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合法罷工重要保障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最近和W律師討論出本「一百個錯誤法律觀念」，我們目前列了以下錯誤法律觀念，如果大家有發現什麼錯誤觀念，或覺得有什麼法律觀念很重要觀念要正確，也歡迎留言，感謝。

以下是錯誤法律觀念：

契約成立一定要書面白紙黑字
保證承保，但不保證理賠
簽名無效，蓋章才有效
公司名義簽約比較有保障
公司欠錢可找負責人個人要錢
父債子要還
刑事案件可以和解就不起訴案
取得債務人所有權狀，就能享有抵押權
沒有向政府登記就沒有著作權
欠錢惡意不還要坐牢
嫁出去的女兒沒有繼承權
養子女不是親生的也沒有繼承權或只能分少一點
協議離婚雙方簽名就完成
協議離婚必須處理的議題
檢察官可以幫我討債索賠
沒工作收入無法取得子女監護權
公平法是管制物價的法律
通姦違憲後抓姦也沒用
分居二年就可以離婚
打滿三張驗傷單才能訴請離婚
是借貸或投資關係不重要
欠錢躲超過15年就沒事
過期的本票支票完全沒有用
發生碰撞才算車禍
車禍處理很簡單
車禍和解書怎麼寫？
簽約只管對方有簽名蓋章就好
試用期約定不合法
有本票支票就可以向對方討債
離婚證人不用和雙方碰面
違反定型化契約範本的契約無效
網路上文案圖片可以任意複製下載
網路上影片可以自由下載並分享
出資委託的配音可以自由使用
創作甄選的參賽作品主辦單位可以自由使用
攝影師可以自由使用模特兒照片
車禍傷人可全由保險公司出面處理
車禍肇事責任鑑定會寫責任比例
對方同意就可以和他/她發生性行為
跟蹤纏擾目前無法可管
裝修房子簽合約太麻煩
裝修品質有問題就是刑事詐欺
網路購物七天內一定可以退款
公寓大廈社區不能禁止養寵物
管委會可以拒絕住戶影印任何文件
建商拖延公設點交無法可管
產品申請專利權就不會侵害專利
商標圖案近似就是侵害商標權
漏水爭議只能上法院訴訟
租約有公證就不必上法院訴訟
房東房客可以任意提前終止租約
簽發本票支票不寫禁止背書轉讓
存證信函內容隨便寫就好
老闆可以任意付錢資遣員工
建商廣告不實消費者當然能解約
房屋實價登錄灌水沒關係
隱瞞凶宅或重大瑕疵不會有刑責
屋況說明書內容不實一定能解約
遺產可以只留給女兒
打官司的律師費可以要對方賠
遺囑自己寫一寫就有效
虛擬貨幣不能用來付錢
App使用者資料可以蒐集賣錢
開加盟店比上班領死薪水好
房屋久占別人土地就免拆
加盟契約條件加盟總部說得算
竊盜罪只有當場抓到才會成立
加入工會根本沒什麼用
網路空間的言論自由無法可管
罷工是侵害他人權益的違法行為
面試新人時絕對不能詢問前科
工作場所可以任意設置監視器
契約違約金條款不受法律限制
員工五人以下公司免保勞健保
颱風天不上班會構成曠職
不動產買賣有仲介代書就無須履保
員工自己疏失發生職災老闆可免責
職場霸凌無法可管
法律問題諮詢免費律師就好
沒收犯罪所得可以保護被害人？
擔任國民法官很輕鬆
犯罪案件媒體可以自由報導
法官的邏輯一定也和我一樣
友善父母原則可以不用理會
沒付扶養費不能探視小孩
補習班倒閉信用卡分期帳款只能乖乖繳完
假扣押有甚麼功能？
關於假扣押常被誤解的觀念
運動比賽中任何傷害都可免責
粉絲抖內的金錢不用歸還
商品直播代言人有何法律責任
打官司有證人就夠了
私人錄音不能當證據
行政訴訟都會敗訴
銀行帳戶被凍結不能解除
營業秘密保護可以包山包海
合夥作生意靠信任不用簽約
取消訂位可以要求餐廳退訂金
無罪推定原則是真的？
沒錢請律師無法打官司
糾紛鬧上法院就不用調解了
打贏官司對方就會賠我錢

#錯誤法律觀念

王浩宇：反核、反燃煤、要乾淨空氣，不要天然氣接收站，然後又要批評經濟發展不好、失業率高、勞工薪資沒有提升。反電磁波、不要基地台，又抱怨家裡沒訊號，連台積電合法買地都有意見，說是政府幫忙財團圈地。

其實反對都很簡單，
重點是要怎麼解決問題。

政治人物要能解決問題，不應該忽視環保跟經濟中間得找到平衡。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08839034611248&id=1775451270

