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真正藝術家之三：香港藝術家和視藝老師是如何鍊成的呢？
上回談到殖民政府如何運用隱性的文化政策，輸入二、三流的歐美藝術老師來香港的大專院校「宣教」現代藝術。當時，政府又如何將藝術教育配合教育政策、人口政策、經濟政策等去管治香港和推動本地的環球經濟呢？在我成長的七、八十年代，正值香港發展經濟的高峰期，藝術在大專教育是怎樣的呢？
我在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前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讀設計文憑課程時遇上了好幾位當年活躍於藝術圈的本地藝術家老師，例如蛙王、王無邪、張義、蔡仞姿、畢子融、馮漢紀、高志強、梁巨廷、曾鴻儒、鄭明等等。理大設計學院沿用「包浩斯式美藝結合」教育，一直有顧用活躍的中、青輩藝術家當老師，直至回歸後香港政府實行「文化產業」政策，設計教育全面邁向經濟掛帥的路向，把缺乏「短期經濟回報能力」的藝術家打入冷宮。縱然校內的藝術家持續在一段頗長的日子裡透過他們的藝術活動（包括國際展覽、出版、學術研究、專業服務、博物館收藏等等）為學院「賺取」可觀的research points，最終均變成學院裡的「二等公民」，不再受器重，校方也再不顧用藝術家了。
當年，我的老師當中好幾位都像我們的父母輩一樣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他們被稱為南來文人或南來藝術家，背負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在香港面對殖民政府輸入的「人為」強勢西方文化，窮大半生在理工那種以「包浩斯式美藝結合」的職業訓練學校裡開展其藝術探索。美其名是「中西融合」，East Meets West，實際上是一種「既不能中，也不能西」的兩難處境。南來藝術家或多或少背負著中國文化的使命，在生活上相對內地較穩定的香港開展藝術事業理應是大好良機來的，無奈，面對內地政局不穩，殖民政府的施政，令到香港人的「中國傳承」被切斷，迎面而來的卻是政府在背後支撐的進口藝術，「如何把中國藝術現代化」成為他們避無可避的命題。試想，前輩藝術家們身處那種境況，以一己之力，一生的有限時間，那有建立本土文化基礎，以至自成一家的機會。遑論建立一套完整的藝術理念傳受給我這一代了。當我和我的藝術家朋友開始發展藝術時，萬事尤如盤古初開一般地從零開始。我們到處也找不到相關藝術文獻，記錄前輩們的藝術理念、發展過程和藝術教育方法等等。偶然探望前輩老師們時，發覺他們仍在「現代化」過程中尋尋覓覓，還未總結出實驗心得，我們做學生的又怎能強求老師們傳遞一套完整的藝術概念和技法給我們呢！時間不等人，我們惟有靠自己探索。不知怎的，我們找到的與及我們選擇的都是西方的東西。是崇洋的心態驅使嗎？
當時在理工另外有一小部份本地老師曾經留學外國，可說是沒有文化包袱，也可以說是沒有文化醒覺意識，對於 ‘Polytechnic’ （理工）這種英式教育全盤受落，有些更把自己當成「外國人」一樣創作西方媒介作品，完全沒有考慮當時香港的文化政治狀況(cultural politics)。外籍老師理所當然地教授他們的西方藝術和設計，不會談及東方的和香港的例子，完全沒有把西方的融合東方的的打算。他們都是只講不做，我從來沒有見過外籍老師們的作品。猶記得第一次上Objective Drawing課，英籍老師播了過百張幻燈片做範例，讓我們知悉當時得令的靜物畫是怎樣狀況。對於我這個在徙置區長大、中學剛畢業，在中、小學只接觸過美術和勞作，目不識丁的街童而言，簡直目定口呆，原來畫畫可以咁唔同，個世界原來好大！然後，我竟然不知好歹舉手發問：Sir, may I ask, which are your work? 老師的神回答竟然是：I dun knw how to draw. I come here to teach only。