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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的迷霧：誰銷毀了龐大「特混艦隊」？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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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７月，是鄭和七下西洋的首航６００年紀念。西洋，是沿用當時的舊稱，指中南半島、南洋群島、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以及非洲東岸的海域。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這個海洋大國，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自己的輝煌，也曾是世界歷史上頭等的海洋強國。６００年前，從１４０５年至１４３３年，鄭和先後統率威武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橫跨印度洋，遍訪亞非三十餘國。這一航海壯舉，想起來就令人感到鼓舞，感到自豪。

可惜自鄭和以後，中國的海洋開拓精神消失了。鄭和這一壯舉，也被執政當局視為弊政，連有關檔案資料也被視為廢物，遭到銷毀。鄭和和他開拓的偉大事業，也被人遺忘一空。幸好在１９０５年，梁啟超先生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吸引了人們對鄭和航海壯舉的注意，揭開了鄭和研究的序幕。由梁啟超先生開創的「鄭和研究」距今正好一百年，這也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由於鄭和遠洋航行的檔案資料被銷毀一空，許多基本問題至今仍是一團迷霧，甚至是什麼人出於什麼動機銷毀了這批檔案，也說不清楚。正史中沒有記載，幾種明人筆記上提到是劉大夏銷毀了這批檔案，但似乎還是證據不足，「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還不能定案。
　　
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卷一說，劉大夏「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燒毀的動機難以服人。陸樹聲《長水日抄》卻是另一種說法，說劉大夏「已先檢得，匿其籍」。只說是「匿」，未說是「毀」。再晚些時候，焦竑在《玉堂叢語》卷五中說：「劉先檢得之，匿他處。」也是只說是藏匿，沒有說是銷毀。後來有人詰問：「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大夏微笑說：「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如果這個記載是可信的，充其量只能說明劉大夏知道這批檔案的去處，還不能肯定是他銷毀的。也可以據此說他敵視、藐視這批檔案，有銷毀的動機，但也不能肯定是他銷毀的。而銷毀的動機與顧起元所說的這些檔案內容詭譎怪誕又完全不同。
　　
如果說鄭和遠航的檔案被銷毀，畢竟找到了一個嫌疑人劉大夏，但鄭和的那支龐大的「特混艦隊」的下落呢？是誰藏匿起來了，還是被誰銷毀了？是焚燒，鑿沉還是拆解？那麼多的龐然大物，藏匿或銷毀都比檔案資料更難掩人耳目。可是至今還沒有找到嫌疑人。
　
由於檔案被銷毀一空，鄭和下「西洋」最大的船有多大也是一個謎。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卷一中有《寶船廠》一條，內載：「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水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明史·鄭和傳》中記載與此大致相同：「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成書最早的《瀛涯勝覽》也有同樣記載，而作者是隨船的翻譯，應該是可信的。但是折算成今天的公制，最大的船長約１５０米，寬約６１米，排水量約在２萬噸以上，相當於一艘航空母艦。寶船的主桅杆高達７２米，相當於２４層樓房那麼高（按每層高３米計算）。這些數位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木材能否製造成這麼大的帆船？木質帆船能否承受洋面上的狂風巨浪？僅以風帆為動力能否推進這樣的龐然大物？這需要多大的風帆？９桅１２帆需要多少人來操作？這樣大的船如何入港靠岸？據雍正《崇明縣誌》記載，永樂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年），鄭和遠航歸來，由於船大吃水深，竟進不了浩蕩的長江。有的學者則用他們的船舶專業知識結合歷史文獻肯定地說，９桅萬噸級木質帆船，不僅在明代，即使在當今高科技的時代都是建造不出來的。以當時中國的科技水準和綜合國力造不出來，要完成下西洋的各項任務也不需要這麼大的船舶，古今中外也沒有過那麼大的木帆船。另一部分學者則用船舶專業知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和水下考古資料肯定地說，考古出土船舶文物、大量的文獻資料以及木帆船建造工藝的調查研究可以證明，肯定可以造出４４丈長、１８丈寬的鄭和寶船，並預言水下考古還會進一步給以直接的確證。
