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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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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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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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博克多壓縮褲穿法 在 李開復 Kai-Fu Lee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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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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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你的生命當中匆匆的來去只為幫你上一課,小寶張雨生讓我學到謙虛.真誠與永不停止學習,我真的很幸運.
『我也曾打電話到小寶的語音信箱,想要留言告訴他,我很想他,妄想他會聽到留言。沒想到電話接通竟是一個女生的聲音,我嚇的急忙掛掉電話痛哭了起來,因為,我真的再也沒有辦法和小寶聯絡了……』- 陳幼芳,2007/11/12
這是雨生好友幼芳姐,在寶哥離開十年後,寫下的文字。
也是我讀過回憶寶哥的文字中,最歡樂、最生動、也最…感傷的一篇……
以下有巨型洋蔥。全文如下:
〈我的未來不是夢〉是張雨生的成名曲,也是黑松沙士的廣告曲,有陣子每天電視廣告都會播上好幾回,我想臺灣大概有一半看電視的人口、都會哼唱幾句這首歌:「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的過每一分鐘,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跟著希望在動」,健康又勵志,家長聽到小孩唱這首歌,一定會覺得這小孩知道上進,未來將一片光明,彷彿真的不是在作夢。當然有著獨特高亢嗓音的主唱張雨生,就像是有為青年的代表:品行端正又會念書,只是我每次聽到張雨生的聲音,從電視螢幕看到他的模樣,就會覺得他像是個發育還不完全的小男生,才會個頭小聲音乾淨又高亢。
我是一個愛哭愛笑大個頭的女生,從前我爸常說我是「大笑姑婆」,天生的大嗓門,聲音又低沉,再加上毫不修飾的笑,經常被誤認成是男聲,記得念高中的時候有一次惡作劇,稍稍壓低嗓子裝成男生,打電話到班上的女同學家找她,說很喜歡她要追求她,結果把這位女同學嚇哭了。還有高中時參加第三屆金韻獎民歌比賽,那也是民歌最興盛的時期,光是初賽就有幾千人報名,所以參賽者上臺唱自選曲,只要評審覺得很差,會在你沒唱幾句就按鈴讓你下臺,有的參賽者者甚至只發了一個音就被按鈴下臺了,真的很糗,當時準備上臺的我緊張到不行,不敢奢求能進入複賽,只求能讓我至少唱到一個段落、再按鈴我下臺就感激不盡了。
我是自彈自唱王夢麟的〈雨中即景〉,唱了一遍沒被按鈴好高興喔!我就繼續唱「感覺天色不對…無奈何望著天歎歎氣把頭搖」整首唱完才聽見鈴聲,我想當時坐在台下的參賽者一定很羡慕我。
當然我進入複賽了,也進入了決賽,雖然沒得名但也受邀錄製了大合輯的唱片,我唱的那首歌就放在金韻獎第五輯專輯的A面第四首,歌名是〈春痕〉,不是主打歌,所以也從未做過宣傳,甚至沒有對Key就進了錄音室。
因為參與專輯和製作人兼評審的老師比較熟了,就好奇的想知道為什麼初賽時我可以唱完整首歌,老師說因為評審們都在猜你倒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巫婆」是我的男友因為我的笑聲給我取的綽號,他說從來沒聽過一個女人的笑聲這麼爽朗,但我總覺得他是在「睜耳說聾話」把恐怖修飾成爽朗,反正沒關係,因為我也覺得「巫婆」這個綽號形容我挺貼切的。
第一次聽到張雨生的笑聲,驚為天人,原來歌唱的這麼好的明星笑起來居然像個高聲尖笑的怪老頭!哈哈!巫婆遇上了怪老頭。
男生像女聲,女生像男聲,我的笑聲不再獨自怪異唐突。
和小寶認識是因為果陀劇場1993年的舞臺劇〈淡水小鎮〉,那是我在果陀的第二齣舞臺劇,也是果陀成立五年第一次在國家戲劇院演出,知道小寶張雨生要來參與,直覺上是覺得果陀邀請明星來刺激票房的,沒想到導演說是小寶自己主動來報名的,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對於舞臺劇這種錢少排練時間長又辛苦的工作,通常是劇團主動大力熱情、但無法重金的邀約明星來助陣的,沒想到居然有個大明星主動送上門來,我想當時果陀一定很想把小寶的身份證先扣起來,以免他中途後悔落跑。
這齣戲是講50年代淡水這個小鎮一天的日常生活,還有男女主角第一次戀愛、牽手、到結婚、到女主角過世又重回人世間的故事,小寶飾演的是男主角陳少威,需要從國中的年紀一直演到結婚生子。我飾演他媽,飾演他爸爸的是藝工隊就認識的好友舒宗浩,導演會做這樣的安排應該是我們都胖胖的,放在一起還真有說服力呢!
