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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李怡)

居溫哥華的Tommy Tong，在我談淪陷區生活的文後留言：「真實見證。於廿多年前曾做印刷工作！某天早上有一老者拿了一本手寫小說來打價，他說成品後免費派閱。我在午飯時揭閱之。內容是老者感恩汪精衞在偽滿區，生活設施充足，飲食充裕，治安完善！能令他們得以安逸生活。印此小說感謝汪精衞並為他平反。」

我不懷疑侵華時期的日軍殘暴，但汪政權力圖在淪陷區為老百姓建立緩衝，則不能輕易否定。戰後承受漢奸罵名，不止是汪政權的頭面人物，更包括許多當時與汪政權有關連的人。他們或有利己目的，但也不排除有「曲線救國」之心。

淪陷時期的文學、電影，已有不少人書寫。唯獨淪陷時期的舞台戲劇活動，寫的人較少。但實際上很重要。在淪陷區，由於日本對英美宣戰，電影院沒有了西方的片源，加上拍電影投資大，國產片蕭條，電影院紛紛改為劇場，話劇就有了空前發展的空間。中國劇運在抗戰期間，無論淪陷區或國統區，對社會都有重要影響。終戰前一年，上海的重要劇團多達20家，更有不少跑碼頭的劇團，在各地輪番演出。

2015年臺灣大學戲劇系教授邱坤良發表長篇論文《附逆與抗敵：汪精衞政權的戲劇界》，是至今讀到較全面和不帶成見地對這時期話劇活動的論述。

這篇論文的最後段落提到：「與日軍或汪政權有關的戲劇工作者，李萍倩、張善琨、屠光啟戰後並未成為『漢奸』，至於戴策、周雨人、李六爻諸人下落不明，連他們的生平資料也隱晦不清， 他們在終戰已經離開人世？隱姓埋名，平安過日子？皆值得做後續研究。」

這裏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一是戲劇家和劇評家李六爻，另一是在汪政權任高官的戴策。在邱坤良這篇長文中，我還看到我父親那時的名字——李炎林。

邱文說，「1942年成立的南京劇藝社（南劇），同仁不乏左翼的上海戲劇協社成員（如戴策、李炎林），算是較專業的戲劇團體，可視為汪政權的代表性劇團。」南劇社長戴策，1940年汪政權成立時，在外交部長褚民誼底下擔任僑務局長，被外界視為褚的四大金剛之一。1942年4月，南劇演出由李炎林導演的莫里哀《偽君子》。南劇每月接受汪政權補助。南劇曾演出由重慶國民政府文化高官張道藩寫的劇本，顯示「南京與重慶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太反映在戲劇舞台上」。

1943年初，南劇推出《怒吼吧，中國！》是明顯配合日軍和汪政權反英美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話劇，但夾帶民族意識。劇終在群眾高呼「打倒美英帝國主義，東亞民族聯合起來，中華民國萬歲，東亞民族解放萬歲！」台後齊唱《參戰歌》的歌聲中，結束全劇。

劇本根據俄國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的原著，由周雨人、李六爻、李炎林等人改編，李炎林導演。李六爻任主角。

戰後，汪政權被指為漢奸集團，由外交部高官戴策當社長並接受汪政權補助的南劇，特別是參與演出《怒吼吧，中國！》的主要成員，為避「反漢奸」風潮，隱姓埋名是很自然的事。我記得父親帶我看過演出，但後來父親都不再提起那時的事。顯然是當時認為「光彩」而戰後被社會普遍認為「不光彩」之故。戰後他棄用李炎林之名。李六爻改名李書唐，跟從父親到北平，後來又一起來香港。我與李伯伯交往很多，他1967年在香港懸樑自盡。戴策1949年後來過香港我家暫住，後來去哪裏，就不知道了。

