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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一季硅谷來信，我談到了不少美國基礎教育的內容。有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問，美國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差距較大，是不是因為經費問題呢？他提到了一個例子，美劇《絕命毒師》的主角就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化學老師，薪水微薄，只能勉強養家糊口，於是當他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就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位同學問，是不是因為美國公立中小學給老師的待遇不好，無法留住人才，才導致了公立學校的基礎教育水平低呢？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延伸開來，讓我們思考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多事情辦不好，是不是因為沒有錢？這封信我們就從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就美國公立中小學而言，對這個問題我們基本上可以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美國公立學校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列舉出十個原因，缺錢這件事也許只能排在第十位。下面我們一步步具體分析。
首先，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很多人都以為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軍費佔了大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美國在教育上的開支並不比軍費少。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詳細的情況。
美國是世界第一稅收大國，2018年美國的GDP是20.58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稅收分別是3.33萬億美元和1.06萬億美元，合計4.39萬億美元，而當年排在全球GDP第三的日本，整個國家的GDP也不過才4.97萬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有七成都花在了經常性的必須開支上，也就是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和國債利息，其中國債利息大概佔聯邦稅總額的4%多一點，不算多，真正巨大的支出是各種福利和保險。剩下的三成稅收收入算是國家的自由支出，裡面一大半都算在了軍費頭上，大約是6490億美元。但我要提醒一點，這部分支出包括了軍方控制的科研經費，而這些科研經費最後還是到了大學的手裡。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可以從軍方獲得大約1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而美國2018年花在中小學教育上的支出是6400億美元，攤到每個學生頭上大約是一年12600美元，這是我在美國政府網站上看到的數據。如果按英國《衛報》的報道，數據還要更高，每年平均花在每個K12學生身上的錢高達16300美元。這些花銷中，州政府撥款和地方房地產稅貢獻了將近90%，聯邦政府的撥款不到8%，剩下的是捐贈。這就是公立中小學的情況。而2020年全美國所有私立中小學，學生的平均學費是11000美元，即便算上學校的捐贈收入，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最後得出的數字和公立中小學的人均支出數字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從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公立中小學其實並不缺錢。實際上，如果你到硅谷地區看看幾所最有名的公立高中，比如帕羅阿圖高中和薩拉托加高中，就會發現它們的校園比硅谷地區最好的私立高中哈克學校一點不差。而且州政府給公立學校撥款是按學生人數計算的，而公立學校師生比例較低，一個老師教一大群學生，因此如果算到每個老師頭上，教育支出比大部分私立學校應該還更高。
美國公立中小學的老師待遇其實也不差。在加州，一個公立中小學老師基本上只要工作10年左右，就能拿退休金了。然後他們就可以一邊拿著退休金，一邊到私營教育機構工作掙錢了；反倒是很多私立學校老師生活壓力很大。以我女兒的老師們為例，他們不僅買不起房子，有的甚至在硅谷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學校提供的廉租房。這些老師之所以願意在私立學校教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他們的子女就免費可以上這些私立學校。
這裡順便說一句，美國幾乎所有大學教授的孩子上父母所在的學校都是免費的，這就是很多教授雖然工資不高還要在大學呆著的重要原因。至於《絕命毒師》里那位主人公的遭遇，與其說是公立學校老師待遇不好，不如說他遭遇了中產階級的典型困境，就是因為一場大病而導致貧困，這一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類似的。
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到底有哪些因素？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是因為缺錢，那很多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的觀察，至少有以下四個因素。其中一個和老師有關，剩下的三個和老師或者說師資力量都沒有太大關係。
先說和老師有關的原因，就是美國公立中小學搞大鍋飯，老師們沒有動力和意願去深化教學，發掘和培養每個孩子的特長。我的大女兒曾經在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讀過一年，這所學校的排名在加州幾千所小學中僅次於兩所只能靠抽籤入學的實驗小學，而且學校位於硅谷最富裕的一個區，絕大部分學生的家境都很好。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學校應該很好了吧，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一般來說，美國小學一個班會有一個老師來講所有的課程，我女兒所在的班有兩個老師，兩個老師教學經歷都超過10年，聽上去好像很不錯。但實際情況是，這兩個老師熬完了10年的年頭，都在等退休，都指望另一個人出力，自己落得輕鬆。他們佈置下來的一星期的作業，學生最多半小時就做完了。後來我就把女兒轉學轉走了，換到一個要求嚴格一點的學校。
這家新的學校也是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班上的老師也是新來的，教課果然認真很多，一天留的作業比過去一周的都多。但是這所新學校的老師從來不講任何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義務，我們這些家長只好自己到學校去講課。之前我女兒上的第一所公立小學，不久之後家長們也不乾了，在家長的要求下，那所學校被一拆為二，其中之一變成了一所半公立半私立的特許權學校。
經過種種波折，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孩子要是再呆在公立學校就給耽誤了，於是我們就把女兒轉走了。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公立學校的政治正確風氣太重，甚至影響到了教學。
我有一位谷歌的同事，他的女兒在硅谷一所最好的公立高中讀書。有一學期他女兒很鬱悶，因為講歷史課的老師是一位非洲裔，課上的論文，只要你不寫當年黑奴多麼悲慘、美國這個國家有多壞、白人多麼可惡，最多也只能得B。後來家長們忍無可忍，告到學校，學校開除了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又把學校告上了法庭，並且勝訴了，從此學校沒人敢管她了。但這樣教歷史課，教學質量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公立學校政治正確過重的風氣，家長們即使有意見，也沒有辦法。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因為學費是學生家長直接出的，所以家長（特別是大的捐贈者）對學校就多少還能有點影響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基礎教育普遍輕視理科；加上公立學校的老師認為「教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不是自己的義務」，家長即使想給孩子補上理科內容，老師也不會配合。結果就是我之前講過的，許多美國中學生到高中畢業還不會解一元二次方程。有的老師還告訴我，這還是美國「高三」學生的表現，要是等高中畢業一年之後，恐怕一半的學生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了。
學生水平這麼差，怎麼畢業呢？有些學校的做法就是放水。比如學生交了白卷，按中國的標準應該是0分，但有的美國學校說，白卷可以給50分。這樣，學生只要做對20分的題目就能及格，算是通過了。
考核標準這麼低，幾乎所有學生都能畢業，那怎麼評價衡量學校的教育成果呢？你可能知道美國有個著名的政策叫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這就可以形成一個考核指標。怎麼樣算「不掉隊」呢？只要孩子來上學，不逃學，就算學校教育成功了。這種教育政策和理念之下，很難想象教學質量能上得去。
第四個原因是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效率低。前面我們算過了，公立學校人均經費其實並不比私立學校少，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很多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率非常差，學校經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項目。
比如，有的學校講要環保，在校園花錢裝太陽能板，用太陽能發電。但這筆成本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呢？學校並沒有算過這筆賬。實際上目前在美國，天然氣發電比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低得多。

