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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想之地 Minari》（2020》的預告片釋出之後，史蒂芬．連（Steven Yeun）將之傳給了一位同樣在美國生活的韓裔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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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方看見預告片之後的反應，並不是為自己族群的經驗有機會搬上大銀幕，而是帶著猶疑地態度回他：「我不確定我看不看得下去，因為這兩分鐘的預告對我來說太『準確』了，太接近我已經埋葬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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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瘋狂亞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ns》（2018）之中，我們看見亞洲人豪奢、性感的一面，這與過去美國亞裔總是在中餐廳與洗衣店工作的形象可說大相徑庭。這部作品也在美國獲得出色票房成績，尤其受到亞洲觀眾的歡迎，畢竟美國亞裔實在悶太久了，好萊塢幾乎沒有非關刻板印象的亞裔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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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片中富麗堂皇的場面，究竟不過也只是關於某一小部分富有亞洲人的故事，終究不具有代表性，甚至離寫實性都有距離。所有關於新一代美國亞裔的共同經驗，無疑是隨著上一輩移民而來的歲月。現在美國共有兩千萬四百萬亞裔人口，其中1950年代到2000年，就有超過一千萬名亞洲人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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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於亞洲的移民故事，長期以來卻付之闕如。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亞裔故事，真要舉出一部，就屬譚恩美小說《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也在1993年被王穎搬上大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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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長大時，譚恩美是我唯一知道的亞裔美國作家，她厚厚的平裝書擺在每個人的書架上。但我討厭她的作品，她的書都是在寫一些關於勤勞、有尊嚴的移民，體現了美國人對亞洲人期待的那種東方智慧⋯⋯」史蒂芬．連坦率地說：「如果當時有人問我打算寫什麼，我可能會說我想寫披頭族、海洛因或爵士樂，可以確定的是，我絕不會去寫《喜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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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連的父親是一名首爾的建築師，一次去明尼蘇達州洽公的時候，愛上了當地風光，當聽到有招募韓國移民的計畫時，他賣掉了自己在首爾的房子，在1988年帶著全家人追尋美國夢。剛過去時，小史蒂芬不諳英語，當他第一次去上學回家的時候，問了他的父母「Don’t cry」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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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當時的首爾擁有一棟房子，家境算是相當富庶。史蒂芬的父親原本希望能夠在美國更上一層，但很不幸的是，他們投靠的叔叔身處在龍蛇雜處的工人社區，而他雙親第一份工作──是把筷子塞到紙套之中。史蒂芬說他的父親後悔了，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居然放棄了一切充裕的生活，現在必須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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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依然難忘有次他與父親去一間車行退貨一個零件，老闆卻不讓他退貨，謊稱這不是他們家的商品。他看見父親當場把零件摔在地上，對店家大吼，不過他的英語程度卻很勉強，無法很清楚表達自己的不滿。對於父親所失去的尊嚴，小史蒂芬全看在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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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芬五年級時，他們全家在底特律郊區定居，他的父母開設了一間服務黑人顧客為主的美容用品店，同時也加入了當地的教會，與那裡的其他韓裔孩子參與主日學（在《夢想之地》也有類似情節）。史蒂芬說，在學校時，他必須表現成安靜與友好的形象，唯有在教堂，他能夠真正地展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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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數韓國人父母一樣，他們期待史蒂芬成為一個醫生。他遵循雙親期待，獲得了心理系學位，專研神經科學。不過他真正感興趣的卻是戲劇演出，為此開始參加了由亞裔美國人組成的喜劇團體。父母起先對史蒂芬的決定感到失望，但最後還是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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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的史蒂芬沒有太多亞裔的模範給以參考，在這過程中，他慢慢意會到一個道理，他在受訪時曾提到：「這或許是一個文化差異，作為韓國人，我的直覺就是得要散發出一種謙卑的氣息。但這種態度其實對你的演藝事業毫無幫助。在表演當下，謙虛不是必要的，它甚至會削弱你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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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陰屍路 The Walking Dead》（2010-）中的格倫一角揚名，史蒂芬一下躍升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美國亞裔演員之一。