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
★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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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我覺得極度不合理的事。
菲爾剛離開路透社時曾在台灣幾所大學開新聞相關課程,因為他有三十多年路透社的經驗,不客氣的說非常資深,校方十分禮遇鐘點費給的比較高。不是不知足也很感謝,但客觀看來就一個有這樣經驗的國際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字是可笑的。當然學校不是有錢的上市公司他的目的也不是賺錢,否則根本不會在台灣教書。但那兩年我常想,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對本國老師壓榨尚且如此,如何請到國際專業人士來授課?
我們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也進入半退休狀態,對菲爾來說是為了興趣和樂趣而教,對我而言是可以回到台灣,他基本上把在台灣開課當慈善工作,因為得到的薪資付房租生活之外,所剩無幾。和發文這位老師一樣,花的時間不只是講課,有備課還有課前課後學生單獨來找的時間,往返的時間(這應該不能算),改作業的時間,一趟出去的時數平均下來,有時鐘點費跟速食店超商打工所差無幾。說到錢很市儈,但這是殘酷的現實。
而在台灣的老師們,除了理想熱忱之外,還得養家。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
-\-\
照片是2012年我在X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勤益科技大學分數 在 謝銘元:失敗並不可恥但要有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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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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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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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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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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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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