有的家長覺得，公立學校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錢，效率低一些就低一些吧。但有點常識就該知道，公立學校的經費大部分來自稅收，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止學校是這樣，公立機構資源利用率低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通病了。

小結
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旦辦不好，很多人就喜歡歸結於「沒有錢」。但回到現實你就會發現，「沒有錢」很多時候只是藉口和托詞。比如韓國和新加坡在中小學生身上的人均支出都不如美國，大約只有美國的2/3；然而根據調查，新加坡和韓國的中小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分別領先美國3.2年和1.9年。
在之前的來信里，我介紹過一些幾乎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生平經歷，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多少資源，更沒有什麼錢，依然創造了那些偉業。即使不說改變世界，只談我們身邊的見聞，一個人能做成事情，通常也是因為他認真去做事了，而不是因為他有錢。微軟、谷歌、eBay和特斯拉等公司，創業時的融資總金額和同行業的公司相比都不算高，但並不影響它們做成大事。

很多人喜歡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句話拿來鼓勵自己掙錢還好；但如果在失敗的時候拿出來講，把「沒有錢」當成失敗的理由，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在為自己做不成事情找藉口。

這封信的內容，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永遠不要把辦不成事簡單歸結於「沒有錢」。」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香港今日社論2021年01月22日(100蚊獅子頭)
https://youtu.be/yoXbq6ZMf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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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8人，被控前年8月18日在維園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港府原本找來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下譯佩里）擔任主控官，未料事件被政治化，英國外相不點名批評佩里「唯利是圖」，最終律政司更換主控官。香港奉行普通法，一向有聘請其他普通法國家司法人員辦案的做法，早前高院批准佩里擔任此案主控官，原因是認同案件涉及集會自由等重大爭議，必涉很多外國案例，而佩里正是這方面的權威，對處理此案有重大幫助，然而英國外相的發言，根本不是講法律，而是只談政治，「唯利是圖」更是人身攻擊。不管佩里出於什麼原因不接手案件，英國政府做法明顯是在施壓，口講法治實際卻是政治先行，有違普通法精神。

蘋果頭條
去年今日，本港出現首宗由高鐵輸入的武漢肺炎個案，全城恐慌，經歷四波疫情，逼近萬宗確診，百多人死亡，香港人究竟何時不用戴口罩？不用隔着膠板吃飯？最快3月開打疫苗，會否為香港抗疫帶來新轉機？香港大學抗疫專家指出，武肺疫苗只證實能有效預防有病徵感染及感染後減輕病情，未證實能產生消除性免疫力（sterilizing immunity），即未能確定可預防無症狀感染，接種疫苗後仍有機會受感染而成為隱形病人，繼續傳播病毒。全球確診人數迫近一億，「感染人數之多已超過臨界點，不可回頭」，加上不能於短時間為全球完成疫苗接種，故武肺病毒沒可能消失，只會變成常見的呼吸系統疾病，可能每年冬天都會爆發，但對長者甚至整個社會影響會大減。

