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得到的多，他就對全體有更多的義務，他必須去做更困難的事，冒更多的風險，展示更多的勇氣，展現更好的禮儀，更令人尊敬的情操。
如果他做不到，這個人就沒資格擁有他所擁有的一切東西。
就像騎士一樣，騎士是貴族，有封地，有地位，養尊處優，有權使用武力，一旦參與戰爭，騎士在戰場上就必須衝在最前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的貴族階級受到了重創，就是因為這個貴族義務，因為貴族出身的軍官們在衝鋒時必須帶在部隊的前頭，勇敢的面對重火力。
英國的貴族子弟有義務參軍，連威廉王子現在也在服役，而且還要是在阿富汗前線打仗。
在從軍以外，貴族要自覺對社會有貢獻，所以在西方貴族出身的科學家，探險家，考古學家，企業家，投資者都不少，他們有錢，使他們有本錢去冒險做危險的實驗，深入未知的境地，那他們就要這樣做。
勇氣和積極性並不單純在戰爭中展現，更多是不計代價的推進人類文明。
這也是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所提倡的觀念，他臨死時把他的財富捐出去，認為留太多財富給後代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在東亞，情況卻相當不同，有很多情況下，指揮官是在安全的大後方指揮犧牲前線的軍隊，而不是在前線當軍人們的表率。
官僚結構也是經常的以犧牲基層為先，保存上級為上，例如日本，政治家腐敗或者企業有醜聞，常常會出現的是秘書或者副官之類的人物出面承認責任，自殺謝罪。
社會也經常把事情變壞的責任，放在基層不爭氣，年輕人不像話，崇禎皇帝可以悲哭「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有財富，地位的人，反而是非常厭惡高風險的行為，而喜歡投資低風險的房地產。
幾乎所有華人國家的房地產市場都是基於他是華人最喜歡的投資物而炒上去，而對於科技此類失敗機會率很高的投資，是嗤之以鼻，無法理解為何要投入這種不穩健的生意。
對於家族成員，很樂意他們走進安穩的政府裡當公務員，當官僚，或者進入大學裡當教授，當學者，讓這些能繼承不少財產，原本很有本錢去冒險的後代，反而從事這些安穩低風險的工作。
在香港，甚至可以不斷重演高級公務員加薪，基層公務員不加薪，而大家也沒有很大的反應。似乎我們並沒有覺得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
擁有大量財富而一事無為，沒做出甚麼成就，例如研究出一項科技，作了一些高風險而很有意思的投資，而只是不斷的以租稅過活，兼拼倒賣更多的房地產。反而會有人說這就是理想的人生或人生贏家。認為是成功人士。
這就是一個欠缺貴族義務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