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國一指數律題目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1, 自信
2. 信任
3. 無私老師的教育
4. 實踐
5. 興趣
6. 師生間平等
7. 研究的真諦
8. 教育的真諦
9. 珍貴的領導力：支持。
10. 每件事不只有一個角度看問題
-------

【留學帶給我的十件禮物】

我11歲時就去美國接受教育，美式教育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腳色。如果我沒有留學，也許不會得到那麼多，也許不會成就現在的我。這邊整理了10件禮物跟大家分享。

　　當還沒有小留學生這個詞的時候我就去留學，我是1972年首先踏入了美國的土地。很多人問我什麼時候去留學，我就說1972年，他們說啊，你看起來有那麼老嗎？實際上我是11歲的時候就去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問我，如果你不去美國，還會得到一樣的成功嗎？美國在你的成長歷程中，留學的經歷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有什麼感觸？
　　
　　我當時是去美國的田納西州，是在一個天主教的學校，是去讀初中。整個城市沒有幾個中國人，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很多人在那個時候甚至沒有在真正的生活裡看過東方人面孔，但是他們對我伸出雙手歡迎，我得到的第一件最重要的禮物就是自信。

　　因為我發現，美國的教育方式和台灣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從小在臺灣長大，老師總是用懲罰的方式告訴我們這個做得不好，要怎麼懲罰，如果這個達不到誰又對你失望，總是用威脅、懲罰、失望等等的方式來希望我們能做得更好。我第一次看到美國這樣一個環境，它完全沒有這種負面的方式，而是用正面的教育，讓我能夠建立自己的自信。美國的教育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特別強的地方，所以它的教育方式就是鼓勵你在你的強項發揮得好的時候，給你足夠的鼓勵，讓你能夠得到一種自信。這不僅僅是對這一件事情的自信，而是對自己的自信，對未來的自信。

　而我的自信來自於，其實是件蠻可笑的事情：我記得有一次老師出了很多題目，在黑板上寫了1/7，說你們誰能夠換算出來？題目剛寫完我就舉手了，他說李開復這是什麼，雖然我當時的英文不是很好，我還是很快地回答了，0.142857。他說哎呀，數學天才。其實在臺灣的大家都知道，這是課堂上死背的東西，我可不是什麼數學天才。但當時他一誇，我就想也許我真的是數學天才。從此之後我就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代表學校參加考試、參加全州的比賽等等類似於奧數這種比賽，都非常踴躍地參加，認為我一定是一個數學天才。

當然後來我發現，其實我不是數學天才，當我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我是田納西州的州立冠軍，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學天才，他們就把我分到天才班，拿到一個最後一名。很有趣的是老師當時說：「開復，你是最後一名」，我說「完蛋了，最後一名怎麼辦？」，但他給了我一個A-，我說「啊！？最後一名還有A-。」，他說：「數學雖然是最後一名，但還是很厲害，一定要給一個A-」。我終於發現我不是天才，但是老師給了我自信，讓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就會努力地工作，就會做得很好，這是我的自信，是第一件得到的禮物。

第二件得到的禮物是信任，當時強項數學是給自信，弱的科目像是化學、歷史我根本沒有學過、沒有讀完，勉強去考，但是發現很多生詞不認識怎麼辦，當時我很清楚地記得我的歷史老師跟我說，開復，我知道你今天做不完今天的考題，你拿回家做，你可以用字典，你可以花所有你需要花的時間，3、5個小時都沒關係，但是我相信你不會翻開教科書。當時，我是一個11、12歲的小孩，老師明知道你的書籍在旁邊，還說讓你慢慢做，也相信我不會翻開我的教科書，其實這是對我的一種誠信和對別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珍惜別人對你的信任，這對當時的我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我得到的禮物就是一種無私的老師的教育。我這裡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我剛開始去讀初一的時候，上課我根本一個字都聽不懂，但當時我們的校長發現了這個情況以後，他就說每天中午你把午餐拿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一邊吃午餐，我一邊從小學一年級的英文課本教你。我記得當時打開第一頁，從簡單的字一個一個教我，一個學校的校長每天願意花中午的時間無私教我，一直到我上路。

