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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

《1122洛夫今扺南京創作70年研討會》
台灣詩人洛夫創作70週年
來源：深圳商報　

記者 韓墨
　　今年是台灣著名詩人洛夫從事創作70週年，而由洛夫、張默和痖弦共同創辦的蜚聲海峽兩岸的《創世紀》詩刊，也剛剛度過了60歲生日。作為特別的紀念，前不久，洛夫在深圳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洛夫感慨地說：“《創世紀》的存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成長的歷史也是我詩歌成長的歷史。”記者 夏和順
　　處女作稿費是銀圓五角
　　《文化廣場》：從您1944年在衡陽《力報》發表處女作開始算起，從事創作已經70週年了。您最初10年的文學創作是個什麼狀況？
　　洛夫：東南大學姜耕玉教授和華文詩歌研究所正在籌備紀念我創作70週年研討會。1944年，我在《力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題為《夏日的庭院》，一千多字，我記得稿費是銀圓五角。我的創作是從散文開始的，寫詩則是我在湖南嶽雲中學讀高二時。
　　最有意思的是，1949年赴台灣時，我的行囊中帶著馮至和艾青的詩集各一冊，和我個人作品的剪貼本，包括二十多首詩和十幾篇散文。到基隆下船時，詩集和剪貼本都丟了。那是兵荒馬亂的年代，我安慰自己：生命都顧不上了，這本作品集丟了也就丟了。沒有想到的是，過了40年以後，1988年我回衡陽探親，當年《力報》的副刊主編王晨牧先生仍健在，已80多歲了，他又從《力報》上幫我找出十幾首詩來。現在看來，當時我在大陸發表的作品都太幼稚，因為是習作階段。
　　《文化廣場》：王鼎鈞在回憶錄中說，他在大陸時並沒有開始寫作，到了台灣時為謀生才開始投稿。王先生要比您大，但您的寫作卻早于他。您到台灣最初幾年的創作情況怎樣？
　　洛夫：王鼎鈞大我3歲，他起先是在一個廣播電臺做主任，全部投入寫作是在退休以後，特別是到了美國以後，寫了很多東西，內容紮實，語言生動。
　　我剛到台灣，因為要調整生活，忙於生計，大概有3年沒有寫作。1952年12月，我在《寶島文藝》月刊發表《火焰之歌》，這是我到台灣後發表的第一首詩。之後每年都有作品，到1954年進入高峰期。我的創作期在台灣這一代詩人作家中比任何人都長，成果最豐碩，經歷也最完整。我小時候讀過三年私塾，讀過唐詩，三字經沒念，念過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然後讀小學，那時讀過《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很多字都不認識。《水滸傳》到高中、大學時再讀，每個時期體會都不一樣。
　　我跟張默流汗也流淚
　　《文化廣場》：請您回憶一下《創世紀》創刊及同仁詩社成立的經過。
　　洛夫：1954年我跟張默先認識，我們都是海軍低級軍官，在海軍的報紙上發表作品，彼此都很欣賞，後來商量辦一份刊物。開始張默負責主編，我負責組稿，到第二年痖弦加入進來。刊物開始很薄很簡陋，後來改為20開本，四四方方的季刊，一直堅持了60年，現在印得更加漂亮了。
　　開始詩刊沒有經費，我們自掏腰包，把工資貢獻出來。印一期一兩百塊錢，我們的工資才五六十塊錢。經常遇到印好了放在印刷廠拿不出來的情況，我們就拿腳踏車、手錶去當，把刊物換出來。印數大概是一千冊，訂戶很少，大部分送給寫詩的朋友，也拿到書店寄售。我們親自到高雄、左營各個書店去送，三個月或半年結賬，現在想起來很難過。
　　有一個老闆是山東人，說這個東西不賣錢，沒有人來買。他從櫃子底下拉出一包書，連封都沒有拆，顯然他從內心裏是拒絕的。我們跟他吵，他就把一包嶄新的詩刊扔到大街上，我們也沒有辦法。我跟張默流了汗也流了眼淚，一一從街上把詩刊拾起。草創時期的艱難可想而知。
　　《文化廣場》：後來情況是否有好轉？您印象中是否有銷售特別火爆的時候？
　　洛夫：後來漸漸好轉了，但還有很長時間要自己掏腰包，同仁多了，大家分攤。過了一段時間，台北市政府、文化建設委員會都給了一些資助，還不夠。所以《創世紀》一直付不出稿費，台灣所有同仁刊物都是沒有稿費的。
