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台灣平埔族有哪些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和故事一起看斯卡羅

在《斯卡羅》劇中，必麒麟的初登場便展現了他豪邁不羈的個性（跟女伴睡到早上七點ㄎㄎ）。

那麼現實中的必麒麟是怎麼樣呢？

1840 年，必麒麟出生在英國的諾丁罕郡，那時維多利亞女王甫即位，在她的帶領下，英國越來越強盛，海外殖民地一個一個擴張，打造「日不落帝國」的傳說。

必麒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下長大的，他在十六歲那年便進入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為一名水手，並開啟了他的航海人生。

就這樣，他坐著一艘一艘的船，遊歷了各個風情不同的城市，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生活，讓他養成了豪邁、不拘小節的個性。

經歷了六年的航海生活後，必麒麟來到中國擔任海關人員，開始學習漢語與各個方言。

1863 年，必麒麟從溫州來到臺灣安平，開啟了他與福爾摩沙的緣分。

在臺灣期間，必麒麟除了先後擔任海關人員及天利洋行經理的身分之外，另一個便是「探險家」的身分。

必麒麟時常深入臺灣的各個山區探險，而早在 1867 年他協助李仙得處理羅妹號事件以前，他便與各族原住民結緣。

1865 年，必麒麟曾邀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一同探險，因此認識了新化一帶的平埔族，並記錄了他們生活習慣及宗教信仰。

後來，必麒麟更結識了六龜的魯凱族族人，並前往探訪他們的部落，而且還是鮮少外地人去過的萬斗龍社。

秉持著探險家冒險犯難的精神，必麒麟幾乎走訪了他所能及的地方，並留下了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

1898 年，必麒麟將自己在臺灣的所見所聞寫成《歷險福爾摩沙》，不只是研究這個時代歷史的重要史料，也讓我們看見這位來自西方國度的藍眼人，眼中的福爾摩沙是怎麼樣子。

BTW必麒麟和飾演他的演員周厚安，生日都是 6 月 9 日，巧合嗎？我可不這麼認為……

📺深度解讀！「斯卡羅」背後的那些故事

看完公視年度大戲《斯卡羅》，想要更認識這段臺灣歷史？想要理解歷史上各族群在事件中如何互動，並在國際關係中彼此角力？想要知道劇情與史實有哪些差異？

這個星期日晚上九點，故事 StoryStudio 邀請了三位鑽研臺灣史的年輕學者，從他們各自專業的角度，與我們一起解析「斯卡羅」背後的故事：府城、瑯嶠、番界、羅妹號，到所有你想知道關於十九世紀臺灣的一切。

▶時間
8 月 22 日星期日 21:00

▶來賓
陳冠妃（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蘇峯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賴英泰（政大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主持
涂豐恩（故事StoryStudio執行長）

▶Zoom報名連結（zoom的報名已經遠遠超容量，歡迎大家觀看臉書直播）
https://bit.ly/3B2PA8z

#斯卡羅 #瑯嶠 #瑯嶠十八社 #屏東 #恆春 #卑南族 #排灣族 #原住民 #戲劇 #羅妹號事件 #李仙得 #必麒麟 #蝶妹 #魁儡花 #陳耀昌 #曹瑞原

感謝 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 提供劇照

本文主要參考國史館，〈異人的足跡「縱橫台灣的探險家‧必麒麟」〉影片。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

#失去真相的台灣史

清大 彭明輝

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

當我看到年輕一代對日據時期的瘋狂愛好時，心裡很悲哀：台灣人似乎永遠脫離不了「認賊作父」的史觀，永遠被愚弄，永遠感謝、崇拜剝削我們的「賊」。

當媒體與大學教授紛紛成為政黨的爪牙時，台灣人永遠只有知的權利，而沒有知的機會。

"別把日據時期浪漫化"

年輕一代紛紛想要了解被國民黨遮掩掉的歷史，而瘋狂地迷戀跟日據時代有關的故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

但是，容我跟你講幾個很簡短的小故事。我媽在日據時代拿到新竹州（桃竹苗）國小畢業考第一名，而成為新竹州畢業生領證代表，日本人群起抗議——台灣人不是「二等國民」，而是「被殖民者」，所以不可以當日本國小畢業生的「領證代表」。

日治時代台灣的治安很好，是的。但是這故事沒講另一半。我爸在日據時代當學徒，因送貨而返店時間較晚，在街上被日本警察毫無理由地懷疑是賊，就被逮進警察局，毒打一頓到皮綻肉開，然後才開始問話，並打電話到店裡求證——台灣人是沒有基本人權的「被殖民者」。