我還記得第二件事，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數學天才，差不多在十年級的時候把高中所有的課都念完了，我當時高中的老師跟我說，你接著應該讀大學的課程。我說可是開車要30分鐘，我現在還不能開車，老師說沒關係，我教這個課，每天我到你家接你，這個老師每次上課，每個星期三次，就來我家接我，讓我在我的11、12年級能夠修到兩門大學的數學微積分。所以，老師的態度也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第四件我在高中學到的事情是實踐。今天很多教育更多都是去背書本上的東西，背死書。但是我非常相信那句話，看過的你會忘記，聽過的你會記得，但是做過的你才真正的理解。所以，當時我非常感觸的是每一堂課都有那麼多實踐的項目，不會只教你一個指數是怎麼回事，會教你為什麼要學指數，如果你賺100元，每年10%的利率，10年之後你不只會有200元，會有更多錢，因為利息會升，這是指數的概念，會用真實的例子，如果你以後真的有超過200元，就會努力地學這個題目。

另外一個實踐是我在高中參加了一個創業活動，辦的方法不太一樣，當時老師就說你們一群人創一個公司，要選誰是領導者，決定做什麼產品，大家一起來合作，把產品推銷出去，讓家長出錢資助我們，當股東，資助不是白拿的，到一年做完項目以後，要算上每一個股東應還他多少錢，要算股息等等，真的像一個公司來運營，那時我們感覺真的特別有意思。而且我們做的項目當時也很有意思，這也間接地代表了美國學校的一種開放和包容。

當時學校把午餐的時間縮短，從1個小時縮到40分鐘，我們這些學生就覺得這很不好，我們要抗議。怎麼抗議呢？我們在這個創業活動中就做了一個T-shirt，T-shirt上畫了一個臘腸狗，畫得很長。這是一個不太激進的抗議，所有學生都非常想買這個T-shirt，我們印了很多很多，當年我們也成為了全州業績最好的一個公司，當然學校其實也非常包容我們的這種做法，並沒有打壓我們，允許我們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雖然最後午餐的時間還是沒有增加。

高中畢業之後我申請了很多大學，我的SAT考得不是很好，數學雖然考了800分，但是我的英文還沒考到600分。所以，在當時能夠進哥倫比亞已經算很不錯，我心中想進哈佛，但是分數還是不夠，因此進了哥倫比亞。

進哥倫比亞，我在那邊也學到很多事情。如果說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認為應該是興趣，這是第五件我得到的美國留學禮物。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我專業的選擇選了雙主修，數學和法律。很奇怪的兩個主修，數學我覺得我是天才，法學我覺得看電視上那些律師都很酷，尤其當時美國有一個節目叫做《輪椅神探》，我就覺得這是我的偶像。其實就跟今天的中學生一樣，其實很迷惘，並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麼、職業是什麼，只是隨機選了兩個。

讀了一年多以後才發現，其實我數學又不是天才，而且我覺得不是天才的人讀數學沒有什麼意思。跟那些人上課，他們那一班都是天才班，一共有7個人，我是第七名，前六個人每天都告訴我數學多美，我就想不出什麼地方美，就做一些題目而已，覺得不適合數學。法律每次上課就想睡覺，也不適合學法律。那就糟了，幸好，當時學校是允許換主修的，而且學校鼓勵我們自己選修課程。所以，當時我很幸運地選修了電腦，我覺得這個才是我真正有興趣的事情。

學校有這種制度，讓我能夠改變我的主修，我真的非常感謝，還記得，我女兒去哥倫比亞讀書時，她跟我說，爸爸，有一個好消息，他們居然大三才要選主修，我說是啊，三十年前我去讀就是這樣，她說太好了，我從來沒想到有這種機會，她說我真的沒想好我要學時裝設計還是我要學經濟，還是我要學東亞文學。我說你就學兩年，兩年之後再決定。我真的非常感謝有這樣一個學校，有這樣一個寬容的環境，讓我在大三的時候做一個選擇，能夠追隨我的興趣。

