙條提醒我：

「拜託！不要激怒她們，要不然我會很慘。」

我掛下電話，無言以對。

兩位女孩都接受了我的重託，答應我以後不但不再打女兒，而且還要善盡保護的責任。我相信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是會信守承諾的，她們有她們的江湖道義，何況，確實也沒有什麼嫌隙。

事隔多日的一個中午，女兒形色倉惶的跑回家來，說是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K，在逃學多日後，穿著便服在校門口出現，並揚言要再度修理女兒，幸賴T通風報信並掩護由校園後門逃出，才倖免於難。看著女兒因過度緊張而似乎縮小了一圈的臉，我不禁氣憤填膺。這是什麼世界，學校如果不能保護學生的安全，還談什麼傳道、授業、解惑！

我撥電話到學校訓導處，訓導主任倒很積極，他說：「我剛才在校門口看到K，我再下去找找，找到人後，再回你電話。」

過了不到十分鐘，電話來了。我要求和K說話。我按捺住胸中怒火，K怯生生地叫「蔡媽媽」，我心腸立刻又軟了下來。這回，我不再問她為什麼要打人了，我慢慢了解到這些頭角崢嶸的苦悶小孩打人是不需要有什麼理由的，瞄一眼或碰一下都可以構成導火線。我問她：

「聽說，你一直沒到學校上課，大夥兒都到校，你一個人在外面閒逛，心裡不會慌慌的嗎？」

女孩兒低聲說：

「有時候會。」
「為什麼不到學校和同學一起玩、一起讀書呢？」
「我不喜歡上課。」
「那你喜歡什麼呢？……喜歡看小說嗎？」
「喜歡。」

我誠懇地和她說：

「阿姨家有很多散文、小說的，有空和我女兒一起來家裡玩，不要四處閒逛，有時候會碰到壞人的。」

女孩子乖乖地說了聲「謝謝」，我沉吟了一會兒，終究沒提打人的事。嘆了口氣，掛了電話，眼淚流了一臉。是什麼樣的環境把孩子逼得四處為家？是什麼樣的父母，忍心讓孩子流落街頭？我回頭遵照訓導主任的指示，叮嚀女兒：

「以後再有類似狀況，就跑到訓導處去，知道嗎？」

女兒委屈地說：

「你以為我不想這樣做嗎？她們圍堵我，我根本去不了。」

過了幾天，兒子從母校的操場打球回來，邊擦汗邊告訴我：

「今天在學校打球時，身後有人高喊K的名字，我回頭看，遜斃了！又瘦又小，妹妹太沒用了，是我就跟她拚了。」

女兒不服氣地反駁說：

「你別看她瘦小，那雙眼睛瞪起人來，教人不寒而慄，好像要把人吃掉一樣，嚇死人哪！」

事情總算解決了，因為據女兒說，從那以後，再沒人找過她麻煩，我們都鬆了口氣，慶幸漫天陰霾全開。

今年年初，時報舉辦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一連兩天，我在誠品藝文空間參與盛會。那夜，回到家，外子面露憂色說：

「很奇怪哦！女兒這個星期假日，成天埋首寫東西，畫著細細的格子，密密麻麻的，不知寫些什麼，不讓我看。」

夜深了，孩子快上床，我進到女兒房裡和她溝通，我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和我說，她起先說沒有，我說：

「我們不是說好了，我們之間沒有祕密嗎？」

女兒從書包裡掏出那些紙張，大約有五、六張之多，前後兩面都寫得滿滿的，全是她作的噩夢和那回被打的經過，像是在警察局錄口供似的，我看了不禁淚如雨下，差點兒崩潰。原先以為不過是小孩之間的情緒性發洩，沒想到是如此血淋淋的校園暴力。

