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十年，台灣社會不斷地討論各式新科技如何讓人們以不同的方式連結彼此，進而對社會還有文化產生了程度不一的挑戰。從各式論壇、演講、課程都針對這個物件議題來開展，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於這些挑戰的焦慮。
清帝國也面對相同的挑戰，許多研究都指出晚清時期，帝國面對國際政治的挫折與失敗，其實是來自帝國對於資訊蒐集與分析的問題。《破譯邊疆》一書中就從清帝國如何從準噶爾戰役時帝國在中亞的成功，到晚清面對列強的失敗，試圖來看資訊蒐集與判斷如何影響了清帝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處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晚清成立在上海的申報，由於其外資背景以及地處租界，可以使用不同於清帝國的資訊蒐集辦法。同時，作為報紙的申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談論清帝國的外交與戰爭。某種程度，申報可能提供給清帝國的並不是純然的新科技，因為印刷術對清帝國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申報提供的是一個不同於過去被儀式化意識形態壟斷的公共領域討論方式。
或許，新的科技可以解決過去的問題，但新科技也可能重新複製了過去的社會問題。關鍵應該不是放在科技決定論或科技進化論這樣只看到「科技」本身的觀點，而是科技可以提供我們什麼新的思考方式來與意識形態或社會問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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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南國現場】你以為清國很懂臺灣嗎？150年前的報紙這樣報牡丹社事件
從此直到清末，我們開始見到民間輿論對朝廷所形成的壓力逐漸增加。儘管對此現象的影響因素甚多，但若僅就技術層面而言，在資訊傳遞和輿論凝聚的速度與廣度上，《申報》等一干中文商業大眾媒體在中國主要城市地區的草創與流行，確實與之不無關係，或許部分也正因此才得以可能。而無論報紙形式與內容變遷，報紙和官方關係的轉變，乃至民間和/戰態度與族群印象的建構，箇中的交互關係及對日後政治社會之影響，也相當值得今日的我們重新思考。
誠然，當我們談論媒體對原住民族群印象的再現時，難以只憑一家發行量僅數千份的報紙便驟下斷定，聲稱廣大中國群眾對於臺灣的族群印象，皆受其影響並與之一致。但無庸置疑的是，《申報》對於島嶼南國的介紹及報導，不論在數量上影響有多龐大，至少在晚清中國民眾對臺灣印象的建構過程中，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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