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六甲遊記|知史百家
安煥然
趁演講之便,帶了三位學生來到馬六甲。
說是要來看古跡的,自然不能放過一個人,請她來當我們的另類導遊,最恰當不過。這位朋友就是我們熟悉於《星洲日報》的《明日遺書》、《笑看古城》專欄作者歐陽珊。
古城的古跡古物多。走沒幾步就可以駐足說個典故。拐個彎,抬頭看街屋的馬背山牆,就有多種造形。隨處可見牆上如鐵絞刀的壁鎖,那是荷蘭人引入的建築技術。我們還總硬拉著歐陽珊,要她帶我們去看屋牆上會「吐水的魚」。
走過荷蘭街,轉來打鐵街。單單在這裡,我們就逛了一整天。說它是打鐵街,當然是因為這條街的打鐵店。目前僅存兩三家。歐陽珊指著一間店屋說,以前這裡曾是馬六甲牛車的修理店,也有人說這間老屋是傳授手藝的匠堂,廳堂上還懸掛著「殊尊魯史」的大匾。可惜打鐵這一行,不是沒生意做,嘆只嘆,後繼無人。
打鐵街又叫大伯公街,因為街尾有間供奉大伯公的三多堂。這是一間由甲州廣東籍十餘間會館組成的管委會聯合管理的神廟。據說這間廟是僅次於青雲亭的老廟,已有二百多年歷史。廟裡的特色是牌匾很多。整修後,有懸掛著的,也有暫時橫置著的。在我們另類導遊的印象中,廟的牌匾應該還不僅如此而已。
這條街,又有人叫它甲板街。可能是當年中國水客在馬六甲河口下船落腳的地方而得此名。歐陽珊兩度帶我們去看「美化」了的馬六甲河。晚上看了一次,白天又去看了一回。「美化」的背後,有商家居民以生命換回來居住權的辛酸故事。
走進打金街(今又稱之為「和諧街」),果然仿佛世界各大文明的靈光都匯聚在這條小小的街道上了。那裡有一間馬六甲最古老的興都廟和最古老的華人寺廟青雲亭。然而,尤其讓我們驚喜的是那座甘榜吉靈回教堂。據說是由印裔回教徒於1748年興建。古跡維護建築師陳耀威曾說,這間古老回教堂是「不同的建築風格和元素,在這裡出現近乎完美的融合」。
這座回教堂的建築,除了是「簪花重檐」,旁有印度式的高塔,其淨池卻是十足歐式風味的小噴泉,而且在回教堂的屋檐下竟用了潮州剪黏的藝術,甚至還出現了華文「囍」字。回教堂裡的「轎椅」,也很令我們注目。歐陽珊說,像馬六甲回教堂這樣的轎椅,與今天中國南京淨覺寺的講經座椅極為相似。是不是與當年的鄭和這位回教徒有關?值得考究。
在要走往青雲亭的路上,歐陽珊帶我們繞了個小徑,走過散布亞齊人的墓區,來到文豪文西阿都拉的故居,說了他的故事。歐陽珊說,跟著不同的導遊,會有不同的導引。華人導遊帶旅客走華人景點,馬來導遊走馬來人路線。洋人、日本人按地圖標誌「亂走」一通,卻也自得其樂。即使是三輪車夫,也有他們獨特的視點和軌跡。
1940年郁達夫遊馬六甲,曾寫了篇〈馬六甲遊記〉,他說:「走馬看花,馬六甲的五百年的古跡,總算匆匆地在半天之內看完了。於走回旅舍之前,又從歪斜得如中國街巷一樣的一條娘惹街頭經過,在昏黃的電燈底下談著走著,簡直使人感覺到不象是在異邦飄泊的樣子。馬六甲實在是名符其實的一座古城,尤其是從我們中國人看來。」那是戰前一位中國著名文人,他「中國人」的情意結,以及其視點的聚焦與局限。
1954年,魯白野在《馬來散記》中的一篇〈古城兩題〉,這樣對馬六甲人說:「太過沉緬於記憶也是不好的。一味想著過去的好日子,卻不想在目前創造好日子,是愚笨的……馬六甲人實在應該振作,浚深河道是首要工作,俾使商船能再像往昔一樣直駛岸邊,恢復當年鄭和太監在此築廠,使其成為東南亞商業中心的繁榮。」這是當年一位積極於參與構築馬來亞建國歷史的華裔知識份子,熱情而樂觀的期望,馬來亞要富強、要發展,馬六甲要再現繁華。