……

女兒細細的小字寫著：

第一次：那一天是星期五，十五班的K跑來，叫我放學後在校門口等她。下課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門口等我，還噴了香水。她把我騙到隔壁興隆國宅二樓，我才放下書包，一轉身，她就變了一個臉，凶狠地問我一個我聽不懂的問題，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就打了我好幾個耳光，我愣了一下，她打我？我真是不敢相信？我和她無怨無仇，她為什麼打我？我跟她扭打在一起，她拉我的頭髮，我扯她衣服，她抓住我的頭髮把我丟出去，我整個跪到地下，也就是所謂的「一敗塗地」，她把我從地上拉起來恐嚇我「你要是敢講出來，我就把你從樓上推下去」，我怕得要命，因為氣喘病發，正喘著氣，突然從圍觀的人群中跑出來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女人對我吼：「你還喘！喘死啊！」說完，又給我一個耳光，我整個人又跪到地上去。我因為害怕，什麼都聽她的。出了國宅，我真的忍不住哭了！我哭的原因是因為我好膽小，而且我不甘心啊！我竟然就這樣傻傻地被她打！她還說我說話很屌，屌是什麼意思啊？我從來沒有這樣屈辱過，連爸媽都從來沒有打過我啊！她憑什麼打我？我恨死她了，我生平沒恨過什麼人，我發誓與她勢不兩立。

第二次：暑期輔導中午，K突然從校外跑來（她沒有參加輔導），約我去國宅十二樓talk talk，我很膽小，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她去，一到十二樓，她就說：「上次你扯我衣服，害我整個曝光，你今天是要裸奔回去？還是被我打？」她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我考慮了一下，就選擇挨打。她打人很奇特，不只是打臉，連後腦勺一起打，我被她打得臉熱辣辣的，腫得像豬頭皮似的，我實在痛得受不了了，請她等一下。我用手往牙齒一摸，手上都是血！她凶狠地說：「今天饒了你，算你走狗運！」走的時候，又恐嚇我不准講，要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第三次：這一次本來是要找班上另一位同學的麻煩的，那位同學跑了，所以就找我。她們又問我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問一句，揍我一下，這一次真的很慘，T、K二人連打帶踢地弄得我全身是傷，膝蓋上一大塊青腳印，久久不消。這次，嘴巴又流了好多血，啊！我真是沒用啊……

第四次：這次是在參觀資訊大樓時，T把我堵到廁所裡，又是拳打腳踢……
K：我到底是哪裡讓你看不順眼，為什麼一定要動手打人呢？這樣你又有什麼好呢？這樣打人是要被……

有一天我夢到我當上了警察，我們組長要我去興隆國宅抓兩名通緝犯，一是K，一是T，我到興隆國宅時，果然看到她們又在打人，我立刻上前制止，趁機從背後將K的雙手反扣，交給同事帶回局裡；再轉身冷冷地朝T說：「我這一次放你走，希望你改過，別讓我再抓到，不要讓我失望。」她問我：「你到底是誰？」我把證件拿給她看，她嚇了一跳，馬上向我下跪……

前兩天我又夢到K，她完全失去了凶狠的眼神，變得脆弱不堪，我勸她：「回家去吧！再不回家，妳媽要得相思病了！」K問我是誰？我告訴她，我就是以前被她打三次的人，我勸她改過向善，並幫她找回了媽媽，她高興地流下了眼淚……
…………

……

我一邊看，一邊流淚，這才知道，我們的一念之仁是如何虧待了善良的女兒。那樣的暴行對她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而那些施暴的孩子的行徑，著實可用「可恨」或「可惡」來形容。我必須慚愧的承認，如果我早知道那些孩子是如此殘忍地對待我的女兒，我是絕不會那樣委曲求全地去和行凶者打交道的，我也深信，沒有任何一個母親會加以容忍的，我是多麼對不起女兒呀！