這齣戲有個特色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道具,所以喝茶沒茶杯,炒菜沒鍋子,就有觀眾看完戲後反應:希望以後演員不要忘記帶道具上臺。
所以排練時我們做了很多類似默劇動作的練習,如何憑空炒菜,讓觀眾看的出來你是在炒菜而不是在舀湯,而且還要能看出你在炒什麼,是蛋就要和炒青菜不一樣。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忽然認真去感覺身體和物品之間的關係,劇中演媽媽的我有一場邊撥碗豆邊和鄰居女主角艾茉莉(林靈玉飾演)的媽媽聊天的戲,我就請我媽媽到菜市場買碗豆讓我練習,所以那一陣子我們家經常吃碗豆。
小寶就累了,戲中不但要背隱形書包,還要邊用隱形手套、玩隱形棒球、邊和女主角打屁哈拉,而且聊著聊著隱形球還要沒接到滾了出去,記得剛開始排練尚未熟悉,小寶會說著說著手套就感覺不見了,或者書包背著背著也不見了,當然就會被導演給(Note)筆記,「繼續勤加練習」。
最辛苦的一幕戲是男主角陳少威把女主角艾茉莉弄哭了,結果就請女主角吃冰,吃冰的過程中男女主角互相產生情愫進而第一次攜手,所以這場戲小寶除了忙著要將一個高中生情竇初開、急欲想逗對方開心的心情詮釋出來,還要忙著吃冰,這還不打緊:本來女主角只要吃清冰,但陳少威這個高中生沒把過馬子想襬闊,硬是要請人家吃四果冰,這下好了,清冰和四果冰在表演上就有很大的差異了,所以小寶要練習憑空吃冰、還要吃到帶有穀穀的蜜餞,吃著吃著還要把穀穀吐出來,最後把上了女主角特別的開心、就忘情的將快要溶化成水的冰一口氣喝完,結果因為喝的太快冰痛了腦袋。除了拿著真的棒球不斷揣摩練習,我相信小寶一定也吃了不少的四果冰。
長時間的相處觀察我發現,認真的他看似木訥害羞的外表下,其實內藏著一個調皮好奇又愛笑的大小孩,而我是一個逮到機會不說笑不搞笑不大笑很難過的人,就有劇場的夥伴說小寶和我一起笑,會有一種感染力,感染著周遭的人也跟著一起笑。不過我覺得我們的笑聲不只有感染力、還帶著鼓勵,一個只值三個燈的笑話,可以被我們笑成五個燈,結果說笑話的人受到鼓勵會繼續表演「勇往五度五關獎五萬」的目標邁進。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種笑的功力喔!像我哥,職業軍人,留英的博士,現任某軍事學院的教育長,我經常在家說絕對值上五個燈的笑話,但被我哥保守又含蓄的這麼一笑,當場五個燈就變成了兩個燈,而且第二個燈還是忽明忽滅心不甘情不願的閃著。
演出喜劇時最喜歡台下多坐一些像我們這種有著誇張笑聲的觀眾,因為只要他們起個頭,就能帶動現場其它的觀眾,而臺上的演員受到鼓勵,演起來也會特別帶勁。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漸漸跟小寶建立起了「笑緣」,碰在一起隨便瞎扯也能得到對方誇張的笑聲做為回饋,不小心的冷笑話,還能被對方幽默的糗回來更是過癮,這種「笑逢對手」的朋友太珍貴了。