我曾在日本逛書局買了本《亞細亞之中的琉球王國》(2004年第四刷)的小書。作者高良倉吉是琉球大學教授。在〈馬六甲的琉球人〉一節,作者非常感嘆。其文大意是這麼說的:我在1974年最初到訪馬六甲,發現它只是馬來半島的一個小市鎮。葡萄牙的征服,荷蘭人的入主,英國殖民勢力的移入,把海峽殖民地的重心和建設轉移到新加坡,急速導致馬六甲的沒落。征服者對馬六甲古城的破壞實在太多了。近年來,又隨著經濟的發展,馬六甲的市街和郊外建起了很多豪華的旅舍,每逢周末吸引很多觀光客到來,馬六甲的變貌,更令人吃驚。曾經是東南亞首屈一指的貿易中心,遭受了世界歷史浪潮的沖刷,比琉球的歷史遣跡被破壞還要嚴重,真令人同情。
或許吧,對某些人來說,馬六甲人的古跡古物仍然很多,隨處都有故事可講,有古跡可看。然而,每次歐陽珊帶我們逛遊古城,總是「唸」個不停。對於這裡的古跡和世俗之人對古跡維護的態度和作法,她常常是執著地看不開,既好氣又發作不出來。談笑間,寂寞地,心事誰人知。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南亞 技術學院 副校長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琉球與滿剌加|知史百家
安煥然
沖澠那霸市的首里城正殿,原有一座掛於1458年的「萬國津梁鐘」。該鐘銘文刻有:「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展現了15世紀中期琉球王國興勃的海洋生命力。
15世紀中期的數十年間,亦即鄭和下西洋之舉罷廢後,明朝對外政策內縮之際,這時候的琉球,借助於中華朝貢體制所促成的特殊時機,以中介商身分,大事經營東亞和東南亞的轉販事業,躍昇成為聯結這兩個區域海洋貿易的重要中介國家,是為琉球的「大交易時代」。
慶幸地,這一段輝煌歷史被保存記錄在琉球的《歷代寶案》內。《寶案》收有1424年至1867年共計443年間,琉球王國與海外諸國往來的原始公文,是琉球與其鄰國交涉檔案之集成,一部研究琉球王國與東亞和東南亞關係史上最寶貴的原始資料。
《歷代寶案》所收公文,不論是琉球國王寫給各國的咨文,還是其他國家,包括東南亞諸國(如暹羅、滿剌加等)國王回彜給琉球的咨文,全是用「中國文字」書寫。著名學者徐玉虎在〈琉球歷代寶案之研究〉一文中說:「此點充分說明『中國語文』,是當時遠東地區國際間共同使用之語文。」
當然這種語文格局的使用,與琉球奉中國明朝為正朔有關。惟,其通使交易活動,亦與海外華人移民集團有關聯。琉球華人移民集團(俗稱的「閩人36姓」)在琉球之外交和國際貿易發展上,尤其是對航海技術之提供、外交文書之製作,語言翻譯及外交禮儀等方面,都居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華人大多居住在琉球的久米村(今沖繩外島),形成一個相當特殊的移民聚落。
此外,東南亞諸國的海洋貿易活動,其實也有不少華人移民參與其中。可以推斷,琉球與東南亞的貿易結合方式,實際上是由琉球國王室、東南亞諸國土著以及海外華人移民集團之相互結合所形成的一個廣闊的海洋經貿網絡。
根據《歷代寶案》的公文收錄,從1425年至1570年的150年間,琉球頻繁地與東南亞各國經貿來往。其中,琉球與暹羅的來往次數最多,惟在1463年至1511年期間,琉球與滿剌加的來往最為頻密。
1463年,即是滿剌加蘇丹芒速沙在位的全盛時期,1511年則是滿剌加滅亡之年。在此近50年間,《琉球歷代寶案》收有10件琉球國王致書給滿剌加蘇丹的咨文,6件滿剌加致給琉球的咨文,另有琉球改頒之「執照文」3件。雙方的往來公文合計有19件。
相較與東南亞其他國家,滿剌加與琉球的交往稍晚,但在蘇丹芒速沙時期,特別是1463年至1473年的這10年中,卻是幾乎年年交通,來往次數(13次)冠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時期暹羅僅2次,蘇門答剌3次,舊港和爪哇沒有來往公文記錄)。可知全盛時期的滿剌加,幾乎壟斷了琉球與東南亞的通使貿易活動。