我在哥倫比亞讀了四年，就到了另一個學校去讀電腦的PHD。在這裡我也得到了更多，可能更多像是臺灣留學生出去的體驗，當然我的英文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我還是在這裡看到了很多震撼，讓我對教育和留學能夠得到的是有了一個深的層次的理解。

第六個我得到的禮物就是平等，也就是老師跟同學之間是平等的，我當助教的時候有一個機會，給學生講課，當時我就覺得講得很好，因為我在很短的時間就讓這些學生學了很難的電腦技術，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工程師，我也是一個不錯的研究員，因此我肯定是很好的老師，但是很不幸的是學生繳回來的給老師的評語，讓我非常震驚，他們不但給我最低的分數，而且給我取了很多綽號，他們說開復的課叫做開復劇場，他一個人在上面演戲，我們全部都在下面睡覺，他們說開復來這兒，什麼目光接觸都沒有，每天眼睛只看著黑板，也不看著我們，我們在打瞌睡也不知道，他教的是最差的，沒有見過這麼差的老師。這種平等交流相當重要，我知道在很多學校都有學生評老師，但是往往都是很局限性的，而且學生可能不敢打分。在美國這樣的環境真的非常好，如果我還想做個老師，我需要一個當頭棒喝，我當時得到了棒喝之後，我也去好好地學怎麼樣做一個更好的老師。

第七，我學到的是研究的真諦。做一個科學家，讀一個博士，真正核心是什麼呢？我的博士導師讓我跟他談了30分鐘，在30分鐘裡我得到的今天的兩項禮物都是他給我的，他當時跟我說的第一件事情，我問他，我來這邊讀博士，你對我的期望是什麼？他說我對任何一個人來這個學校讀博士的期望就是你要成為你論文領域的世界的第一人，我說你開玩笑嗎？我一個學生怎麼能夠成為第一人。他說我不是讓你成為電腦這個領域的第一人，但是如果你的論文寫的像是連續性語音辨識，全世界應該不會比你更好，如果有的話，你就不是真的達到了我的期望。他說我認為每一個博士生都應該有這樣的抱負，要不然就不應該來讀博士。這句話對我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後來其實我做了一些專案，我覺得湊合可以畢業，可以拿到博士，但是我後來總是想到這句話，真的要做到在個狹窄的領域裡達到第一人才可以停止。

第八個禮物也來自於同樣跟他的對話，就是教育的真諦。我說好了，我盡力會做到一個狹窄領域世界的第一人。我又問他，我從卡內基•梅隆大學畢業以後，我所帶走的就應該是世界第一的論文，我要在這個論文上面再發揚光大，找一個工作，繼續把這個領域做得更好，是吧。他說不對，我認為你其實在讀博士的過程中，你帶走的東西是做研究的精神，這才是教育的真諦，知道怎麼去解決一個問題，我們要教會你如何獨立地知道如何去解決一個尚未被解決的問題。如果你學到了這一點，那麼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認為你畢業之後，很可能不會繼續做語音辨識，甚至不一定會做電腦科學，但是如果你以後在面臨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能夠自己獨立的思考、分析、客觀、理解不同的觀點，去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你這個博士就是你可以終身擁有的、終身使用的，而且不僅僅是使用在你的這個領域。我後來讀了更多教育的書之後，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句話跟他這句話是非常相似的，教育的真諦就是當你忘記一切所學到的東西之後，所剩下的就是教育。因為我們到底有多少人能夠背會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省會在什麼地方，我們多少人會背微積分公式，但是能夠讓我們獨立學習，這才是教育的真諦，而不是背會多少。