【回顧】
一「王立第二戰研所專欄｜天然氣開發站爭議：從桃園藻礁看經濟與環保間的利弊｜太報」
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液化天然氣廠珊瑚生態影片完整版」
一「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核定天然氣接收站蓋在藻礁」
一「黎時潮：藻礁與政治」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928744553932281&id=584986081641475

柯粉的超譯天地：我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種住在台北，然後再要求花東就是要那邊維持鄉下的樣子讓他們可以去享受自然

然後講到中南部的交通永遠都是那邊的人很愛騎摩托車很愛開車，拿台北市來比高雄，完全不知道高雄有一半以上的區域是在地質脆弱的山區，甚至連甲仙小林村還有曾經被颱風毀了的納瑪夏就是在『高雄市』也不知道。

王浩宇：「自己過著有超商的日子，卻不願蘭嶼有超商。」
「蘭嶼人就不能享受生活便利，＃一定要我們被當猴子觀賞？」

這是達悟族人夏曼．魯瑪碧在7-11因為台灣人反對而差點進不了蘭嶼時的無奈發言。當時因為輿論壓力很大，加盟主差點就放棄開店計畫，蘭嶼差一點就沒了這間當時島上唯一的超商，讓島上的居民非常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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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朋友是德安航空的機師，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蘭嶼、台東航班常常斷航，有些蘭嶼朋友們就會在台東人的家裡借住，大家就從乘客變成朋友。

有次，我們就聊到這個話題。

有個事發時才國中的年輕人，就談到島上居民對超商的期待，因為超商不只是超商，他們也想網購、也想要有ibon、也想方便繳款、也想吃吃看電視上廣告的大亨堡、御飯糰，這些都是過去在島上沒有的。

當然，島上反對的聲音是有的。

但最大的聲音、壓力、輿論卻來自幾百公里外的台北，那個街頭巷尾都是超商的繁華都市，那些住很遠的詩人、環保團體跟喝著咖啡的覺青，他們擔心蘭嶼的文化會因此消失，卻把自己對蘭嶼的期待，建築在蘭嶼人的不便上面。

輿論幾乎一面倒，要求7-11離開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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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的現在，蘭嶼的傳統文化並沒有因為超商而消失，傳統的商店、雜貨店也持續存在。

我們是否應該回去思考，當初那些製造輿論、操弄媒體，公然反對蘭嶼第一間超商的詩人、環團們，是否... 是否，應該思考一下。

當時，這些人到底有什麼資格替他們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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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套用到 ＃蘇花改 ＃北宜直鐵 ＃東鐵雙線電氣化 ＃普悠瑪太魯閣站票 等東部相關交通議題上。

不住東部的朋友們，請把發言權還給東部人吧！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154242338361136&id=650387945413247

李欣容：幫補充一下，有些人，似乎是想用當地居民和原住民的人血饅頭暖自己的高大理想。

跟自己住都市吹冷氣要蘭嶼拒絕7-11一樣噁。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14799823613494&id=1362832201

Jiasin Yu：說說礦業法。

現在很多人關心礦業法，緣由是因為齊柏林導演的作品與驟逝。然後，首當其衝的是遠東集團的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

徐旭東多年來的各種搞笑言行就不贅述了，我對徐董也沒有好感，因為當年家母就是遠化大罷工的成員。不過，我看到很多人對於礦業法的關注點太過集中於某些層面感到不安。

以目前的修法進度而言，許多條文行政院和多數立委們都已經取得共識，仍然在爭議中的，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有關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目前約有8成礦區位於原住民族土地，但礦業法核發礦權時並沒有依原基法第21條辦理。這一點目前原民會、經濟部和立委仍在討論中。先前討論的主角是時代力量的Kawlo．Iyun．Pacidal委員（滿頭包的高潞），目前她已去職，另一個在爭取原住民族權益的是國民黨的Sra．Kacaw委員（漢名鄭天財）。

另一部分的爭議在於環境保護。目前立委有共識的版本是「國家公園區、文化資產保留區」不得開採。而民進黨立委林淑芬和陳曼麗進一步主張要納入「環境敏感區」。而經濟部的顧慮在於「文化資產保留區」不像國家公園一樣有明定範圍，希望文化部（再拖一個部會下水）出面界定。另「環境敏感區」有等級別之分，經濟部同意原則上納入環境敏感區，但希望可以開放管理機關的審核權。

以上，我應該沒有漏掉目前爭議的重要內容，我想這也是多數人關心的環節。也許沒有知道得很詳細，但是原住民族權益和環境保護應該是多數關心礦業法的人最聚焦的議題。

有時候，「沒有知道得很詳細」就貿然表態，反而會壞事。如同這則新聞的內容，你可能從來沒看過一樣，因為同溫層不太會分享不同意見。如果你看了這則新聞，可能就會對目前礦業法的修法進度有不同的看法了。