琉球向滿剌加販售的商品,主要是轉販中國的瓷器。《琉球歷代寶案》咨文均有明確記錄,以「色段五匹、青段二拾匹、大青盤二拾箇、小青盤四百箇、青碗二千箇」為「定額」,這只是每次贈給滿剌加蘇丹的「見面禮物」。
滿剌加蘇丹通常也會回送貨物,除胡椒外,《歷代寶案》所列品名基於音譯關係,相當費解,推斷應該是一些印度或孟加拉出產的布類。
15世紀中期,滿剌加主控馬六甲海峽(尤其是聯結印度洋海域的經貿),成為東西貿易商品之重要轉口中心。而在此同一時期也經營東亞貿易中介的琉球,其與滿剌加通使交易之展開和發展,這兩個海貿中介國的結合,在促進當時東西海上貿易網之聯絡上的貢獻是重大的。
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國間的交涉、貿易、溝通及咨文之公文往來,竟是用「中國文字」。誰說中文/華語沒有「國際市場」?早在500多年以前的東亞和東南亞的海域上,「中文」可說是當時國際貿易的通用語文。今我來思,大家有何感想?
**備注:關於琉球《歷代寶案》,1972年台灣大學有印行本。小葉田淳、徐玉虎和許雲樵都曾對這部珍貴檔案撰有研究專文。我在十多年前撰寫碩士論文時,曾在台大復印了一些,看到一筆一筆工整毛筆中文字書寫的琉球致給滿剌加之咨文,很是激動和震撼。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南亞 技術學院 副校長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鄭和與伊斯蘭|知史百家
安煥然
寺田隆信在《中國的大航海家鄭和》指出,「應該說鄭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國的伊斯蘭教徒為主角,以東南亞、印度、西亞各國的伊斯蘭教徒為配角而展開的不平凡的伊斯蘭的事業。」
在鄭和熱的研討當兒,除了強調「中國」之偉,鄭和下西洋其實更具有其「世界性」的意義。其中,鄭和船隊中的伊斯蘭色彩,是我們探討早期「馬中關係史」應該正視的議題。
鄭和七下西洋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不僅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其隨從要員不少也是穆斯林。
雖說,文獻上曾記有鄭和施財印造佛經贈送給各大禪寺的事錄,甚至說鄭和有佛教法名。下西洋時,鄭和也曾祝禱天妃娘娘。所以有人認為鄭和既是崇佛又是信道。但是,鄭和實出自「哈只」世家,也曾在泉州伊斯蘭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並曾奏請朝廷重建南京清真寺禮拜寺,顯示鄭和應是一名伊斯蘭教徒。或許只是因為身為明朝特使,鄭和有時不得不附和於佛道。
鄭和船隊的要員中,如副使太監洪保、通事馬歡、郭崇禮、西安清真寺教長哈三、副千戶沙班等,都是穆斯林。
誠如寺田隆信所說,鄭和的航海不能無視中國伊斯蘭教徒的問題。換句話說,不僅是鄭和本人,還必須看到伊斯蘭教徒,或有興趣和關心伊斯蘭文明的人們之作為鄭和隨員大量參加下西洋壯舉的事實。從航海技術,尤其是航海天文知識上看,鄭和下西洋還應視為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融合的產物,也是15世紀世界史上技術交流的成果。阿拉伯、印度的伊斯蘭世界不須贅言。即使是在東南亞地區,伊斯蘭的勢力也曾強有力地支持了鄭和的活動,建立起良好的互惠互動關係。
自宋元以來,至明朝初期,華裔穆斯林商人已流寓東南亞。至今發現的最早東南亞華文碑銘,是汶萊的一座1264年的伊斯蘭教徒華文墓碑,相信是一位中國華化阿拉伯人之墓。
