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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16）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林的父親在美國紐約開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經給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林仍然等待對他的「政策落實」，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學教育中國下一代。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又滿懷希望地等了兩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還想爭取機會留在祖國。直至他申請到的護照和美國簽證到手，他仍然抱著最後一個希望，試探能否有做中學教師的機會。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著滿頭白髮，虛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在他往美國之前，我在香港與他相聚。他對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隻字不提，只是不停長吁短嘆。後來，我聽說他在紐約唐人街餐館洗碟子，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有人說他曾被搶劫而受傷。

除了我們那幾年，號召香港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外，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些左派工會也動員香港工人回祖國參加建設，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我認識的一些工人也辭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結果，同樣地，幾乎全都灰頭土臉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學》連載、中國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實》，記錄了當年專門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其中有一段記大飢荒時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右派分子：「董建義，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 到蘭州，1957年給領導提意見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1960年11月上旬餓死，時年35歲。記得當時他圍著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著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著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後，見遺體已被割食，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上…… 。」
讀來讓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學的遭遇與之相比，又不算什麼了。（50）

圖1，中學畢業時的丘共明；

圖2，在畢業禮上，林秉寧坐我身旁；

圖3，埋有二千多右派分子白骨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遺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719）
父親的挫傷

1955年，中共刊物《戲劇報》的某一期，刊登一篇批判胡風份子黃若海的文章，提到黃於1948年來香港時，與「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李化」密切交往。我忘記是在大陸的姐姐還是某同學告訴我這件事。當時我在上海書局工作未久，編輯部有訂閱《戲劇報》，我翻到有關文章這一頁，發現「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這些字被塗黑了，但「李化」的名字還在，而且是同胡風份子勾連。顯然大陸版仍然保留這個污名發行。

我回家見到父親，他主動跟我提到有這樣一篇文章，他說他向香港有關方面詢問過，回答說這是誤會。我知道他不想我被這文章影響對他的觀感，但我看出他在思想感情上受到的挫傷。我問他要不要問問在北京當高幹的姑姐和叔叔，他不置可否。後來我伺機問了常來書局跟我們老闆聯絡的中共出版系統的領導人，他的回答是「香港版已經塗掉了。」「但內地版還有。」「內地有內地的需要。」即是說，這不是香港工作者力所能及的。我又問了介紹我工作的廖源，我那時視他為可以接近中共組織的導師，他的回答是：「一個人不能夠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但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左派書報中廣為傳播的說辭。這回答本身就是不反對《戲劇報》對父親的定性，並暗示我要與家庭「劃清界線」。

被批判的「胡風份子」黃若海，我是有印象的。1948年來香港後，他常在我家出現，說父親與他有密切交往也是事實。我印象中他是中共黨員，父親與他接近也就是與黨接近。在1949年父親拍的電影《有冤無路訴》和1950年拍的《孽債》都是黃若海編劇。1950年，黃就回大陸了，據知他在東北一部影片《遼遠的鄉村》（1951年首映）中當演員。以後的遭遇就沒有任何報導。他怎麼成為「胡風份子」也不得而知。

當時作為批判材料隨《文藝報》附送的胡風在1954年給中央政治局的「三十萬言意見書」，我讀後覺得都只是講文藝政策的問題，沒有什麼「反黨」意味，但隨後中共就開展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胡風和大批文化人被捕。接著，與此緊密相連，中共又發動全國各個領域（不是僅限於文藝界）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運動共造成了數十萬人被逮捕、5萬3千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胡風被囚23年，到1978年獲平反釋放，他在1985年逝世。大批被指為「胡風份子」的作家文人，二十多年的創作生命都被糟蹋了。

父親在中共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戲劇報》指為「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其中「漢奸」大概指他在淪陷區導演過由汪政權高官戴策領導的話劇演出。但若他真是「漢奸」，就不至於在1945年要逃離淪陷區了。至於「中美合作所」，據批判胡風的文章說，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的機構；實際上，那是二戰期間中國和美國為加強軍事情報合作、共同打擊日本，在1943年成立的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這機構就解散了。父親說他沒有聽過中美合作所這名稱。