　　
由於鄭和遠洋航行的檔案資料被銷毀一空，不僅寶船的大小成了一道待解的難題，甚至連鄭和最遠究竟到哪裡也說不清楚，於是又引發了一團又一團的迷霧，而這些迷霧又化合成了一個接一個的「世界第一」。比如：鄭和最早發現了南極大陸，鄭和比哥倫布早７２年發現美洲大陸，鄭和是環遊世界的第一人，「唐人街」是鄭和七下西洋形成的，鄭和七下西洋之前還曾下過東洋。這些說法雖然足以令人興奮，引為自豪。但冷靜考察一下，究竟有多少可信的論據支撐這些說法？
　　
由於鄭和遠航的檔案被銷毀，鄭和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是他的極具遠見卓識的名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據說這是鄭和向明仁宗朱高熾說的一段話。這麼精闢的言論，對我們這個具有遼闊海疆和漫長海岸線的國家，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憑他說出了這句至理名言，他就是我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比「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說得更富有進取精神，更具有積極意義。這句話只出現在法國學者費朗索瓦 · 德勃雷的《海外華人》一書中。此書由趙喜鵬譯，１９８２年新華出版社出版。這一段至理名言，不知為什麼在中國典籍中至今還沒有找到蹤影。由於此書發行範圍很小，不易找到，有的學者只能從鄭一鈞先生《論鄭和下西洋》一文中轉引，大多數文章乾脆不注出處。如果當年鄭和對海洋力量確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並且還說得那麼透徹那麼明確，此後歷朝歷代治國平天下的帝王將相們都應該受到批評。我們的國家落後挨打，不就是自鄭和以後不重視海上力量，「置海洋於不顧」嗎？
　　
當然，破解這些謎的希望還是有的。雖然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被銷毀了，但隨鄭和出航的幕僚、譯員留下了許多重要的親歷記錄，如《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還有當時一些文人的筆記和近年出土的水下考古資料。現存資料使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橫渡印度洋實現洲際航海的鄭和，率領的船隊規模之大，造船技術之精巧，航海經驗之豐富，航程之遠，結交國家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遠非幾十年後稱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能相比。
　　
可惜自鄭和以後，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事業，不但沒有發展，反而停滯甚至倒退了。
　　
明清兩代政府為了對付東南海疆的敵人，採取了消極的禁海政策。以封鎖敵人為目的的「遷界」、「禁海」，實行的結果卻是封鎖了自己。這種消極防禦戰略延續了幾百年。這幾百年，正是歐洲各國獎勵航海的時代。歐洲資產階級掀起了以掠奪殖民財富為目的的航海探險高潮，各國競相擴展海外貿易，爭奪海上霸權，尋找新航線，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熱。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明清兩代政府，扼殺了曾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的造船和航海事業。造船和航海事業衰落，海軍建設無從談起，萬里海疆實際上是有海無防。執政者長期不重視海洋，缺乏海洋意識，沒有認識到海上力量關乎國家富強。兩次鴉片戰爭接連慘敗，才驚醒了清朝統治者，感到海防落後的危險性，部分督撫大員在自己權力範圍內，辦洋務以求自強。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個認識過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而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出來的，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而「自強運動」又是從購買洋槍洋炮開始的。明末清初從外國引進了紅衣炮，兩百年後仍然要從外國引進新一代的槍炮。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靠購買那些居心叵測的侵略者的武器來鞏固國防，那國防還能鞏固得了嗎？

