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阿都拉的表親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這樣說過:「求知要不遠萬里,即使遠在中國。」
唐宋元三朝,大食商人曾一批又一批地來到中土。這些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不僅從西域陸路,還從海上絲路,揚帆到來。尤其是唐朝中葉以後,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今西藏)勢力佔據,而中亞又被土耳其民族所佔,陸路受阻。因此海上絲路更為興起,漸而取代陸上絲路。
「一手可蘭經,一手持劍」,並不是伊斯蘭教傳播的唯一印記。最起碼,在其往東傳(尤其在中國)的記事裡,伊斯蘭教是和平的進入、發展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大食商人是一手拿著《可蘭經》,一手拿著珍奇寶貨,和平友好地東來貿易。在長程貿易過程中,構架起了跨文化的橋樑。
僅在唐代,據估計,廣州、泉州和揚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就有數以萬計。唐朝文獻也常見有蕃官、蕃人、蕃客、蕃舶、蕃坊和蕃長等名稱。此「蕃」,大抵指的都是阿拉伯大食商人。至宋代,泉州還有伊斯蘭教徒的「蕃客墓」。由於阿拉伯僑民的長期留居,還出現了「土生蕃客」,亦即出生於中國的阿拉伯人。
當時,這些經營海洋國際貿易的大食商人非常富有。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些到來中國的大食商人,中國文獻又都記說他們很多是姓「蒲」的。例如南宋岳珂《桯史》記載當時僑居廣州一位最富豪的大食蕃商蒲姓者之家,「其揮金如糞土」。這位蒲姓富豪商人原是「占城之貴人」,來中國貿易後而留居不歸。
在《宋史》〈大食傳〉記載來華的使節中,記有蒲希密、蒲思那、蒲羅、蒲加心等。他們有些是官員,有些則是阿拉伯船主或商人,用自己的名義來華進貢。例如大食商人蒲亞里,他曾一次向宋朝政府進貢大象牙三百九十株,大犀牛角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他長期留居廣州,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五年不歸。
由於大食商人的海貿生意能為中國海舶稅收帶來巨利,宋朝政府還常因此而授予他們官職。他們包括以占城進奉判官的名義入貢的蒲霞辛可,以及船載乳香來廣州市舶的蒲羅辛等。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是那位宋元之際的大豪商蒲壽庚。
蒲壽庚的祖輩原為西域穆斯林。至其父蒲開宗,從廣州遷至泉州。宋代淳佑年間(1241-1252),蒲壽庚因助平海寇有功,被委為泉州提舉市舶司,掌管一切海舶抽稅事務。他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控制當地的軍政大權,成為一方權貴。宋末,元軍攻克臨安,南宋朝廷殘餘勢力逃至泉州,蒲壽庚為保有其既得利益,竟轉投降元。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後,蒲壽庚和其子蒲師文備受重用,蒲氏家族承辦泉州市舶招商的重任,利用權勢大量累積財富,擁有海船80艘。
中國文獻裡的「蒲」姓,不僅在《宋史》〈大食傳〉有述及,《宋史》〈三佛齊國傳〉(亦即島嶼東南亞的室利佛逝)亦記說「其國居人多蒲姓」。該傳中見有蒲姓者,有蒲蔑、蒲婆藍、蒲謀西等。在《宋史》〈占城國傳〉(今越南中南部)又記有蒲思馬應、蒲路雞波羅、蒲訶散、蒲羅遏等名姓。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
在勃泥國(今婆羅洲汶萊),《宋史》則記載有其國副使蒲亞里來中國朝貢的事例。考古發現,在今汶萊的一塊宋代古墓碑,迄今被公認為是遺存在東南亞的最早中文碑刻。其碑刻上「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此「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或波斯人,但已中國化。他是來自泉州的一個中國官員,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國式的。
「蒲」姓的由來為何?著名學者桑原騭藏在《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曾如是考證說:「蒲」姓就是中國人對於阿拉伯人名Abu之音譯。中國人對於Abu之音,普通常用「阿蒲」或「阿卜」等字面譯之。有時又省略最初之母音,而以「卜」或「蒲」等一字代表Abu之音。
桑原騭藏認為,當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經營東方遠洋貿易,應會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建立不少據點。除印度,馬來半島的箇羅國(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婆,恐亦一度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國的海南島。
至於那些唐宋元以來,留居中國的蒲姓族人,很大一部分後來就成為了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系民。有些在泉州,有些在海南島。十多年前,海南島三亞市先後發現五處伊斯蘭教徒古墓群,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伊斯蘭教徒墓地。《宋史》〈占城傳〉也記說,在宋朝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儋州(今海南儋縣)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此後,占城穆斯林入居海南島者漸多。宋元之際,又有一批占城的伊斯蘭教徒移居海南島,散居海岸,謂之番村、番埔。其人多蒲姓。《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380〈崖州風俗〉記載了這段史事。
如今,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羊欄鎮回輝村還有不少回族。1943年,小葉田淳遵照日本「海南海軍特務部」的囑托,著手編纂《海南島史》,記述了海南島這些沿海回族,他們多是漁民,「一直到現在大抵姓蒲,此外哈、海、李、江、劉、陳諸姓雖然也有,然而他們的祖先,幾乎都姓蒲,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9世紀,大概是1870年吧,有四名海南島三亞回輝村的哈姓回族兄弟離開家鄉到南洋來尋找生計。其中一人名叫哈蘇璋,也就是哈山沙禮。哈山有一女,拿督凱蘭哈山。她就是我國(指馬來西亞)前任首相阿都拉(指Tun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的母親。
天涯海角鹿回頭。有人說「布衣首相」阿都拉應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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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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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Daily Hong Kong《都市日報》專欄:https://www.metrodaily.hk/metro_columns/回應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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