可是，事隔半年，為什麼會突然又舊事重提呢？

「不是答應過媽媽，把這件事徹底忘掉嗎？」
「最近考試，老師重新排位置，那兩位曾經打我的T、R同學，一位坐我左邊，一位坐我前面，我覺得好害怕！雖然她們已經不再打我了，可是，我想到以前的事，就忍不住發抖……」

我摟著女兒，心裡好痛好痛，我安慰她：

「讓我去和老師商量，請老師掉換一下位置好嗎？」

女兒全身肌肉緊縮，緊張地說：

「不要！到時候她們萬一知道了，我又倒楣了。我答應你不再害怕就是了！」

外子和我徹夜未眠，不知如何是好，女兒柔弱，無法保護自己，強硬的手段，恐怕只會給她帶來更大的傷害，我們第一次認真地考慮到轉學問題。一連幾天，我打電話問了幾間私立教會學校，全說轉學得經過學科考試，篩選十分嚴格。想到女兒不甚理想的學科成績，只好怏怏然打退堂鼓，上帝原來也要檢選智慧高的子民，全不理會柔弱善良的百姓。我在從學校回家的高速公路上，望著前面筆直坦蕩的公路，覺得前途茫茫，一時之間，悲不自勝，竟至涕泗滂沱。

正當我們幾乎是心力交瘁時，女兒回來高興地報告：

「老師說，下禮拜又要重新排位置，媽媽不要再擔心了……媽媽，真是對不起。」

那夜，我終於背著女兒和導師聯絡，請她在重換位置時，注意一下，是不是能盡量避免讓她們坐在一塊兒。老師知道情況後連聲抱歉，並答應儘快改進，臨掛電話前，導師說：「你那女兒實在可愛，她一點也不記仇，上次班際拔河比賽，她拚命為T加油，我一旁看著她喉嚨都喊啞了，臉紅嘟嘟的……我有時候上了一天課，好辛苦，偶爾上課時，朝她的方向望過去，她總不忘給我一個甜甜的笑容。蔡太太，你也是當老師的，應該會知道，那種窩心的感覺，當老師的快樂不就是這樣嗎？真是讓人心疼的孩子！」

第二天傍晚，孩子放學回來，我聽從導師的建議，和女兒一起到七樓陽台上把她寫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紙條全燒光，希望這些不愉快的記憶隨著燒光的紙片兒灰飛煙滅。

紙片兒終於燒成灰燼！我轉過身拿掃把想清掃灰燼時，突然一陣風吹過來，把紙灰一股腦兒全吹上了天空，女兒惘然望著蒼天，幽幽地說：

「如果記憶像風就好了。」

記憶真的會像風嗎？

……

注記:記憶終究沒有能夠像風

校園霸凌現象，終於在事態日益嚴重及媒體持續的追蹤報導後，引起教育部及監察院的注意。其實，所謂的霸凌事件由來久矣，學校束手、家長絕望，許多的受害者籠罩在受害的陰影下度日，早已不是新聞，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十六年前，女兒甫上國一時，我就用這篇〈如果記憶像風〉的文章，敘寫女兒在學校被霸凌的經過，飽嘗拳打腳踢滋味的女兒期望那些可怕的記憶能像風一樣消逝無蹤。當時，在暗夜中，我含著眼淚，用著顫抖的手，一字一句寫下被害經過及我們當時的處置方式，內心淌血，感覺孤立無援。多麼希望那些文字能引起教育單位的注意，後來證明只是徒然。身為教育工作者，從來沒有一刻像當時那般感到挫敗、束手。連女兒都保護不了的人，還談什麼教育別人的孩子！我甚至因此有些自暴自棄。

