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在有線新聞見到女記者在酒樓採訪團年飯的市況，例行公事嘛。她走近一圍十二人的大枱，把咪遞給似是一家之主的男人，催迫他說些甚麼。在安迪華荷的未來，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成名的機會，但這個男人顯然沒有準備好。女記者問他「新年叫了甚麼意頭菜啊？」，他結結巴巴勉力在鏡頭前擠些話：「都係雞啊……魚……菜啊……雞……」每年度歲新聞予攜予取的那種標準答案，他一個也給不了。時間一秒一秒過去，消耗着每一個目擊者的耐性。
在鏡頭外，有個尷尬癌發作的親戚看不過眼，將一頁張酒樓菜單丟到他的碗上，像白宮幕僚當着鎂光燈向尼克遜塞上貓紙。很可惜，派不上用場，他一整年的運氣已在剛剛一分鐘用盡，短訪告終，他一個菜式名稱也說不出，甚至連一句完整句子也沒法完成，就被迫草草圓場。女記者對席上客說：「不如一齊跟電視機前的觀眾說一些祝賀說話吧！」
她，很可能以為大家會三二一整齊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然後就可以爽快將時間交回直播室，但萬事沒有如她的意。十二個人分別對着鏡頭把平生說過的四字賀詞逐一吐出，席間此起彼落，你聽不出任何咬字，卻見到各人很努力交功課，且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像在鬥誰懂得最多賀詞。這吵耳有個好處：沒有人能辨出誰的聲音。
這下輪到女記者尷尬，到她草草圓場，到她對着鏡頭抿笑。
這又可以怪誰？隨街換上任意十二個人，殊途也許同歸。初一晚，一家之主可能徹夜難眠，自責為甚麼沒法出口成文，反而當眾怯場，做不出一齣難忘的戲跟家人和公眾交代。他做了這麼多年人，可能才首次意識到甚麼叫人生沒有排演。這種生命的小插曲，本來壓根兒也不重要，卻成了他不能承受之輕：
「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因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檢驗哪種抉擇是好的，因為不存在任何比較。一切都是馬上經歷，僅此一次，不能準備。」
那麼我們要隨時隨地準備好突擊受訪？這樣，女記者捕捉的便不是人的真誠反應了，它淪為一種預先操演的文宣。
我們討厭黨這麼做，卻暗許了自己可以；當我們痛恨特首和高官在鏡頭前做樣板戲，卻痛恨自己連樣板戲也演不了。嘲笑，是因為置身事外，但當一個嘲笑者易地而處，走過眾目睽睽的受刑台，他才會感悟文宣之善遠大於它的惡——他寧願在台前揮灑自如，也不想自己當眾出醜。
而觀眾，就是愛看人蹩腳，看黨出醜。是他者，迫使人和黨要做得好好睇睇，要夠體面，要有排場，要不被人看穿那是文宣。於是，雙方展開一場文宣和反文宣的鬥爭。而廣告商和製片者，亦努力偽裝自己與大眾沆瀣一氣，務求洗甩文宣味來包藏他們的文宣。你看看YouTube插播的那些廣告，大概就能拿捏我所講的是哪一種：真人騷式假採訪，背景音樂彈着充沛行進的和弦，素淡的配色，假裝我沒有在推銷，利用專業人士和低下階層包裝，經營一種矯揉的自然。只有很了解歷史的人才可辨識它也屬文宣的一種。
本來，文宣無善惡，賣花讚花香並不可恥，一個世紀前的廣告海報充斥誇飾和謊言，但大眾沒有因此抵制，而選擇接納它存在，因為那時還未出現黨的文宣部。直到人們意識到它的惡，我們便不可逆地踏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文宣沒有因抵制而消失，它反而不斷被改造和進化，在一場場公關騷燦爛綻放。讚揚一個公關做得好，跟史太林嘉許文宣部做得好，兩者之間，我們只知其相異，卻不知其相同，因為它埋在存在底層的地方，甚少人會去探曉。但單憑一個食客，你就可以看到人的本質與文宣的本質糾纏。
人終其一生都在擺脫文宣，很多人卻炮製和擁護文宣而不自知，那不是很可怕嗎？有些毒藥，糖衣比共產製的還要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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