所以巡迴演出至中南部時我都會搭他的車,因為說說笑笑讓漫長的車程變得熱鬧又輕鬆,不過小寶也很賊,遇到不對盤的人想搭他的便車,他就會說去問幼芳因為是我在安排的,當然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淡水小鎮》小寶的演出讓我最難忘的是,巡迴至中南部的某一場,戲中有一幕是兒子陳少威決定高中畢業就和艾茉莉結婚,但就在公證結婚當天,姍姍來遲的新郎陳少威,在法院外自言自語失了魂的說著「不想結婚不想這麼早背負家庭的責任」,作媽的我聽到了又是驚訝又覺丟臉又是難過的哭了,後來陳少威突然恢復正常,安慰媽媽請媽媽放心沒事的,媽媽破涕為笑的幫兒子整理衣服,演到這一幕時觀眾笑的很大聲,當時臺上的我就很納悶,因為通常都是臺北演出大約十來場之後才會至中南部巡迴,所以劇情走到哪觀眾會笑臺上的演員大概都會知道,可是明明這裡觀眾不會笑啊。就在我納悶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發現觀眾會笑的原因了,原來是小寶的褲子拉鍊忘了拉還露出裡面的白襯衫。
《淡水小鎮》票房好口碑也好,我想小寶的歌迷粉絲貢獻很大,因為有很多的粉絲是從臺北場開始就每ㄧ場都買票來捧小寶的場。中南部也跟著來,而且都是買前面高價位的票,雖然她們很捧場我們很高興,但是臺上的演員壓力也很大,因為如果說錯臺詞她們鐵定都知道。
再次和小寶合作是果陀1995年的舞臺劇《完全幸福手冊》,這齣戲本來小寶是沒有參與的,後來是因為有個演員價錢談不攏所以劇團才試探性的問了小寶,沒想到「禮物又再次從天上掉了下來」,當時還有點懷疑小寶是不是真的太閑了。
我在這齣戲的腳色原本是設定影星劉雪華的,她無法參與所以導演要我演,一開始我很惶恐,因為是女主角戲份很重,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勝任,但所謂「不要給臉不要臉」,難得的機會還是要把握,反正導演都說我行了,演砸了就推給導演怪他選角不恰當就行了(真的是想要脫罪不怕找不到理由)。
《完全幸福手冊》是一齣輕鬆喜劇,我飾演的昰個喪偶、年紀不輕、喜歡騙吃騙喝、只要有錢賺什麼事都可以做的媒婆賈麗麗,小寶飾演的昰個修車廠的黑手康有維,另一個黑手霍小開是由有著體重至少150公斤以上、又高又胖的相聲演員朱哲毅飾演(想像一下倆個人放在一起的個畫面)。
另外有個重要的人物是王友輝(因舞臺劇結識的好友)飾演的是個禿頭大肚子年紀又大、又摳縮、又挑剔的修車廠老闆范積德。
大致的劇情是媒婆賈麗麗,有一點點喜歡修車場的老闆范積德(因為他很有錢),所以經常借著幫范積德介紹對象從中得到利益,這一次介紹的對象是喪偶的禮服店老闆娘莫太太(果陀執行長林靈玉飾演),但得知挑剔的范積德居然想要娶莫太太為妻時,肥羊即將不再被自己痛宰,所以賈麗麗後悔了,進而想從中破壞。
黑手康有維和霍小開,長時間窩在鄉下,被摳縮的老闆范積德以微薄的薪水壓榨勞力,還有鳥不拉屎的鄉下地方也很少看到漂亮的女生,兩個黑手經常感到鬱卒。有一天忽然從一本名為《完全幸福手冊》的書中得到啟發,決定趁老闆不在,翹班到大城市冒險、尋找刺激兼把妹!