請你記得這些事實，然後再去看看近年流行的「瘋日據」電影，看看他們多麼歪曲史實，多麼地認賊作父。我沒有要鼓勵仇日，我只希望台灣人可以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被浪漫化的日據史"

我很早以前就聽過社會學界與人類學界的說法：日本人比國民黨更認真地建設台灣，日據時代的台灣遠比中國更進步，日據時代的台灣有很多項目甚至比日本本國更進步。我不否認這些事件，但是很難認同這個「史觀」。

日據時代的台灣是全球熱帶流行病學最出色的地方，或許是事實，但是動機呢？我相信是因為日本處心積慮地要進犯中南半島，因此他需要研究熱帶流行病學，而「熱帶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當然不適合設在酷冷或溫帶的北海道與東京。

日據時代台灣有好幾個城市的都計規劃水準遠超過日本本土（譬如台中市）。或許這也是事實，但是原因呢？盡管日本政府從明治維新就開始積極引進西方的學術、技術與制度，但是日本民間的既得勢力一直都排斥自行流洋的學生（政府派出國考察者例外），因此很多留歐的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專家在日本本國被排擠或找不到發揮機會，只好到台灣來發揮，不是因為「愛台灣」。

"日本積極地建設台灣的農業、礦業與經濟"

是的，但是你聽說過這個俗諺嗎：「第一憨（傻），種甘蔗去給會社（株式會社）磅。」——國民黨以「肥料換穀」、「青果合作社」等手段剝削農村應得的經濟回報，其手段與日本如出一轍，甚至可以說是「以日為師」。

日本建設台灣，是把台灣當標準的殖民地去建設，目的不是「平等對待台灣人」，而是把台灣當作「香蕉共和國」一樣地供養日本，支持日本去侵略中國與東南亞——台灣是日本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我爸媽都對「外省人」心結甚深，也都常講日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曾說「日據時代我很幸福」，更從沒跟我說過「我是日本人」。我媽倒是跟我講過：她跟日據時代的老師通信（用日文），老師很得意地拿給他身邊的日本人看，並說：「你看，這是我在台灣教出來的學生。」

上面這一句話什麼意思？在日本人的心裡，台灣人就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李登輝」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念頭。台灣人是不可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所以不可能有「日本人李登輝」，「日本人李登輝」只存在於幻想或妄想的世界，而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世界，所以光復之初才會有全省同胞歡天喜地地到碼頭迎接國軍這樣的事。

" 誰在殘害當今的年輕人?"

我爸討厭外省人，因為他在法院工作的數十年內老是受到外省同事的欺負。不過，他一輩子銘記在心並每年去探候的恩人也是外省人。我外祖父原本富甲一方，卻因三七五減租而家道中落，所以我媽討厭外省人，但她也沒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外省人中有好人，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就是全新竹人敬重至今的外省人。反過來說，本省人中有漢奸與台奸，他們危害台灣之慘烈，猶遠遠超過外省人。

我爸媽曾告訴我們，今天台灣最著名的十大本省家族有哪些人是日據時代當漢奸，而得到日本政府經商的特許權，從而發跡致富；又有哪些家族在蔣氏王朝裡利用特許權來擴張財富。

外省權貴令人不恥與厭惡，「本省」權貴又好到哪裡？解嚴之後「專業退位」與「黑金政治」傳聞甚囂塵上，使得黑道勢力大舉進入農會、漁會、地方議會與國會，其危害台灣政治與經濟發展之深，至今猶深入骨髓而難以治療。

陳水扁當權期間，各種綠營的新舊權貴以「小蝦米吃大鯨魚」之姿侵佔公股銀行，趁著WTO逼迫台灣，「公營事業私有化」的過程「賤賣國產」，以及通過「股票分紅費用化」和「內線交易」的模式，進一步癱瘓台灣產業界「優勝劣敗，多元競爭」的市場機制。這些作為不但是貪污，甚至更扭曲了台灣的產業發展路徑，毒害台灣的產業體質，導致今天台灣經濟疲軟無力，全台灣人看不到未來。其為害，遠遠超過蔣氏王朝。

自從解嚴以來，綠營奸商、權貴與政治人物相互勾搭成一個權勢龐大的集團，集媒體、金融、房地產、新興科技產業於一爐，以媒體的扭曲報導、名嘴的巧辯歪曲和網軍的力量愚弄選民和無知的大學教授（包括很多形象良好的綠營教授），以便從房地產、金融、行政院國發基金的補助、扭曲的產業政策等各種手段，侵佔國產，榨乾政府的錢，更無法無天地炒作房地產。

