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剌加與華人海商｜知史百家
安煥然
2005年6月，恩師，台灣成功大學的陳信雄教授，以及盧泰康學長來馬出席鄭和學術研討會。陪兩人到馬六甲一遊，並在星洲日報專欄作者歐陽珊的引領下，我們在馬六甲河口，當時正裝修著的鄭和文化館看到了大量中國陶瓷破片。這些瓷片多數是明代中晚期的器物，有些甚至是明朝正統、景泰、天順年間屬於「明代空白期」的器物，而且盡乎是出自中國民窑的民間商品。其量多款豐，令人大開眼界。（詳見歐陽珊《到馬六甲看碎瓷》，星洲日報星洲廣場《笑看古城》專欄，2005年10月30日）。
明朝中葉以後，中國海洋政策轉趨緊縮。為了防御倭寇，閉關鎖國，中國政府一再重申海禁政策，嚴禁商民下海私自貿易。因而，這些瓷器，究竟是如何到來這裡的呢？
其實，朝貢貿易，以及明廷使臣的賫賜貿易，只是「馬中貿易」的一部份。在朝貢體制之外，尤其是15世紀中期以後，逐漸擴大的中國民間走私帆船貿易，更是滿剌加對中國貿易的另一主要途徑。而且，與當時東南亞諸國一樣，滿剌加朝貢中國的貢使、通事，不少是由流寓於海外的華人充任的。他們常常依附在朝貢體制內進行「私貨」的貿易。
這些人當中，《明實錄》有名姓記載的，就有景泰年間的馬貴，正德初年的亞劉（蕭明舉）、彭萬春。這三人都是因為他們以滿剌加「貢使」身份來中國朝貢，發生事端，賄賂官員、劫害同僚，才被記錄下來其事跡。相信未記錄者，還有更多。
在海禁政策之下，當時的中國人是不能隨意下海經商的。因而，對中國朝廷而言，這些流寓於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海商，往往被視如「海賊」。那些擔任海外諸國貢使的海外華人，也被視為「以罪叛入其國」的「無恥之徒」。
誠如（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言：「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國之人，皆我華無恥之士，易名竄身，竊其祿位者。蓋因去中國路遠，無從稽考，朝廷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不暇問其真偽，射利奸氓，叛從外國益眾。」
然而，利之所在，趨之若鶩。中國閩粵沿海商民在明中葉以後，常常是「犯禁」出海。從客觀形勢看，宣德十年（1435）以後，明朝官方大規模遠航活動停止，官方的朝貢機制趨向緊縮。但正統後期（1444年後）中國商民私自出海者卻開始增多，至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更為發展。其勢雖然不如嘉靖以後之壯大，已是16世紀中國民間海洋勢力之先聲。他們私自建造帆船出海，以中國的絲綢和陶瓷，交易東南亞各地的香料。根據葡萄牙人的文獻記載，當時從滿剌加「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
這些「犯禁」出海的華商，主要是以暹羅為其海貿的重心。因為暹羅給予華人海商享有相當優惠的待遇（一般商船得交22.2％的商稅，華船只需繳稅六分之一）。
正值崛起的滿剌加，看到這種光景，遂也對華商採取了禮遇態度。華船到來，竟然給予免稅優待（僅習慣性地以船貨之5％作為饋贈之物）。滿剌加對海外華商這種優惠舉措，顯然是意圖與暹羅爭取對華船之到來貿易，盡管壟斷中國貿易的企圖並未成功。
《明實錄》一條實例，提供給我們有力的歷史構圖。成化七年（1471），有「福建龍溪民丘弘敏與其黨，泛海通番至滿剌加及各國貿易，復至暹羅」。彼等在海外諸地貿易之後，又「還至福建」，反被明朝「官軍往捕，復致殺死」，「依律斬丘弘敏等二十九人」。
這是《明實錄》裡有確切記載姓名（丘弘敏）的中國民間私商前往滿剌加貿易的重要證據。這條史料透露了兩個現象：其一、顯示中國民間海商與滿剌加有海貿往來。其二、在中國海禁政策之下，福建商民丘弘敏等所從事的帆船貿易，是一種遁避於明朝貢體制之外，屬於非法的走私貿易活動。誠如王賡武所說的，那是一個不受中國官方保護（甚而壓制下），「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的閩粵海商集團。鄭和下西洋罷廢之後的一、兩百年間，「馬中貿易」，除了朝貢貿易之外，基本上是在這種經貿格局下進行的。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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