這齣戲開發了小寶搞笑的潛能,也讓我看到小寶對戲劇是真的熱愛,舞臺劇之所以迷人有的時候往往是因為:在排練過程中對角色無限可能的創造發想、還有演員之間你來我往的互動。這是一齣輕鬆喜劇,所以排練時氣氛很輕鬆,演員可以在劇本臺詞未完全定案前,天馬行空的為角色加油添醋,記得有一幕是康有維和霍小開躲在禮服店被我逮到。原本單純的無意間碰到,在排練時我突發奇想提議讓賈麗麗玩1.2.3木頭人的遊戲來逗他們兩個人(反正喜劇通常荒謬),導演居然也同意,結果畫面就是:
賈麗麗看到正要偷偷溜走的康有維和霍小開,突然大喊1.2.3木頭人,只見兩人忽然乖乖的遵照遊戲規則不動了,賈麗麗玩性大起繼續喊著:
1.2.3 機器人,兩個人就模仿機器人呆板的來回走…
1.2.3會跳芭蕾舞的機器人,那一高一矮一龐大一瘦小的兩個人滑雞的轉著圈
1.2.3火燒屁股的機器人…
1.2.3火燒屁股又再跳芭蕾舞的機器人……
最後兩人終於體力不支求饒了。
排練場經常笑聲連連,就連一向嚴肅有著一張樸克臉的導演梁志民都難得經常露出笑臉(雖然他的笑臉看起來不太自然)。而每一次到這一幕我都覺得:那個「我的未來不是夢」的有為青年代表被徹底摧毀了,而我就是兇手,不過雖然被如此戲弄,小寶不但沒有拒絕生氣,還「自甘墮落」的大肆開心的配合,完全不顧唱片辛苦塑造出來的美好形象。
臺北國家劇院首演的日子到了,通常首演完報紙都會有劇評,這也是讓劇團和演員都很緊張的報導,因為寫的好大家有信心往下演,很多觀眾也會因為報紙劇評買票來看戲,寫的不好還是得往下演,只是會很沮喪,我尤其緊張,因為這是我在參與果陀六齣戲之後第一次正式挑大樑,以下就是中國時報部份的劇評。
《幸福》的觀眾,笑得好燦爛 --
西元1995年11月17日「果陀劇場」導演梁志民的劇場果然是不折不扣地屬於新新人類的……。昨夜《完全幸福手冊》首演,在藝術活動一片低迷聲中還能售出國家劇院兩千多座位的九成以上,誠屬不意。觀眾一半以上是剛開始成熟的女生面孔,這些觀眾從《淡水小鎮》就出現了。她們代表劇場新的消費群,對劇場的功能有新的需索……
在藝工隊有七年資歷,又做過唱片公司製作人的陳幼芳,所飾的媒婆是昨晚最燦爛的一顆星,一些高度誇張的動作她都像不灑一滴水般地完美達成,是劇場界值得期待的實力派演員。其他的演員也頗能收紅花綠葉之效,都能放下身段儘量三八,唯一較緊張的可能是歌手張雨生,他的身體稍嫌僵硬,有點駝背以致看起來臉顯得大,臺詞之間常發出「嘖、嘖」的聲音,似乎還不太適應舞臺劇的演出……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報紙如此高度的評價,樂到不敢相信,一大早看到報紙立刻孝敬父母,這一刻也是我在父母面前頭抬的最高的時候,因為從小書就念的不好,父親經常在介紹我們小孩給親朋好友的時候往往會從念中正理工學院的哥哥,念景美女中的姐姐,直接跳到念成功高中的弟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就會忘提到了還有個念稻江護理家事職業學校的我,所以讓父母露臉以我為榮,是我多麼想做的事啊!
而今天就在今天我終於辦到了,而且不是無憑無據喔!是經過大報背書的喔!
向來嚴肅的父親沒想到,「大笑姑婆」女兒居然也有光宗耀祖的一天,二話不說立刻買了一堆中國時報寄到大陸給親戚,大肆炫耀了一番,更別提我那一直想當「星媽」的母親了,巴不得買下所有報紙分送左鄰右舍,還有菜市場賣菜歐巴桑還有經常光顧的涼麵店的年輕老闆,不住在附近的,就用電話聯絡熱情的告知對方快快去買報紙,還要仔細清楚的交代是那一版的消息,當然我也一直處在不可置信的開心當中,彷佛奧斯卡金像獎的得獎證書已到手,就等著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登臺領獎了。
但是小寶怎麼辦?我的朋友小寶該怎麼辦?我該怎麼面對他?