鄭和隨員馬歡的《瀛涯勝覽》〈爪哇〉條中,也記錄:「(爪哇)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崇信鬼教。」由此可見,華人穆斯林早在鄭和下西洋(或其之前),已在東西海上貿易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在島嶼東南亞土著尚未全面改宗伊斯蘭教以前,就已落居於此。這些華人穆斯林集團在爪哇及舊港等幾個商業據點盤據,共同經營穆斯林商人網絡的海貿事業,甚至擔任該商業據點的港主。當陳祖義被鄭和生擒後,獲鄭和扶持,與明朝關係良好的施進卿接任舊港港主,施氏及其後裔,據考可能也都是華人穆斯林。
14世紀末,伊斯蘭勢力主要還僅局限在蘇門答臘北部幾個港市國家,但這股力量不容小覷。伊斯蘭勢力的東傳,除了宗教本身的意義,還帶有相當的經濟性。它意味著當時區域經濟商業聯盟的擴大,可以吸引更多的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船到來,促使馬六甲海峽地位再次回升,並借以與日漸勢衰的爪哇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滿者伯夷相抗衡和競爭。
永積昭《東南亞的歷史》也指出,「印度穆斯林商人至東南亞,其所帶來經濟的利益,與東南亞港市國家的伊斯蘭教的改宗是相并立的。」
有意思的是,滿剌加的國君也就在這個時候改宗,皈依伊斯蘭教。這應當不是一項偶然的巧合,而是滿剌加國君敏銳的時事觀察所致。
滿剌加國君迎娶蘇門答臘北端的伊斯蘭國家巴塞公主為妃,而皈依伊斯蘭教。惟,究竟是何代國君(第一代或第二代)迎娶巴塞公主,學界有了爭議。持同一人說者認為,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娶了巴塞公主而改宗,遂改名為依斯干達沙。但持二人論者則認為依斯干達沙實是拜里米蘇剌的兒子。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母干撒於的兒沙」或另一譯音「亦思罕答兒沙」,實際上是「襲父職爵為王」的第二代王,拜里米蘇剌和「母干撒於的兒沙」(Megat Iskandar Shah)應為父子關係。以上推論不論何者正確,拜里米蘇剌是一個印度化的名字,「母干撒於的兒沙」(或伊斯干達沙)則已是一個伊斯蘭化的王名,說明這時滿剌加國君已皈依伊斯蘭教。
馬歡《瀛涯勝覽》也記載了15世紀初伊斯蘭教傳播到滿剌加的事實。該書〈滿剌加〉條記云:「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其王服用以細白番布纏頭」。《瀛涯勝覽》所記,主要是馬歡隨鄭和第二、第四次下西洋時的實地觀察見聞。這時候的鄭和船隊,正預定要越過馬六甲海峽及印度洋,航向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滿剌加國君之改宗伊斯蘭教,這種行為不但與明朝中華朝貢體系毫無抵觸,而且鄭和的下西洋,也是充份利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所致。航行於東南亞海域,鄭和只選擇在滿剌加和蘇門答剌(巴塞)這兩個伊斯蘭的新興港市國家建立官廠行營,除了兩地的地理優越,以及兩國執政者對明朝表示誠信之外,雙方的伊斯蘭色彩相信也是促使彼此能真誠合作的關鍵因素。
我們可以這麼說,帶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鄭和船隊,選擇駐節滿剌加,強化了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間接助長了滿剌加這個港市國家的崛興。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