我相信父親戰後確與國民政府的官員有聯繫，否則他也不可能到東北接管電影院。但這應該屬於謀生所需的交往，即使涉及利益輸送也不會是很大份額。

更何況，歷史進程到了今天，該如何評價汪政權，如何評價國民黨統治期間的政治社會民生呢？中國往後的走向，是人民更有權或更無權？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關於父親的「污名」形容詞塗黑，但在大陸則保留，這種內外有別的處理，是中共延續至今的手法。即沒有固定的原則，一切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戲劇報》事件後，中共港澳工作的各級負責人照樣與父親聯絡，保持友好，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還同父親一起去印尼，父親1957年又到北京參加國慶。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家人，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姐姐那時在東北工學院就讀，她後來說，《戲劇報》的事使她受查，而且從此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父親在北京有一妹一弟，在廣州有一弟，北京的弟妹是高幹，他們按黨的指示跟父親保持不冷不熱的交往。我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生活在上海，年紀還小，但到文革發生時，他們都高中或讀專科了，妹妹受文革影響，要跟爸爸脫離關係，令父親傷心。北京姑姐1965年早逝，避過文革批鬥。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父親一生愛國，親共，在香港被統戰、「團結」，但在中共的檔案中，他就留下「污點」，對他只有「利用」而不被信任。（18）

圖1，1939年父親李化在《孤島天堂》演出（電影截圖），時年30歲；
圖2，1950年編導群，左起：吳回，秦劍，黃若海，趙樹燊，李化，莫康時，李鐵。
圖3，父與子，迎接1951年元旦。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索忍尼辛：

荒唐嗎？古怪嗎？不可理喻嗎？沒有甚麼不可理解，這正是「作為說服手段的鎮壓」。

俗話說：先打麻雀和烏鴉，到頭就能打到白天鵝。逐個打，最後總能打中要找的目標。大規模鎮壓的首要意義就在於，真正厲害的和隱藏得很深的人單個兒是抓不到的，在大規模的鎮壓中就會落網和滅亡。

為了找理由抓捕偶然或預定的對象，再荒誕無稽的罪名也能羅織出來。

話又說回來，在大多數場合下，並不是非要羅織這些異想天開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簡便的標準罪名彙編，探員只需要從裡面挑選出一至兩項，然後像在信封上貼郵票似地貼上去就可以了：

—破壞領導威信；
—對集體農莊持否定態度；
—對公債持否定態度（哪個正常人持肯定態度？）；
—對史太林憲法持否定態度；
—對黨的（當前）措施持否定態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國；
—等等。

黏貼這些價值不等的郵票是一項單調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探員只需要接連不斷地有犧牲品送上門以不至於浪費時間就行了。行動特派員向各地區、各部隊、運輸部門、學校實行攤派搜羅犧牲品的任務。為了不使行動特派員費神，告密制度便大派用場。

告密是獄外人與人之間進行鬥爭的X光超級武器：只要把一條看不見細細的光束指向敵人，他就必然倒下，這辦法從不失靈。我不記得這類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監獄裡聽說過很多在互相清算中利用到告密的事例：丈夫用這辦法收拾失去他歡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婦，或情婦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婦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種郵票中，探員最常用的是第10分條——煽動反革命（現改為反蘇）。如果後代子孫有朝一日讀到史太林時代的偵查和審判案卷，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些反蘇煽動者們竟然是一些多麼不知疲倦的心靈手巧之能人啊！他們利用一根縫衣針和一頂破帽子，利用拖淨的地板或者沒洗的內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過分帶表情或者不帶表情的眼神，利用顱裡的無聲的思想、秘密日記裡的詞句、談情說愛的短簡、廁所牆壁上的題字，就可以搞反蘇的煽動大業。他們在公路上和鄉間土路上，在火災現場上，在集市上，在廚房裡，在家裡喝茶時，在被窩裡耳語時，都在進行煽動。只有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頂得住這樣的煽動攻勢：