如果我是小寶,報紙這樣寫我,而被捧的高高的幼芳來安慰我說報紙亂寫不要相信,我一定覺得很噁心,真的是太難了,我甚至開始懷疑寫這篇報導的記者是來搞分化的,我寧可沒有這篇報導,日後我再想辦法光宗耀祖讓父親讓開心,而母親的「星媽夢」來日方長,反正菜還是買的到,涼麵還是吃的到,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我不想就這樣失去這個朋友。
提早到國家劇院準備化妝演出,人還來的不多,「不可置信的開心」早已被「不知如何是好」,所代替,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駝鳥心態」法,假裝沒看到這篇報導所以也沒任何反應。
雖然這個方法很遜,但這已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了,可是我沒看到別人看到提起來不就穿幫了嗎?於是當大夥陸陸續續的來,我就一個一個進行勸說,看到報導的就請他不要討論,沒看到報紙的正在現場看的,就催促他快快看完,看完後還要把報紙藏起來,一切搞定,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小寶終於來了,「幼芳早啊!」語氣帶著了愉悅,看來他是沒看到報紙,太好了!可以安全過關,「小寶早」心虛的我匆匆打過招呼,就假裝忙著化妝,好爛的演技,一點也不像以往看到小寶就雞哩瓜拉的自己,小寶接著說:「幼芳,你沒看中國時報嗎,把你寫的很好耶!」計畫瞬間破局,之前的擔心除了多餘還帶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忌,因為小寶看我異常安靜直覺上認為我沒有看到報導,急著要告訴我這個消息,語氣中沒有絲毫忌妒與不悅,讓我感受到的是他真的替我感到開心。
戲演不下去,只好一五一十的全招了,沒想到小寶發出了他的「高聲尖笑」來笑我的愚蠢,還說你本來就演的很好啊!還自嘲的說,我的臉本來就大嘛!還不斷發出「嘖嘖」聲,請我幫忙分辨是不是報導上說的聲音。
多麼寬大的胸襟啊!我的為難被小寶這麼幽默的反應化解的無影無蹤,不但如此他還和飾演他老闆的友輝商量偷改臺詞,原本老闆戲中罵小寶飾演的夥計說:「30歲了還是一事無成」。結果小寶讓友輝改成:「30歲了還是一事無成而且臉又那麼大」。《完全幸福手冊》南部巡迴完,照例我們又是坐小寶的車回臺北,雖然小寶受到這齣戲無情又殘酷的揉躪,不過幸好他有為好青年代表的性格不受影響,因為每經過收費站,他還是會跟收費員大聲的說謝謝。
車上我們天南地北開心的聊天碎嘴八卦,某人跟某人好像在搞曖昧…。某個演員今天在臺上凸槌…。聊到未來的戲劇生涯,忽然聊到到我們乾脆來成立一個劇團,可以演歌舞劇,友輝寫劇本兼導演,小寶寫音樂兼演員,我來當公關當然也要兼演員,這個提議大家一致通過,那劇團要叫什麼名字呢?忽然我靈機一動想到一個特棒的點子,可以叫做「狗頭劇團」,果陀,狗頭聽起來差不多,觀眾會搞不清楚以為是果陀劇團,結果就買票來看戲了。
這個點子讓我們狂笑了好久,甚至讓向來溫文儒雅的友輝笑到流淚,不過我知道當時這個玩笑似的提議,已在我們三人心中悄悄的萌芽。