東方正論
律政司重金禮聘洋法官鬧劇，最終以洋法官拒絕受聘收場，除了凸顯港府崇英戀殖，更反映香港沒有本地法律人才，以致涉及國安重犯黎智英的敏感案件，居然鬧至陣前易帥、醜出國際方休，堪稱自取其辱。其實，本港司法千瘡百孔，早已淪為漢奸走狗的保護傘，司法改革刻不容緩，甚至是時候考慮與中國法制接軌，一方面培養本地人才，另一方面讓內地律師來港，為統一法制做好準備。今次鬧劇源於壹傳媒黎智英被控前年8月18日的未經批准集結案，案件將於下月16日開審，律政司原定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擔任此案的主控官

星島社論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如箭在弦，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就着BioNTech及牛津兩款疫苗，定出了最優先接種的次序，最先接種的群組則為安老或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及職員。至於科興疫苗，則因為其並未在國際醫學期刊發表全面的第三期臨牀研究數據，故未有在考慮之列，要待獲得更多資料後再更新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見圖）昨日亦表示，政府會爭取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盡早供港，並按規例審批作緊急使用，估計在農曆年後開始透過政府主導的疫苗接種計畫為市民接種，目標在今年內免費為大部分市民提供疫苗。

經濟社評
在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甫宣誓，中國突宣布制裁蓬佩奧等28名特朗普政府前官員，無疑是向拜登示警，為未來雙邊關係劃出底綫。分析人士相信，未來中美關係大方向是「施壓＋競爭＋合作」，雙方現處摸底階段。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慨歎，經過那些非常困難和不平凡的時光後，中美人民都值得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她指拜登多次強調「團結」，這正是中美關係當前所需，而相信在兩國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中，善良的天使能夠戰勝邪惡的力量。