新聞連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730mkt002/?fbclid=IwAR1GiqIl41r-_rjtwQ28SCLV1rgw8lnh1IxCujdoCINFbeDlharKP8RjO0w

【註】鏡周刊社長證實此為廣編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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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臺灣的「水泥業」，開始講古。話說臺灣的水泥業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終戰（或稱抗戰勝利）後，原淺野水泥株式會社、臺灣化成工業株式會社、南方水泥株式會社，和臺灣水泥管株式會社合併，由行政長官公署的水泥監理委員會接收。1946年5月，成立臺灣水泥公司，由原四川水泥公司負責人徐宗涑擔任首位總經理。

此時是公營獨佔事業。黨國時代的公營獨佔事業是個什麼地位，想也知道。

1953年，行政院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為了籌集資金收購土地給予農民耕種（這時候不像「劫收」時直接搶走，有禮貌多了），於是政府同時將臺灣水泥、臺灣紙業、臺灣工礦，和臺灣農林四間公營事業股份釋出，開始民營化。這時候臺泥有板橋林家、鹿港辜家、新光吳家...等等知名巨賈參股，首任董事長是板橋林家的人，不過最後由鹿港辜家取得經營主導。

拜託！黨國時代耶！戰後百廢待舉耶！臺灣營建的基礎水泥業耶！怎麼可以全部由「臺籍商人」掌控？

搭著民營化風潮，徐旭東的老爸，上海商人徐有庠想要成立臺灣第二間水泥公司。沒想到最後翻船，由翁明昌的「嘉新水泥」拿走，嘉新另一位靈魂人物是張敏鈺。2008年，臺泥收購嘉新，兩者合併。

嗯...有時候出身是很重要的，徐有庠出生於大清國江蘇省天京海門直隸廳人，翁昌明出生於中華民國浙江省慈谿縣，張敏鈺出生於中華民國浙江省鎮海縣。

這有什麼關聯？別忘了，民族救星、世界偉人、時代巨輪，英明神武的　蔣總統就是出生於大清國浙江省寧波府奉化縣，寧波府主管六縣，分別是鄞縣、鎮海縣、慈谿縣、奉化縣、定海縣、象山縣。

這就對囉！翁明昌和張敏鈺可是蔣總統的老鄉呢！黨國時代的裙帶關係就是這麼簡單、樸實無華且枯燥。

徐有庠在1951年（當時臺泥還沒有開放民營化）、1954年都分別申請開業，但都沒有核准。直到1957年，徐有庠找來王新衡擔任董事長之後，亞洲水泥才正式成立，徐有庠擔任總經理。

王新衡何許人也？中華民國陸軍少將，上海保密局局長。簡單說，就是情報頭子。但王新衡沒有這麼簡單，1926年王被國民黨推薦去俄國莫斯科中山大學念書，跟蔣經國是同學。還沒完，1936年西安事變時，王新衡就跟著　蔣總統一同被老共扣押軟禁，所以他是蔣的貼身人員。而王新衡，出身於中華民國浙江省慈谿縣。

樸實無華且枯燥，對吧？

所以，臺灣的水泥業，不是隨隨便便的人就能做的。更不用說，徐旭東的遠東集團影響力遠比當年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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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亞泥，1957年亞泥開業，首廠在新竹縣橫山鄉，1973花蓮廠開業，二廠直至今日仍在營運。

關於亞泥是如何取得花蓮礦場的，網路上有很多文章可以參考。大致上是原住民以為土地「出租給亞泥」，但秀林鄉公所用的卻是「土地使用權拋棄書」，而且上面很多簽名的筆跡十分類似，甚至有人根本不在場卻有簽名。

要知道，1973年，仍然是戒嚴、白色恐怖時代，若當時發生政府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絕對是轉型正義的一環，與其咆哮要逕付二讀，不如先cue促轉會。

2019年7月，亞泥充滿爭議的「延展20年」被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也就是新的礦權尚未核定。可是依照目前的礦業法第13條：「在採礦權期滿至主管機關就展限申請案為准駁之期間內，其採礦權仍為存續。」

當初行政院修法的版本是加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法規辦理原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評估，並依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內容或主管機關核定之開採及施工計畫辦理者，得繼續開採。」簡單說就是還沒給新的核定時，你可以依照原來申請的權限繼續開採。

林淑芬、陳亭妃、Kolas Yotaka（谷辣斯）和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都是「但展限申請案未經核准前，不得採礦」。但蕭美琴委員的版本沒有這一條但書。