這齣戲結束我們還是會約了聚在一起,有時到友輝家吃他的拿手好菜,有時會約了一起去看戲,記得有一次我們三人到敦南誠品的地下室去看小劇場的戲,戲的內容已不記得,唯一記得的就是男主角正面三點全露,當場的我們除了尷尬,還要忍笑,就像是「國王的新衣」的故事一般,明明沒有穿衣服,但是如果你點破笑出來,彷彿就代表你不懂藝術,沒有藝術氣息。只好將忍住的笑在看戲後宣洩出來。
果陀劇場1996年的武俠經典《天龍八部之喬峰》是我和小寶合作的第三舞臺劇,這段期間小寶忙著阿妹張惠妹的首張個人專輯《姐妹》,所以總是來去匆匆,加上沒有和小寶有對手戲,所以排練時也很少碰到一塊兒。這齣戲小寶的戲份雖然不重,但他還是將劇中武功高強的「無名老憎」詮釋的很成功。雖然小寶太忙沒空理我們,不過有免費的CD可拿,就原諒他了。
小寶幫張惠妹做的《姐妹》《BadBoy》兩張專輯都大賣,也讓大家見識到小寶在音樂創作上面的才華,所以1997年果陀搖滾歌舞劇《吻我吧娜娜》不是邀請小寶來演戲,而是請他來擔任音樂總監負責所有歌的譜曲,小寶也找來了唱片圈長期合作的好友Koji(櫻井弘二)來編曲。
音樂歌舞劇的曲子不同於一般唱片歌曲,唱片歌曲經常是曲子先出來再填詞,為了配合曲風所以作詞的人會比較辛苦,而歌舞劇就是一定是先有劇本也就是先有詞然後才譜曲,所以往往歌詞為了配合劇情的推進,所以也無法講求什麼押韻或者精簡的字數,除了這個還要依角色的個性譜出不同的曲風,更困難的是,要為一些能演卻不能唱的演員,量身打造能夠掩飾缺點的曲子。
劇中我是反串男生飾演僕人寇子,我的主人路修森是現在電視當紅的一線小生柯叔元,他就是所謂的「音癡」,為了幫主人達到把妹的目的僕人寇子和主人路修森互換了身份,所以我們要合唱一首名為〈我扮作你你扮作我〉的歌,但是怎麼能冒險讓音癡唱歌呢?這個難題就丟給了音樂總監小寶,結果小寶竟可以譜出一首又唱又念的歌。
小寶自己也在演出中擔任吉它手,當然他的歌聲是一定要秀一下的,所以在一幕結婚的戲中小寶在樂團中獨唱一首曲名為〈誰說婚禮都是神聖的〉歌。
這齣戲空前的成功,以下是音樂時代雜誌的部份劇評:
《不要指望音樂界,指望劇界吧!》
流利暢快的《吻我吧娜娜》解放人心模仿品!試驗品!半成品!……以往看完所謂國產歌劇或音樂劇,心中難免產生這種遺憾,若說有讓我「看完還想再看」的,(而這也是檢測音樂劇成功與否的標準),《吻我吧娜娜》可能是第一部……《吻》從創作者到演員表現,風格一以貫之,盡情塑造一部搖滾歌舞劇,讓人每個毛細孔都舒暢,得到真正的「解放」。
首要功臣自非張雨生莫屬,一掃「流行歌手寫不了大作品」的成見,現今不少有才氣的流行歌手自滿於「主歌—副歌」的速成創作公式,但是張雨生這部作品顯然已超脫這種淺薄視野,不但注重各別作品的完整性,同時也顧及全劇風格統一,劇中人物都保有前後一致的個性,而每首歌也宛如量身訂作般適切……。
票房好到不得不加演,小寶的功勞無庸置疑,他的音樂才華此刻已發光發亮受到大大的肯定。
1997年《吻我吧娜娜》加演版,男主角依然是王柏森,而女主角由原先的傅薇換成了黃小琥,因為換角所以我們演出前得密集的排練,小寶屬於樂團的一員所以無需加排,他只要將原先傅薇唱的歌曲改成適合黃小琥的Key即可,而這段時間小寶也在忙著阿妹妹的專輯,所以能看到他的時間也不多。加演版將在10月31日首演,10月份我們加緊排練,小寶在19日晚上帶著球帽身穿T恤短褲出現在排練場,主要是調整新女主角黃小琥的Key,因為正在排練中,小寶很識相低調快速坐到正閑閑沒事的我身旁。