第九個禮物是我的博士生導師，是得過圖靈獎的一個世界性的導師，我決定跟他做語音辨識，他給了我一個題目，我跟他做了一年左右。做了一年以後，我發現他給我的題目很好，但是他給我的解決問題的建議是行不通的。在美國這個環境長大，也讓我有足夠的勇氣挑戰我的老師，這可能也是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之下，讓我有勇氣說出。而且我不是直接挑戰他，我是跟他分析，我喜歡你的題目，但是我不喜歡你的方法，我想試著不同的方法，我鼓足勇氣跟他說，語音辨識我想做，但是專家系統方法讀不下去，我想用統計的方法做語音辨識的問題。當他分析了我為什麼想用這樣的方法之後，他說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

我記得法國的哲學家曾經說過，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用我的生命來捍衛你說這句話的權利。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話，但是我導師的話“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很支持你”，更了不起。我更多是告訴你，在科學的領域裡人人是平等的，你有權利有你的想法，我有權利有我的想法，我希望你用你的方法、你的熱情去解決你的問題，我不認為我有權利告訴你一個尚未解的問題一定要用什麼方法來解答。後來也有記者問他，當時李開復挑戰你的時候，你是怎麼想的，他的回答也很簡單，他說在科學的領域上人人是平等的。

我從他這句話裡面所學到的，遠不只是人人是平等的，我學到的更多的是，很多人認為他這句話可能只是一種胸懷，是一種接受別人的思維。其實不是，我在他的指導下畢業之後，20多年之後我來回顧，其實我從他那兒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句話，而這句話不僅僅是一種雅量，而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是一種做科學的態度，是一種做工程的態度。也就是說不只是一種雅量，而是一種很珍貴的領導力。如果你希望在一個公司，比如是在Google公司，對於最聰明的員工，你就要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支持他們用他們的方法做事情。如果你什麼事情都要很獨裁地告訴他應該怎麼做，這些聰明人就沒有辦法發揮他們真正的潛力。所以，一個真正的研究院也好，科學部門也好，一個產品部門也好，如果你真的想要讓這批優秀的天才能夠發揮他們的潛力，那最好的管理方法就是去支持他們。

第十件我學的事情跟這個也是相當有關的，第十個禮物我認為就是，每一件事情我們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而是有很多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當時我的老師也跟我說得非常清楚，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有自己意見。其實很多東方的教育碰到一個巨大的瓶頸就是認為每件事情是非黑即白，一個人要麼是好人，要麼是壞人，一個科學的問題要麼是這兒解答，不然就是這麼解答，沒有想到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方法來看問題。比如我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在很多高科技的公司面試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像是下水道的蓋子為什麼是圓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聽過很多詞。但是問這個問題的目的其實並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你答對就可以進來，答錯就不能進來。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看你的頭腦不要被局限在一個框框裡，能夠有不同思維的空間。如果你的思想，你想的東西是有道理的，比如圓的好在地上滾，或者是圓的不容易掉下來砸到別人的頭，或者圓是最小的面積，比較省錢，這些都是最好的答案。那些答不出來，在反思我高中的時候有沒有背過這個題目的人，這些人很不幸沒有被這樣一種開放式的教育來啟發，來釋放他的思維的空間。所以，在今天的21世紀裡面，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思維的方式，能夠理解任何的問題，可以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它，並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來定案，這不只是一個科學家的胸懷，而且是一個所有21世紀的人所需要學習的態度。

這十個是我今天認為在留學過程中得到最大的禮物。最後補充一下，並不是說今天不到美國就不可以得到這些東西，也不是說到了美國一定可以得到這些東西，因為東方的教育也在成長，美國的教育也各有不同，參差不齊，我是非常幸運從天主教的初中，到高中，到哥倫比亞，到卡內基•梅隆大學，碰到這麼多一流的學府，碰到這麼多一流的教師，但是今天我回頭想一下，如果真的問我剛才在文章開始的那個問題，如果我沒有留學，如果我一直留在臺灣或者是留在大陸，我有沒有可能得到這麼多禮物，成為今天我成為的人，我想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文字來自我演講後主辦方整理的文字版）