平心而論，蔣氏王朝對台灣人的傷害是一時的，隨著他們的逝去而煙消雲散；解嚴以後綠營政治人物、教授、奸商、權貴對台灣的傷害，卻是與時俱增，禍害無窮。

今天台灣的非典就業已經高居就業者的7%，幾乎都集中在年輕人；此外，全台灣除極少數人之外都深受高房價之害。這兩條大罪，完全跟蔣氏王朝無關，全部是解嚴以後綠營政治人物與教授縱容（甚至勾結）奸商、權貴的結果。

可悲的是，許多年輕人卻誤把這些奸商、權貴、爛政治人物當作偶像，誤把殘害自己的賊人當恩人，這不也是另一種「認賊作父」？

"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

柏林有猶太博物館，因為德國人願意面對醜陋的歷史；波蘭把最血腥的Auschwitz集中營改建成博物館，因為他們願意面對自己曾經既被納粹蹂躪又曾協助迫害猶太人的歷史。

人必須坦然面對自己過去所有的歷史，不被仇恨蒙蔽地面對過去所有的歷史。

然而，蔣氏王朝遮掩了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解嚴以後的綠營教授和媒體則以另一種手段扭曲、遮掩了台灣的另一部分歷史。

先是為了「去中國化」，而故意美化日據來醜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接著，年輕一代因為「去中國化」，竟然把一切「非中國」的東西都當作台灣史的珍貴過去，肆意美化而歪曲日據時代的事實。綠營老是把政治、文化與血統三個問題混為一談，搞到最後，年輕人根本就不認識真正的台灣和自己的血脈、文化。

絕大部分「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是漢人和平埔族（原住民）的後代，我們不該否認自己血液中的漢人成分。「撿骨」的風俗反應的是（國民黨治台以前）台灣人都自認為故鄉在中國的事實（鍾理和就曾把大陸當「原鄉」），我們也無法否認我們使用漢文，深受漢文化影響的事實（而且漢文化確實是值得我們珍惜與傳承的可貴人類文化）。

我們不該美化國民黨治台史，我們可以在政治上主張台灣獨立，卻不該因而否認我們血液中和文化中的漢元素。

我們是不該否認日本建設台灣的事實，但同樣地也不該忘記我們是被當作殖民地的事實。

一味排中、反中與去中的結果，年輕人搞不清楚自己血液與文化中的漢元素，甚至還把日據時代美化、浪漫化。這真的是我們所要的「台灣史觀」？

"被埋葬掉的「後解嚴台灣史」"

綠營為了激勵年輕一代的仇中意識，來滿足自己對外省人的仇恨，或者作為選戰中廉價地賺取選票的噁心手段，不但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許多大學教授都被愚弄而不自知，甚至甘為犬馬供人役使。

解嚴後，綠營媒體變成「本土」政治人物鞏固政治勢力的關鍵工具，他們用扭曲的報導來跟本土政治人物交換炒地皮等牟取暴利的手段；當綠營官商勾結以侵吞公營銀行、賤買國產時，他們也以扭曲的報導、以偏概全的攻擊等手段，為本土政治人物的貪污腐敗遮掩，至於換取到的是什麼利益，一般人更加難以耳聞。

當年輕世代把綠營政治人物不分賢愚不肖地當英雄崇拜時，我很心痛；當綠營大學教授跟我說：「民進黨沒有黨產，所以不會貪污」時，我更為他們的幼稚感到痛心。

一位年輕人看完我寫的「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後，義憤填膺地寫信來譴責學術界沒有盡責協助台灣大眾釐清真實的台灣史，並且欣慰地寫下幾位「有良心」的「學者」，而我卻發現這份名單裡至少有一半是「深綠教授」——這些人觀點偏頗， 只會挖藍營的瘡疤，而不願意客觀地看見綠營的醜陋，因此只能阿為「教授」，而沒被稱為「學者」。

當媒體與大學教授偏頗到這種程度時，要期待綠營粉絲的年輕世代去了解台灣史，恐怕永不可能。而在綠營教授不顧一切地去中與排中之下，年輕世代難道真的要學「日本人李登輝」一樣地去歌頌日據時代？

'結語'

國民黨開始走入歷史，這是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台灣人不去認識解嚴以來綠營政治人物、媒體、名嘴、教授、奸商、權貴如何相互勾結魚肉台灣人，則台灣將永遠走不出經濟與政治的黑暗期。

清大 彭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