蕭美琴委員是花蓮縣的立法委員，難道美琴姐不在乎原住民族權益嗎？淺碟思考的人可能會這麼想，但問題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要知道，亞泥花蓮廠有43%的員工就是原住民，這些族人雖然與亞泥在土地權上纏訟，但同時也依靠亞泥獲得工作權。這也是當地537戶中，有380戶(70.8%)同意亞泥繼續開採的原因，不同意僅43戶(8%)。

沒錯，亞泥開山挖礦，場面確實怵目驚心，別說實際去過新城山，走過金瓜石本山礦場的人都知道，這實在「很不自然」。可是，亞泥的營運和當地居民的工作權、生存權有密切關聯，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在新的延展審核期間，等同要亞泥暫時關廠，你要這些員工放無薪假嗎？

新城山的住民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而且可以留在家鄉，誰願意看到自己的家鄉被挖平，還養魚勒！如果一直把風向帶往要求亞泥停止開採，請先給這些員工一個生活上的保障。

＊＊＊

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當年統一企業要開7-11蘭嶼店時產生的爭議，說是這種資本主義會衝擊蘭嶼的傳統文化。其實，蘭嶼的文化早在一堆觀光客湧入時就被衝擊了。

蘭嶼不是沒有個別經營的超商，那麼多一間7-11，是蘭嶼人不配享受更便利的生活，還是擔心7-11會改變蘭嶼人的生活？如果7-11能讓蘭嶼人的生活更好，為何不呢？

另一個類似的爭議，是前一陣子某房產達人說宜蘭「當美麗的農田變成癩痢頭...臺北客退休住宜蘭？塞到死的交通，想到就討厭，而退休族最需要的醫療，嗯...還是留在臺北比較好。」

蘭陽平原肥沃沒有錯，但人家就該一輩子種田？鄉下就應該有鄉下的樣子？然後，當宜蘭要開闢更便利、快速的軌道運輸設備時，為什麼是外縣市人在反對啊？

人們都是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如此而已。如果能有更好的選擇，誰不想要呢？

最後我想引用晚清名將左宗棠的一句話－十個法國將軍 ，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

【補】

有媒體從業人員提醒我，鏡周刊這篇是廣編，然後所謂的「七成」不是民意，我知道。我也找過很多的新聞：

亞泥工會提七成居民支持 反亞泥自救會批未收連署書
聯合報 記者王思慧
https://udn.com/news/story/7328/3957661

亞泥礦權展延遭撤銷 經濟部決定不上訴
中央社記者蔡芃敏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020137.aspx

鏡周刊這篇我也猜測是廣編，不過我是刻意引用這篇的，因為他很明顯就是亞泥的聲音。關於「七成」這一點其他新聞我也有看到媒體報導。

【礦權遭撤】亞泥稱「7成居民支持」上訴　環團批扭曲內容
上報 蕭惠敏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8248

礦權展延案遭撤銷 亞泥上訴部落7成支持
中央社記者盧太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07290184.aspx

還有，我自己是學民調的，我不會說誰的民調是假的，誰的是真的，我只會說有沒有代表性。例如之前韓粉在街頭隨機訪問，說有很高比例的人支持韓國瑜，這也是民調，但沒有代表性。

所謂「七成支持」，是亞泥花蓮廠企業工會去做家戶訪問得到的，很有可能多數的家戶成員都有亞泥員工，所以支持度很高。同樣的，環保團體指出，如果去訪問新城山下的居民，可能沒有人會支持。

我這篇文章想表達的就是這樣而已，不要忽略有人真的要依靠亞泥生活，很無奈沒錯，但是不爭的事實。我也說，如果有更好的生活，誰不願意追求呢？

最後，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的立場是希望新的礦業法可以禁止亞泥花蓮廠繼續營運，還是說你希望新的礦業法可以在環境評估允可的情況下讓花蓮廠繼續營運？

第二個是，在新的延展尚未許可前，亞泥究竟該不該繼續營運？其實也可以延伸，那其他產業是否也該比照辦理？

不過我想我們彼此之間有共識的地方，應該是原住民族土地權的維護，以及過往時期侵害原住民族土地的轉型正義。

我想說的是，我有看到在原住民族土地權、環境保護等議題的聲音，其實我的同溫層也多數是這種聲音。但我還看到背後有住民工作權的問題，而這是我在我自己的社交網絡中幾乎沒有看到的。

我認為這些人的工作權一樣值得重視，應該沒有違背寫這篇文章的出發點，我一開始也先從原民土地權與環境保護兩點開始寫。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15546743243638&id=1291419051

【回顧】
一「黃國昌批民進黨阻《礦業法》　老柯：你們自己不來協商」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542363542570386&id=584986081641475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