一個擁有近二萬公里海岸線的國家，竟然沒有一支由中央統領的遠洋艦隊。一個曾經擁有海上優勢的國家，曾幾何時竟然淪落成只有幾支互不統屬的類似近代海岸員警的外洋水師，甚至是不合格的海岸員警。對付海盜，對付走私分子都難以勝任，如何守衛祖國的海疆？（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第2輯，王兆成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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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問我，要怎樣才能擁有自信？我反問對方，為什麼會想問我這個問題，對方說，因為銀快看起來很有自信。是的，我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很有自信的，但我大多時候缺乏自信，每一次演講我都很緊張，我怕在講台上說話出糗，我怕自己沒法給別人感動的素材，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它一直困惑我很長的時間，每次回答不同的人，我總覺得自己在瞎編一套說詞給對方一點安慰，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自信從何而來，甚至沒有自信能給出正確的答案，幸好今天早上，妻子陪我看了三段視頻，說故事的人分別是呂效平、顧桃和陳杰，我一邊喝著街上買的皮蛋瘦肉粥和超商買的肉鬆麵包，花了二小時把這些視頻看完，得到了答案，原來自信是這麼來的。
　　
　
自信是你必須站在第一線去接觸真實的人們，去挖掘故事和真相，自信是你必須認真地去思考這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並且徹底的去實踐完成它，自信是你願意給予和付出，並真實地能給予及付出，做出帶給別人幸福的事，自信是你再怎麼害怕失敗也願意全力以赴的時候，自信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自信，但我會承認自己的弱點，盡可能的做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希望我的努力實踐，能給更多人信心去建立自信，去擁抱並面對真實而殘酷的世界，願意給生活在世界裡的人們更多一些溫暖和安慰，我願意像那些真實而偉大的人物學習，去強壯自己的心靈，因為我是脆弱的，我是卑微的。　
　　
　
這篇文章你一定要看，照片的網址我放在最後面，視頻在Ｂ站（原出處是一席YiXi ）請空出時間，聽聽陳杰怎麼說他的故事。看的過程中我哭了三次，能感動人的故事總會帶給我們力量。（銀色快手）

許多人問我，要怎樣才能擁有自信？我反問對方，為什麼會想問我這個問題，對方說，因為銀快看起來很有自信。是的，我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很有自信的，但我大多時候缺乏自信，每一次演講我都很緊張，我怕在講台上說話出糗，我怕自己沒法給別人感動的素材，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它一直困惑我很長的時間，每次回答不同的人，我總覺得自己在瞎編一套說詞給對方一點安慰，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自信從何而來，甚至沒有自信能給出正確的答案，幸好今天早上，妻子陪我看了三段視頻，說故事的人分別是呂效平、顧桃和陳杰，我一邊喝著街上買的皮蛋瘦肉粥和超商買的肉鬆麵包，花了二小時把這些視頻看完，得到了答案，原來自信是這麼來的。
　　
　
自信是你必須站在第一線去接觸真實的人們，去挖掘故事和真相，自信是你必須認真地去思考這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並且徹底的去實踐完成它，自信是你願意給予和付出，並真實地能給予及付出，做出帶給別人幸福的事，自信是你再怎麼害怕失敗也願意全力以赴的時候，自信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自信，但我會承認自己的弱點，盡可能的做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希望我的努力實踐，能給更多人信心去建立自信，去擁抱並面對真實而殘酷的世界，願意給生活在世界裡的人們更多一些溫暖和安慰，我願意像那些真實而偉大的人物學習，去強壯自己的心靈，因為我是脆弱的，我是卑微的。　
　　
　
這篇文章你一定要看，照片的網址我放在最後面，視頻在Ｂ站（原出處是一席YiXi ）請空出時間，聽聽陳杰怎麼說他的故事。看的過程中我哭了三次，能感動人的故事總會帶給我們力量。（銀色快手）　　
　
　
「我們有很多報導的禁區，然而不服從是與生俱來的美德」

　
演說者：陳杰 　
　
　
如果說新聞是世界到達我們的方式，那麼新聞攝影就是為每一個故事隨時待命的眼睛。我們其實是大時代的見證者，幸而他們總是抱有澎湃的熱忱。
　
　
2014年7月，陳傑辭去《新京報》攝影部主編一職，回到一線做攝影記者。此後兩年，他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差不多是整個中國大陸走了兩圈，做了大量重大環境問題的報導。

　
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我叫陳杰，是《新京報》的首席記者。先來說一下這張照片。（就是文章上使用的這張照片）