裁縫放下手裡的針，因為怕丟，便把它別在牆上的報紙上，正好戳進了卡岡諾維奇的眼珠子。顧客發現了。五十八條，十年（恐怖行為罪）。

女售貨員收到分貨員送來的商品，手邊沒有別的紙，就在一張報紙上記帳。肥皂的塊數正好寫在史太林同志的腦門上。五十八條，十年。

拖拉機手為了暖腳，扯下一張介紹某個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的佈告，墊在單薄的鞋子裡。女清潔工（她負責監看這些佈告）發現少了一張，在他鞋裡找到了。煽動反革命，十年……

五十八條的第10分條是很大眾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能享用。有家室的和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黃花閨女、運動員和殘廢、醉漢和滴酒不沾的、有眼的和無珠的、有私人汽車的和求人施捨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無論工作日還是星期天，清晨還是夜晚，在班上還是在家裡，在樓道裡，在地鐵車站上，在密林中，在劇場休息時以及在日蝕的時候，都可以同樣便利地給自己掙來一個第10分條。

在大眾化方面，能和第10分條媲美的只有第12分條——「不檢舉」，換句話說就是「知情不報」。上面說過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得到第12分條，但更省事，連嘴也不用張，筆也不用拿。你一動也不動，分條會自己找上門來！而所判的刑照樣是十年監禁，附加五年「籠口」（剝奪權利）。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替代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然而，這些並非由於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於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趕進鐵絲網裡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種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信念，所以絕對表現不出什麼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鬥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流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和蹂躪。到了勞改營裡，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準備著在監頭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繫，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伊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裡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裡，政治犯們曾經是有東西會與人共享的，而現在每人只顧自己活，只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腰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麼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餿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諺語這麼說：餓極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裡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只要做出很少很少的一點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就可以得救。

有時候整批送來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反而得到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儘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麼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連俄國人也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干涉，但長官們自然是只當沒有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的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你們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發誓明志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只是一個開始。勞改點長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自己可能找上麻煩。此後兩天，他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伙食恢復正常標準，把他們調離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麼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的了。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與盜竊犯及日常慣犯混雜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聚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麼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被單獨剔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裡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早就想到：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湧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面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現在，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則困難得不可比擬，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只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倒進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受難和死亡，只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坐牢，在信念上卻毫不動搖！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

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作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的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女兒——那些被投豺餵虎的女教徒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的只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較多」嗎？沙俄可曾有過這麼多政治犯？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在扼殺政治犯的工作上是做得如此乾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這些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來。

車輪滾滾，輾過鬧市霓紅燈照在地上的繁華，晃動的小型客貨車車身印着「文記醬料」的字號，抓着軚盤一雙粗糙及滿佈不少傷痕雙手，或新或舊或星點或刀划，訴說着他的滄桑及經歷，雙手主人將屆七十，半個花白頭髮已禿光的老者。

車上時間顯示已將近午夜十二時，他仍踏着油門，在港九新界來回穿梭，為店鋪送醬去，他是文記的老闆文健佳，人稱文叔。

這樣的日子他幾乎天天如是，從早上六時到廠切料、炒醬、入樽、包裝到送貨，忙上十五六個小時，對一個69歲的老人來說，這不單靠拚勁，還得有過人的意志力。他比任何人都要活得用勁、活得狠辣，如鋼鐵般的硬撐，因這條命經歷的苦辣太多，就像他手中的各種醬料，鹹酸苦辣，五味紛沓，全都封存在他這生命的載體裏──
萬死一生，他的命在槍口下得以倖存過來，把苦辣全都扛下。「我唔認輸呀﹗死人都要撐上去﹗」文叔兇巴巴的說。始後遭逢困境，每能排除萬難，扭轉危局，揮戈返日。以煙火炙燒，煮出一鍋屬於他的百料鍋，不知情者追隨其醬，被一襲濃重奇香所吸引，然而他的故事更曲折跌宕，蕩氣迴腸……