　　《文化廣場》：您主編《創世紀》，如何對詩刊的品質把關？發表作品應該符合什麼標準？
　　洛夫：我主編《創世紀》將近30年，把關比較嚴。我們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說到底就是詩的現代性。我一定會選最好的、最有創意的作品，不好的作品或不符合這一標準的詩要退稿。一方面強調詩歌的藝術性，另一方面強調創造性，要拒絕差的、平庸的東西。它不是年輕人發表習作的園地，一定要是成熟的作品。
　　台灣詩歌界其實很多人罵我，說我太挑剔了，我不管，我要維護刊物的深度、創意性。
　　最近十年有一些變化，《創世紀》大眾化了，要求不太嚴格，退步了。這是不好的現象。我到了加拿大後，沒法親力親為，但有時也會提醒他們以表示關心，只能這樣了。
　　《創世紀》鐵三角各有特點
　　《文化廣場》：您和張默、痖弦被稱為《創世紀》的“鐵三角”、“三駕馬車”，後人評價不一。回顧這60年，您對自己怎麼評價？
　　洛夫：我剛才講過，我的創作生命跟《創世紀》一起存在，一起發展。尤其在最早期主編的十年過程中，我將西方現代派大家們的理論、作品介紹到台灣，出過一些專輯，包括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等，為台灣詩歌的現代化作出很大貢獻。
　　台灣現代詩運動主要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紀弦的一個觀點很著名，很震撼，他強調詩歌是“橫的移植”，而不是“縱的繼承”，認為現代詩與中國傳統沒有關係。到80年代，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重新評估中國古詩時，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優秀的、閃光的東西。只是我們原來太盲目了，一直強調反傳統、反傳統，沒有慎重地思考這個問題。
　　我回眸中國傳統比較早，後來余光中他們也回歸了。在這方面，我不但有作品，也寫過很多文章。唐詩中有很多意象，它的永恒之美完全可以作為年輕詩人創作的營養。你可以不寫格律詩，但不能把老祖宗好的東西丟棄。我認為重要的是把西方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打造出中國現代詩。
　　《文化廣場》：您對張默和痖弦怎麼評價？
　　洛夫：張默、痖弦各有各的風格。痖弦年輕時比我更紅，因為他的詩比較甜美，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讀者比較喜歡他的詩，風頭甚至蓋過余光中。可是他後來不寫了，他到美國參加聶華苓的愛荷華國際寫作坊後，回來就不寫了，這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他做聯合報副刊主編，工作比較忙。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幾本詩集，但到現在還有許多年輕人喜歡他。台灣曾三次評選十大詩人，我跟他每次都當選，其中第三次我還排第一，比余光中多幾票。
　　張默的詩歌也不錯，他的風格是語言節奏比較特殊，多用疊句，也有很多人喜歡他的作品，他也寫過很多評論。在一般人看來，他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詩歌編輯者，編詩刊，還編了很多詩選。
　　我們這一代詩人凋零了
　　《文化廣場》：紀弦去年以100歲高齡去世，他是《現代詩》的創始人，也是台灣現代詩運動的發起者。請談談您跟這本雜誌及紀弦的關係。
　　洛夫：紀弦去世後，美國一個作家幫他辦紀念特刊，打電話給我，我第一個寫了悼念他的詩，現在網上很多人轉載。
　　他在大陸時已經成名，來台灣後在成功中學當老師，當時他的身邊聚集了許多年輕人。他很浪漫，他的詩歌也很浪漫。1956年1月15日，紀弦發起組織現代派成立大會，我代表《創世紀》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當時是從左營乘火車北上的，因此與紀弦相識。