2004，河南上蔡，愛滋病村

當時我想拍一張盧廣鏡頭下的那種悲慘的愛滋病的孩子

　
這個女孩九歲，叫吳素敏，她的父母親因為賣血染上愛滋病死去了，她也攜帶了愛滋病毒，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麼樣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裡面有一張床，上面堆著亂七八糟非常髒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親戚給她施捨點食物活著。

　
我拍完這張照片就走了，後來這個報導也發出來了，這張照片也得了很多獎。
　
　
大概在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記者跟我講，她說這個聲音像貓一樣的小女孩去世了。當時我的心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實際上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完全可以以我個人的力量來改變這個孩子的命運，比如說我找人資助她，讓她有吃的、讓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選擇了走開，我的鏡頭是非常冰冷地走開的。
　
　
到目前為止，這個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視著我，一直在詰問著我。她讓我從一個懦弱的攝影師、新聞工作者，變成一個堅韌的新聞工作者；從一個沒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變成真正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
　
　
在當記者之前，我在部隊當了五年兵。當年在部隊的時候我是兵王，所謂兵王就是各項技能最出色的，萬中選一的，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優秀士兵，榮譽很多。後來我還是選擇到地方去，做我夢想的記者。
　
　
2003年《新京報》在北京創刊，我就從地方到北京應聘。當時面試我的是現任的總編王躍春。她十幾秒鐘就把我精心準備的剪貼本和獲獎證書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說：你就這些？我當時非常的絕望，覺得自己沒戲了。她又問我還會什麼，我咬咬牙說：我身體好。我說我一個小時能做1800個仰臥起坐，練過格鬥，曾經抓過小偷、鬥過劫匪，幫助員警抓過嫌疑人——到現在還是這樣，前前後後有十幾個這樣的例子。當時她聽了以後說：哦。
　
　
然後我就收拾剪貼本，非常絕望地離開了報社，買了張火車票就離開了北京。車到石家莊的時候，社辦的一個女孩給我打電話，她說王總讓你來辦入職手續。就這樣，我成了《新京報》的一名攝影記者。
　
　
多年以後，王躍春在一次聚會的時候跟我講，她說為什麼當年選擇讓陳杰進入《新京報》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體好。她說《新京報》創刊的時候，在北京肯定很艱難，需要一個敢打敢拼的人來打開局面。王躍春選擇是對的。為什麼？因為從2003年我進入《新京報》之後，到2004年、2005年，國內發生的空難、海難、礦難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總是最快速度出現在第一現場，是拿到獨家新聞最多的記者。
　
　
2005年7月份的時候，視覺部主編跟我說：「陳杰，我太累了。」他帶了70多個人的團隊。他說你幫我管理攝影部，當視覺部的副主編，分管20多個攝影記者。我當時一聽：這麼快就當官了，其實我覺得挺開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後來我從副主編到主編大概經歷了九年吧，這九年裡面我生活得並不快樂。因為我漸漸離開了一線那種激情澎湃的時光。在這個九年過程中，我不斷地給自己戴上枷鎖，患得患失，內心懦弱，很多東西覺得被掏空了。
　　
　
大家知道，記者一定要在一線，長期在一線歷練的時候，他才有自信。中國媒體有一個怪現象：一般的記者，比如說這些大學生畢業以後，你在報社裡面幹得很好，兩三年就可能當個副主編，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崗位或者是當主編等等。這樣的話就出現了一線記者斷層的現象：很多優秀的記者到管理層之後，一線就缺乏優秀的記者，一般都是新來的大學生到前線跑。
　
　
所以在2014年7月份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主編的崗位，回歸到一線做攝影記者。迄今為止，在兩年的時間裡，我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幾乎把國內走了兩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2014年9月　騰格里沙漠（風之谷的真實版本）

