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稍早北美影壇的熱議話題,除了茱莉蝶兒拒絕演出《愛在》系列第四部曲之外,還有一條值得關注的新聞——史蒂芬史匹柏旗下的 Amblin Partners 將與 Netflix 合作。為此,知名娛樂媒體《Variety》標題更寫道雙方的簽約協議「正改變好萊塢」。
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推波助瀾之下,小螢幕風起雲湧且千變萬化,迪士尼旗下的 Disney Plus 因為漫威、《星際大戰》等熱門 IP 蒸蒸日上,訂閱戶約 1.4億;華納媒體(WarnerMedia)則與 Discovery 合併,壯大旗下串流平台 HBO Max 的聲量(雖然不知是好是壞);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更以 84.5 億美金收購電影公司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MGM)。
至於台灣觀眾熟知的 Netflix,今(2021)年全球訂閱戶早已突破 2 億大關,且持續積極佈局全球,而 Netflix 將與美國大導史蒂芬史匹柏旗下的影視公司 Amblin Partners 合作,Amblin Partners 預計每年將為 Netflix 製作至少兩部電影,此舉引發熱議。
Amblin Partners 在 2015 年成立,整合了安培林娛樂(Amblin Entertainment)、安培林電視(Amblin Television)、夢工廠(DreamWorks Pictures)等多間製作公司,其主席當然是一手打造此娛樂帝國的史蒂芬史匹柏,安培林娛樂的標誌 Logo,就來自於史蒂芬史匹柏的《E.T. 外星人》。
而 Amblin Partners 在成立之際,便與環球影業簽下一份 5 年合約,固定供片給環球影業,由艾蜜莉布朗主演的《列車上的女孩》就是雙方合作問世的第一部作品。
在 Amblin Partners 成立後的 5 年間,旗下各大製作公司操刀的電影作品,有主攻北美獎季的《1917》、《郵報:密戰》、《登月先鋒》、《幸福綠皮書》、《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等作品;也有商業娛樂大作的《一級玩家》、《滴答屋》、《大黃蜂》、《MIB星際戰警:跨國行動》、《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等作品,未來即將上映的作品則有《Stillwater》、《西城故事》、《侏羅紀世界:統霸天下》等等。
Amblin Partners 也在去(2020)年合約到期之際,再與環球影業簽下一份延長合約,表示雙方合作愉快,畢竟環球影業與史蒂芬史匹柏的關係深厚,舉凡商業大作《大白鯊》、《侏羅紀公園》等等,再到獲獎無數的《辛德勒的名單》等等,都是史蒂芬史匹柏與環球影業合作的結晶成果,因此,雙方延長攜手合作算是各界的預期之中。
不過,今日傳出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的合作,就令各界驚呼,原因在於回朔過往史蒂芬史匹柏的公開發言,都被外界解讀為「擁護傳統電影院」、「反對串流家庭電影」的導演之一。
史蒂芬史匹柏曾經在《ITV News》的訪問中公開表示:「一旦你承諾採用電視格式,你就是一部電視電影,當然,如果它是一個好節目,應該得到艾美獎,但不是奧斯卡。我不認為那些在少數電影院上映幾週,進而獲得像徵性資格的電影,能擁有資格獲得奧斯卡獎提名。」
而史蒂芬史匹柏也曾在 2019 年於「Cinema Audio Society’s CAS Awards」領獎時說:「我希望我們所有人都繼續相信,作為電影人,我們可以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為觀眾提供電影體驗。我堅信電影院需要永遠存在。我喜歡電視,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最偉大的作品是為電視而生,一些最好的電視導演,一些最好的表演正在今天的電視上演。但是,當你和一群陌生人在一個漆黑的電影院,一起經歷一場洗腦體驗,沒有什麼經歷能比這更棒。這是我們真正相信的事情。」
如今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簽訂合約,每年將為 Netflix 製作至少兩部電影的前提之下,也正意味著未來 Amblin Partners 旗下的作品不會進入院線廣泛發行,這樣的策略自然與過往史蒂芬史匹柏擁護的「傳統電影院」大相逕庭。
雖然史蒂芬史匹柏也曾聲明否認曾試圖阻止 Netflix 贏得奧斯卡,且也與 Apple TV+ 有合作關係,但外界多數人仍認為史蒂芬史匹柏是積極捍衛電影院的導演,至於 Netflix 的電影不採取院線廣大發行的策略,也早就從北美戰場,燒至歐洲大陸的法國坎城。
2017 年的坎城影展,破天荒在主競賽單元選入兩部 Netflix 出資製作的電影,一部是韓國名導奉俊昊的《玉子》,另一部則是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的《邁耶維茨家的故事》。不過,在此之後,坎城影展強調在法國有院線上映計畫的電影,才有資格參加主競賽單元角逐金棕櫚;時至今日,這項條件一直擋著Netflix的作品前往坎城競賽,而當時影展藝術總監泰瑞法莫則表示很歡迎Netflix來坎城,對話、討論都仍然持續在進行中:「Netflix熱愛電影,但我們現在處在不同立場。」
然而,對比坎城的守舊,每年秋季登場的威尼斯影展則是大大擁抱 Netflix。