事隔多年，記憶果然無法像風。女兒所受到的傷害，至今依然沒辦法完全癒合；常常在路上走著、走著，就驚嚇地錯覺當年施暴者仍如影隨形。想到一向以為最安全的校園，竟然淪為暴力相向的場域，就讓人感到惶惑不安。據報載，全國校長協會呼籲，教育部應修正「學生輔導管教辦法」，賦予學校教師合法、合理管教權，並與內政部等單位協調，將家長的相關責任納入，政府、學校、家庭一起合作，才能將霸凌趕出校園。聽到這樣的消息，真是讓人沮喪！校長想到的居然只是擴充所謂的「管教權」。暗示大眾只要老師擁有「合法、合理」的管教權，就能將這些霸凌的學生制服；甚至有人建議將霸凌的學生隔離、轉學，這真是愚蠢又可怕的想法！什麼叫「合法、合理的管教權」？這是體罰復辟的意思嗎？是發給每位老師一把槍作為威嚇之用嗎？還是誰不乖就將他逐出校園？逐出之後呢？施暴學生轉移陣地，未來不還是社會的問題嗎！

霸凌絕非只是單純的孩子欺負孩子的問題，它的成因，彼此牽絆，家庭的、學校的、社會的，千絲萬縷，不容易釐清。據我的觀察，這些加害者多半是失歡的孩童。所謂「失歡」，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或是家長無暇管教、關愛的小孩；當然也有低成就的學生，因為在課業上無法得到肯定，就另謀出路，在拳腳上下工夫；也有些是由被霸凌者轉為加害人的。這些學生的行為固然可恨，但孰令致之？才是值得我們大人好好思考的。

社會沒有提供祥和的氣氛，大人沒有做出良好的榜樣，動輒洗門風、動私刑；媒體新聞為追逐視聽、閱報率，著意追逐腥羶色；電影及書本的分級制度沒能徹底執行，讓仍在是非邊緣猶疑的年輕人，輕易接觸血腥暴力作品，錯認糾眾結黨的行兇者為英雄；而我們的某些不肖的民意代表為求取選票，常常罔顧是非曲直，任意關說，干涉公權力的行使，間接姑息養奸；另外，那些學子們所崇拜的所謂綜藝偶像，不時在節目中用言語羞辱弱勢來賓，又何嘗不是另類霸凌？……在這樣的氛圍下，學校不言「教」，卻逕自要求擴充「管」！讓「管教權」凌駕教育最終極的目標—讓學生得到應有的溫暖指導及智育之外的德、體、群育的肯定，我以為這樣的威權思考，只會讓問題雪上加霜。

不可否認的，許多家長不盡成熟，難以依賴；經過專業訓練的老師被寄予厚望，也是自然的事，理應率先釋出善意，補家庭教育之不足。老師若能將眼光從優秀、出色的學生身上挪出些許給那些在家庭中失歡、在課業裡受挫的孩子，也許才是上策。我這不是唱高調，因為唯有這些孩子的心靈得到溫慰，學校沒有放棄他們，才能保護校園內其他的學生。而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受到多方肯定，也有正確的人生觀，甚至不乏溫暖的家庭支援；老師的調教，充其量讓他們在考試時，從第二志願躍入第一志願的學校，一、兩個志願之差，在人生行道上影響甚微；重要的是，搶救那些正在歧路上踟躕、徘徊的靈魂。他們一失足，就成可怕的未爆彈；一得到救贖，可能成為社會的中堅。唯有老師發揮愛心、耐心，並加強輔導技巧的訓練培養，從根本的關愛做起，才是可行之道。

《如果記憶像風》在成書後的十四年重新出版，我的女兒業已離開校園，進入社會。然而，記憶終究沒有能夠像風，陰影依然纏繞。我多麼希望這次八德國中所暴露的駭人聽聞的霸凌行為，除了引起廣泛追蹤報導與社會關注外，教育當局也能體察事件的嚴重性，想方設法提出嶄新的策略，讓學校教育有效地彌補家庭教育之不足，讓失歡的孩子因為學校的關懷與肯定，心靈得到適度的撫慰，因之變得心平氣和，霸凌行為得以從此在校園裡絕跡，則學生幸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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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錄自
《#接住受苦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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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