駑鈍之材 刻苦自勵
清晨六時，空氣中仍透着一絲清冷，在灰濛濛的工業區，上班的人潮未現，街道顯得岑寂。在某工業大廈的五樓內，一股濃烈攻鼻的香味正隨着抽風扇的翻動竄出，油煙氣充斥着整個空間，辛辣味道攻得人淚光盈盈。這裏是一家製醬工場，斑駁的牆壁都燻得黑黝黝，油膩污濁，長年累月炮製醬料，這些黑膩油迹，每一道都是歷史痕迹。

機器聲隆隆，來自場內的一兩部機器，五六個人分散於內，矮小微胖的文叔；旁邊是他的妻子文太；紮馬尾的女生是文叔女兒May，遠處還有一兩個男女員工。就只幾口子經營着這裏，分工合作，忙忙碌碌。

「做咩咁早開工？我冇料！惟有將勤補拙，唔怕辛苦，勤力啲當撐自己！」文叔自謙地說。來自廣東寶安的文叔，做的辣椒醬是他祖傳家用配方，煮醬必用好材料。「材料來價都比較貴，我用白色小蝦米，有顏色嗰啲蝦米顏色係後加上去，冇蝦味。我用老甘草、肥身芝麻、細粒皺皮嗰種花生，最重要用呢隻辣椒乾叫『四川辣王』，香濃辣味強，用佢先至夠勁道！」


赴湯蹈辣 爐火純青
大量的四川辣王，連皮帶籽，與蒜頭一同磨碎。他做醬與人不同之處，是部分材料如芝麻、花生、小蝦米先以烘爐烘乾，烘得噴香才磨，香味突出。

炒醬前他大啖喝了整整一支水，走到一個足有半個人高的大桶前，桶底有火爐燒着猛火，煮着內裏的油。「煮油，油溫好重要。保持大火炸，但火又唔能夠太大，辣椒燒燶咗，成鑊油都變苦。」他等油沸起就將辣椒、蒜茸嘩啦嘩啦的倒進去，油一爆，辣味像原子彈般爆出來，攻鼻又刺眼，旁邊人們都立即退避三舍。「唔係人人頂得順㗎！我都要灌水降溫先炒到。」哪怕是煮了半輩子辣醬的老江湖，遇上奪魄勾魂的濃烈辣勁，還是難以招架，被攻得鼻水眼淚全套出來，可見這辣醬是如何橫行霸道。

辣椒也不能一下子全倒進去，這樣很難令油沸起，他逐少倒，不停令油保持沸點，炸到辣椒和蒜茸的水分全部出來。椒香撲鼻而出時，就加入磨碎的芝麻、花生、蝦米、甘草、八角、桂皮等，再放些蝦醬，一炒就炒足三小時，滾油把香與辣通通燒煉出來。旁人光是聞着都陷入狂打噴嚏的尷尬局面。

遍體鱗傷 渾然忘我
文叔依然面不改容，揮動着大鑊鏟不停的攪呀攪！火熊熊猛燒，火舌兇猛地把一鍋烈油煮得滋滋作響，油在滾動，燙熱的辣油小泡如噴泉般彈出，彈至他的手和身，登時紅了一個小點，燙痛難受過後！匯集成他身上手上無數的星點小疤痕──今天好了，明天又添新傷，這點小傷對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

他把一門心思只放在煮辣油的節奏上，渾然忘我，直勾勾地盯着鍋裏辣醬的變化。「一定要慢慢嚟，用大火慢慢炒，一路炒要一路攪，等佢唔好黐底，又要留意顏色同氣味變化，見啲辣椒開始由紅變啡就叫得。」

這一下一下的攪動，對這副老骨頭是項考驗，心不老，可畢竟已屆古稀，他漸漸吃力，不得以交付夥計來攪，夥計倦了又換給他接力，如是者換來換去，兩人均汗流浹背。

一爐熊火，燒煉出這個性突出的辣椒醬。不加色素、不下防腐劑，一嗅，香辣味撲面而來。只舀小撮，舌尖傳來驚心動魄的辣，如果能忍受痛苦，後面便是美味了，蒜頭噴香，與芝麻、花生、蝦米、蝦醬等複雜的香味，直如一把無形的鈎，勾住了味蕾，讓人停不下來的上癮。