在劇中，他甚至與一名白人角色瑪姬約會。許多人說，這代表亞洲人也可以跟白人交往了，有亞裔粉絲寫信給他說「謝謝你，你是我們當中第一個成功辦到的人」史蒂芬卻覺得啼笑皆非。他認為這好比要求亞裔男人得與白人交往才能證明自己獲得了認可，「這種想法是可怕的」。不過史蒂芬不諱言，這些針對種族的爭論，許多亞裔美國人天天都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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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身分的焦慮，一直到他去韓國為奉俊昊拍攝了《玉子 Okja》（2017）之後，又有了新的轉變。從小與父母說韓語的他，回去韓國，發現語言溝通無礙，不過他卻無法適應在韓國的生活。他說許多一同工作的外國人，都將他視為韓國文化大使，但史蒂芬卻根本對韓國一無所知，也沒有歸屬感。到了《燃燒烈愛 Burning》（2018），李滄東讓史蒂芬的角色像是被孤立般存在，也許正是因為他查知了他身分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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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夢想之地》的導演鄭李爍（Lee Isaac Chung）找上他出演片中的韓國父親時，史蒂芬身為最知名的美國韓裔演員，或許是理所當然的人選，但他第一時間卻猶豫了。畢竟他離開韓國才四、五歲，他無法想像自己如何去詮釋一個剛離開韓國的父親，更擔心自己的韓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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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以1983年為背景，史蒂芬飾演的雅各從韓國移民至加州，但作為一家之主的他，卻有著更強烈的企圖心，他希望能夠自己開墾農地種植韓國農作物。於是他帶著妻小來到阿肯色的鄉下，自己尋找水源、開墾、播種。只是這個過程實在太過於艱難，品質低落的生活環境迫使夫妻經常吵得不可開交，同時兒子大衛又患有心臟疾病，隨時可能需要動刀。到底這個追逐夢想的旅程，會成就奇蹟，還是以枉然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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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取自鄭李爍的童年經歷，即便當他試圖去訪問父母當時在農場開墾的經歷時，他們三緘其口，與多數沉默的亞裔移民一樣，不願喚起當年艱苦的記憶。史蒂芬也有相同感受，雖然經驗不一，但他很快從片中的雅各看到了自己父親的身影，他說：「雖然我沒有把我自己的父親投射在主角身上，但令我不安的是，某方面來說他的確就像我的父親。而我則像是他的意志、慾望與精神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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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之地》2020年初在日舞影展首映，獲得了美國劇情片競賽單元觀眾票選獎及評審團大獎。在首映會時，史蒂芬也帶著父親來到了現場觀影，他倆就緊坐在一起。他說自己想讓父親知道的是：「我也成了一個父親，現在我能理解你們所經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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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說，父親在放映完之後拋給了他一個眼神。他敢說，父親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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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奧斯卡獎，《夢想之地》獲得了最佳影片等六項提名、飾演外婆的尹汝貞榮獲最佳女配角獎。而史蒂芬．連則成為了奧斯卡92年歷史上第一位提名最佳男主角的韓裔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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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最喜歡史蒂芬．連的哪一部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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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之地》現已可於 CATCHPLAY+ 觀看：https://bit.ly/3xcQ36R
除了 #史蒂芬連 #StevenYeun，同樣在歐美影壇發光發熱的韓裔演員還有在《 #追殺夏娃》中扮演中情局幹員的 #吳珊卓 喔！之前的專文介紹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32849642863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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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Steven Yeun被長期被翻譯為「史蒂芬．元」，然而基於他的韓國本名「연상엽」，「연」姓比較合適的是對應到韓字「連」姓，「元」事實上是基於音譯產生的誤譯。故本文採用「史蒂芬．連」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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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蒂芬．連經常被誤解為首位提名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亞裔演員，但這也是誤會，在他之前至少已有蒙古族裔的尤．伯連納（Yul Brynner）、印度裔的班．金斯利（Ben Kingsley）與敘利亞裔的莫瑞．亞伯拉罕（F. Murray Abraham）等多名亞裔演員入圍（上述三人也都獲獎）。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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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談政治】急診醫師台灣人

