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亞視消失、無綫亞視化，有線無綫化還遠嗎】
有線大裁員，觸發新聞部大批員工「總辭」。雖然四大高層對員工解釋理由時，必用萬能的「資源重組」和「節省資源」理由，但有線有這種方法裁員的客觀結果，就是大批市民義憤填膺，紛紛 cut 台；實際上在商言商，人會認為，沒有真正新聞部的有線，根本不值得花錢課金。
「打壓新聞自由」的新形象，如果在 TVB 出現，並不會帶來公眾波動，因為反正行之有年。有線有聲譽，反差更大，會帶來確實的訂戶損失。就像很多行業，或者香港本身，有線的轉變也許是有關方面預計之內。首先亞視被折騰了幾年，然後消失；然後無線現在也亞視化。現在進行的，則是有線無線化。
本土訂戶損失，慢慢變成乾屍，就需要找更多投資者，「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多，大勢如此，不是少數員工靠風骨就可以頂下去。看通了這點，辭職者才有現在的決定。看現場影片，員工說很關心這間新聞公司，冷硬的高層則說，他們也關心，所以如此如此。在這一刻，高層當然也可以騙自己，這樣對公司一時不好，長遠卻是好。現在只是忍辱負重，這條戰線全毀、員工總辭，更是甚麼都做不到，這就很像泛民之前力陳主留的心態。
不過現在有線新聞自身也成了新聞所在，甚至是一宗醜聞。本地人還會付錢嗎？二百萬黃絲雖然不能武力上打倒誰人，但用錢投票的效率則是驚人。藍絲不會看有線，他們有 TVB，甚至連 TVB 也不用，直接收看中國資訊，所以一來一回，有線的自毀是被設計好的。
上面對於如何操作裁員，態度也是無可無不可。執刀者聰明地切香腸，不弄出新聞，也許不錯；但弄出大新聞，員工以斷絕生計的激烈行動告訴公眾，有線已經不值課金，有線當然會大重傷，但問題是中國的對港收購戰略，從來都是敵意收購。不是為了搞好，而是為了弄死，畢竟有線再怎樣改，都不是「親生仔」；只有本地的媒體全倒了，本地人接收資訊的管道才能更好地與中國接軌。
本地人離棄了亞視、離棄了無線、現在有線也不行了，都是一個散功的過程。用中國政治術語來說，叫「去殖民化」。有線跟英國無關，卻是繼承了英治香港社會很講的那套「專業」，專業就是自立者，也是自治者，他們不完全靠政府，那套技術甚至是可以對外兌換，例如醫生律師可以在外國繼續做醫生律師。革命者多數是來自溝渠的土匪，一看這些西裝革履的人就覺得不悅，性氣相沖；客觀上一個崇尚專業的社會，就是一個不聽號令的社會，可以自己運作。
就像國民政府初期，前清的體制還在。一班軍閥都是文人雅士、學者還在講傳統道德、新建立的議會還是很講程序道理；在革命者眼中，這些都是阻礙，是需要被搗毀的大山。20 世紀初，社會賢達造共和夢的時候，中國就有地方開始殺地主了。地主階級類似專業階級，他們倒了，他們支撐的共和也應聲倒下。
軍閥本來可能成為類似泰國政局中的軍方，但孫文引入了蘇聯的金援和軍援，借外國勢力輾壓了本土的力量，馬列主義從此引入中國，而不是中共。香港歷來的民主自治運動，受到專業人士基於道德信仰或者自利的支持，形成了一座難以攻陷的思想堡壘。即使有線成為乾屍，對於去殖形勢也是有利，因為專業人士再沒有容身之所，沒有麵包，就很難談高義。
短期把香港的經濟、政治、社會搞亂，仍然遵行著「以大亂達到大治」，所謂大治就是港英時期留下來的社會組織全部解散，人人成為「個人」，方便統治。
有線變大新聞之後，總監李臻也成為被網民狙擊目標之一，他們做高層的心態當然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林鄭在自己的世界也是認為自己做的事，對香港長遠是好的。所以李訪問林鄭，格外優容，因為惺惺相識，覺得大家都在忍辱負重，連林鄭都不禁表示，其實問題不用那麼軟腍腍，而李則連忙表示，第二節會 (強) 硬一點。同是刀手，所以不用說話都會推心置腹。
然而中間人最終都會明白，認為自己在曲線救國的人，都是騙自己。就像上世紀末的香港廠佬，上去享盡好處之後，被學全了武功，就被投閒置散；以前的民主政客支持民主回歸，上面也優禮尊重有加，到局勢穩定下來又是被清算。站在高層的角度，過了這次，但有線元氣大傷、十室九空、聲譽全失，救回來的也是一個植物人。就算之後有資金救援，也是無線化、亞視化 (雖然有高層的確是亞視出身) 。
做亞視，有壽包，但做好做差都沒人知；做無線，有收視，但被藐視。我若要是革命者的後代，看到這些以前不可一世、標榜獨立自主有風骨的新聞人，都一一俯伏在自己的棋盤上、被自己人批判，內心肯定是快慰不已。就像泛民接受委任那一刻，我認為北京內心是快慰的。你不是靠選舉，而是靠我的意思入去，那是何等的天地變色。
專業人士從專業的神檯掉下來，成為百姓，那是他們追求的；民眾由享有生活變成追求生存，那是他們願意看見的。中國智慧：百姓不饑不飽，才是長治久安之策。太饑餓會有動亂，人民太飽則會形成山高皇帝遠，自己形成山寨式體系對抗皇帝，或者要求更多。清軍入關，大殺一輪，要心理震懾其他人，組織要打散；吳三桂曲線救國、忍辱負重的幻想，之後也失敗。
地上的組織被解散，若人心不死，就自然是春風吹又生。傳說康熙派兵火燒少林，死剩五個，之後就不做和尚了，去了搞天地會。文人記者沒有大台，除非歸隱田園，否則遲早亦浪人化，做自己相信的事，而且沒有官員脅持。
我們為有線哀號，但其實很多人從來沒有他們的電視台，看到的報道都是在網絡流傳。整個行業反正都沒有以往的前途。有大台節制著記者、和光同塵，還是令他們都變成徹底的浪人好一點？這個比喻既適合記者、專業人士，也適合全香港人。
丘處機勸到蒙古大汗少殺點人，但世間已無丘處機。滋長專業、專家、君子政治的水源已經乾涸，世上從此只有浪人和死者的後代。然而心存僥倖的人一定會幻想曲線救國，既然對方想搗毀，我就要繼續守，能留多久就多久，即使過程是不斷被閹割。最後大家都會明白，一旦自己的平台被毒害，不是靠自己主觀意志就能改變已經有毒的現實，而且自己留著，還要賠上自己的公信力，一班專業人士堅守著毒化的平台，只會變成客觀的餵毒者。
所以最終記者都變成開腔者，出來說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是沒完沒了的；而且還給予對方不應有的合法性。「所羅門的審判」裡有兩個母親，各自說那個孩子是他的，文明人總會認為世上有所羅門主持公道，只要自己忍辱負重說「孩子不是我的」，所羅門就會知道你是真心愛那孩子、孩子就可以存活。如果所羅門不存在呢？如果蒼天已死？無論如何，那孩子都是活不了，那作為母親的自己，的確面臨兩難。孩子要不死在別人的奸計之上，要不孩子就在別人的養孕下成了對自己不利的弒親者。這個時候記者選擇了不做善男信女，壯士斷臂，比起混政治的醫生律師還要果斷。水退的時候，大家發現原來記者穿的褲子還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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