　　《現代詩》開始影響比《創世紀》大。紀弦後來也不寫了，他1976年定居美國前宣佈要取消現代詩。但你只能取消你的《現代詩》刊物，你不能也不可能取消現代詩。《現代詩》1983年由梅新主持復刊，梅新60歲時因肝癌去世，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鄉土文學還沒有起來之前，台灣整個是現代詩的天下，年輕人都喜歡現代詩，絕大部分詩人是大陸去的，我從湖南去的，痖弦從河南去的，余光中是從福建去的。老一輩三個人，紀弦、覃子豪、鐘鼎文號稱台灣詩壇三老。覃子豪1963年去世，比較早，鐘鼎文去年去世，也活了近百歲。下面就是我們這一代了。張默小我兩歲，痖弦又比張默小兩歲，他有心臟病，醫囑不能乘長途飛機。我的身體比他們都好。
　　《文化廣場》：您怎麼評價余光中？他好像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很高。
　　洛夫：余光中在文壇的地位很高，在詩壇就未必。他的散文寫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詩就是《鄉愁》，我還為他打抱不平，其實他還有更好的詩。因為他的詩是民謠風格，念起來都很順口，讀者都很喜歡。
　　我跟余光中在大陸曾被人稱為“雙子星座”。我不在乎什麼稱謂，我們高度、深度和風格不一樣，他是詩歌明星，我的詩則被詩評家廣泛重視。
　　《文化廣場》：商禽和楊牧的詩怎麼樣？
　　洛夫：楊牧和商禽的詩都不錯。商禽的詩作不是很多，讀者層面也不廣，但他的詩很精練，很好。楊牧曾用葉珊的筆名，他的詩特別是早年的詩很抒情。還有楚戈，原來寫詩，後來專門畫畫了。
　　商禽是前年去世的，我寫過悼念他的詩。去年又有好幾位詩人亡故，想起來就很傷心。有些是根本就想不到的，像我的好友南韓詩人許世旭，突然就去世了。我們這一代詩人漸漸凋零了。
　　向西方“借火”取經
　　《文化廣場》：您認為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台灣現代詩運動與大陸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詩之間有沒有傳承關係？
　　洛夫：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詩主要是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影響較大。戴望舒他們在上海有一個《現代》雜誌，主要介紹西方的現代詩歌潮流，有現代主義的因素。但戴的詩，比如《雨巷》還是浪漫的，現代主義的精神並不夠。李金髮受到西方的影響，我覺得他消化得不夠，他的作品看起來更像是翻譯作品，他還沒有把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的語言結合起來。
　　現代詩運動到台灣後更擴大化、普遍化了，我們叫向西方“借火”、取經。我認為任何好的現代主義詩歌，其精神和表現技藝必然要融合在作品裏，你看不見。好像有人說我的詩像李白的詩，但你又指不出哪些地方像李白。應該達到這種境界，這種吸收比較好，而不應該像翻譯作品。
　　《文化廣場》：您當年讀西方現代主義大家的作品，是直接讀原文，還是通過翻譯？
　　洛夫：我自己做了一點點翻譯，做得不多。我是學英文的，畢業于淡江大學英文係，我翻譯過一些超現實主義的文章，是從英文譯過來的，如果讀法文，就有一些隔膜。我編《創世紀》時，主要是請香港和台灣一些精通英語或法語的朋友來翻譯。比如葉維廉翻譯了艾略特和龐德。艾略特不好懂，《荒原》開始發表時，《紐約時報》有不少文章攻擊他，說讀不懂。我寫《石室之死亡》時，也有不少人批評我，說看不懂。但到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很多年輕詩人喜歡。
　　《創世紀》最早關注朦朧詩
　　《文化廣場》：您怎麼看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之間的衝突？
　　洛夫：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的筆仗我涉足不是很深，只是開座談會時發表了一些意見，余光中寫過幾篇文章，介入得較深。我覺得這場論爭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成見，他們假借對抗現代主義，實際上是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