我繳的稅沒有比較少 急診醫師蔡卓城用鋼筆寫醫囑 文/黃旭昇 （圖：夸父老鷹）
引言：
用鋼筆的工整字跡，逐條寫下醫囑叮嚀病患，還會以台語和老病人搏感情，從香港移民到台灣的醫師蔡卓城，用專業守護台灣這塊土地人民的健康。



內文：

「我無法忘記台灣對我的好，就算是學長邀我回去開業，我還是決定留下來，這一待就是38年，不但落地生根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還有兩個寶貝女兒。只要不談政治，台灣什麼都好。」恩主公醫院副院長蔡卓城說出心裡的話。



在香港出生，18歲時，從香港的宣道中學來台灣唸書，為了先熟悉中文語言及台灣的聯考制度與考試題型，以及必考的三民主義項目，蔡卓城在國立華僑中學唸了一年高三。



他還記得，參加民國60幾年的大學聯考，當年的三民主義還考到96分高分。考上台北醫學大學後，一路在醫療領域奉獻至今。



在接受中央社訪談之際，蔡卓城拿出鋼筆寫出自己的故鄉地名：香港西貢，那是純樸漁村與健行步道的「香港後花園」，也是度假勝地，至今，父母仍住在那裡。



「練字練性、不帶情緒」，蔡卓城用鋼筆一筆一畫的用心寫字，他說，這是近十多年來的心得，透過書寫與病患或家屬溝通，不但可靜心讓自己思考醫療過程有無疏漏，也穩定情緒，更讓家屬可瞭解醫囑，這是多贏的溝通方式。



從書寫到思考，這名來自香港的醫師，積極的融入台灣。雖然說著一口典型的粵語腔中文，蔡卓城偶而也以台語和病患、家屬互動，這也是10年前開始練習的溝通技巧。



他認為，雖然台語不一定很標準，但病患可充分感受到誠意，即使偶而需要護理師協助翻譯，但對醫病關係有很大的幫助。



歷經新光醫院、台北萬芳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衛福部台北醫院、敏盛綜合醫院急重症副院長，到現在的恩主公醫院社區副院長，蔡卓城的專長是急診醫學、災難醫學、創傷醫學，面對急重症病患，多年的經驗讓他可一眼就看出病患的生死機率。



「如果病患可以生存，就對病患好一點，若病患無法存活，就對家屬好一點。」他說，這也是一路走來的從醫心得，並傳授給自己的學生奉為座右銘。



蔡卓城認為，除日本以外，台灣的醫療水準可說是亞洲的翹楚，來台灣學醫，靠的是師徒相傳的學習環境，至今，蔡卓城依舊很感念自己的老師洪啟仁、張珩、

邱文達、吳志雄等人，他說，「靠著老師一步一腳印的帶領，我才可以練就金剛不壞之身。」



老師們的教導及對於生命的承諾，讓喜歡研究醫學並解決醫療困境的蔡卓城，決定留在台灣。他說，如今所有得到的一切成就，都是台灣帶給他的，人必須吃果子拜樹頭，飲水思源。



除傷害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蔡卓城也喜歡研究與思考，對高齡化社會如何提高老年人口的醫療品質，降低慢性病發生機率，他研究藥物對於心血管內壁的老化與硬化的治療，也因此獲得新北市第一屆的醫療奉獻獎學術研究項目獎項。



身為僑生，在台灣唸書、就業、研究，他說，「我必須花比別人多3倍的努力，我的努力也從來沒有停下來過。」但香港人醫師的標籤卻成為原罪，當主管要用你時自然一帆風順，但遇到同儕競爭時，就會遇到「台灣都沒有人才了嗎？」之類的閒言閒語。



不過，蔡卓城並未因此放棄，他知道，在台灣有很好的發揮空間，除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讓老闆不得不聘用，還積極在中國與亞洲各國間參加研討會，分享台灣的卓越醫療經驗。



訪談間，記者問到他對台灣的感覺？除了屏東還沒有去過以外，因為支援醫療及總統醫療小組任務，走遍台灣各地甚至偏鄉、離島的蔡卓城說，「只要不談政治，台灣什麼都好。」對於長期遭族群分裂與藍綠對抗的台灣政治，他有著深深的無奈與無力。



即使移民到台灣的時間，已經是他生活在香港歲月的兩倍，但蔡卓城自認不被看待是台灣人。他說，提到熱愛土地、熱愛寶島，這些說詞都很空泛。若以量化的數據來看，「我救過的人沒有比別人少，我繳交的稅也從沒少過。」



就算這樣，沒有特別宗教信仰的他說，在急診室與死神拔河，「上天賜你擁有救人菩薩的技能，一定有其特別意義。」一路走來，除偶而回香港探視父母，及參加學術演講，從未想要離開台灣。



兢兢業業在崗位上守護人民健康，蔡卓城自謙，只是扮演好台灣社會小螺絲釘的角色，記者問起對台灣的建議，他不假思索的說，台灣的醫療資源太便利，期待人民不要濫用，否則一旦全民健保無法撐下去時，最受害的是最弱勢的族群。（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