我離開管理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騰格里沙漠污染的報導。騰格裡沙漠是在寧夏、內蒙古和甘肅三省交界的地方。騰格裡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紀殘留水，下面的水都是相通的，非常珍貴，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豐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省在比學趕超地建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裡，不做任何的處理，不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脅著8公里之外的黃河。而且這些工廠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後，會造成地下水下降，對本來脆弱的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環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環保、司法、媒體都知道。但是因為它背後巨大的利益鏈，沒有人能撼動。」
　　
　
在2014年8月30號的時候，我決定要觸碰一下這個禁區。
我徒步從騰格裡沙漠腹地進入到這個地方。我平時經常跑一萬米，成績到現在還非常好，40分鐘多一點，所以我的體能非常好。儘管沙漠到這個地方只有三公里，但當時這三公里我其實是跑的。因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來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員撤走的時候往裡去的，為了趕這個時間拼命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後來央視播的我的那個視頻，全部都是我的喘氣聲。這幾公里跑得比我平時跑一萬米還要累。
　
　
9月6號，《新京報》用兩個版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寧夏迅速做出了反應，關停了企業，對企業負責人和環保局進行了追責。內蒙古恰恰相反，他們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體，做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報導。同時通過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新京報》施壓，對我個人施壓。在這種雙方角力的過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專家、綠發會的律師一起到騰格里沙漠進一步取證。我要做最壞的打算，跟他們法庭上來對峙。
　
　
在博弈的過程中，國務院對這個事情做出了批示，專門成立了調查組進入內蒙古、寧夏和甘肅，對整個騰格里沙漠進行普查。出了40多項的整改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這個事件先後做了三次批示。因為這個事件，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一共有100多名官員被問責，有幾十名官員，包括高層廳級官員被免職。這些污染的所有的區域都按照環保部的要求進行了徹底的整改。
　
　
在去年的時候，騰格里沙漠的污染環境問題摘牌，也就是說它的治理是徹底地完成了。過去這些區域都是進行了基礎建設，然後將要進行更擴大化的工業園區的建設。現在整個騰格里沙漠除了少部分通過治理以後繼續生產之外，其他都已經停止了。整個騰格里沙漠恢復了它較好的一個狀態。
　
　
騰格里沙漠的報導也在法律界、環保界，包括NGO圈裡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朋友圈迅速擴大，線索蜂擁而至。此後我又做了十幾篇重大環境污染的報導。
　
　
實際上，中國的環境問題不僅是企業污染監管乏力，還有制度設計的問題。現在的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和低評價標準，就是罪魁禍首。當然這裡面有更多的權力的尋租。環保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環評機構的存在是一個利益的勾連。所以說治標要治本，在制度設計上首先要標本兼治。
　
　
我也會關注一些其他地區的污染問題，比如臺灣和日本，因為他們所走的路徑是跟中國大陸相似的，過去也是以污染為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方法，後來才慢慢治理，現在還無法治理好。
　
　
2011年4月日本福島地震以及重返福島

2011年的時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進入日本，在那個地方待了十五天，發回了一系列海嘯之後的慘狀的報導。我更重要的關注到它的次生災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後福島第一核電站被衝擊後帶來的次生災害。在福島方圓四十公里的無人區，就是我獨家進入的這個地方。
　
　
當時的（輻射物質）濃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這個地方停留了短暫的時間被勸回來了，然後做了這一篇報導。
　
　
離開日本之後，其實我一直惦記著這個核危機到底能不能解決。去年，也就是（地震發生）將近五年的時候，我通過NHK的幫忙重返這個地方。
　
　
現在有六千人在這個地方進行核電站後期的救援。但是很多還是無法從現有的科技上解決，它的污染依然存在。過去五年，這裡一片死寂，包括這個超市裡面。

「這個是中國水果，我還專門看了一下牌子」

「這也是超市」

「回收的受污染土壤」
　　
　
密密麻麻的，一個袋子大概1.6噸。日本現在在進行除染處理，也就是把受核輻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來，放到這個軟性編織袋裡面存放五年。那麼五年以後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來之後，怎麼存放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他們就存放在福島這個沿海的地方。
　
　　
「存放在福島沿海的回收的受污染土壤」