　　《笠》詩刊聚集了一批本省籍詩人，他們發表的詩除國語外，還有一些鄉土語言。當然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他們總體實力還是不如現代詩派。比如年度詩選，特別是十大詩人的評選，70%以上都是外省籍詩人。他們每年也出版年度詩選，也選過我的詩，我還擔任過他們的評委。他們對我不滿的是，我在大陸說“我不僅是台灣詩人，我也是中國詩人”。我這樣說也沒錯。
　　現代詩、創世紀、藍星是三足鼎立的現代詩組織。現在有一本《台灣詩學》，編輯人員除蕭蕭之外，白靈、陳義芝二人是第二代外省人，也是當今台灣詩壇的中堅分子。
　　《文化廣場》：大陸的朦朧詩比台灣現代詩運動晚起二十多年，後者在某種程度對前者起到啟迪與嚮導作用，您怎麼看這一文學現象？
　　洛夫：1987年12月，《創世紀》第72期推出“大陸詩人作品專輯”，是我主編的，刊出北島、舒婷、顧城、食指等22人120余首詩。朦朧詩是一次心靈的解放，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等起了很大推進作用。我們當時很好奇，儘量找一些刊物來看，決定出專輯。當時一般台灣人對此了解不多。1990年12月，《創世紀》推出“大陸第三代詩人作品展”，也是我主編策劃的，共發表海子、歐陽江河等20余位青年詩人作品數十首。
　　1988年以後，我經常回大陸，與老中青三代詩人多有接觸。艾青、馮至、卞之琳等人是老一輩詩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卞之琳，艾青詩的藝術性不夠。有一年聽說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打電話給我，向我要艾青的資料，並問他有沒有得獎希望。我說希望不大，艾青的詩國家民族的情感很豐沛，但藝術性不夠，後來果然沒有獲獎。巴金沒有獲獎也是這個原因。
　　在我心中，詩歌絕對神聖
　　《文化廣場》：有一觀點認為，中國詩人很難獲諾獎，因為首先有語言的障礙，中國詩歌翻譯成西方語言很困難。
　　洛夫：確實是這樣。中文作品要評獎，最好是翻譯成瑞典文，至少也要翻譯成英語、法文。問題是中國詩的優點如“意境”，還有語言的味道是譯不出來的。
　　《文化廣場》：您在70年創作生涯中，經歷了文學的起起落落。眼下是詩歌式微的時代，有人甚至宣佈文學已經死亡，您怎麼看？
　　洛夫：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社會開始轉型，市場經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人們的物質慾望過度膨脹，精神生活日趨枯竭，因而導致了文學的退潮，詩被逼到邊緣，備受冷落。
　　詩歌活動沒有亡，詩歌也沒有亡，但詩的藝術水準確實下降了。從世界眼光來看，從我們民族的角度來看，或者從藝術本身的尺度來看，詩歌的生命力要延續，它的高度、深度、美感度一定要維持。可是今天我看非詩的、甚至反詩的內容很多，沒有標準，一個晚上能寫很多詩，隨便就能在網上發表。
　　網路的好處是給更多的人提供了創作與發表的平臺，壞處是沒有人管制，沒有評審，沒有紅綠燈，今天發表的詩，明天就消失了，耐人尋味的詩，讀了還想讀的作品太少太少。現在大家都處在迷惘狀態，大陸許多人也在反思詩的本質和典律問題。
　　詩歌活動倒是很多，每年幾乎每個鄉每個鎮都在辦詩歌節。去年我就推辭了兩個，一個在嘉興，一個在青海。深圳的詩歌節我也應邀參加過，還不錯。我這次來大陸，也參加了南京《金陵晚報》舉辦的詩歌活動。
　　《文化廣場》：剛才您也談到，您是台灣現代詩人中創作期最長的一個。在詩歌日漸被世俗社會遺棄的大環境中，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您堅持詩歌創作數十年不懈？
　　洛夫：我對文學有高度的潔癖，在我心目中，詩歌絕對是神聖的，我從來不以市場價格來衡量詩的價值。我認為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創造，生命內涵的創造，精神高度的創造，尤其是語言的創造。詩可使語言增值，使我們民族語言新鮮豐富而精緻，詩是語言的未來。有生命就會有詩歌，因此，雖然詩歌的生態環境不是很好，但詩人並不氣餒，照樣寫詩，絕不掉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