【留學帶給我的十件禮物】

我11歲時就去美國接受教育，美式教育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腳色。如果我沒有留學，也許不會得到那麼多，也許不會成就現在的我。這邊整理了10件禮物跟大家分享。

　　當還沒有小留學生這個詞的時候我就去留學，我是1972年首先踏入了美國的土地。很多人問我什麼時候去留學，我就說1972年，他們說啊，你看起來有那麼老嗎？實際上我是11歲的時候就去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問我，如果你不去美國，還會得到一樣的成功嗎？美國在你的成長歷程中，留學的經歷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有什麼感觸？
　　
　　我當時是去美國的田納西州，是在一個天主教的學校，是去讀初中。整個城市沒有幾個中國人，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很多人在那個時候甚至沒有在真正的生活裡看過東方人面孔，但是他們對我伸出雙手歡迎，我得到的第一件最重要的禮物就是自信。

　　因為我發現，美國的教育方式和台灣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從小在臺灣長大，老師總是用懲罰的方式告訴我們這個做得不好，要怎麼懲罰，如果這個達不到誰又對你失望，總是用威脅、懲罰、失望等等的方式來希望我們能做得更好。我第一次看到美國這樣一個環境，它完全沒有這種負面的方式，而是用正面的教育，讓我能夠建立自己的自信。美國的教育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特別強的地方，所以它的教育方式就是鼓勵你在你的強項發揮得好的時候，給你足夠的鼓勵，讓你能夠得到一種自信。這不僅僅是對這一件事情的自信，而是對自己的自信，對未來的自信。

　而我的自信來自於，其實是件蠻可笑的事情：我記得有一次老師出了很多題目，在黑板上寫了1/7，說你們誰能夠換算出來？題目剛寫完我就舉手了，他說李開復這是什麼，雖然我當時的英文不是很好，我還是很快地回答了，0.142857。他說哎呀，數學天才。其實在臺灣的大家都知道，這是課堂上死背的東西，我可不是什麼數學天才。但當時他一誇，我就想也許我真的是數學天才。從此之後我就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代表學校參加考試、參加全州的比賽等等類似於奧數這種比賽，都非常踴躍地參加，認為我一定是一個數學天才。

當然後來我發現，其實我不是數學天才，當我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我是田納西州的州立冠軍，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學天才，他們就把我分到天才班，拿到一個最後一名。很有趣的是老師當時說：「開復，你是最後一名」，我說「完蛋了，最後一名怎麼辦？」，但他給了我一個A-，我說「啊！？最後一名還有A-。」，他說：「數學雖然是最後一名，但還是很厲害，一定要給一個A-」。我終於發現我不是天才，但是老師給了我自信，讓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就會努力地工作，就會做得很好，這是我的自信，是第一件得到的禮物。

第二件得到的禮物是信任，當時強項數學是給自信，弱的科目像是化學、歷史我根本沒有學過、沒有讀完，勉強去考，但是發現很多生詞不認識怎麼辦，當時我很清楚地記得我的歷史老師跟我說，開復，我知道你今天做不完今天的考題，你拿回家做，你可以用字典，你可以花所有你需要花的時間，3、5個小時都沒關係，但是我相信你不會翻開教科書。當時，我是一個11、12歲的小孩，老師明知道你的書籍在旁邊，還說讓你慢慢做，也相信我不會翻開我的教科書，其實這是對我的一種誠信和對別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珍惜別人對你的信任，這對當時的我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我得到的禮物就是一種無私的老師的教育。我這裡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我剛開始去讀初一的時候，上課我根本一個字都聽不懂，但當時我們的校長發現了這個情況以後，他就說每天中午你把午餐拿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一邊吃午餐，我一邊從小學一年級的英文課本教你。我記得當時打開第一頁，從簡單的字一個一個教我，一個學校的校長每天願意花中午的時間無私教我，一直到我上路。