3.2 美國投資和生活環境
過去幾年，很多人去日本投資房地產。不知道是哪個瘋子想出這樣的爛主意。日本人口老化，人口萎縮，地價30年不變，樓價衰足30年。日本出現無償讓渡的零樓價物業，甚至業主倒貼賣樓。香港人跑去日本買樓簡直找死。由此可見，香港人的投資智慧受到香港環境影響，不適應海外投資環境。換句話說，香港人用香港投資策略在海外投資。
從投資環境看，日本以日文為主，美國以英文為主。懂日文的香港人不多，但是，所有香港人都學過英文。要是在美國唐人街生活，和香港的生活相差不大，基本上可以用廣東話和中文。在語言上，投資美國較為合理。
法律上，美國法制與英國法制相似，香港人較為容易適應。中國大陸的法律，特別是私人財產方面，香港人完全不適應也不懂。日本的商業法律跟香港有很大差距，香港人一時間很難適應。例如日本法律規定，除非勞資雙方早有協議，僱主不能要求僱員每日工作超過8小時，每周超過40小時。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投資環境之中，實業家找銀行貸款是天大難事。在美國拿到貸款的機會較高，成功機會也較大。反過來說，中國和香港是炒樓天堂，有樓就有貸款。在美國，有物業也很難得到樓按。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就曾經說過，他想將自住物業按給銀行借些錢，被銀行拒絕。在美國炒樓，很多炒家選擇一筆過現金付清樓價，完成交易後才找銀行借樓按。要是先搞好樓按手續，花很多時間，拿到樓按批准的時候，物業早就被其他人買下。
只要去商會和商業聚會走走，自然會找到投資和做生意機會。在美國找生意機會高過香港很多。香港人的創業意欲高過美國人很多，香港的商舖和寫字樓租金高過美國很多，因此，在美國創業遠較香港容易。
對香港人來說，美國的投資和生活環境好過歐洲國家和日本。加州有些地方的生活比香港還要好。當然，美國有很多恐怖地方，不宜人類居住。2021年，三藩市和屋崙唐人街出現殺老人狂徒。唐人街很多商舖遭到破壞和搶掠。
紐約冬季十分寒冷，三藩市全年氣候溫和。美國各城市的生活和營商環境有很大分別。只要在吃方面不太挑剔，美國是個很好的居住地方。很多人以為美國難找工作。只要懂英語，在加州找工作並不困難。我認為在美國生活最大困難是醫療保險。美國的醫療保險十分昂貴，特別是吸煙的人。即使有醫療保險，自付費用也相當要命。美國的公共交通系統很差，香港人一定不習慣。公共汽車班次疏又不準時，車費又貴。鐵路系統的治安和衛生十分抱歉，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還要差。唐人街很難找車位泊車，塞車情況嚴重。簡單地說，在唐人街居住或者工作並不容易。

3.3 放棄香港投資心態
美國有大量投資機會，中國大陸和香港人來到加州偏要找最不值得投資的東西將錢丟進去。最有趣的例子是三藩市最高住宅大樓Mission街的58層高千禧塔Millennium Tower，2009年入伙。我在2002年移民美國，定居加州薩克拉門托。千禧塔入伙的時候，我搬到三藩市灣區居住。當時，千禧塔是熱門話題。除了全層單位和頂層單位之外，樓價由150萬至450萬美元，屬於超貴豪宅。有人跟我談起千禧塔，我問為何要住在地震帶上的高樓大廈，不怕地震嗎?
這一問引來一輪又一輪臭罵。當然囉，我跟想買千禧塔的人說那裡不安全，像是咀咒那樣。我對地震帶的高樓大廈沒有好感。住在東京和三藩市等城市的高樓大廈有恐懼感。二十來歲的時候，入住東京的4層高商務酒店。晚上地震，整座大廈搖動，嚇得我穿著內衣跑到大堂叫救命。
不是我膽小，只是君子不立危牆下，沒有必要住在三藩市高樓大廈等著地震來臨。千禧塔地基出了問題，可能造得不好，2016年被揭發沉降16吋，傾斜6吋。成交價1,300萬美元的閣樓單位也出事。有些房門櫃門被扭曲的建築物卡死，有些磚和玻璃裂開.........。千禧塔被視為美國最貴的危樓。
老實說，即使沒有地基沉降，我也不會買千禧塔這種無法安睡的豪宅。沒有嘗過身在高樓遇上地震的人不會明白那種恐懼。
2009年擁有200萬美元，何必買千禧塔? 可是，很多香港人對千禧塔那樣的高樓大廈情有獨鍾，真是他媽的有種。我沒有膽量住進去，一個晚上也不行。
更加無厘頭的花錢方法是買超級跑車。我對跑車沒有興趣。不知何故，香港富人都願意花錢買名車跑車。那些東西等閒數十萬美元，買棟房子也不必花那麼多錢。
香港人來到美國，千萬不要去賭場和俱樂部。賭場和俱樂部是中國大陸和香港人男性喜歡去的地方。賭場輸錢可以傾家盪產，俱樂部開支酒要花500美元至2,000美元。對窮書生來說，絕對是窮奢極侈。
我認識的人之中，有十多人曾經投資賭場租賭枱，有另外十多人投資娛樂場所。這幾十人沒有一個有好結局。去賭場賭錢輸身家沒有甚麼稀奇，開賭的人在賭場也是賭錢，也可以輸身家。這是我來到美國才知道。娛樂場所表面風光，內裡很多事情，賺錢不多，惹上的麻煩卻很多。
在加州開唐人餐館不是好主意，因為我曾經去過的唐人餐館大都結業。餐館不停改招牌，不停轉手，開張之後關門跟著又開張。有很多餐館賺大錢，但是，2020年的虧蝕是天文數字，三藩市和屋崙的唐人餐館相信8成無法重開。災情慘重至甚麼程度，可想而知。2021年不適宜投資零售、餐飲和娛樂場所。在唐人街開店更加是投資禁忌。
美國有很多投資機會，沒有必要「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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