「我炒呢個醬四十幾年喇！起家都係靠佢架！」文叔感喟。這個醬，承載他窮與富，高山與低谷，與他糾纏半生。往事像空氣中的香辣味，在抽風扇的翻動中，一幕幕閃過……

死裏逃生 拚命地活
50年代，他在寶安出生於地主家庭，從小被定性為走資派、反革命分子等，背景成分不好，被冠上「地主仔」的惡名，他感到無比冤屈，「因父之名」成了被歧視欺侮的對象。

「我細個曾經俾人剝光豬，俾人吊住打。綁喺棵木瓜樹度示眾，人人經過見到，我覺得好醜怪。最慘係打完身上有傷口，就特登用木籤去拮，專揀我傷口痛處去拮，痛到……而家周時發夢都夢見番嗰種痛，痛到扎醒！」文叔猶有餘悸。

他17歲時，更因此被拉去勞改坐牢，判了十年徒刑，牢中遭受囚犯和獄吏的欺壓。他被困在這樣的環境裏，活得很絕望，只要一天在大陸，就看不見未來。「嗰陣身邊好多人同我講，喺鄉下死路一條，出香港仲會有條生路行。」

他不想坐這冤牢，就越獄逃了出來，打算偷渡來港。不料在邊境時被解放軍發現，飆疾追捕，十數隻狼狗被鬆綁亂跑而出，一下追人嗅、嗅草叢，甚至追車，偶而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聞者提心吊膽。解放軍聽見犬吠循他的方向去，拉了槍膛。「留喺度一定死！我走俾槍射又係死！但都有機會你射唔中，我仲有生天。」

他把心一橫，就在準備奔竄之際，解放軍已亂槍掃射，子彈嘭嘭嘭亂響，他以為難逃一死。突然有個女子在另一邊叫救命，分散了解放軍的注意力，他得以脫身。只向着看見的一點兒光，拚命地不顧一切逃到香港。「我條命本來係咁多！因為我有一個念頭──要生存落去，個天先加長我條命，到今時今日。」

他常告訴自己，這條命好不容易撿回來，只要有明天，他就拼盡全力活。

頑抗愛拼 遇強愈強
來到香港，他投靠在觀塘做街邊賣魚蛋小販的哥哥，炒這家傳辣醬，用來煮魚蛋。他跟哥哥看檔，有黑社會常在收「陀地」，他眼睜睜看着哥哥和自己捱更抵夜，又走鬼避警察才掙來點錢，黑社會天天搶去生計。終於，黑社會又來要錢，他忍無可忍，拿起牛雜鉸剪衝上前說：「一係你打死我，你打我唔死，一定係你死﹗」他發狠要插死那個黑社會，那人被他一兇腳軟，知道他強蠻如牛，惹不過，從此不敢再來取保護費。

其後他自立門戶，自己推木頭車在街邊賣魚蛋、豬皮，並改良辣醬，將芝麻、花生和小蝦米烘香，才磨碎與辣椒等炒，香味豐盈，自成一家。辣醬香味令他迅速火紅起來，未開檔已有大班客等候，開了檔就不停圍滿了客，魚蛋好賣得天天比人早賣清。

別檔眼紅他，就暗中報警。那年代，警察收黑錢是常事，有個警察特別針對他，一天拉了他四次。「嗰個差佬仲同我講，見我一次拉一次，如果再見到我喺觀塘開檔，就打斷我腳骨。」他怒不可遏，抓起那警察就打，他被告毆打軍裝警員，判了守行為。「嗰次我係留案底，但我都係嬴！至少班差佬以後見到我都唔敢再拉我！」文叔自傲地說。