友輝在這次加演版中擔任救火員,因為有個演員也是友輝的好友、其中的幾場有重要的事無法演出,就請友輝幫忙頂他的角色演出,所以正忙著在加緊練習,所以小寶就只有跟我聊了起來。
他問我排練的狀況,新演員的進度,我也問了他音樂工作的情形,他還特別提到友輝好忙喔!因為友輝忙到和小寶打聲招呼的時間也沒有,這不太像禮貌周到的友輝,可見友輝的壓力很大,像這樣頂替角色舞臺劇常見,通常第一版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排練(歌舞劇至少約3個月),如果加演有換角,新演員就必須壓縮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角色吃下來,因為舊演員經過前次的排練和第一版的演出都很熟悉了,不熟悉的新演員壓力自然就大了,所以我是苦盡甘來閑的很。
排練到10點多,小寶說他剛好到我家附近有事可順路送我回家,好久沒坐他的車了,他的車也已換成了SAAB的敞篷車,一上車就可以聞到新車該有的真皮味道,我想這是小寶犒賞自己這一陣子的辛苦。好奇的我一上車就東看看西摸摸,看到小寶剛完成的「阿妹妹專輯」,我就很不要臉的說怎麼沒送我,他馬上說下次見面會給我,車上他提到張惠妹台東家的豐年祭,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玩,有這麼好康的當然要去啦!他就形容了豐年祭的盛況,盡情的唱歌,跳舞,喝小米酒,但是第二天走路就要小心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會有很多原住民醉倒在路邊。
新車就是新車一下就到家了,帶著開心回到家,看到弟弟炫耀的跟他說是小寶送我回來的耶,他開的是SAAB敞篷車,車況好到連開快車都感覺不出來,不過這樣挺危險的,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說,可能是潛意識在替小寶擔心。
第二天一早九點多被朋友的電話吵醒,小寶出車禍了尚未清醒的我直覺上是小擦撞因為是明星所以電視就大肆報導,打開電視新聞我嚇到了,昨晚才坐過的車,已面目全非,在車上看到的CD,樂譜散落一地,還有小寶的眼鏡也掉在地上,電視無情的一直報導,張雨生已送至淡水馬偕醫院搶救中……我放聲大哭,不知所措,打開弟弟的房門哭著跟他說小寶出車禍了。弟弟被我的舉動和這消息,也當場嚇醒了,立刻沖到客廳陪著我看新聞,接下來的我就一直盯著電視新聞一直無法克制的嚎啕大哭,不敢置信,怎麼可能,為什麼會發生?
是不是我的烏鴉嘴害了小寶?我的腦中不斷出現這些句子,電視報導說是淩晨兩點多發生的,那不是和我分手才幾個鐘頭嗎!爸媽買菜回來看到我如此這般的大哭也嚇到了,知道是小寶車禍,全家跟著難過,因為我所有的演出全家都會去看,也知道我因舞臺劇和小寶成了好朋友。
下午接到果陀導演梁志民從醫院打來的電話,說小寶昏迷不醒正在加護病房,需要有人試著叫醒他,因為我跟小寶比較要好,所以最好讓他聽到我的聲音。我立刻和友輝聯絡約了一塊趕到醫院,到了醫院換了無菌衣,他們說看到小寶千萬不能哭,用平常和他對話的方式跟他說話,好難啊!