後來我當了老師，在in-service training時聽到這樣的「格言」：Those who can do, do. Those who cannot do, teach. Those who cannot teach, teach teachers。大致上說穿了香港藝術教育的概況。往後，我也曾遇上這種神級的老師，外籍的有，本地的更多。又一次，上陶瓷課每位同學要向老師交待創作草圖。我自小喜歡動漫，於是起草了不同的動漫人物。自創的啊！執教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烏鬚碌眼的大塊頭老師，他的身形和他的姓氏‘Rose’大相逕庭。他看過我的草圖後，竟然當著同學面前把草圖一一撕掉，邊撕邊喃喃自語說 I hate cartoon......I hate cartoon。老師當然沒有好好講解卡通有甚麼不妥當，也沒有提供創作上的出路。對於這樣的對待，我當時完全畀唔到反應，更無法以「英文有限公司」的能力去辯解。否則，我可能成為香港村上隆也說不定呢！及後，我明白到大專職訓教育是「自求多福」的學習，即係「食自己」咁解囉！
當年殖民政府要在香港這塊沒有天然資源的光禿禿石頭（the barren rock）開墾發財大計—轉口港貿易，以人口政策、教育政策、（隱性）文化政策等多向度部署，培訓勞動人口，投入工業生產，全民為經濟服務，進貢英國。政府不但沒有意識到文化藝術對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卻滋養了香港人短視搵快錢的心態，故此文化藝術從來不是教育的著眼點。加上我在前文提到的，「藝術家」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對殖民管治構成潛在的威脅。故此，殖民政府絕對不會在香港發展屬於香港人的本土文化藝術的。藝術只流於投閒置散的科目，可有可無。中、小學的美術和勞作堂只是青蜓點水式的在「標準尺寸」的「圖畫紙」上試試木顏色、又試試水彩、臘筆、粉彩等等。「圖畫紙」這種叫法簡直扼殺了乳臭未乾的小孩如我的想像力。 「圖畫紙」就是畫圖畫，不會作他想。「圖畫」就是根據老師定下的主題這樣那樣試畫一下就算。習以為常之後，對於喜歡畫畫的我來說，美勞堂都是好玩的，老師經常讚我做得好，「好有心機」、很「對題」。反而，最痛苦的是遇上老師要我們畫「自由畫」。自由？即係點？唔明囉！我自小就不懂自由，「自由畫」究竟是那門子的主題？要求的是甚麼？明明一直都好好的，有明顯主題跟著做，為何每學期總要來一次「自由畫」呢？自由有咩好啫？我由衷地不想要自由啊！至於圖畫紙的「標準尺寸」，那是供應商跟據原張紙度（31x43吋或者35x47吋）剪裁後，推出市場方便零售的做法，然後就變成「標準」了。老師從來不會提供原張紙任由我們剪裁，手上的標準圖畫紙也不能改變尺寸和形狀。選擇不是沒有的：直度或橫度，正面或背面啦！所謂選擇也不是真正的選擇呢！規定是，畫人要直度，畫風景要橫度。後來才知道這也是西方藝術概念，就是Portrait format和Landscape format的由來。又一西方主導藝術創作的例子嗎？一路至中學會考，都是素描、畫畫。我就讀的中學開的美術科只到中三為止，之後便靠自修了。美術老師是英文老師兼任的，完全沒有傳授藝術知識和技法，唯一幫助到我們的是用心和鼓勵我們多畫畫，然後就是向校長求情，批准我們報考美術卷。那一屆只有四位同學報考美術。可以想像美術在那個時代的受歡迎程度有多低。
我在七十年代尾中學畢業時，中學生的出路不似得現在「唔讀大學就冇前途」那種扭曲的想法，反而，大部份的同學都沒有繼續升學的打算，極其量只報讀一些一年制的秘書或者會計等商業課程，為自己找工作作準備。要找工作的同學都找到工作，一部份入讀私立大專院校的商科，很少部份入讀政府大專院校和大學，極少部份出國留學。當時，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然後就是大專的理工學院、浸會學院、演藝學院、師範學院和工商師範學院。另外就是私立的珠海、樹仁、白英其等等。