　
目前我們中國也在大力地發展核電，雖然日本是第三代核電，中國是第四代核電，相對來講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當年日本也說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日本這個核的污染的問題，應該作為我們的鏡鑒，值得我們去反思。

　
「為照顧當地的動物依然住在福島的中村先生」

　
這個是在福島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中村先生，他是全世界輻射量最高的人之一。可能比不了切爾諾貝利，但他是日本最高的。我為了取得他的信任，跟他住了兩天，通過手機免提翻譯來採訪他。他非常信任我，他告訴我說你在我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你被核輻射以後的所有後果我不承擔責任。

　
這個老人現在一直在日本這個地方照顧動物，我看到他跟動物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跟動物那種情感、那種自然是無與倫比的。

　
2015.8·12　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天津大爆炸）

該照片獲得荷賽一般新聞類單幅作品三等獎

　
當然作為記者，我們有很多不能言說的東西，有很多報導的禁區，我們是怎麼去應對的呢？天津大爆炸這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獲得了）今年的荷賽獎，包括一些國內的大獎。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張照片。

　
我們《新京報》整個團隊在第三天的時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須全部撤離，不能夠再進行追蹤報導了。當時也是正好在大閱兵前夕，一切需要穩定。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什麼呢？別人可以撤，我堅決留下。我可以不報導，但是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
　

隨後的一周、半個月和一個月，我都先後多次去現場記錄它整個過程，包括上萬個家庭受災後的這種安置的困局。
　

《新京報》在這個過程中也連續給我發了多個版的報導。這些報導實際上也讓報社承擔很大壓力，所以說我做的這些報導它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團隊的力量在支撐著我。
　
　
這個報導是在湖南，這個地方叫桃源。它這兒有一個鋁廠，是全球民企五百強，是湖南省排前幾位的納稅大戶。它造成的癌症村，還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沒有人去觸碰它。後來我就做了一周的調查，做出了這篇報導。
　
　
這篇報導出來之後，這個企業的二把手給我打電話說：第一，你幫我把所有網上的稿子撤掉，因為網上的報導寫的是癌症村，對他們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錢的，我給你打電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其實他不知道我一般帶著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免提，一個手機錄音。然後我說，你繼續說。他跟我說多少錢都可以什麼什麼的，跟我講了很多條件。

　
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手記發出來了。

　
發出來之後他們惱羞成怒，通過他們的關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給我寫了二十條罪狀，要求《新京報》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記者隊伍，說我做假新聞。他們同時在官方微博、官方網站寫文章攻擊我，弄一大堆水軍咒駡我。

　
後來我們報社領導王躍春找到我，跟我說這個情況。我說，我手裡有更厲害的證據，足以讓對方的這個負責人入刑。她說，那我們再去做追蹤報導吧。當時《焦點訪談》找到我，說想做這個追蹤報導，我說，正好我手裡邊有非常詳實的證據，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們就進入了現場，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蹤報導。

　
這個報導之後，當地的環保部要求他們做了24項整改，我還專門看了它那個24項整改的指標。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官方的網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內容全部撤下來了。這個事件也平靜過渡了。

　
有一個省的縣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鋒之後成為朋友的。他說，陳杰，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危險了，你這個報導影響了我們一大批官員，這些人都想各種方法構陷你，我聽到都膽戰心驚。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聲音。當時我做一篇報導的時候，接到了一個短信，他說，謝謝你救了我。我就打電話回去，他始終不接。後來春節的時候，他給我發了一個短信，他說他是誰，他說現在這個事情風平浪靜了，我敢跟你說了，謝謝你。還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會在春節的時候還有平時不斷地問我的狀況，會給我寄鹹菜，寄各樣的東西。所以說我朋友特別多，這是我真正的動力，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2016年5月涼山彝族自治州懸崖村

最近大家知道的懸崖村這個事件。懸崖村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目前學界也是比較空白的一個區域，因為涼山是目前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中國要求涼山在2020年脫貧。全國兩會的時候涼山州委書記當場表態，說2019年脫貧，我做過直播。去年和今年，我在涼山很多地方做了調研。涼山，用一個著名的學者的話說，“三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很多地方甚至還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說用三年的時間解決三十年的問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這個地方叫阿土勒爾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幾。過去戰亂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懸崖村上面一夫當關。
　