這周寰宇漫遊我們要來談談，新冠病毒到底是「純天然」，還是被人工加過料。
　
上個禮拜（4/17）北京當局悄悄上修了中國肺炎數據，死亡人數從2575例一口氣暴增50%，來到3869例，理由是疫情爆發初期「醫療單位反應不及」。中國醫護真的太難當了，拚命救人還得替政府背黑鍋。總之北京當局坦承有「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但就是不肯承認「瞞報」，中翻中意思就是，我們只是太忙了沒時間算，我也不知道死了這麼多人，真的不是故意要撒謊的啦！
　
我沒有說我不信喔，但是，我們川貴人早就說他不相信中國的數據，在白宮記者會上當眾質疑中國數據造假，還說美國正在徹查病毒是否來自武漢實驗室，嗆聲「如果被我抓到你們故意放病毒出來，大家走著瞧！」美國都帶頭卸責了，各國當然開始紛紛跟進，英國首席大臣拉布、澳洲內政部長杜登，都喊話要中國說清楚講明白。
　
有看寰宇漫遊的觀眾就知道，一個多月以前，中國才說這病毒是來自美國的實驗室，當時兩國大吵一架。現在美國又踢回去，說明明就是從中國來的，兩國就再吵一回。這就讓我想到，我小時候做錯事，我爸跟我媽就會互指對方，看你生的好女兒！都是你都是你！我當時只有五歲，都覺得你們兩個好幼稚噢!
　
BUT！這病毒到底是哪裡來的，我們可不可以有個比較科學的說法呢?！我們整理各家國際媒體報導，兵分三路來討論。
　
第一個說法：新冠病毒是中共研發的生物武器？
有關中共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說法，是曾經研究中國生物戰的以色列前軍事情報官員「蕭漢姆」最早提出的，美國鷹派很反中的《華盛頓時報》引述他的說法報導，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某些實驗室，秘密進行中國生物武器研究。但後來《華盛頓郵報》聯繫「蕭漢姆」想追蹤報導時，他拒絕發表進一步評論。目前這個論點還無法獲得專家或學者的背書。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第二個說法：新冠病毒是人工製造？但不是武器
因為發現愛滋病毒，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的法國知名病毒學家「蒙塔尼耶」4月16日受訪表示，他找來數學家同事，把數學模式用在生物基因序列研究上，發現新冠病毒帶有愛滋病毒基因，是人造病毒，呼應先前印度學者的說法。
「蒙塔尼耶」表示，這不可能是愛滋病患感染新冠病毒後，會產生的變異，要在病毒基因中插入新的蛋白，必須透過實驗室，這對目前科技來說非常容易，很可能是有人想研發愛滋病疫苗，但最後不小心讓病毒外洩，弄巧成拙。
「蒙塔尼耶」還說，他不是想要譴責誰，但如果北京當局一開始就把真相告訴大家，那事情會容易的多，中國政府應該「成熟點」，直接承認病毒是從他們實驗室外洩。
蒙塔尼耶得過諾貝爾的醫學獎耶!他這樣一講，很多人馬上將矛頭指向中國：抓到了喔。沒想到蒙塔尼耶的老同事、巴黎「巴士德學院」教授「霍布森」一樣也是很受尊重的學者，立刻跳出來打臉，說這項研究犯了「初學者的錯」，因為新冠病毒基因組有許多種鹼基，其中一組剛好跟愛滋病毒相近，如果擴大研究，可能還會發現別種病毒的基因片段。
美版「陳時中」、公衛專家「佛奇」17日也出面闢謠，他說根據一個演化病毒學家的研究，檢視新冠病毒以及蝙蝠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證實新冠病毒是從某種動物傳染給人類，不是實驗室人工製造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負責人「袁志明」更難得出面受訪，和新冠病毒的起源劃清界線。
這話我常跟我老公講，家裡有蟑螂絕對不是我的問題，我的管理制度很嚴格啊!垃圾我一個月倒一次，管理得可好了。我相信武漢病毒研究所一定管得比我好，可是問題是，就算我相信，還是很多人不信
　
這就來到第三個說法：新冠病毒沒有被加過料，但還是來自實驗室
《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國務院的外交電報，說2018年1月，美國曾經多次派出科學外交人員，訪問武漢病毒研究所，之後更兩度警告他們旗下P4實驗室存在「安全和管理」方面的弱點，研究人員缺乏適當培訓，電報還強調，美方擔心武漢對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研究，恐怕引發新一波「類SARS」的大規模傳染病。
而且先前中國早就有病毒外洩的前科。美國《科學家雜誌》（The Scientist）和法廣都報導，2004年4月，北京有一名研究員把P3實驗室中的SARS病毒株，帶到腹瀉病毒實驗室進行研究，但「滅活處理」沒做好，結果導致7人確診SARS、1人死亡。
其實中國先前就做過不少高風險研究，例如2013年哈爾濱動物傳染病專家「陳化蘭」，曾經將H5N1禽流感病毒與H1N1人類流感病毒雜交，製造出127種新病毒，研究它們的致死性、傳染性和感染人類的能力。
而2015年P4實驗室副主任、蝙蝠女「石正麗」也利用病毒基因重組技術，製造出能夠感染人類的雜交冠狀病毒，兩項研究都引發專家學者的抨擊，「石正麗」的研究，更被一些人認為是這波新冠疫情的源頭。
喜歡高風險研究沒問題，但安全措施絕對不能只做半套，就像要上床可以，但是要全程戴套啊，不然把人家肚子搞大了，還叫親朋好友幫你一起養孩子，這樣對嗎？
　
綜合這些國際媒體的結論，無論新冠病毒是否「純天然」有沒有被加過料，都可能來自中共實驗室，幾個月前p4實驗室被認定為「陰謀論」的說法，現在漸漸成為輿論主流。《華盛頓郵報》指出，雖然目前沒有實驗室外洩的證據，但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中國政府在早期階段誤導了全球，讓各國錯過防疫的黃金期。
　
想要當全球老大，不是又大又硬又有錢就夠了，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全球也要能買單。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能當世界超強，除了經濟跟軍事實力，還有軟實力。現在很多國家對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的透明度和道德水準，實在配不上他們的經濟規模。中國搶當世界第一強國的關鍵，還是在中國的價值觀能取代美國的價值觀嗎?
　
這周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病毒被加料 #實驗室外洩 #中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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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Cha 也是一名創業家，創辦了MoooFit Limited。生意發展至全世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也是六本書的作家，更是亞洲地區唯一擁有三項運動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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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成功打破第一個世界紀錄：「連續12小時打最多哥爾夫球出一百碼以外」
2014年成功打破第二個世界紀錄：「連續24小時踏單車產生最多電量」
2015年成功打破第三個世界紀錄：「連續12小時打籃球上籃最多入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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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對生命傾注熱枕，熱愛生活，為了啟發更多人相信生命可以有無限可能性，活出一個不受限制的人生。他一直在全亞洲四處演講，學員遍佈十多個國家，教導創新的銷售技巧和自我突破的秘訣，每月接觸人數更超過一百萬。他秉承使命「Create Your Destiny 用雙手創造命運」的理念，帶到世界各地，啟發各階層人士發揮潛能，達到人生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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