殖民政府很用心地在各大專院校開設性質不同的藝術課程。香港大學為例，為了配合培訓政府行政主任的目標，港大藝術系開設藝術歷史，配搭少量實踐課，讓該校學生培養一點藝術文化修養，以配合工作上的需要，例如公事以內以外接待各地來賓的時候，不能單靠平日技術官僚的「修養」行事，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史哲知識才似模似樣。中文大學則以東、西媒介作分野，開設藝術實踐課程。主要培訓畫廊藝術家（gallery artist）。東、西方媒體分家是很多亞洲藝術學院採用的教學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香港文化基礎薄弱，中國藝術未曾在此建基立業，在殖民政府厚此薄彼的政策下，東、西方媒介被對立起來比較，形成中國藝術是「傳統的」、「保守的」、「不自由的」、「不能自主的」等等負面形象。最近我到東京藝術大學探望在那邊讀書的朋友，上了兩堂課。朋友介紹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時輕輕帶過說道：「我老闆向我哋講解西方藝術例子果陣，佢通常會話，嗱！西方嘅角度就係咁睇，我哋日本呢，就有咁樣唔同嘅睇法啦！」。輕輕的一句使我恍然大悟！朋友的「老闆」貴為東藝大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Arts的系主任，當然深知西方藝術的來龍去脈，但她以日本傳統文化為依據去教授她的下一代，避免學生毫不思考地全盤接受西方的那一套價值。我回想到，我在過去40年接觸過的香港大專院校的本地藝術老師從來沒有一位會依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去理解西方藝術！問題來了，究竟我們的藝術老師是依據甚麼來教藝術的呢？
那些年，除了港大和中大開辦（視覺）藝術外，理工學院開辦設計課程，演藝學院則開辦以「藝團」為本的演藝課程。和理工設計截然不同「部署」的演藝學院主要培訓依靠「藝團」或大型演藝製作公司為生的演藝從業員，為大眾提供歌舞昇平的娛樂，藝團演出要租用場地，而本地的演藝場地均由政府管轄，也就是說，政府透過租賃規條掌管了演出與否的最後決定權。理工的設計科目只有平面、產品、室內和時裝四類商業設計主修科。目的是培訓設計師輔助工業生產，推廣經濟。同時，設計師被塑造成懂生活、有品味、又有文化的新一代。尤有進者，設計師隱隱然滲透出一種羡煞旁人的生活形態(Lifestyle)，作為勤力賺取生活的普羅大眾的消費榜樣，人人浸淫在物質享受，不作他想。這樣的設計教育的成功之處是使所有設計師都誤以為設計推動經濟是責無旁貸的，於是，設計在香港就只有商業設計一條路。縱然，我在千禧年初在校內推動本土文化和社會文化設計(socio-cultural design)與及後期的正念設計(mindful design)，遭遇到的卻從上從下四方百面而來的壓力，此起彼落，從沒間斷。十幾年後的今天，理大設計學院開辦社會設計課程(Social Design)；社會上，近年「正念」也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至連小學的禪修室也護得設計獎。每個世代都是由生不逢時的人和後知後覺的人交織而成，自然不過。我只不過是那種因為後知後覺而成為生不逢時的人罷了
現時正在教授藝術的本地老師大部份在求學時期不論選讀那一門藝術，都是在殖民政府為管治而制訂的教育政策影響下接受教育。那是一種從來沒有尋根意識、沒有傳承意識，沒有建立文化基礎意識，更不懂得問生而為人為何要從事藝術的扭曲教育。香港一代又一代的藝術老師就是在這樣的「潛」規劃之下被培養出來，卻誤以為是一種鼓勵自由、支持創作、培養批判思考、具有文化素養的教育。實際上，我們只不過是「掹車邊」，被西方牽著鼻子走，中國又看不起的兩頭唔到岸的四不像。甚麼獨立思考能力、自主創作能力等「口號」只是從一代藝術老師口中傳遞到下一代藝術學生口中，然後再傳遞下去，只流於口耳相傳，難以落實在生命之中的夢囈。
九七年香港政權回歸之後藝術教育又是怎樣一回事呢？留待下回分解。
附圖是我在理工讀平面設計時的畢業功課。題目是Typortrait，是我透過創作去追尋香港人的文化身份的開始。時為1988年，中英聯合聲明發佈後幾年。那次的追尋一直追至今時今日。