我還記得第二件事，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數學天才，差不多在十年級的時候把高中所有的課都念完了，我當時高中的老師跟我說，你接著應該讀大學的課程。我說可是開車要30分鐘，我現在還不能開車，老師說沒關係，我教這個課，每天我到你家接你，這個老師每次上課，每個星期三次，就來我家接我，讓我在我的11、12年級能夠修到兩門大學的數學微積分。所以，老師的態度也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第四件我在高中學到的事情是實踐。今天很多教育更多都是去背書本上的東西，背死書。但是我非常相信那句話，看過的你會忘記，聽過的你會記得，但是做過的你才真正的理解。所以，當時我非常感觸的是每一堂課都有那麼多實踐的項目，不會只教你一個指數是怎麼回事，會教你為什麼要學指數，如果你賺100元，每年10%的利率，10年之後你不只會有200元，會有更多錢，因為利息會升，這是指數的概念，會用真實的例子，如果你以後真的有超過200元，就會努力地學這個題目。

另外一個實踐是我在高中參加了一個創業活動，辦的方法不太一樣，當時老師就說你們一群人創一個公司，要選誰是領導者，決定做什麼產品，大家一起來合作，把產品推銷出去，讓家長出錢資助我們，當股東，資助不是白拿的，到一年做完項目以後，要算上每一個股東應還他多少錢，要算股息等等，真的像一個公司來運營，那時我們感覺真的特別有意思。而且我們做的項目當時也很有意思，這也間接地代表了美國學校的一種開放和包容。

當時學校把午餐的時間縮短，從1個小時縮到40分鐘，我們這些學生就覺得這很不好，我們要抗議。怎麼抗議呢？我們在這個創業活動中就做了一個T-shirt，T-shirt上畫了一個臘腸狗，畫得很長。這是一個不太激進的抗議，所有學生都非常想買這個T-shirt，我們印了很多很多，當年我們也成為了全州業績最好的一個公司，當然學校其實也非常包容我們的這種做法，並沒有打壓我們，允許我們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雖然最後午餐的時間還是沒有增加。

高中畢業之後我申請了很多大學，我的SAT考得不是很好，數學雖然考了800分，但是我的英文還沒考到600分。所以，在當時能夠進哥倫比亞已經算很不錯，我心中想進哈佛，但是分數還是不夠，因此進了哥倫比亞。

進哥倫比亞，我在那邊也學到很多事情。如果說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認為應該是興趣，這是第五件我得到的美國留學禮物。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我專業的選擇選了雙主修，數學和法律。很奇怪的兩個主修，數學我覺得我是天才，法學我覺得看電視上那些律師都很酷，尤其當時美國有一個節目叫做《輪椅神探》，我就覺得這是我的偶像。其實就跟今天的中學生一樣，其實很迷惘，並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麼、職業是什麼，只是隨機選了兩個。

讀了一年多以後才發現，其實我數學又不是天才，而且我覺得不是天才的人讀數學沒有什麼意思。跟那些人上課，他們那一班都是天才班，一共有7個人，我是第七名，前六個人每天都告訴我數學多美，我就想不出什麼地方美，就做一些題目而已，覺得不適合數學。法律每次上課就想睡覺，也不適合學法律。那就糟了，幸好，當時學校是允許換主修的，而且學校鼓勵我們自己選修課程。所以，當時我很幸運地選修了電腦，我覺得這個才是我真正有興趣的事情。

學校有這種制度，讓我能夠改變我的主修，我真的非常感謝，還記得，我女兒去哥倫比亞讀書時，她跟我說，爸爸，有一個好消息，他們居然大三才要選主修，我說是啊，三十年前我去讀就是這樣，她說太好了，我從來沒想到有這種機會，她說我真的沒想好我要學時裝設計還是我要學經濟，還是我要學東亞文學。我說你就學兩年，兩年之後再決定。我真的非常感謝有這樣一個學校，有這樣一個寬容的環境，讓我在大三的時候做一個選擇，能夠追隨我的興趣。