威尼斯早在 2015 年就將 Netflix 投資的首部影片《無境之獸》選入主競賽單元。而投資製作的《羅馬》更拿到了最高榮譽金獅獎,也是 Netflix 首度在三大影展奪最高榮譽;此外,美國名導柯恩兄弟集結六段短篇故事,其中深刻探討人性慾望、種族藩籬、自然環境等諸多議題的《西部老巴的故事》,也是由 Netflix 投資,並拿到威尼斯最佳劇本獎。
顯然威尼斯影展對於串流平台的看法是更具開放性的,之後《羅馬》則一路過關斬將,在北美獎季勢如破竹,最終在奧斯卡的試煉中,艾方索柯朗以外語片之姿,拿下 2019 年奧斯卡最佳導演,同時抱回最佳外語片(最佳國際電影前身)和最佳攝影——Netflix也如願以償,拿到首座奧斯卡獎。
然而,除了艾方索柯朗、柯恩兄弟之外,這幾年也越來越多名導演與 Netflix 合作,包含馬丁史柯西斯的《愛爾蘭人》、大衛芬奇的《曼克》、史派克李的《誓血五人組》、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朗霍華的《絕望者之歌》、查克史奈德的《活屍大軍》等等。未來則有蓋兒加朵、萊恩雷諾斯、巨石強森主演的《Red Notice》;亞當麥凱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珍妮佛勞倫斯主演的《Don’t Look Up》等大片。
事實上,串流平台能擁有更多彈性,當馬丁史柯西斯耗資近2.5億美金打造《愛爾蘭人》,多數走傳統院線的片廠承擔不起票房上的虧損,Netflix 就給了相對的解套空間;而馬丁史柯西斯下一部史詩作品《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也須 2 億美金的製作預算,原先傳出以派拉蒙影業負責,但也因為資金上的困難,最終由 Apple Tv+ 出面相助,最終達成在北美由派拉蒙影業發行院線,而 Apple Tv+ 則負責全球映演。
串流平台的加速崛起,也因 2020 年大流行的 COVID-19 有關,當全世界各大電影市場幾乎全面停擺之際,僅有串流平台能持續進行,且更加蓬勃繁榮。例如,索尼影業原先走電影院發行的災難鉅作《怒海戰艦》敵不過無法上映的慘況,最終將版權賣給了 Apple Tv+;Amblin Partners 旗下夢工廠製作、派拉蒙影業發行的《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也因疫情關係,最終賣給 Netflix 做線上發行。類似的例子在去年層出不窮。
去年華納影業更率先宣布《神力女超人1984》採取院線與HBO Max同步發行的模式,並在上線滿月後從 HBO Max 下架。到了年底,華納更鐵了心對外表示,包括《哥吉拉大戰金剛》、《真人快打》、《紐約高地》、《駭客任務4》、《沙丘》、《自殺突擊隊:集結》等大作,2021年共計17部電影,都採取與「院線」與「串流」同步發行的商業策略,此作法等於直接改變了電影產業發行的遊戲規則,傳統電影院在疫情之下不再有所謂的「窗期」保護,失去了傳統電影院的優勢,給了串流平台人流、資金成長空間。
從世界影壇的趨勢來看,串流的存在與成長已勢不可擋,這次握有好萊塢話語權的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ㄧ改此前對串流的態度,旗下的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共同合作,或許也讓好萊塢其餘傳統大片廠更加確信串流發展的可能性,注入一劑強心針。
對於這次的合作,史蒂芬史匹柏表示:「在 Amblin,講故事永遠是一切的核心,從 Netflix 首席執行長 Ted Sarandos 和我開始討論合作夥伴關係的那一刻起,很明顯我們擁有一個絕佳機會,能一起講述新的故事並以全新的方式接觸觀眾。我們也將繼續與環球及其他合作夥伴共同講述故事,但自從我們與 Ted Sarandos 共事以來,對我個人來說非常充實,我已經迫不及待與 Netflix 團隊工作。」
Netflix 首席執行長 Ted Sarandos 則表示:「史蒂芬史匹柏是一位富有創造力和遠見的領導者,與世界上許多其他人一樣,我的成長過程是由史蒂芬史匹柏鏡頭下令人難忘的人物和故事塑造的,這些人物與故事經久不衰、鼓舞人心。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與 Amblin 團隊合作,我們很榮幸也很激動能成為史蒂芬史匹柏電影歷史篇章的一部分。」
Netflix 原創電影的負責人 Scott Stuber 則說:「Amblin 和史蒂芬史匹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娛樂代名詞。他們的熱情和藝術相結合,製作出吸引人又充滿挑戰的電影。我們期待與 Amblin 家族合作,製作一批新的電影,這些電影將在未來幾年間,讓好幾代人都感到高興。」
目前 Amblin 娛樂正和 Netflix 合製布萊德利庫柏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Maestro》,卡司部分除了布萊德利庫柏之外,還有凱莉墨里根、傑瑞米史壯,此片處於前期製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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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衛 鮑 森 羅馬 書 第 2 講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大 衛 鮑 森 羅馬 書 第 2 講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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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