這個懸崖村我是在一個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個樓梯的山層是中間的那一梯伸出來的。進入這個村的這條路上面有十七個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從這個地方上下。實際上入村有好幾條路。其中，一條路只有三個月的枯水期才能夠走，而且也非常艱難；有一條路可能要走七個小時；另外的一條路已經廢棄了。
　

這幾條路死了很多人，包括這個天梯，多年以來死了有十個人。我就特別想去看。後來我徒步五個半小時進入了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採訪之後，我瞭解到這個村裡面有十八個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學裡讀書。這個小學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進來得三到四個小時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體能非常好，一般用三個小時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得特別快。後來我就拍攝了天梯上的放學路。

　
父親陳古吉，小孩陳木黑，六歲

每次接兒子的時候要帶著背包繩把他拴著，防止他滑倒

這就是他們走的路，腳下都是萬丈深淵

　
我第一次走的時候非常害怕。當時為了做這篇報導，我從山上提前跟家長下來，然後從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來。因為我平時訓練，抗風險能力很強，所以我勝任了這個採訪的工作，視頻、照片、文字，所有的東西全部搞定。
　

這就是孩子背著沉重的書包在上學的路上，當我用無人機拍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時就震驚了。
　　
　
後來我在我微博裡說，希望我的這個照片能夠打動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匯聚力量來改變這裡的現狀。

　
我是5月14號拍的，5月24號發的。正好汪洋副總理在涼山考察，因為涼山是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他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就跟州裡面和省裡面問這個事。結果他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事，不知道這個現狀。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根本不知道。當天晚上，他們通過各種管道找到了我，要求做一個平抑輿情壓力的稿子。後來那個中間人就把當官的說了一通，他說，你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實地把你的解決方案拿出來。

　
後來我電話採訪了州委書記，採訪了縣委書記，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蹤報導。州委書記表態要按照我的意見建一個帶扶梯的道路。首先解決孩子上下安全問題；第二，讓規劃部門到這個地方設計一條道路，把四個懸崖村貫連到一起。實際上這裡是四個懸崖村，有198個孩子在山上下來讀書。這個學校在四個懸崖村裡邊是狀況相對稍微好一點的。

　
在這個報導之後，全國的媒體、公益組織，還有官員頻繁地去造訪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去，我一向不相信ZF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5月31號，我帶著報社四人的報導組，帶了視頻直播的報導組一起去了。我們第一天做了七小時的直播。從學校到天梯路，就看你們到底修了沒有。什麼地方斷的，什麼地方沒有護欄的，所有的這種危險的地方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同時給出解決方案。因為我找了專家談了，著名的探險家楊勇先生跟我講了很多解決方案。在直播的過程中，我把他說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陳述了。
　
在6月1號到6號，我們先後做了十個版，再次把這個事情推到風口浪尖。

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還幾次想讓我們停止這個報導，但是我們報社頂住了。我們的總編說了一段非常讓我感動的話，她說，我們所有人欠孩子一條路，我們必須要做，再大的壓力一定要讓這條路能夠通達。
　
　
在6月6號，孩子們上學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視頻報導組準備直播孩子天梯上學的這個路，那將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時候，村幹部接到電話，縣裡面要求孩子們不能走天梯，必須要繞道走。我就跟著他們去繞道走。繞了六個半小時，走的都是斷橋、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這條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孩子們走下來之後說，我再也不想走這條路了。家長說，我寧願不讓孩子上學也不願意再繞道了。

　
孩子一個個都累成這樣

　
實際上，懸崖村只是整個涼山問題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現在所做的社會影像調查的其中的一個點，我將以懸崖村這個點來展開更多的對當地的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尋找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報導不是批評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討，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話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作為這個職業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王爾德這句話：「不服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它將成為我職業的一種最基本的信仰。
　　
　　
照片以及演講全文縮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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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出處「從旁觀到介入」縮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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