到了加護病房看到小寶穿著昨晚的T恤短褲,完全沒有外傷,彷佛只是睡著了一般,他的眼睛用紗布蒙著,我和友輝跟他說話,小寶快起來別睡了,小寶別裝了快起來,小寶你想賴掉欠我的CD嗎?小寶少來這一套喔!小寶……小寶……小寶,小寶沒有理會我們依然熟睡著。
第二天跟劇場與小寶合作過的夥伴一起到醫院,病房外的媒體越來越多,再次進到病房內和小寶說話,「小寶大家都來看你了,你好意思賴床啊!小寶快點起來排練了,小寶不洗澡就睡覺很髒喔!小寶……小寶……小寶」小寶還是沒有醒來。
第三天來到醫院,病房外的人是越來越多了,除了整天守候的媒體,樂團的夥伴,小寶的親朋好友,大家都想進入病房看小寶,阿妹張惠妹也來了,在病房外接受大批媒體的訪問,我已沒有機會再進去跟小寶說話了,只能蹲坐在牆角心中默默的跟小寶說「小寶別忘了你答應過要帶我到阿妹台東家參加豐年祭的……」
小寶的昏迷指數一直是3沒有進步,綜藝界的大家長小寶唱片公司的老闆小燕姐也請了一些權威的醫生來會診,情況很不樂觀,劇團的人說現在小寶即使搶救回來,可能也會變成植物人。不要,千萬不要讓小寶變成植物人,太殘忍了,就我認識的小寶一定寧願就這樣離開人間,也不願意變成植物人終了一生,於是大夥決定放棄用念力留住小寶,心中默默的跟小寶說,小寶如果你累了就放下牽掛安心走吧。
戲還是得演下去,31號首演的日子漸漸接近,看來小寶得缺席了,而大家還是必須打氣精神繼續排練,再次來到排練場,大家像是說好了一樣都沒提到小寶的事,我很謝謝大家的體貼。
坐在那天同樣位置的地板上身旁小寶的位置空著,告訴自己要忍著,一個夥伴看我低頭不語,過來好心的跟我說「幼芳你還好吧!」,忍了好久只好跑到廁所不敢哭出聲的流淚。心中吶喊著,我不好我不好,我一點都不好,我的心情糟透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演這齣戲了。
戲還是得演下去,曾聽說「戲子無情」我覺得戲子不想無情,而是為了上臺不得不無情,整理好心情再次回到排練場參與這齣音樂喜劇的排練,熟悉需要在舞臺上邊唱邊跳的歌曲,我無法專心頻頻忘詞,因為只要有人進到排練場都會影響到我,我都會幌神誤認是小寶來了。如果時光可以倒回到小寶那天進排練場的那一刻有多好!我一定拼命巴著小寶不讓他亂跑不讓他一個人開車。不讓他在這齣戲缺席。
導演說因為小寶無法演出了所以戲中他要唱的歌由幼芳來唱,為什麼要這樣折麼我,我能做得到嗎?小寶依然昏迷不醒,我拼命的在家練習這首高難度原本該由小寶唱的歌〈誰說婚禮都是神聖的〉。首演是在台東縣立文化中心,舞臺上到了婚禮這一幕我走上樂隊的高臺,站在小寶原來的的位置,看著小寶的吉它,心中懇求缺席的小寶一定要幫助我好好唱完這首歌。沒有出差錯的唱完了這首歌,我彷佛聽到小寶笑著說,「幼芳唱的不錯喔!」
11月26日我們以小寶的名義在臺北國父紀念館為創世紀植物人基金會募款的義演,小寶沒等到這一天就於11月12日走了。劇團特別剪輯了「劇場的雨生」專輯,在演出完播放出來讓觀眾一同來懷念小寶。
這場演出對我來說是種煎熬,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撐完全場,當再次唱到小寶的這首歌,心中還是懇求小寶的幫助我好好唱完整首歌,再次完成這首歌,觀眾席的上空我彷佛看到小寶帶著笑看著我,不發一語漸漸遠去…消失……
終於演完了,站在舞臺側邊的翼幕旁,看著劇團剪輯的小寶專輯,曾經在舞臺上演過的戲,《淡水小鎮》的陳少威,《完全幸福手冊》的康有維,《天龍八部》的無名老僧還有為了《吻我吧娜娜》這齣戲做宣傳上電視的模樣,小寶誠懇帶著笑容說「來看戲嘛!」
忍了一整場的情緒終於潰堤,體貼的柏森摟著我,我知道我將他上臺的戲服給哭濕了,因為直到這一刻我才敢面對小寶真的走了這個事實。友輝對於那晚沒能和小寶好好聊聊,一直感到遺憾,而我也曾經打電話到小寶的語音信箱,想要留言告訴他我很想他,妄想著他會聽到留言,沒想到電話接通竟是一個女生的聲音,我嚇的急忙掛掉電話痛哭了起來,因為我真的再也沒有辦法和小寶聯絡了。
今年是小寶去世十周年,我一直很想念這個讓我感到溫暖又開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