我在哥倫比亞讀了四年，就到了另一個學校去讀電腦的PHD。在這裡我也得到了更多，可能更多像是臺灣留學生出去的體驗，當然我的英文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我還是在這裡看到了很多震撼，讓我對教育和留學能夠得到的是有了一個深的層次的理解。

第六個我得到的禮物就是平等，也就是老師跟同學之間是平等的，我當助教的時候有一個機會，給學生講課，當時我就覺得講得很好，因為我在很短的時間就讓這些學生學了很難的電腦技術，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工程師，我也是一個不錯的研究員，因此我肯定是很好的老師，但是很不幸的是學生繳回來的給老師的評語，讓我非常震驚，他們不但給我最低的分數，而且給我取了很多綽號，他們說開復的課叫做開復劇場，他一個人在上面演戲，我們全部都在下面睡覺，他們說開復來這兒，什麼目光接觸都沒有，每天眼睛只看著黑板，也不看著我們，我們在打瞌睡也不知道，他教的是最差的，沒有見過這麼差的老師。這種平等交流相當重要，我知道在很多學校都有學生評老師，但是往往都是很局限性的，而且學生可能不敢打分。在美國這樣的環境真的非常好，如果我還想做個老師，我需要一個當頭棒喝，我當時得到了棒喝之後，我也去好好地學怎麼樣做一個更好的老師。

第七，我學到的是研究的真諦。做一個科學家，讀一個博士，真正核心是什麼呢？我的博士導師讓我跟他談了30分鐘，在30分鐘裡我得到的今天的兩項禮物都是他給我的，他當時跟我說的第一件事情，我問他，我來這邊讀博士，你對我的期望是什麼？他說我對任何一個人來這個學校讀博士的期望就是你要成為你論文領域的世界的第一人，我說你開玩笑嗎？我一個學生怎麼能夠成為第一人。他說我不是讓你成為電腦這個領域的第一人，但是如果你的論文寫的像是連續性語音辨識，全世界應該不會比你更好，如果有的話，你就不是真的達到了我的期望。他說我認為每一個博士生都應該有這樣的抱負，要不然就不應該來讀博士。這句話對我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後來其實我做了一些專案，我覺得湊合可以畢業，可以拿到博士，但是我後來總是想到這句話，真的要做到在個狹窄的領域裡達到第一人才可以停止。

第八個禮物也來自於同樣跟他的對話，就是教育的真諦。我說好了，我盡力會做到一個狹窄領域世界的第一人。我又問他，我從卡內基•梅隆大學畢業以後，我所帶走的就應該是世界第一的論文，我要在這個論文上面再發揚光大，找一個工作，繼續把這個領域做得更好，是吧。他說不對，我認為你其實在讀博士的過程中，你帶走的東西是做研究的精神，這才是教育的真諦，知道怎麼去解決一個問題，我們要教會你如何獨立地知道如何去解決一個尚未被解決的問題。如果你學到了這一點，那麼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認為你畢業之後，很可能不會繼續做語音辨識，甚至不一定會做電腦科學，但是如果你以後在面臨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能夠自己獨立的思考、分析、客觀、理解不同的觀點，去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你這個博士就是你可以終身擁有的、終身使用的，而且不僅僅是使用在你的這個領域。我後來讀了更多教育的書之後，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句話跟他這句話是非常相似的，教育的真諦就是當你忘記一切所學到的東西之後，所剩下的就是教育。因為我們到底有多少人能夠背會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省會在什麼地方，我們多少人會背微積分公式，但是能夠讓我們獨立學習，這才是教育的真諦，而不是背會多少。