廉政公署成立後，換了市政人員來拉他，他眼看經常走鬼不是辦法，剛好他存到錢，就立意上鋪。

飛黃騰達 傲睨一切
他開鋪賣老本行魚蛋，連帶他的辣椒醬，惹味誘人，人流如鯽，生意非常好，一個月賺二十萬。因此他陸陸續續開了九間店，這是他的黃金期，間間店都賺大錢，這時他身家暴漲至兩億，買下六七層樓。其中兩層，他用來接濟同鄉。

「我偷渡先可以生存到落嚟。而家到班鄉里偷渡嚟香港，我一定幫。冇地方住我免費畀層樓佢哋住，冇工返就喺我鋪頭做！」

他是過來人，有一顆赤子之心，其中一個同鄉免費一住就八年長，還有他見一些貧苦三餐不繼的，或乞兒等，都叫他們來鋪任吃而不收分文。

生意好，錢賺得容易，「我唔覺得搵錢有咩難度！」他漸漸對事物表現出鄙夷。曾經有個李錦記的夥計，到過他店吃東西，被其辣醬吸引，建議他不如開醬廠賺錢。「我睇唔起做醬，都搵唔到大錢。我同佢講送畀我都唔做！」

他有錢沒地方花，沒地方玩樂，心靈漸空虛，看見行家賭錢很得意，他亦陪着賭，賭股票、買黃金、鋤大d、賭十三張，從玩樂心態，到一步一步沉迷，終於陷了進去。「嗰時就算賭輸咗，啲錢聽日又再搵到番嚟，怕咩？」

97年前他去澳門，一晚輸過一千二百萬，回香港賣了五層樓填債。雖然爛船有三分釘，但他僅餘的資產，到金融風暴、沙士來時，鋪的生意一落千丈，九間店惟有相繼結業，差點連夥計的薪金也沒付清。他一下子跌入谷底，沒錢用，沒工作，連生計都成問題，他成了落難人，幾億身家一下子全被他敗光……

墮甑不顧 向前邁步
「冇晒錢，唔係死。如果係死，就真係乜都冇！我喺鬼門關走出嚟都試過，死唔去，我仲可以全力再做，由頭嚟過！」那時他50來歲，並沒因此而頹廢不振。

有個跟他相識的裝修公司老闆，明知他以前是億萬巨賈，在觀塘赫赫有名，特意請他做擔泥頭，然後到處跟人說文叔落難投靠，有意誇耀。「佢唔係睇低我，係睇得起我，我要多謝佢呀﹗嗰陣好多老細知我背景，冇人請我㗎！我多謝佢肯請我，畀機會我，我先可以翻身！」

他肩膀擔着扁擔，挑起兩筐黃泥，爬上八樓，來來回回，汗涔涔而奔跑。文太見況，忍不住兩淚滂沱。文叔安慰文太道︰「搞成咁係我爛賭，自己攞嚟嘅！大丈夫能屈能伸，冇所謂嘅！只要養到自己同頭家，咩工、咩苦都唔怕捱！」

他不計較別人的眼光，肯捱肯做，那老闆被感動，反而因此看得起他，願意借錢給他去做生意。

他懊悔當年太桀驁不恭，想起李錦記夥計提議他開廠做醬的事，他就拿着這點小本錢，開了醬廠。自己手做辣椒醬、魷魚醬、麵豉醬、xo醬、酸梅醬，共十種。

他認真做醬，腳踏實地，事事親力親為。親自到店鋪及食肆兜售，送醬給人試吃，又在各區開分銷攤位親自坐鎮推銷。逐步去建立，慢慢有了生意，客人又被他的辣椒醬味道吸引住了。如今他不敢怠慢，收到客戶來訂貨，都親自去送貨。他批發給許多雜貨鋪、小超市、分銷檔、酒樓食肆等，像食神韜哥的大榮華酒樓都來幫襯他，更有不少客直接上廠買醬，生意滔滔。

他靠醬由街邊起家，上鋪，結業、到開廠再做醬，起起落落，從谷底再爬起來，又屹立不倒。「起又好，跌又好，做人最緊要有一個念頭、一種態度──我唔會死嘅！」

這是他的人生感悟，心存信念，就可活出生命，是死？也生。

撰文：孟惠良
攝影：陳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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