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年少沒有參與過任何轟轟烈烈的抗爭活動，都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觀的小記者。真是冷眼旁觀從未有任何情緒，就是工作罷了。離開台灣後，才驚覺自己竟然曾經是那段歷史的一部份。
搬到新加坡時行李裡有朋友送我的陳明章，租來的HDB(國宅)住處，鄰居很多馬來裔印度裔他們的幫傭多是菲律賓裔印尼裔，回家經過鄰居不關窗的公共長廊，空氣中總是飄著撲鼻的南洋料理味道，他們說著我不懂得語言。我一進屋就放這首歌，要不就是伍佰，一天到晚聽覺得非常想念故鄉。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的台灣意識怎麼出來的我不知道，有人完全沒有想把台灣送人我也不覺意外，就是這塊土地才能允許這千百種人同時存在並且互相爭執，而還在繼續養著這群人，養著我認為的檳榔草包敗類，或是他們認為像我一樣的偏激份子。
千萬不要有一天，這塊土地不准金曲獎了，要我們只能練唱國歌或是愛國歌曲，用夜襲來洗腦，然後黑名單真的上了黑名單。
我在台灣史上社會運動最活躍的時候上了大學，五二〇農民運動掀開了長久鎮壓的真相，知識份子不若今日分化精細，侯孝賢正在拍《悲情城市》，詹宏志還是趨勢專家；不顧觀眾購票的熱情，我竟然跑去李永萍的環墟劇場客串《伍貳零》演出，討論是否要鎖上耕莘文教院大門，強迫觀眾參與，當時便是這樣一個神既不在、萬事皆可為的年代。
世界變化太快，緊接著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東歐共產國家紛紛變天，《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萬年國代的貪婪激起全民公憤，社團的學弟和大新社的三五個同學一怒之下跑去中正紀念堂靜坐，竟演變為史上著名的「野百合運動」，《抓狂歌》專輯接著問世，霎時林暐哲、葉樹茵與陳明章在台大學生中名聲鵲起。
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妄想著建立台灣青年文化，和幾位同學開創了台灣社會運動的小劇場傳統，從是台大活動中心的蔣介石銅像到大學法修正再到無殼蝸牛的夜宿忠孝東路，雖然原始粗糙到令人尷尬，我們卻在迷亂的幼稚激情中驕傲前行。
經常在夏日午後，我將破舊的裕隆停在台大校園前，接上喇叭從卡帶中放出陳明章的《下午的一齣戲》，就地演講起來，後來甚至厚顏地邀請陳明章一起參與，渾然不知版權為何物。
陳明章為人親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無論是目前擔任上市公司CEO的學弟在陽明山上辦社團活動，或是在後來創辦《報導者》的學長租屋處，幾手啤酒、一些小菜，就邀請陳明章來開講。陳明章是性情中人，總是帶來厚厚的創作詞曲和一把吉他，上一分鐘還在講蘭花為人所竊，下一分鐘就拿起吉他吟唱起來，還有一次講到陳達泣不成聲，我們不知如何安慰，只是相對無言。
而今身在異國，當初的同學紛紛在不同領域成為耀眼的存在，想起那個鄭南榕自焚後狂暴又沈靜的午後，有著我依舊懷念陳明章的歌聲。
恭喜黑名單工作室獲得金曲特別貢獻獎。
報導者 鎮 宏 在 報導者The Reporter - 【雪莉、鎮宏的#二十大總整理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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