第九個禮物是我的博士生導師，是得過圖靈獎的一個世界性的導師，我決定跟他做語音辨識，他給了我一個題目，我跟他做了一年左右。做了一年以後，我發現他給我的題目很好，但是他給我的解決問題的建議是行不通的。在美國這個環境長大，也讓我有足夠的勇氣挑戰我的老師，這可能也是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之下，讓我有勇氣說出。而且我不是直接挑戰他，我是跟他分析，我喜歡你的題目，但是我不喜歡你的方法，我想試著不同的方法，我鼓足勇氣跟他說，語音辨識我想做，但是專家系統方法讀不下去，我想用統計的方法做語音辨識的問題。當他分析了我為什麼想用這樣的方法之後，他說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

我記得法國的哲學家曾經說過，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用我的生命來捍衛你說這句話的權利。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話，但是我導師的話“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很支持你”，更了不起。我更多是告訴你，在科學的領域裡人人是平等的，你有權利有你的想法，我有權利有我的想法，我希望你用你的方法、你的熱情去解決你的問題，我不認為我有權利告訴你一個尚未解的問題一定要用什麼方法來解答。後來也有記者問他，當時李開復挑戰你的時候，你是怎麼想的，他的回答也很簡單，他說在科學的領域上人人是平等的。

我從他這句話裡面所學到的，遠不只是人人是平等的，我學到的更多的是，很多人認為他這句話可能只是一種胸懷，是一種接受別人的思維。其實不是，我在他的指導下畢業之後，20多年之後我來回顧，其實我從他那兒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句話，而這句話不僅僅是一種雅量，而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是一種做科學的態度，是一種做工程的態度。也就是說不只是一種雅量，而是一種很珍貴的領導力。如果你希望在一個公司，比如是在Google公司，對於最聰明的員工，你就要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支持他們用他們的方法做事情。如果你什麼事情都要很獨裁地告訴他應該怎麼做，這些聰明人就沒有辦法發揮他們真正的潛力。所以，一個真正的研究院也好，科學部門也好，一個產品部門也好，如果你真的想要讓這批優秀的天才能夠發揮他們的潛力，那最好的管理方法就是去支持他們。

第十件我學的事情跟這個也是相當有關的，第十個禮物我認為就是，每一件事情我們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而是有很多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當時我的老師也跟我說得非常清楚，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有自己意見。其實很多東方的教育碰到一個巨大的瓶頸就是認為每件事情是非黑即白，一個人要麼是好人，要麼是壞人，一個科學的問題要麼是這兒解答，不然就是這麼解答，沒有想到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方法來看問題。比如我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在很多高科技的公司面試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像是下水道的蓋子為什麼是圓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聽過很多詞。但是問這個問題的目的其實並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你答對就可以進來，答錯就不能進來。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看你的頭腦不要被局限在一個框框裡，能夠有不同思維的空間。如果你的思想，你想的東西是有道理的，比如圓的好在地上滾，或者是圓的不容易掉下來砸到別人的頭，或者圓是最小的面積，比較省錢，這些都是最好的答案。那些答不出來，在反思我高中的時候有沒有背過這個題目的人，這些人很不幸沒有被這樣一種開放式的教育來啟發，來釋放他的思維的空間。所以，在今天的21世紀裡面，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思維的方式，能夠理解任何的問題，可以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它，並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來定案，這不只是一個科學家的胸懷，而且是一個所有21世紀的人所需要學習的態度。

這十個是我今天認為在留學過程中得到最大的禮物。最後補充一下，並不是說今天不到美國就不可以得到這些東西，也不是說到了美國一定可以得到這些東西，因為東方的教育也在成長，美國的教育也各有不同，參差不齊，我是非常幸運從天主教的初中，到高中，到哥倫比亞，到卡內基•梅隆大學，碰到這麼多一流的學府，碰到這麼多一流的教師，但是今天我回頭想一下，如果真的問我剛才在文章開始的那個問題，如果我沒有留學，如果我一直留在臺灣或者是留在大陸，我有沒有可能得到這麼多禮物，成為今天我成為的人，我想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文字來自我演講後主辦方整理的文字版）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